學術權威與紅學論爭
紅樓漫卷世紀風(單世聯)--學術權威與紅學論爭
俞平伯生前最一篇有關《紅樓夢》的文章是《索隱與自傳說閒評》，其中說：
「紅學為渾名實抑含實義。早歲流行，原不過紛紛談論，即偶形諸筆墨固無所謂『學』也。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師儒身份大談其《紅樓夢》，一向視同小道或可觀之小說遂登大雅之堂矣。」（７５）此說與潘重規相似，但俞更強調王、蔡、胡的「師儒」身份：王國維是清末明初學界鉅子，蔡元培任過執新文化牛耳的北京大學校長，胡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他們來「大談」《紅樓夢》，是《紅樓夢》成學的外緣。２０世紀中國是傳統價值系統急劇瓦解、文化領域發生根本變革的時代，在建立新的價值系統和學科分類之時，文化名人、權威學人介入是《紅樓夢》獲得全社會接受甚至崇拜的主要原因之一。人文學術有其內在邏輯，但學術領袖們的倡導往往能改變一時代的學術趨勢。
除在專業紅學家和兩次運動中奉命寫批判文章的學者外，２０世紀的著名人士造訪紅樓者甚多：
學者：顧頡剛、吳宓、郭紹虞、劉大傑、何其芳、陳覺玄、李玄伯、李辰冬、牟宗三、韓國磐、舒蕪、傅衣凌、啟功、程千帆、周紹良、鄧雲鄉、徐恭時、鄧允建、王朝聞、王利器、鄭朝宗。海外的有周策縱、潘重規、徐復觀、夏志清、李辰冬、趙岡、余英時、柳存仁、方豪、陳慶浩、李潔華等。
作家：魯迅、胡風、沈從文、林語堂、巴金、茅盾、冰心、吳組緗、周立波、端木蕻良、張愛玲、楊絳、舒蕪、管樺、徐遲、白先勇、高陽、王蒙、劉心武等。
政治及社會活動家：梁啟超、蔡元培、陳獨秀、季新、王崑崙、毛澤東、郭沫若等。甚至林彪也批注過《紅樓夢》，江青也以「半個紅學家」自居。
名人和權威之所以樂此不疲地造訪紅樓，從客觀原因上看，第一，《紅樓夢》是中國文學具有總結性意義的作品，是古中國可能產生的最好的作品之一，因而是文學鑒賞和研究的最好對像、最佳入口。這就是何其芳說的：「正是由於《紅樓夢》生在封建社會的末期，生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經濟和文化都比較繁榮的時期，他所憑借的前人的思想和藝術的積累都十分豐富，他的天才可能得到高度的成長和發揮，他的作品裡面的民主主義的思想才可能那樣多方面，他的作品的現實主義的藝術才可能成熟和傑出，成為我國封建社會的文學的最後一個高峰。……它幾乎可以說對封建社會作了一次總的批判」。（７６）如果不計較何其芳文句中經濟決定論和封建社會等特殊觀念，那麼這也是中國人的一般理解。《紅樓夢》不但包含了詩、詞、曲、賦等傳統文學樣式，而且把這一切都融入對日常生活的敘事這一具有現代性的小說藝術之中。它有古典文學的「意境」，也有現實主義的「典型」，可供任何讀者的閱讀和欣賞，也可以成為各種研究方法的對象。
第二，《紅樓夢》包含了中國文化的諸多方面，幾乎任何從事人文學術研究的人，都可以從中發現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也應當從中發掘與各專業相關的材料。王希廉《紅樓夢總評》中說：「一部書中，翰墨則詩詞歌賦、制藝尺牘、爰書戲曲，對聯匾額、酒令燈謎，說書笑話，無不精善；技藝則琴棋書畫、醫卜星相，及匠作構造、栽種花果、畜養禽魚、針 烹調，鉅細無遺；人物則方正陰邪、貞淫頑善、節烈豪俠、剛強懦弱，及前代女將、外洋侍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娼妓優伶、黠奴豪僕、盜賊邪魔、醉漢無賴，色色俱有；事跡則繁華筵宴、奢縱渲淫、操守貪廉、官闈儀制、慶吊盛衰、判獄靖寇，以及諷經設壇、貿易鑽營，事事皆全；甚至壽終夭折、暴病亡故、丹戕藥誤，及自刎被殺、投河跳井、懸樑受逼、吞金服毒、撞階脫精等事，亦件件俱有。可謂包羅萬象，囊括無遺，豈別部小說所能望其項背。」（７７）以《紅樓夢》為題材的戲劇、電影、電視劇、繪畫、書法、篆刻、園林、建築、雕塑、陶瓷、編織、刺繡、服飾、茶藝、宴飲等等，已成為當代文化生活中的一部分。
第三，紅學有特殊的示範功能。「五四」時代紅學研究被胡適等人率先科學化，１９５４年以後又被徹底地政治化，對２０世紀中國學術產生了極為深廣的影響，借助它來闡明一些學術思想，有事半功倍之效。比如１９８０年在美國威斯康星召開的《紅樓夢》研討會上，唐德剛就以《曹雪芹的文化衝突》為名討論紅樓諸釵是大腳還是小腳的問題，間接引發了與夏志清的爭論，被稱為「震動海內外的紅樓夢論戰風波」，各報刊爭相報道。其實，早在２０年代末，《益世報》、《新民報日刊》、《全民週報》等報紙上就發表過多篇討論諸釵大小腳的文章，如此一件小事，只因為與紅樓有關，就有人關心。所以周策縱在１９７２年就認為：「『紅學』已是一門極時髦的『顯學』，易於普遍流傳，家喻戶曉，假如我們能在研究的態度和方法上力求精密一點，也許對社會上一般思想和行動習慣，都可能發生遠大的影響。」（７８）從紅樓可以找出通向人文社會科學的出通向人文社會科學的出口。
第四，紅學有特殊的消遣價值。曹雪芹本已說過：「……竟不若我半世親見的這幾個女子……觀其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嘉慶時的「二知道人」最先發現了這一點：「曩閱曹雪芹先生《紅樓夢》一書，心口間汩汩然，欲有所吐，輒思秉筆 縷，以手為口，為朋儕譴睡魔。謀生碌碌，無暇及此。幸而一日清閒，北窗臥覺，夢余說夢，意到筆隨，不自知疾癡性之復發也。」（７９）革命中國風雲變幻，知識分子的位置和功能發生巨大變化，如何從傳統的「士」轉變為現代分工意義的專業學人，其間有許多糾葛矛盾；而國家重建的艱難及政治鬥爭的暴虐，更加劇了知識分子處境的艱難。
《紅樓夢》中男女情愛的心理微瀾、精緻的審美品味、幻滅人間的悲劇精神、嚴絲合縫的章法結構甚至暗語諧音等等，都可以成為知識分子任情使才的舞台。正如俞平伯１９３０年說的：「夫流傳之短書夥矣，其膾炙人崑口者亦多，如《水滸》如《三國》其尤著者也，然皆不如《紅樓》之異說紛紜，可聚訟而如獄，可匯合而成書者，何耶？喁喁兒女果勝於長槍大戟耶？紅牙低按果勝於鐵板高歌耶？是則是矣，而猶未盡也。蓋其開宗明義之文章儼然懸一問題焉，此與其他小說差有分別，則後人從而討論之，以至於爭執而聚訟之，宜也。」（８０）１８９８年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有人寫詩云：「說部荒唐遣睡魔，黃車掌錄恣搜羅。不談新學談紅學，誰是蝸廬考索多。」詩下有註：「都人喜談石頭記，謂之紅學。新政風行，談紅學者改談經濟；康梁事敗，談經濟者又改談紅學。」（８１）１９２１年，俞平伯給顧頡剛的信中說：「京事一切沉悶（新華門軍警打傷教職員），更無可道者，不如劇談紅樓夢為消夏神方，因此每一執筆必奕奕然若有神助。」（８２）「北京風波」之後的１９９０年，宗璞讀了王蒙的《紅樓啟示錄》後「有炎炎日午而瑤琴一曲來熏風之感。」（８３）紅學是煩難的學問，治紅學遠遠不是消遣，但讀紅確有避事消遣之意。比如俞平伯的《〈壽怡紅群芳開夜宴〉圖說》一文，討論的是紅學中一個極小的話題，但他由群芳的座位次序說到小說的章法和人物的命運，既是對文本的細讀，也可「聊資談助」。紅學兼有智力遊戲與發抒情性的功能，對名人權威們有相當的吸引力。
紅樓越顯赫，名人和權威就越要往裡擠；名人和權威擠的越多，紅樓就越喧鬧。紅學越成為顯學，以至於一度紅樓擁擠、紅水氾濫。但另一方面，過分擁擠必然導致紅學內部頻繁論爭。「回頭看紅學轟轟烈烈，更只是千言萬語盾和矛，無窮無盡的筆墨官司總打不消。」（８４）本來任何學術都是在論爭中發展的，而紅學論爭卻又因為名人權威過多而形成「大人物」壓制「小人物」的現象，這使得紅學論爭具有一種如何安排學術體制的社會意義。
「小人物」與「大人物」的概念是毛澤東在５４年提出的，「小人物」指李、藍兩個「青年團員」，「大人物」指《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的編者。５４年１０月２８日，袁水拍發表《質問〈文藝報〉編者》，批評《文藝報》對「名人」、「權威」、「老人」的迷信。在後來的批判中，「大人物」也包括俞平伯這種４９年以前已經成名的權威學者。紅學評點和索隱因其缺少統一的方法和規範而很難有什麼權威，新紅學以考證為主，考證既需要材料，也需要學問，普通學者兩方面都不具備，權威的形象和地位就特別扎眼。１９５２年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等論著出版後，「有人寫商榷文章寄到《文藝報》，接到的則是一封退稿信，上面說該書優點多於缺點，其中缺點人們自會分清，用不著批評云云。」李、藍文章寄到《文藝報》後，乾脆就沒有答覆；當江青找到胡喬木、鄧拓、林默涵、林淡秋等人要求《人民日報》轉載已在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發表的李、藍文章時，胡、鄧均沒有答應，理由是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最後決定由《文藝報》轉載；而《文藝報》為此文加的編者按中，也明確地說：「作者的意見顯然還有不夠周密和不夠全面的地方。」《光明日報》轉載時的編者按也說：「……本文作者試圖從這方面提出一些問題和意見，是可供我們參考的。」
（８５）袁水拍後來在《質問〈文藝報〉編者》的文章中統計：１９５４年《文藝報》在１９期中共發文五百多篇，編者加按語的只有１３篇，其中１２則按語都是支持和讚揚的，只有對李、藍文章是有所保留的。把這種現象說成是「甘心作資產階級思想的俘虜」是扯高了，而且據李希凡後來說，當時他對馮雪峰印象很好，「他有點像魯迅，很關心青年人的成長。」（８６）但學術領域權威與「小人物」不平等確實有時是令人氣憤的。
俞平伯早就說過，只抱著一部《紅樓夢》是不可能進行紅學研究的。李、藍這樣的小人物可以因為懂得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現實主義文藝思想而對《紅樓夢》的社會政治內容發言，但一涉及到考證，他們也只得承認：「搜集有關的材料是最困難的。最好的或較好的紅樓夢版本和其他古典文學研究材料，我們這些無名的渺小人物自然是到處借不到的。現在想起來，對於有些大圖書館那一串苛刻的條件和限制，我們還不能不有所憤慨。當時，我們手邊只有一部日本出版的紅樓夢和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這自然是最被那些擁有海內孤本、珍本以及大批資料的專家們所嗤笑的。」（８７）李希凡出名之後到北京圖書館講演時，才得到館長丁志剛奉送的借閱證。但李主要關注的仍然是《紅樓夢》的政治思想，直到１９７３年，他還承認，有關《紅樓夢》的具體問題，「誰也沒有俞平伯先生熟悉。」因為缺少一些條件，「小人物」的心態就比較複雜，一方面輕視考證之類的材料性、技術性功夫，或對考證的不屑一顧，或強調考證要服從於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另一方面對「大人物」擁有材料感到氣憤。在當時的批判文章，火氣最大、語言最尖刻的就是「小人物」對擁有材料者的批判。比如吳小如就諷刺說：「我們的研究《紅樓夢》的專家們，不仍舊是動輒以『脂評』、以『楝亭圖』，以永忠的三首詩，以甲辰抄本《石頭記》等等在讀者面前賣弄玄鬻麼？」（８８）《人民日報》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３１日發表的黃肅秋的文章題目就是「反對對古典文學珍貴資料壟斷居奇的惡劣作風》，其中說：「據我所知，俞平伯先生就是有這種惡劣作風的一個。解放以前的情形且不管它，只說解放以後，大約是去年年底，俞平伯先生居然還寫信，經過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向北京大學圖書館提出，不應該把紅樓夢的脂硯齋評本借給別人看。」（８９）紅學資料不少是由個人搜集的，他們理所當然地擁有優先使用權，而且即使胡適秘藏甲戌本多年、吳恩裕也不希望別人看到他藏的材料，他人很難過多地指責他們，但「小人物」的心理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大人物」的主要標誌，是長期訓練和積累所形成的解決複雜問題的學養和能力，這也不是「小人物」具有的。茅盾《關於曹雪芹》一文的開頭就說：「世人艷稱，歷來研究莎士比亞的著作，汗牛充棟自成一圖書館。這番話，如果移來稱道曹雪芹及其不配的巨著《紅樓夢》，顯然也是合適的。」（９０）不讀完這個圖書館的相當部分，是很難研究紅學的。４９年天翻地覆，人文學術各領域都必須話語更新，惟有在考證領域，權威們可以繼續保持自己的優勢。５４年運動中，批評者無論怎樣激烈，也沒有全部否定俞的考證成果，運動之後，俞仍在這方面用功。由於紅學需要考證的問題特別多，這個領域的權威們也就相對神氣。１９８０年周策縱訪華，邀周汝昌談紅，在看對方的詩作之後，周汝昌才靜靜地說：「你詩作到這樣，我們是可以談的了。」（９１）周當然沒有說不具備作詩的能力就應該被排除在紅學之外，他也不一定有輕視「小人物」
的意思，但「小人物」對「大人物」由敬畏而生反感卻是人之常情，５４年運動的過火和偏頗，也與毛澤東善於抓住小人物心理有關。像俞平伯、周汝昌這樣的「大人物」既不是自封的，也不是組織安排的，他們的成名之路由冷板凳上消逝的生命鋪就，由顯赫的學術成就來奠定的。但即使如此，「小人物」的發言權和成長所需要的條件也應當有一定的保護。
５４年的運動中，俞平伯、周汝昌、吳恩裕等「大人物」都受到批評，但一旦進入稍微正常一些的狀態，「大人物」還是餘威尚存。李希凡後來控訴：「在紀念曹雪芹二百週年前後，『新紅學』的考據學又大肆氾濫起來。俞平伯先生仍然在那裡以『權威』的地位多次宣傳他的看法，而青年們對俞平伯的新的批判，也還是繼續受到壓制。
」（９２）最突出的是１９６４年有幾位青年寫文章批評俞平伯《紅樓夢中關於「十二釵」的描寫》一文後，「強詞奪理」、「斷章取義」、「歪曲了俞平伯的原意」、「過分簡單化」等詞彙又被一些文學研究專家「祭起來砸向俞平伯新的批評者，並責成某編輯部同志逐字逐句查對俞平伯原文，多方尋找所謂是否有『引申』、『誇大』、『歪曲』之處，要求作者一改再改，妄圖阻礙批判的進行。直到最後不得不發表這兩篇 批判文章時，有些人還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文章的題目上字斟句酌，大費心機。」（９３）
李所說的兩篇文章，就是高淡雲、周淇分別發表於《文藝報》與《文學評論》上的兩篇《評〈紅樓夢中關於「十二釵」的描寫〉》。事實不一定如此，但其義憤之情卻不完全是空穴來風，問題是壓制他青年人的究竟是誰？
其實，４９年之後的「大人物」已主要不是學術權威。在政治統領一切的時代，學術服務於政治，全部資源都由領導掌握，個人甚至無權自由發表文章、出版著作，如此還能有什麼學術上的「大人物」？據王佩璋在「紅樓夢研究座談會」上介紹，１９５３年底，俞平伯應《人民中國》之邀寫了《簡論〈紅樓夢〉》一文後，為鄭重起見，把文章寄給了胡喬木，胡「提了許多意見，把文章退還給 俞先生，要他重寫。」胡喬木絕非紅學家權威，只是因為他是政治上的「大人物」，就可以當仁不讓地指揮紅學上的「大人物」。不過在５３年，學術權威還沒有完全屈從於政治權威，俞接信後只是讓他的助教王佩璋另寫了一篇。（９４）然而，政治權威當然不允許學術權威底氣尚存，５４年運動解決了這個問題。「小人物」李、藍之所以敢向「大人物」俞平伯挑戰，是因為有政治領袖的支持，在毛看來，像俞平伯這樣的學術權威是隨時可以被批判、被整肅的「改造對像」。此後的「大人物」，即使不是政治權威至少也得有政治權威的支持。李希凡脫穎而出後，俞平伯嚇得幾年不敢談紅說夢。但依靠政治權威翻身的李希凡也只是權威結構中一個層次，在他之上，還有更大的人物：
１９５４年作家協會召開的座談會上，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說李、藍的文章不過是講了「馬克思主義的常識」；（９５）也是在運動期間，何還說：「我們還沒成為他（俞）的俘虜，投降還說不上……批判俞先生的人，藝術鑒賞還不如俞。《紅樓夢》後四十回讓俞先生來續的話，比高鶚要好。」（９６）
１９５７年，何批評李、藍用清初的市民思想解釋《紅樓夢》是「老的牽強附會再加上新的教條主義」。（９７）
何其芳之上，還有當時的「文藝沙皇」周揚。１９５４年運動中，周召見「小人物」，「要我們不斷地『學習』和『提高』，要我們掌握一兩種外國語，不要當崑土作家』，要我們多找某專家『切磋』、『研究』等等」。「小人物」對權威天生有一種敬畏心理，李不但對周揚等人「感謝不盡」，而且「在文藝黑線統治下又受到了資產階級 、修正主義思想的熏陶和腐蝕，更加香臭莫辨了。」結果Ｔ淞拔幕蟾錈跋Γ?nbsp;
黨需要我拿起筆進行戰鬥的關鍵時刻，我卻被文藝黑線捏著鼻子拉去，做了他們假批判的工具，迷失了革命方向。」（９８）李這裡所檢討的是１９６５年他沒有答應江青要他寫的《海瑞罷官》的文章，結果是江青在柯慶施的支持到上海找到姚文元。但李並未完全被周捏著鼻子走。１９６４年，李就典型問題批評何其芳。從延安時期開始，何就是周揚手下的一員大將，「何其芳同志的發表他的反批評，是用不著經過『審查』的，而我在１９６４年６月寫的批評文章，送到了《新建設》雜誌，卻必須由周揚『審查』。文章在周揚那裡一壓就是幾個月。我只好請舊中宣部文藝處某負責人向周揚催促對此文的處理，得到的第一個答覆是：『不管何其芳態度怎麼不好，也不許他李希凡態度不好，文章必須修改。』當時我在氣憤之下，就把此文小樣寄給了江青同志，並給周揚寫了一封信說明，此文已送江青同志。」最後的結局是：李對文章作了修改後由《新建設》雜誌發表，雙方各退一步。（９９）
更高的還有中宣部長陸定一。１９５６年陸發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著名講話，其中說道：「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藝工作學術思想上的錯誤。對他的學術思想上的錯誤加以批判是必要的，當時確有一些批評俞先生的文章是寫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則寫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說服力量，語調也過分激烈了一些。至於有人說他把古籍壟斷起來，則是並無根據的說法。這種情況，我要在這裡解釋清楚。」（１００）
所有這些，都被李希凡理解為大人物在繼續壓制「小人物」。「文革」砸爛了崑「閻王殿」中宣部，李終於出了一口惡氣。毛澤東的信公開發表，李把它放大貼滿家中一面牆。１９７３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新出版《紅樓夢》，原來由何其芳寫的「代序」被換上了李希凡的序。也是這一年，李為其《紅樓夢評論集》撰寫「三版後記」，專門以「在文學思想戰線上」為標題，一口氣排比了圍繞紅學研究所發生的「階級鬥爭」：
１９５７年１月，李希凡、藍翎的《紅樓夢評論集》由原作家出版社出版。
１９５８年２月，俞平伯校訂、王惜時參校的帶有長篇序言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由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１９５９年９月，何其芳同志的《論「紅樓夢」》，以「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專刊」的形式，由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１９５０年１月，蔣和森同志的《紅樓夢論稿》，由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百二十回本《紅樓夢》，經過「重加整理」並為了「幫助讀者理解本書的思想內容、藝術成就，特商請何其芳同志崑將他所著的《論〈紅樓夢〉》一文節要壓縮，作為本書的代序」，重新再版。
１９６０年２月，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了俞平伯編輯的錯誤百出的增訂本《脂硯齋紅樓夢輯評》。
１９６１年５月，《文藝報》第５期發表了俞平伯的《談古為今用》的文章。
有人乘機叫嚷：「俞平伯這個名字在《文藝報》上出現，就是一個勝利。」
１９６２年４月，捕風捉影的《京華何處大觀園》出籠。於是，成百萬字的關於曹雪芹座年和家世的煩瑣考證，在某些報刊上氾濫成災。
１９６２年６月，舊中宣部指令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翻印買辦文人胡適收藏的《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舊文化部某負責人竟然下令保留底本上胡適的《序》、《跋》和印章。在柯慶施同志的堅決反對下，才不得不去掉為些反動貨色，卻又補上俞平伯先生寫的《後記》，對此書的來源既無說明，也無批判。
１９６３年２月，何其芳同志的《論〈紅樓夢〉》，由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
１９６３年３月，李希凡、藍翎的《紅樓夢評論集》由原作家出版社再版。
１９６３年６月，俞平伯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由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同年８月，《文學評論》發表了俞平伯的《〈紅樓夢〉中關於「十二釵」的描寫》。
１９６４年初，《文藝報》和《文學評論》都收到了青年同志寫的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中關於「十二釵『的描寫》的文章。《文藝報》收到的那篇原名《前進了多少？》；《文學評論》收到那篇原題為《〈紅樓夢〉研究中錯誤傾向的再現》。如我們在「附記」中指出的，這兩篇文章不僅都受到大加刪改，面目全非，而且被改成同一個題目：《評〈紅樓夢中關於「十二釵」的描寫》。
文學戰線上「階級鬥爭史」是李希凡當時編纂的，９０年代他已在《毛澤東與〈紅樓夢〉》等文中作了修正。如果不以階級鬥爭為綱，我們不難發現這裡的關鍵是等級體制下大小人物之爭：「在那時的出版規格中是分等級的，高一等的名作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不為專家們所承認的不成熟的作品，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１０１）他之所以能在１９７３年縱橫揮灑敘說歷史、聲調嚴厲地評說人物，是因為他這時已經是「大人物」，他的書已經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他的文章已經取代何其芳的《論〈紅樓夢〉》成為新版《紅樓夢》的「序」，而陸定一、周揚、何其芳等已不再享有政治上的保護。政治化時代的「大」「小」之別，不完全取決於學術能力，而取決於政治地位，且「大」「小」之分隨時可以對調。
「文革」以後，「大」「小」人物已不再純粹由政治地位決定，學術成就和貢獻至少理論上是成為「大人物」的要素之一。但「小人物」與「大人物」的矛盾仍沒有消除。紅學上的重要資料已經公開出版，但重要的學術刊物，必要的學術經費等等，卻是由「大人物」操控的。「小人物」如果與「大人物」觀點不同，他們之間就極易產生對立情緒。從１９９１年開始，歐陽健提出程本早於脂本，是《紅樓夢》的真本，脂批脂齋偽托等可能撼動百年紅學的新說後，紅學論爭出現了不僅僅是學術之爭的態勢。首先是馮其庸等人認為歐陽健是「弄虛作假」、「編假材料」、「非學術和非道德的喧鬧」。紅學「打假」成為１９９４年８月的在萊陽召開的「第七屆全國紅樓夢學術研討會」和同年１０月在武漢召開的「第五次當代紅學研討會」的主題；《紅樓夢學刊》「連發多篇文章，對歐陽健先生實行棍棒包抄，堂堂全國性大刊物，竟然連一句獎掖後進的話也看不到！實在有失大家風範！有的權威甚至不屑看歐文一眼，就破口大罵，比惡婆還狠！」「馮其庸在他自己主持編的《紅樓夢學刊》上，親自寫文章，對歐陽健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全無學術意味的『圍剿』。」（１０２）結果還引起了「第一樁紅學官司」。歐陽健的觀點還有待時間的檢驗，雙方關係的真相也還未充分顯現，但對馮的批評確已相當激烈。其實，崑與當年李希凡、藍翎比較，歐陽健還不能算是「小人物」
，發表紅學論文時他已年過五十，是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明清小說研究》的主編。但在紅學領域，歐陽健哪能與馮其庸並列？從１９７８年開始，馮以其《論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曹學敘論》等著述及主編《脂胭齋重評石頭記匯校》、《八家評批紅樓夢》、《曹雪芹家世 紅樓夢文物圖錄》、《紅樓夢大辭典》等重要資料書而成為紅學上的「大人物」，他是中國紅樓夢學會的會長、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所長、《紅樓夢學刊》主編。如果馮其庸不首肯，一種紅學新說、一個紅學新人恐怕很難在紅學領域得到承認，這也就難怪，當歐陽健新說與馮不同、又受到馮其庸的輕慢之後，歐陽健等自然地把馮與５４年毛澤東批評過的「大人物」聯繫起來而自己則以「小人物」自居。
是學術就得有權威，否則就無法發展。至於權威是俞平伯、何其芳還是李希凡、馮其庸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權威從何而來，權威是否確實推進了學術發展。當代中國的問題在於，一方面我們需要建立權威以維護學術的尊嚴和規範，另一方面又保護「小人物」的研究條件和話語權利。因為當代中國的學術研究還屬於「計劃體制」，在學術資源、科研經費相當有限的情況下，不但擁有學術權力、而且擁有行政權力的「大人物」，特別應當謹慎寬容，特別應當向蔡元培學習。
２０世紀是紅學盛世。新紅學以其科學方法使《紅樓夢》研究成為一門學科，５４年以後的紅學借助政治運動而普及開來，而紅學在其中生成發展的學術體制又是容易引發爭論的對立結構。所有這一切，都使得紅學成為２０世紀的顯學。回顧歷史，我們驚奇地發現，科學紅學與政治紅學原來都發端於「常識」。當胡適說《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後，馬上告訴我們：「這個見解，本來並沒有什麼新奇，本來是很自然的。不過因《紅樓夢》被一百多年來的紅學大家越說越微妙了，故我們現在對於這個極平常的見解反覺得它有證明的必要了。」（１０３）李、藍文章發表後，何其芳認為此文不過是講了一點「馬克思主義的常識」。確實，從文學研究角度看，說小說是作者的自傳，說小說包含著社會歷史內容，都還只是常識，如果說這兩個常識已經塑造了２０世紀紅學的基本格局的話，那麼這正啟示著我們崑不應小看常識的威力。新的世紀還會有新思潮湧動，政治思想還會影響文學，但像胡適把科學方法引進紅學、毛澤東以政治運動重建古典文學研究並造成巨大影響之類的事件，可以肯定是不會重現了，新世紀的紅學也可以肯定不會是顯學了。但紅學不會也不應消亡，它的前景既不會是科學的，也不會是政治的，而只能是文學的。在這個意義上，紅學有必在引入第三種常識，這就是俞平伯從２０年代到８０年代一直提醒我們的：《紅樓夢》畢竟是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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