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的困惑
選擇的困惑
從這種角度來看，林黛玉、薛寶釵各代表作家對於人性、特別是女性、或者說是作家所愛戀、所欣賞乃至崇拜敬佩的女性性格的兩個方面，也可以稱之為兩極。如果說作家在《紅樓夢》的開頭極力表達了他對於女性的推崇的話，那麼這種推崇首先體現在林黛玉、薛寶釵上，這已經不需要任何司空見慣的引證。這樣的女性的特點是美麗、聰明、高貴、靈性。在這些方面，釵與黛是共同的、難分軒輊的。另一方面，二人則迥然不同。首先，從生理上看，兩人一個胖、一個瘦、一個弱、一個強……這裡看來並無深意，但也不是全無講究。蓋對於女性美的價值觀念，胖乎瘦乎，健壯乎柔弱乎，（男性中心的）人類社會其實一直是顛來倒去，拿不定主意的。我國唐代以胖為美，當代南太平洋一些島國以胖為高貴，至今有些男士擇偶寧胖勿瘦（自有所好）。與此同時，無數靚女為減肥而折腰，減肥，幾乎成為現代化潮流之一股，這樣說當非誇張。如此說來，曹雪芹當年之寫釵黛，已經透露了人們在寶釵的「鮮艷嫵媚」與黛玉的「婀娜風流」之間選擇的困惑，「燕瘦」與「環肥」之間選擇的困惑。魚與熊掌難以得兼的遺憾——不僅寶玉難以兼得釵、黛，而且任何一個女子難以兼得釵黛之美，這種說法，當沒有什麼令人奇怪的吧？
從心理機制上看，寶釵與黛玉的距離就更多。感情與理智，率性與高度的自我控制，熱烈與冷靜，獻身與自保，才華灼眾與守拙尚同，這長久以來便吸引著作家的筆觸與讀者的神經。例如安娜·卡列尼娜與她的丈夫卡列寧的性格衝突，就不無這種色彩。我不知道托翁此書在其他國家的反映如何，反正在中國勞動人民中，確有讀之而同情卡列寧而責備安娜的，這不是天方夜譚而是地道土產。筆者再提一個煞風景的問題：作為小說來讀，作為電影、電視劇裡的人物來看，安娜·卡列尼娜美麗則美麗矣，熱烈則熱烈矣，生動則生動乃至崇高偉大矣，現實生活中，您消受得了這樣一位情人嗎？起碼對於炎黃子孫來說，林妹妹與卡列寧夫人，都是可望不可及、可審美而不可動真格的。而且不僅龍的傳人然，那位滔滔不絕的羅亭，打動了非凡的俄羅斯女性的心，到了來真格的時候，不也是逃之夭夭了嗎？
我們固然可以說寶釵與黛玉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性格，同樣，我們是不是可以說，寶釵與黛玉代表了兩種心理機制、流露了偉大作家對於這兩種心理機制的敏感、理解、惶惑與遺憾呢？嚴格地、現實主義地說，一個人的心理機制很難片面而又高度發展到寶釵或黛玉這種程度的。兩個女孩子是很難聰明美麗、各具特色、難分高低到釵黛這種程度的。《紅樓夢》中的寶釵、黛玉，與其說是照實記錄，不如說是寫意傳神的眷戀與寄托，歸根結底是抒發了作者的心曲：悲其金而悼其玉，既是悲悼現實生活中或有的金與玉的原型，更是悲悼作者對於人生、對於女性美的理想，而這種理想本身就不是單一的與純粹的，而是充滿內在的矛盾與選擇的困惑、遺憾的。寶釵與黛玉之間的疏離、對立、友愛（誰能否認她們之間特別是經過了一段磨擦較量以後，建立了相當不錯的友誼呢）既是兩個人、兩種性格之間的糾葛，又是（一個人的）內心世界的兩種心理機制、兩種自我導向的相重疊、相分裂、相衝突的寫照，從而是作家對於人性女性的理想與理想之間、理想與現實之間、現實與現實之間的種種觀感、種種思索、種種追憶與幻夢的奔突、融解與氾濫的寫照。
薛寶釵精神
薛寶釵體現的是一種認同精神：認同於已有的價值標準系統，認同於孔老夫子諄諄教導的 「禮」的即秩序、服從、仁愛的原則，認同於人際關係的平衡與實利原則。薛寶釵體現的又是一種理性的、冷靜到近於冷峻的自我控制即「克己復禮」的精神。誠於中而形於外，薛寶釵的表現堪稱是（那時候的）文化理想的化身：進退有據，剛柔得度，行止得體，藏用俱時。這實是一種政治家的素質，能令人聯想到范蠡、張良、蕭何、魏徵而遠遠高明過商鞅、吳起、伍子胥、韓信之輩。我們完全可以出自反封建的熱忱而將這種文化理想貶得一文不值。我們可以誅薛寶釵之心，斥之為偽，聲稱「我不相信」，而且旁人難以為薛寶釵辯護。劉備、宋江，表現得越是理想越是要被斥為偽、被譏為刁買人心，這既說明了人心真偽之難辨，也說明了越是完美的理想越是難於令人接受它實行它的可信性。「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老子的名言不知道是否可以在這裡得到一些印證。我們也完全可以為寶釵的超人般的精明、城府、冷靜而感到疏離、反感乃至毛骨聳然。但是，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在社會生活中，在哪怕是夫妻、父子、兄弟、在兩個人或多於兩個人的相處中，如果沒有起碼的理智和自制，如果沒有起碼的薛寶釵精神，如果實行絕對的不折不扣的想怎麼樣就怎麼樣，那麼社會關係、人際關係就很難有哪怕是一小時的平穩與和諧。我們還不能不承認，如果拒絕絲毫的認同，一個人很難正常地生活二十四小時而不自殺也不發瘋。包括作為對立的另一極寫來的林黛玉，也不是全無薛寶釵精神：請看，林妹妹初進賈府，她不是也只得隨和著些，連每飯後必過片時方喝茶的習慣規矩都改過來了嗎？當林小姐因為引用了不該引用的閒書（涉嫌黃色吧）上的語詞並因此受寶姐姐的教育幫助的時候，她不也是虛心接受而衷心感激的嗎？我們可以抱怨薛寶釵的人性的深藏，卻不能不承認正像任性是一種人性的表現方式一樣，含蓄、克制、冷靜計算，乃至為了某種道德、文化、功業的要求而壓抑犧牲一己的生理慾望也是一種人性的層面表現，哪怕稱之為人性的變異。變異也是人性，誰能論證人性只有一種模式而且是不可變異的呢？只有承認薛寶釵式的心理機制同樣也是人性的一個層面，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可能性，才能解釋古今中外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道德家、謀略家、智者、禁慾主義者，也才能解釋我們為什麼說薛寶釵也是理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