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俞平伯：穿行蒼涼 文·南焱
附錄：穿行蒼涼（俞平伯） 文·南焱
在解放前就已享譽海內外的俞平伯，同樣沒有躲過那場史無前例的浩劫，雖然在1986年得到徹底平反，但32年的政治陰影籠罩著他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與俞平伯生活了42個春秋的外孫韋柰教授在回憶外公晚年淒涼的生活境況時，年過半百的他哽噎著，讓傷痛的眼淚又回到了內心……
情緣
1917年，俞平伯18歲娶了舅父許引之的女兒許寶馴為妻，這對姑表親相伴60多個春秋，他倆的感情已被文壇傳為佳話。
據韋柰說，俞家和許家在浙江都是大戶，到俞平伯這一代已是三代姻緣。也許是家世和自身太過親近，他們的愛情真正演繹了世紀絕唱。自結婚後他們就不曾有過長時間的分離，抗戰時期，北平淪陷，日本人曾多次希望俞平伯能與他們合作，都遭到拒絕，若不是他的老師周作人從中周旋，他可能要進班房。那時家裡非常清苦，上有老下有小，若為日本人做事，收入會相當可觀，日子一定好過些，但他沒有。妻子許寶馴深深理解丈夫的愛國之情，她挑起了家裡所有的活。
結婚三年後，俞平伯自費赴英國留學，誰知去了沒多久就回國，有人說，他穿不慣洋衣服，吃不慣洋飯；還有人說是丟不下夫人。大多數人都堅信後者，因而此事曾一時傳為美談。
60年代末，俞平伯被下放河南，原本夫人是可以不去的。但當許寶馴得知這突來的消息後，二話沒說，收拾起行囊就隨夫君而去，沒有絲毫猶豫。1974年，許寶馴得了一種奇怪的病，因此病發展態勢較慢，大家都沒重視，直到1976年3月，許寶馴才遵醫囑住院治療。俞平伯因行動不便，不能常去醫院探望，便書信往來，從3月中旬到4月不足一個月的時間，俞平伯竟寫了22封信，他的信多是詢問、關心，更多的是悄悄話："本不擬作長書，日半夜裡夢醒之間得詩二句，另紙寫奉。我生平送你的詩不少，卻說不出我二人的感情之實況，因之我總不愜意，詩稿或有或否也毫不在乎。這兩句用你的口吻來描寫我，把我寫像了（我想是非常像，你道如何？）。就把雙感情也表現出來了。近雖常和聖陶通信，卻不敢寫給他看，怕他笑。只可寫給您看看，原箋請為保存。上面的款識，似青年時所寫，然已八旬矣……"
1982年2月7日就在妻子去世的前一天，俞平伯展開日記，詳細記錄了許氏生病的全過程。妻子死時，他就睡在她的身邊，深切地感受了在生死之間的痛苦與幸福。
妻子的死對俞平伯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韋柰回憶說："自外祖母離開外公後，他變得寡言少語多了，每天大部分時間都是把自己關在臥房裡，因為那裡放著我外祖母的骨灰。我相信，在那裡自有他的，一個旁人無法涉足的天地，那是他的世界，他們的世界是一個充滿著愛的永恆的世界……"
在他病重期間，他無論如何不肯離開放著許氏骨灰的臥室，並且已親筆擬好與許氏合葬的碑文："德清俞平伯，杭州許寶馴合葬之墓。"這些是出於家人預料之外的，正當全家為碑文發愁時，韋柰無意中尋到俞先生這份愛情的"墓誌銘"，他們的故事，真可謂是愛情中的經典了。
人緣
俞平伯天性率直、善良，他不僅用筆關注生活的底層、珍愛友人的情誼，而且用生命親歷了廣泛友愛中的每一個生動的細節。
據韋柰回憶，1966年"抄家"後不久，他在單位裡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首批被揪了出來，他每天都必須到單位聽報告。那時"大串連"轟轟烈烈，公交不堪重負，年近七旬的他每天要擠公共汽車無疑是件痛苦的事。一次，俞平伯無意中結識了與自己年齡相仿的三輪車伕老錢頭。當時老錢頭帶著紅衛兵的袖套，在蹬三輪的行列中沒人敢惹。他見到俞先生總感到這"臭老九"與眾不同，於是每天早晨，就在俞家樓下的公路邊等，晚上，他又準時在單位門口遠遠地守候。這兩個鐘點，有客時也被他推了，每次收俞先生的車費，他總要打折。春夏秋冬、寒暑往來，俞平伯都是坐著他的三輪車，直到離京赴"五七"干校，老錢頭還專程到車站去送行。俞平伯從干校回京後，特地讓韋柰去找老錢頭，但沒有找到，後來從別的車伕那裡得知老錢頭已經死了。為此，俞平伯還難過了好一陣子。
俞平伯對生活的灑脫和待人的誠意，對外孫韋柰影響至深。他回憶說，自河南回京後，他們家每年都會收到俞平伯干校房東顧家千里迢迢寄來的一刀鹹肉，儘管收到的時候已不新鮮，但那份心意給俞家不知增添了多少歡樂。當俞平伯得知顧家要裝電燈，卻買不到電線時，馬上要韋奈買了寄去。韋奈說："評論家評論他的詩詞、散文有股澀味，但他的為人卻一點也不澀。"
1990年，90歲高齡的俞平伯因腦血栓再度中風，只能在床上度日，談話和思維已斷斷續續讓人不可捉摸。但一天下午，他突然把韋柰叫到床頭，讓他取出存放零用錢的壁櫃，用含糊不清的碎語對韋柰說："拿……拿200元出來。"韋柰迅速將錢拿出來，送到他眼前。他又接著斷斷續續說："送……送給……寫文章的人。""寫文章的人太多，送給誰？"韋柰把外公所知道寫文章的人說了一遍，當提到潘耀明這個名字時，他點了點頭。這個人是俞平伯的香港朋友，他為俞先生1986年訪問香港講學做了大量的工作。
韋柰說："我當時緊捏著手中的200元錢，激動得熱淚盈眶。200元，這個數目太小了，然而，那份在半昏迷中仍流露出的友情，價值該有多重。接到潘耀明致謝的回信，外公已聽不懂我對他講了些什麼，他也不能記住這件事了，但我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紅"緣
俞平伯的晚年境況是淒涼的，自夫人許寶馴病逝後，這種情景更為突出，他幾乎到了足不出戶的程度，客人來了也不願接見，常獨自悶在屋裡，並且時常半夜三更大喊大叫，甚至有時喊出："我要死……"當家人驚奇地趕到他的房裡，卻發現他好好的。80年代張賢亮到北京拜訪俞平伯時，曾親歷過此景，並就此寫過文章，認為俞平伯的這種表現是鳴心中之不平。
1954年在那場關於《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中，俞平伯成為首當其衝的批判對象。但他仍然堅持對紅學研究。1958年出版了他和王惜時校注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這之後還寫了甲戍本《紅樓夢序》，1963年為紀念曹雪芹逝世200週年，他還發表了著名的《關於十二釵的描寫》。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留存的有關《紅樓夢》的全部資料、筆記毀於一旦，他才終止了一切研究工作。
1969年俞平伯被下放河南「五七」干校，後在周總理的親自過問下才得以返京，1975年應周總理的邀請參加了國慶招待會，這個會無疑讓他多年坎坷的生活有了些亮色。198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為俞平伯從事學術活動65週年舉行慶祝會，胡繩院長在大會致詞中，為俞平伯在1954年因《紅樓夢》的學術問題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徹底平反。然而32年的陰影，如何能一朝祛除。
韋柰說：「從1966年到1986年這20年中，外公從來不公開談《紅樓夢》，我的外祖母時刻在'嚴密監督'，我們在家也很少提紅樓夢。1986年11月，外公去香港演講《紅樓夢》研究，若是外祖母在世，恐怕不會成行。」
俞平伯後來曾悲憤地說："老實講，我還有很多想法，例如我一直想搞的《〈紅樓夢〉一百問》，還有過去所談的也有許多不妥之處，應予糾正。但手頭沒有資料了，還搞什麼。"《紅樓夢》的研究讓俞先生蒙受了半輩子的不白之冤，但《紅樓夢》的情結一直埋在他內心的深處。
據韋柰回憶，1990年6月病重後，處在半昏迷狀態中的俞先生每次見到他，總重複說一句話："你要寫很長很長的文章，寫好後拿給我看。"那時，這話讓韋柰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久，韋柰才知道外公的話與《紅樓夢》的後40回有關，但他還是搞不清楚外公的真正意圖。那時，俞平伯已病入膏肓，思維只能出，不能入。經過反覆斷斷續續的對話，韋柰終於弄清了他的想法，他要重新評價後40回。並且用顫抖的手寫下："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程偉元、高鶚是保全紅樓夢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難於辭達。"他還親口對韋柰的母親俞成說："我不能寫了，由你們完成，不寫完它，我不能死！"
韋柰激動地說："外公在晚年，很少談《紅樓夢》，不想在病中，仍念念不忘地牽掛它。這是壓抑了多年的一次總發洩、一次反彈。如果沒有1954年那場不公正的批判，如果沒有動亂的10年，如果為他平反的紀念會能早些舉行，也許就不會是這樣。我相信他定是帶著對《紅樓夢》的惦念和不甘心離開人世的。"
親緣
在俞平伯的孫輩中，惟有韋柰與外公在一起生活的時間最長，從2歲就相伴，直至外公生命的最後一刻。
韋柰10歲時，外公就讓他熟背唐宋詩詞，誦讀四書五經。而他與外公真正的交流是在他下放到農村後。那時，他才20來歲，就在外公被貶到河南的那年夏天，他抽農閒放假，大包小包買上外公喜歡吃的罐頭等食品，趕往河南。就在見到外公的一剎那，他簡直無法相信兩位老人住的地方是一間簡陋的茅草房，有門無窗，後開一尺見方的小口於後牆，四壁透風，門是秸桿扎的。韋柰無法想像他們是怎樣生活的。當外公與他握手擁抱後，第一句話就是："這裡逢雙日有集市，明天一早我們去看看，可以買些吃的回來。"短短幾句話，讓韋柰吃了"定心丸"，他感到外公、外祖母在這裡生活的相當坦然。這種豁達的品性，無疑給韋柰當時茫然的心緒點亮了一盞希望的明燈，他自河南回到京郊農場，開始發憤自學。
在家裡外公是棵大樹，但這棵大樹只是信念和知識的大樹，俞平伯絲毫沒有讓後輩有乘涼的感覺。韋柰說："我們家裡每個人都靠自己的努力，外公從未幫我們辦過一件事，他這棵大樹不好乘涼。"他說，他之所以有今天，全是自己的奮鬥。
就在北京舞蹈學院招考教師那年，韋柰的專業課全部通過，但在政審時被學校卡住了，外公的好友葉聖陶先生得知後很氣憤，就立即打電話給廖承志，廖承志辦公室便打電話到學校說："如果韋柰的專業課通過，你們不應該在政審上卡他。"儘管這件事受到葉老的幫助，但俞平伯也是事後才知道的。
在孫輩中，韋柰是外公最寵的一個。在外公面前，他的話也最具權威，外公的脾氣倔是出了名的，有病不看醫生、不吃藥，這時在大家都做不通工作的情況下，韋柰出面做，如果韋柰說服不了，那麼家裡再也沒有人能做通了。1990年，俞平伯病重前，就提前將他的日記手稿和部分未發表的關於《紅樓夢》的文稿交給韋柰，囑待他死後再去發表。直到外公離世，韋柰一直守在身邊。
位於香山腳下的外公墓地與韋柰現在工作的學校相隔很近，他說，他每年都要到墓地看望兩次，而每次去他的靈魂就得到一次淨化。這也許就是他退休後為什麼又選擇民辦藝校的註腳，這也許就是他始終一介布衣，淡泊明志的出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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