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心武：公眾別把學院知識分子當天敵
一部《紅樓夢》，從來是非多。劉心武央視開講《紅樓夢》，將已近一潭死水的紅學界攪成一鍋粥！
在這次紅學事件中，最值得驚訝、也最值得關注的，並非紅學家對劉心武的批判，而是文化界對紅學家的反擊；事件的意義也不在紅學本身，而在由此透露出來的文化症候。
這樣的「捍衛」是對「言論自由的反諷」
文化界反擊紅學家的理由，是所謂捍衛劉心武的話語權。我以為，這實際上是無的放矢，不得要領。
對此事件，據說網絡民意大多持「支持劉心武，人人都有研究紅學的自由」的立場；朱大可、張閎、薛湧等評論家也力挺劉心武，多以「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的理由立論，認為他應自由表達自己的觀點，紅學界沒有資格進行學術圍剿。如張閎就說：「在這個事件中，最首要的是對劉心武的表達權的維護。至於劉的研究方法及其結論究竟如何，那是在言論權利得到保證的情況下，才能夠去甄別和討論的。否則，即使是正確的結論，也可能轉化為話語霸權，進而成為謬誤的辯護士。」
——所謂「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當然是最冠冕堂皇的話，但它是否正確、是否有意義，要取決於具體的語境。簡單地說，「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的說辭，只有針對弱勢者而言才是正確的；相反，假如是針對強勢者而言，則不僅毫無意義，更會成為強勢者話語霸權的藉口，使強勢者更強，弱勢者更弱。那樣，言論自由的實踐就會走向其反面，構成了美國法學家費斯所說的「言論自由的反諷」。而在紅學事件中，劉心武明明一開始就佔據了央視這一傳媒制高點，擁有了遠大於紅學家群體的表達權，他何曾需要我們來捍衛他的話語權利呢？相反，真正需要維護表達權的恰恰倒是紅學家群體。在網絡輿論的多數聲討中，在文化界幾乎一面倒的指責中，在媒體推波助瀾的造勢中，紅學家的聲音事實上被弱化，甚至被負面化了。劉心武當然有他的言論自由，但紅學家更有批判他的言論自由，否則，以捍衛劉心武表達權的名義，打壓紅學家的表達權，那就成了學術自由的反諷了。
紅學家循規蹈矩，劉心武「旁門左道」
以胡適《紅樓夢考證》為中心奠定的新紅學，是民國以來新學術的典範之一，也是至今為止紅學界的主流；而新紅學建立的前提，是對「索隱派」的否定，對猜笨謎式的舊紅學的否定。現在，劉心武，作為將黃庭堅「江湖夜雨十年燈」的名句當成自己作品的老作家，以「秦(可卿)學」的名義使「索隱派」借屍還魂，因此而遭到主流紅學界的群起而攻，那是情理之中的。
紅學家對劉心武的批判，本來是「考據」與「索隱」的學術方法之爭，是捍衛學術規範的問題。但文化界對紅學家的反擊，就完全將爭論重點轉移了：他們並不關心劉心武的是非問題，而只關心紅學家的態度問題。他們實際上將紅學內部的問題，置換為紅學外部的問題；將捍衛學術規範、反擊偽學術的問題，置換為捍衛言論自由、反抗學術霸權的問題；也就是將純學術問題，置換為知識社會學的問題。
比如朱大可就借此將批判的對象，由紅學界延伸到整個學術體制：「……與紅學命運相仿的是各種文學研究會行業。早在上世紀80年代『新時期』，文學的畸形繁榮推動了文學研究的浪潮，不僅『四大名著』皆有自己的研究會，就連那些被官方認可的現代作家，也相繼成為各大學術廟宇的神明。以魯迅為旗幟的魯學，以茅盾為偶像的茅學，以老捨為對象的老學，如此等等，形成強大的『研究會體制』。……這些官辦『研究會』，20多年來把持著現代文學研究的大門，見解陳舊，話語僵硬，缺乏真正的創見和活力，卻全面壟斷資源(科研經費和學術刊物)，把文學研究變成了少數人專營的『飯碗』。」
朱大可支持劉心武的怪論，打擊主流紅學界的霸權，毫不令人意外；這跟他支持蘇三所謂「中國文明脫胎於紅海文明」的謬說，以打擊正統史學界的霸權，完全是一貫的思路。他早前認為：「蘇三的觀點可能有大量漏洞，卻意味著一種顧頡剛式的『自由史學』的復興。中國史學家正在開始重建獨立的『疑古』立場。我們看到，在近代史(如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潰》)和現代史(如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等諸多領域，史學家在大力破解由舊史官編織的謊言。正是他們逐步擠開了窺見歷史真相的門縫。」將蘇三跟顧頡剛、茅海建、高華那樣的史學家並列，那真可謂是對顧頡剛、茅海建、高華的侮辱！
其實，朱大可對官營學術體制及其學術壟斷——他自己稱之為「學院官僚主義」——的揭露和攻擊，是很可認同的，只可惜未免不擇手段。因為對官方學術體系的反叛，並不必然就更接近歷史真相，學術之是非，固然不能以「學院」之是為是，但同樣不能以「民間」之非為非；打擊一種體制性的霸權主義和教條主義，仍應遵守基本的學術規範，而不能援引另一種荒謬的偽學術。主流學界固有其弊，對紅學和古史學大可反對，卻不能以支持蘇三那種「新天方夜譚」、劉心武那種「新索隱派」方式反對。
總之，從純學理而言，本來紅學家是循規蹈矩的一方，劉心武是旁門左道的一方；換句話說，紅學家站在相對正確的一方，劉心武站在相對錯誤的一方。但文化界反倒對紅學家群體大加撻伐，寧要錯誤的劉心武，也不要正確的紅學家，這是為什麼？這，正是紅學事件中最有意味的問題；也就是說，最有意味的並非劉心武對錯的問題，而是紅學家為什麼遭到集體聲討的問題。
「民粹」，針對主流知識分子的敵意
要理解這一悖論，不能僅囿於紅學事件本身。就事論事，孤立地就紅學而論，我覺得輿論界對紅學家的批判實屬偏離主題，對學術規範也缺乏同情；但在另一層面上，從文化背景及社會心理著眼，則輿論界對紅學家的批判，又是事出有因的。
在紅學事件以前，在紅學家群體遭受攻擊以前，經濟學群體早已遭受更大的羞辱了。郎鹹平對宗奉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派經濟學家的責難，丁學良所謂「大陸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五個」的言論，激起了民間輿論的廣泛認同；以至於在11月份《中國青年報》公佈的「你相信哪位主流經濟學家」的公眾調查中，信任率超過10%的僅有郎鹹平、吳敬璉兩人。本來，郎鹹平對國企改革的全盤否定不過是一家之見，丁學良純粹以西方學術體制為標準的經濟學論衡更是偏頗之論，但為什麼他們的指責如此輕而易舉地贏得壓倒性的支持呢？其中因由，實非經濟學界可以完全任其責的。
討伐「主流」經濟學界在前，討伐「主流」紅學界在後，我以為這兩個學術領域中的兩個文化事件，實際上並非孤立，而是同一種文化症候的表現：這是知識分子——尤其是佔據主流地位、壟斷文化資本的學院知識分子——信任危機和形象危機的徵兆。
在知識專業化的今天，知識分子已由兼濟天下的社會良心，蛻化為獨善其身的職業精英；已由眼觀六路的意見領袖，蛻化為畫地為牢的學術工匠。不僅如此，就連作為職業精英和學術工匠的基本操守，他們也往往難以維持。近50年來，學院知識分子在學術專業和道德品格方面，先後受到兩種性質的外部打擊；前30年，在思想改造和政治運動中，在自保求存的險境中，他們喪失了學術品格，也喪失了道德尊嚴；近20餘年，在市場化的壓力下，在專業利益的誘引下，他們出現了又一輪學術扭曲和道德滑坡。當今之世，在學術品格方面，學術欺詐者所在多有，一般的學術腐敗更是指不勝屈；在道德或法律方面，教授嫖娼者有之，新儒學專家走私人口者有之，為企業充當利益代言人者有之；此外，陳丹青欲辭職清華，周光召等對院士制度的否定，更是學術體制內部出現的自我批判……凡此之類，都是學院體制之病，也是知識分子之痛，不斷地矮化了主流知識分子的形象，也不斷地強化了民間輿論對知識分子的敵視心理。這也正是「郎顧之爭」及紅學事件背後的深層社會心理。這就意味著，經濟學家、紅學家固然有責，但民間輿論並不是為了反經濟學家而反經濟學家，也不是為了反紅學家而反紅學家，經濟學家、紅學家不過作為主流知識分子的代表而示眾罷了。
另一方面，網絡民意也加強了對主流知識分子的敵視態度。網絡的文化精神，很大程度上是對權威的顛覆，對主流的反叛，對聲名的唾棄；它使局部的偏見放大，對官方學術機制和主流知識分子的敵意因此而更趨極端，以至於形成一種「網絡民粹主義」的傾向。
網絡輿論對郎鹹平、劉心武的支持，實質上只是對「主流」學界的反動——他們未必完全贊同郎鹹平、劉心武的思路，甚至可能缺乏知識能力來辨別郎鹹平、劉心武的是非；他們鳴鼓而攻的激進態度，與其說他們是認同郎鹹平、劉心武，不如說他們是反抗經濟學界、紅學界，反抗學院知識分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