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的「文藝復興」
作為中世紀生產力曾領先於世界的少數國度之一，在中國歷史上，有過類似歐洲文藝復興那樣的文化啟蒙運動嗎？
1935年蔡元培先生為《中國新文學大系》所寫的《總序》中，把五四新文化運動比作中國的文藝復興我們不能說五四運動僅僅是因當時反動政府一紙賣國條約激發起來的，它與清末民初幾十年由潛流細流而成為洪流的思想文化啟蒙運動分不開。而清末民初的啟蒙，又與上溯200餘年，即明末清初的一次發起於民間知識層的啟蒙運動，有很深的思想淵源關係。那是一次完全中國式的「文藝復興」。
明末清初發生的那次與歐洲文藝復興時間相近而又性質相似的啟蒙運動，不像後來在歐風東漸影響下，從晚清開始醞釀到五四爆發的那一次啟蒙，而是在東西隔絕情況下，在中國獨立發展而又具有中國特色的一次啟蒙運動，它與歐洲啟蒙運動的最大不同，是它竟「胎死腹中」!
明末清初的啟蒙運動是歷史發展的產物
舉世公認，中國在中世紀的很長時期內有過領先世界的農業文明，其中包括萌生中的、建築在手工業基礎上的工商業文明。既然中國當時生長出了領先於世界的農業文明，那麼「形成新社會的因素」，即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因素，並且出現為這種「新社會的因素」吶喊造勢的思潮，應該是毫不奇怪的。
中國經封建社會鼎盛期的唐宋累積下來，到元明清時生產力的檔次和水平，比之當時的西歐如何?這個問題近年來中外學術界議論頗熱。在諸多論據中，人們常提出的兩個論據，一是描述中國元朝經濟發達狀況的《馬可波羅遊記》，一是明初即15世紀初葉中國所做的一件震驚世界的大事——鄭和七下西洋。西方不少人對馬可波羅的話不大相信，甚至認為馬氏根本就沒到過中國。西方人總是不大肯接受中國至少在中世紀後期經濟上領先於世界的說法。但距《馬可波羅遊記》問世110多年後的鄭和下西洋之行，卻有力地證明了《遊記》所言非虛。這論據之所以有力，是因為鄭和所率領的龐大艦隊，及其28年內7次之多的創世界紀錄遠航，是中國當時生產力水平以及財力物力的集中展示。鄭和的遠航比哥倫布的遠航早80多年，而艦隊規模、艦船形制、航海技術及航行總里程則有過之無不及。
生產力是決定的因素。在歷史已無誤地證明當時中國生產力居於世界前列的條件下，中國順理成章地出現了一些新的政治經濟現象。
明末清初的城市化進程和人口流動高潮
人們知道，從農業國家向工業國家轉變，必須由工商業的發展促進城市化進程。元明兩代是中國個人手工業向集體手工業工場的轉變期，當時城市的工匠已接近26萬人。而非農人口比例擴大，無疑是社會轉變的重要信號。
明朝中葉，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和大運河兩岸這個十字交叉的寬闊地帶，一批工商業城鎮在百年左右悄然出現。即便有兩千多年歷史的揚州、蘇州等古城，向工商業城市轉化的速度也很快。
經濟景象引出前所未有的政治景象：一是，明朝時一些或明或暗的行會行幫空前增加。它是工商業發展的產物，最初是為保護各種行當從業者的經濟利益，進而就由此發展成有組織的政治鬥爭。二是，抗命出海經商被視為走私，抗拒緝拿便被視為「海盜」，這些「海盜」又往往得到陸上商民的支持，發展到攻城略地。這是當時中國沿海資本主義對海禁政策的暴烈行動，與內地農民造反一起，削弱著明朝的統治。三是，由於國內的抑商政策，明清兩代出現了向海外移民的高峰。西歐國家其時正鼓勵向海外移民---這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重要環節。而中國朝廷卻對出海者「剿殺無赦」，遂使勤勞勇敢的中國海外移民在與西方殖民者的鬥爭中遭受兩面夾擊，他們非但不能為家鄉故土賺錢增富，而且造成了中華民族在幾百年海上競爭中的弱勢地位。否則今日中國海外胞裔何止5000萬。必須說，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史富於令人鼻酸的悲壯色彩!
病入膏肓而又很能苟延殘喘的皇權統治
當初，朱元璋接受智士朱升「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勸告，從眾多農民起義領袖中問鼎成功。此後他念念不忘這九個字，以致整個明朝的政策都是這九個字的延伸：禁海、修長城、不跟外國往來，是「高築牆」的延伸；厲行以農立國而壓抑商業，自矜於悠久的農業文明而蔑視、拒絕商業文明，是「廣積糧」的延伸；而這一切又是為了「『永』稱王」(緩稱王目的在永稱王，永遠保持皇權)。同時，明朝還強化封建意識形態的「德治」，規定蒙學必須以三綱五常為教育內容，科舉試題必須出自朱熹所注儒家經典。這些對後來中國發展路數的影響很深，清朝、北洋軍閥和蔣介石基本上都接受了這些遺產。歷史已證明，九字訣在封建時代可能是有效的帝王術，但到了近現代卻絕對是糟糕的治國經。
空前強化專制的明朝立國時，已是西方開始限制君權之後，是英國大憲章運動之後153年和英建國會後103年，法建國會後66年，也是掀開歐洲文藝復興第一頁的詩人但丁逝世後57年。
明末的學術文化風氣和民間議政
當工商業在艱難中壯大，逐漸擴大的市民階層為爭取生存權發展權而鬥爭時，一場創新與保守的意識形態鬥爭也就勢在必行了。因反對宦官劉瑾而曾被貶的王守仁(陽明)，提倡「致良知」，強調發揚個性，這是對壓抑個性強調循規蹈矩的理學傳統的反叛。而更激烈的勇士是死於獄中的李贄。他直指僵化的廟堂文化，反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認為儒家經典並非「萬世之至論」。他肯定「私慾」，認為儒者也應講利謀利，這顯然與「重義輕利」的理學和賤商政策相抵牾。他的書屢遭查禁卻又屢被私印傳播，出現「人挾一冊，以為奇貨」現象。
其後，民間議政之風一發而不可止，而且變個人行為為有組織的集體行為，變私相密談為公開的講學演說，變一般指摘時弊為提出反傳統的政綱。這風氣居然在歷經數千年積重難返的專製法統之下，特別是在理學的文化專制和變本加厲的皇權淫威雙重高壓下出現，不能不說是歷史必然趨勢的顯示。
到萬歷時期，朝臣們阿諛順從或保持緘默的保住了官職，直言敢諫的被貶謫或削籍。曾諫言減免礦稅的李三才、敢與權奸們論爭的顧憲成等被罷黜的官員，卻大受江浙商民的擁戴。顧憲成等回無錫家鄉後，在東林書院講學，開述道明理與議論時政相結合之新學風，一時聽者雲集，影響越來越大。當局當然不能容忍這種在野的政治反對派，於是一場大獄興起，多位學者死難。
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儘管多疑而獨斷專行，但確有勵精圖治挽救危局之心。他鎮壓了閹黨，為東林人士平反，一度起用東林人士錢謙益等為內閣學士，曾以對西洋文明持開放態度的徐光啟為首輔，並容忍了海商鄭芝龍、鄭成功父子在東南發展勢力，從而實質上棄置了禁海法。就在這稍微寬鬆的條件下，出現了與東林黨多有不同的復社。它是由當時紛紛出現的幾十個文社合併而成的民間組織，文學其表而政治其裡。於是一批更年輕的、更激進的學者脫穎而出，其中最著名的是被後世稱為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明確而直接地抨擊皇權制度本身。黃宗羲認為皇帝是「天下之大害」，應該「天下為主君為客」；並指斥王法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是「非法之法」，而提倡以書院、文社為公開議政之所。明亡後，他積極參加抗清，力爭恢復明末寬鬆的政治空氣。顧炎武則斷言「法不變不可以救今」，並提出「以天下之權寄天下之人」，應「存清議於鄉里，許庶人之議」。王夫之提出「天下非一姓之私」，並提出「以法相裁，以義相制，以廉相帥，自天子始而天下鹹受裁焉」。這實際已是法大於王、法大於一切的法治思想。
順便提一下：這三大思想家在世時，歐洲的孟德斯鳩、盧梭等尚未出生。
如果說歐洲文藝復興的思想體系中，個人自由人性解放是其重要主題之一，那麼中國明末清初的啟蒙則更偏重於批判皇權專制，而提倡庶民議政和「以法相制」。
中國民間啟蒙思潮的另一表現，是反映現實要求的文學藝術作品集中、大量地於此一時期出現。《牡丹亭》《桃花扇》《金瓶梅》、「三言二拍」以及稍晚問世的《紅樓夢》《聊齋誌異》《儒林外史》等，多是暴露封建社會痼疾、呼喚人性解放、讚美自由、憧憬一個良好社會的傑作，大可以與歐洲文藝復興的作品媲美。
「清初盛世」的殘暴鎮壓及緊接而來的衰世
明清兩個封建政權易手之際，正是西方開始爭奪海上霸權之時。歐人已經越馬六甲海峽，在東亞建立貿易基地和傳播宗教、文化的據點。正當康熙帝盛年，中國文禍連綿時，英國通過了人身保護法。但這時中國的商業仍在艱難生長，清朝皇帝們不像朱元璋那樣乾脆殺掉巨商，而是收買他們使之成為官商，實際成為官方第二財庫。
明亡時復社成立僅6年，成員星散。有的分別為紛紛成立的4個南明小朝廷效力抗清，其中黃宗羲、王夫之、張蒼水、陳子龍等甚至搞過武裝鬥爭；對西方科技極感興趣的瞿式耜，當了永歷政權首輔，最後隨這個小朝廷崩潰而死節；頗有才氣的陳名夏降清，終以「結黨」罪名被殺；最可惜的是在哲學、文學和科學方面頗有造詣的方以智，因一度歸順李自成農民軍，南明的幾個小朝廷都不用他，最後懷才而歿；退而著書寫史的如戴名世、查繼佐等，則多身陷文字獄，造成著名血案。這場以青年士子為主，掀起不小風浪的短促啟蒙運動，是一場勇猛的衝鋒，但遠不是也不可能是決定戰鬥的衝鋒。歷史只給了它有限的時空，它本身先天後天的不足則是其未能充分發育並終於「胎死腹中」的內因。
到乾隆時仍號稱盛世、從統計數字上看也確是全球首富的當時中國，為什麼在僅僅時隔40多年之後，就被幾千英國水兵打進了衰世?原因在於，即使是繁榮富裕的封建農業國，也難於與處於興起時刻的資本主義工業國一論高低。
有論者把明末清初看成中國的「十字街頭」時刻，本來可出現多條出路，但終於選擇了向宗法封建的來路回歸。
與其說是拖著髮辮的滿族騎兵以戰刀斬斷了三個半世紀前那場東方式「文藝復興」，不如說仍是中國獨一無二的「巨大的保守力量」窒息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