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歲周汝昌欲出8部紅學著作
從《紅樓奪目紅》暢銷海內外之後，紅樓夢研究專家周汝昌先生的書稿成為各出版社爭搶的對象，記者獲悉，除了年初成稿的《周汝昌夢解紅樓》，今年他還有《紅樓夢詩詞》、《與賈寶玉對話》等7部與紅樓有關的作品被列入出版計劃。如此龐大的工作量對一位88歲高齡、耳聾失明的老者來講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可是周先生卻狀態極佳，思路和表達均驚人的敏銳和準確，想像中頗有難度的採訪進行得順暢無比。
寫作：看著筆墨紙硯心裡喜歡
記者(以下簡稱記)：周先生，大家都很關心您最近在做什麼，一直在寫東西嗎？
周汝昌(以下簡稱周)：每天都是我的工作日，我要利用現有時間把幾十年來積累的看法、摸索的一些心得鋪到紙上。近年來青年讀者因為找我的新舊文章很困難，經常向我寫信打電話訴說苦惱，他們提議我整理出來寫成書的形式，出版社也是一個促進因素。我跟孩子開玩笑說自己現在是文思泉湧，寫作時由此及彼，不用苦思冥索，我這個精神狀態和寫作效率要勝過很多老者，現在唯一的自信就是這個。
記：那麼現在寫的內容是新產生的想法嗎？
周：這個「新」是指下筆的新，看法還是以前積累下來的，其實早年發表過的「舊」作我今天看依然很新鮮，會吃驚那麼多年前我居然還提出這樣的問題，所以做學問沒有絕對新舊的鴻溝，《紅樓夢》研究更加細膩、周全了，但思路是一條線的。
記：您的眼睛和耳朵都不好，還堅持在紙上寫作，為什麼？
周：我的眼睛壞得太厲害了，讀不了書，這是我最大的苦惱。他們也說，你寫的字別人都不認識了，你就對著個錄音機口述不好嗎？不行，寫作是中國文人很重要的精神生活，心手相應這個形式一變一來不習慣，第二看著筆墨紙硯，心裡喜歡，好比它們就是我的讀者，這裡邊有感情，如果面對一個機器，我不知道能幹什麼，那個滋味不對。我說出來的東西不是我文筆的風格，我錄了音，我的助手幫我整理出來，那是她的風格了，文藝是特別講究個性的。
稱呼：對書生這個詞有好感
記：我聽說您特別不喜歡別人稱您為紅學家，實際上在公眾眼中您卻是當今最重要的紅學家，這種悖論您怎麼看？
周：紅學被某些人弄成追求名利的工具，它傷害了紅學的名譽，一提紅學，有人就是認為你們拿一部《紅樓夢》講小說啊、人物啊、愛情啊，而且100人有200個看法。「紅學」僅僅是一個名詞，你不要光聽名詞，名詞不能告訴你這是好事還是壞事，我為什麼不願意別人稱我為紅學家呢？就是因為名詞的混淆讓別人不知道我是何路人，你把我跟那些不學無術者放在一起，我覺得冤枉。
記：那您希望別人稱您什麼呢？
周：你可以稱我為學者、書生，一個做學問的人，一個研究紅樓夢的人，我就喜歡。雖然同樣是名詞，但弊病比較少，「書生」也含有諷刺、嘲笑，但書獃子者，光知道書本，不知道世祿和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他純潔，所以我對這個詞有好感。
「紅學」：《紅樓夢》不是小說
記：您也許不是能將《紅樓夢》倒背如流的人，但您的理解卻異常獨特。
周：我對《紅樓夢》沒有當成小說來看，它的形式是文學，但它的內涵比這個名詞不知要豐富多少倍。從1986年開始，我就提出《紅樓夢》是一部「中華文化小說」，小說開端講一個石頭來到世界要享受榮華富貴，這是欲，不是情，曹雪芹對此是否定的，他也沒有像莊子那樣豁達地把情看成是虛幻的夢，他是用全部心血和性命來寫這個「情」的，這個境界和品格代表了中華文化中最精髓的東西和美麗的生活情境。一讀《紅樓夢》就想到男女上是最次的，《紅樓夢》不是什麼庸俗的「三角戀愛」的書，內涵包括文史哲與真善美的高層文化內涵。
記：平時您也看別人的紅樓夢研究文章嗎？
周：這方面的文章也曾讓助手讀給我聽，說實話，這些間接的信息給我的印象還是老一套的東西。我也收到過大學生的來信，其中的見解倒是非常精彩，我的回信也是畢恭畢敬。這也是受到胡適先生的感染，他對我的維護和關心不能忘記，所以我年輕時就立下誓言：只要我做這個，就算他是小學生，我也要尊重他，我幹這個是為了學問，不是為了專家！
改編：忠實原著要打破常規
記：您認為《紅樓夢》能改編嗎？您認為已往的改編作品中有哪些教訓可循？
周：我完全贊同改編，問題就在是否忠實於原著—真原著，還有一大關鍵是如果服飾、道具、佈景、伴奏等一切，下了大功夫，卻仍然是「洋味」為主，唯獨缺欠足夠的中華文化精髓。比如只說演員吧，大部分是十幾歲的小姑娘，我們有什麼辦法在今天的條件環境之下而讓她們能夠有比較好的「生活體驗」與歷史真實呢？這就非常難了，恐怕還得打破常規地尋求解決辦法。（晨報記者/田小滿）
●記者手記
周汝昌先生的家簡樸如其人，舊式的沙發、擁擠的書櫃和鋪著筆墨紙硯的桌子與主人吻合得天衣無縫。
先生的女兒兼助手周倫玲說，先生耳聾，必須大聲說話，於是大約兩個小時的訪談成為一次真正的「高」談「闊」論，這讓我有些不習慣，但先生單純的心境和對學術的癡情讓聆聽過程充滿樂趣，而他坦蕩的情懷、敏捷的思維和飽滿的感情都讓人無法不為其魅力所動。因為視力只有0.01，他在紙上書寫的文章幾乎辨認不清，這給女兒整理時帶來很大的不便，以至於有時候讀者打來電話質疑先生的錯誤，這讓先生和他的女兒內心總是很愧疚。
我特別希望出版社在出書時，能將先生的手跡一併附上，這樣大家就知道先生是在怎樣的一種情況下筆耕的，也就更明白他對筆墨的感情了。(田小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