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學」探佚的四個層次(2)
「秦學」探佚的四個層次(2)
第三個層次，是曹雪芹為什麼要這樣寫、這樣構思。這就進入了創作心理的研究。我們都知道《紅樓夢》絕非曹雪芹的自傳與家史，書裡的賈家當然不能與曹家劃等號；但我們又都知道，這部書絕非脫離作者自身生活經驗的純粹想像之作、寓言之作（當然那樣的作品也可能獲得相當高的審美價值，如卡夫卡的《萬里長城建造時》）。我們不難取得這樣的共識：《紅樓夢》並非是一部寫賈家盛衰榮枯的紀實作品，但其中又實在融鑄進太多的作者「實實經過」的曹家及其相關社會關係在康、雍、乾三朝中的滄桑巨變。因此，我們在進入「秦學」的第三個層次時，探究當年曹家在康、雍、乾三朝中，如何陷入了皇族間的權力爭奪，並因此而終於弄得「家亡人散各奔騰」、「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從而加深理解曹雪芹關於秦可卿的構思和描寫，以及他調整、刪改、增添有關內容的創作心理的形成，便很有必要了。這個層次的研究，當然也就跨入了「曹學」的空間。比如說，我認為，曹雪芹最初寫成的文本裡，是把秦可卿定位於被賈府所藏匿的「類似壞了事的義忠老親王」的後裔（注意我說的是「類似」而非必定為「義忠老親王」一支），根據之一，便是曹家在雍正朝，為雍正的政敵「塞思黑」藏匿了一對逾制的金獅子，陳詔先生對此很不以為然，他說：藏匿金獅子尚且要惹大禍，何況人乎？因此，隱匿親王之女「在現實生活中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我以為他「絕對」二字下得太絕對化了，誠如他所說，清朝宗人府是要將宗室所有成員登記入冊的，即使是革退了的宗室，也給以紅帶，附入黃冊，但康熙五十二年四月，在命查「撤帶」革退宗室給帶載入《玉牒》，以免湮滅的行文中，便有這樣的說法：「再宗室覺羅之棄子，今雖記藍檔內，以宗人府定例甚嚴，懼而不報，亦未可定」，並舉實例：「原任內大臣覺羅他達為上駟院大臣時，因子眾多，將棄其妾所生之子，包衣佐領鄭特聞之，乞與收養，他達遂與之……」可見規定是規定，即使是皇帝親自定的，也保不其有因這樣那樣緣故，而暗中違仵的。我對秦可卿之真實身份乃一被賈府藏匿的宗室後裔的推斷，是根據曹家在那個時代有可能作出此事的合理分析，因為誰都不能否認，曹家在康熙朝所交好的諸王子中，偏偏沒有後來的雍正皇帝，卻又偏偏有雍正的幾個大政敵，這幾個政敵「壞了事」，自然牽連到曹家，曹家巴不得他們能勝了雍正，也很自然，就是後來感到「大勢已去」，想竭力巴結雍正，也還暗中與那幾個「壞了事」卻也並未全然灰飛煙滅的人物及其黨羽聯絡，從幾面去政治投資，也很自然。希望隨著有關曹家的檔案材料的進一步發現，《紅樓夢》中的秦可卿與賈元春這兩個重要人物的生活原型，能以顯露出來，哪怕是雲中龍爪、霧中鳳尾。
第四個層次，是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人文環境。《紅樓夢》不是一部政治歷史小說，曹雪芹明文宣佈他寫此書「毫不干涉時世」，他也確實是努力地擺脫政治性的文思，把筆墨集中在「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的情愫上，而且在具體的文本把握上，他淡化了朝代特徵、滿漢之別、南北之分，使這部巨著的風格極其詩化而又並非「史詩」。但這部書的創作卻又偏偏打上了極其鮮明與深刻的時代印記，在有顯示出作家所處的人文環境是如何地制約著他的創作，而作家又如何了不起地超越了這一制約，在「文字獄」罪網密佈的情況下，用從心靈深處汩汩流出的文字，編織出了如此瑰麗的偉大巨著。秦可卿這一形象，正充分體現出了作者在艱難險惡的人文環境中，為藝術而奉獻出的超人智慧，與所受到的挫折，及給我們留下的巨大謎團，以及從中派生出「謎」來的魅力。我最近寫成一篇《〈紅樓夢〉中的皇帝》，指出，《紅樓夢》中的皇帝，你是跟曹雪芹在世時，以及那以前的哪一個清朝皇帝，都劃不上等號的，因為書中的這個皇帝，他上面是有一個太上皇的，清朝在乾隆以前，沒有過這種局面，而等到乾隆當太上皇時，曹雪芹已經死了三十多年了。但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你卻又可以從《紅樓夢》裡那個皇帝的隱然存在的描寫中，發現那其實是曹雪芹將康、雍、乾三個皇帝的一種縮寫，換言之，他是把對曹家的盛衰榮枯有著直接影響的三朝皇帝，通過書中一個皇帝對賈家的恩威寵棄，典型化了。探究康、雍、乾三朝皇帝與曹家的複雜關係，是弄通《紅樓夢》中關於秦可卿之死的文本的關鍵之一，比如，為什麼秦可卿「畫梁春盡落香塵」之後，喪事竟能如此放肆地鋪張，而且宮裡的掌宮太監會「坐了大轎，打傘鳴鑼，親來上祭」，這當然都不是隨便構思、下筆的，這筆墨後面，有政治投影，因此「秦學」的空間，也便必須延伸到關於康、雍、乾三朝權力鬥爭的研究上去，其探佚的空間，當然也就大大地展拓開來。
我感覺，陳詔先生與梁規智先生對我的「秦學」見解的批駁，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把我在以上四個層次中的探索，混為一談了，故而令我感到纏夾不清、一言難辯。現在我將「秦學」探佚的四個層次一一道明，庶幾可以排除若干誤會，使與我爭論的人們，能在清晰的前提下，發表出不同意見，而我與見解相近者，今後也可更方便地與之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