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芹集》序 黃 裳 / 作
《獻芹集》序 黃 裳 / 作
五十年前在天津的南開中學讀書。關於這學校，歷來就有不同的看法，這裡不想過細研究。我只是想說，它留給我的印象是很不錯的，特別是那自由的學習空氣，至今想起來也還使人感到溫暖親切而不易忘記。完全沒有以投考名牌大學為唯一目標而進行的填鴨式教育；舍監的面孔雖然嚴肅，但其實也還是寬容的。正規教學之外，課外活動是多種多樣的。體育、演戲、編印校刊、假日旅行、聽演講、學做陶器、養花……真是花樣繁多，不過一切任聽學生自由參加，並不作硬性的規定。圖書館裡有著不算寒傖的藏書，學校附近有三家書店，出售新刊的書報雜誌。學生有很好的機會接觸新的思潮和新的文化。我知道學校當局曾經沒收過北新書局出版的《結婚的愛》，因此受到《語絲》的批評，不過這是我入學以前發生的事了。對我的宿舍床頭小書架上排滿的新書，舍監查房時確曾多次有興趣地注意過，但並不沒收其中的任何一冊。《水星》出版後，校園裡出現了幾張小小的征訂廣告，通訊地址就在教員宿舍，那是由李林先生代理的。在這《水星》上，我第一次讀到卞之琳、何其芳的詩。國文班上孟志孫先生給我們講古典文學和考證。這當然有些失之艱深，但他用天津腔曼聲長吟《桃花扇》「餘韻」的神情實在是引人入勝的。他指定的課本之一是戴東原的《屈原賦注》，這書我們就不知道到哪裡去買。可是第二天同學周杲良帶了一本宣紙印非常闊氣的木刻本來，卻使我真的開了眼界。這是他的父親周叔弢付雕的、有名的「建德周氏刻本」。這應該說是我對版本學最早的啟蒙讀物。
我在這裡提起這些瑣細的舊事，只是想表示我對這種教育方法的感謝。老師並不給學生規定某些未來的學習目標，只是象「抓周兒」似的在盤子裡安放許多好玩的事物，任憑孩子自己選取。選擇的機會倒是越廣越多越好。當然像賈寶玉那樣一下手就抓來了口紅也沒有引起緊張的必要，可能這正是一種最好的抉擇也說不定。後來我發現，許多同學的未來事業都是最初從這裡開始的。
人們真的選擇了五花八門各自未來的勝業。
因為同級同組的關係，汝昌和我住在一間寢室裡。他是天津鹹水沽人，比我大兩歲，平常總是緘默地不大開口。細長的身材，清疏的眉眼，說起話來也是細聲細氣的。他從高中一才插班進來，一開始好像不大容易接近，看來他已不再是小孩，而是一個成熟的青年了。他從不參加體育活動，只是愛聽戲，京戲昆曲都喜歡。他還偶爾粉墨登場。記得後來他送給我一張《春秋配》裡李春發的戲裝照片，就是在燕京大學讀書客串演出時拍的。這種共同的興趣使我們找到了第一個共同點。
不久我又發現他喜歡並曾熟讀《紅樓夢》。這就在我們中間出現了新的、更有興趣的共同點了。這時我們的談話開始多起來，談論的主題也集中在《紅樓夢》上。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天晚飯以後，走出校門，經過南樓、體育場、女中宿舍樓，到牆子河邊散步時，談論的就多半是這個。那真是興致盎然，雜以激辯，回到宿舍還往往不能停止。以我當時的年紀、水平，對《紅樓夢》的欣賞怕還停留在《菊花詩》和《螃蟹詠》上面。汝昌當然比我高明得多，好像已經在注意曹家的故事和作者的生平了。可以說，這就是《紅樓夢新證》的最初的發軔。當時的談話內容今天幾乎一點都記不起了。但汝昌的研究《紅樓夢》早在五十年前即已開始，這一節我想是可以作證的。
《紅樓夢》的研究達到了今天的規模與水平，不用說，在五十年前是夢想不到的。汝昌也一直堅持著他的研究，在《新證》之後又寫出了不少專著與散篇論文。多少年來我一直以一個普通讀者、「檻外人」的身份偶爾注意著他的工作。現在他的一本新的論文集將編成問世，來信希望我寫幾句話在前面，這是推辭不掉的。可是又完全沒有發言的資格，只能簡單地說幾句空話。當然，在說著空話的時候，也不免要帶出一些零碎的感想，看來比起五十年前的水平也高不了多少，但不也說明了有些設想已經堅持了那麼久還沒有改變的事實麼？如果有誰指出這就是「僵化」，那也沒有什麼法子想。
好像也是汝昌曾經提出過的，《紅樓夢》研究應有內外學之分。看來這好像是一句笑話，不過卻正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換一種說法，目前的「紅學」大致似乎可以分為兩大流派，一支是從文學評論的角度出發，一支是從歷史學的角度著眼。事實上情形也正是如此。照我的看法，這兩支研究大軍是應該齊頭並進的。而前者的工作應以後者的成果為基礎。倒不是說，要等徹底弄清了康乾之際政治、社會經濟的情況之後再來進行《紅樓夢》的藝術探索，這是不切實際的可笑的想法。但前一步工作作得愈深入、踏實，後面的工作才有可能得到更大的收穫。這一「存在第一」的真理，是已由過去的研究經驗充分證明了。想根除一切空論，捨此並無他法。
我一直在想，有許多重要的古典名著，如李杜元白詩，如《東京夢華錄》、《夢溪筆談》、《輟耕錄》，是都應該進行全面的整理、箋注、研究的。這工作作得好，我們就往往有了一部具體的斷代的社會史、科技史、經濟史……有了一部《玉溪生年譜會箋》，即使非常不能令人滿意，不也使我們對唐代後期文武宣三朝的政治生活看到一點依稀的輪廓了麼？而在這一意義上，恐怕沒有另一部書能比得上《紅樓夢》，那簡直是無比的明清之際下迄康乾「盛世」的一部極豐富的社會史。值得寫出百來篇重要論文，在這基礎上從而寫出一部活生生的社會風俗史來。文學評論如能建築在這樣的基石上，可以斷言開出來的必非徒眩人目的「唐花」。
《紅樓夢新證》所表現的這一特色，汝昌曾經堅持了幾十年，我覺得應該更自覺地堅持下去。這中間可能出現過偏離，出現過枝節性的迷惑，但只要大的趨向不錯就用不著逡巡。
傳記要圍繞著傳主來寫，人們是不會有異議的。《紅樓夢》研究圍繞著曹雪芹來做，也應該是題中應有之義。人們說「紅學」已經變成了「曹學」，這批評是尖銳的，但也只有在研究已經對著作與作者本身毫無意義時才是如此。人們也曾對「曹雪芹卒年」這樣的討論表示不耐。其實對這麼一位偉大的作者連生卒年都弄不清楚，也並非什麼光彩的事！不弄清雪芹的生卒年，又怎能確知他的生活時代，家族與社會政治生活的變化，又怎能具體分析作品產生等種種微妙因素呢？
繁瑣也是一種相對的觀念。在某些人從某一角度看來是「繁瑣」的，換一副眼光，採取更廣闊的視界，結論恐怕就兩樣。不能要求廣大讀者都具有如此深廣的興趣，但在文學批評家，是應該知道這界限的。
細瑣、隱曲的研究傾向是確實存在的。我想主要原因之一怕是缺乏較為高遠的眼光，又沒有向廣闊的歷史「荒原」進軍的勇氣，因而只能陷於枝節的探索、追尋，浸漸形成一種氾濫無歸的狀態。這倒是值得注意的。
即以清初下迄乾隆這一歷史階段而論，目前就依然是一片未經開墾的「荒原」。遺存下來的實物、文獻資料，雖然歷經劫火，還是十分豐富的。現在僅就地誌、文集、筆記……這一角落而論，恐怕就沒有人能報得出一筆總帳，更不用說泛覽一過了。我相信，這中間是包含著大量直接間接與《紅樓夢》有關的資料的。《紅樓夢》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作品，這就要求我們以百科全書式的研究方法對待。說「紅學」是「曹學」，是目光過於褊淺了。大規模的開墾發掘，能帶來怎樣的收穫，是無法懸揣的。正如開採一座包含了多種稀有金屬的共生礦，經過篩選、分離，無一不是有用的資材。這種規模的研究工作，過去是無法想像的，這不是一二學人用「白首窮經」的方法所能做到的。在今天，就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了。可能有人會懷疑，這樣一來，豈非更將氾濫而不可收拾？其實這是用不著擔心的，不會出現不可收拾的局面，我們得到的將是一部燦爛的文化史、社會史，它將幫助我們更全面深刻地理解《紅樓夢》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照我看，這只能是唯一的途徑。
有一件事，記得是五十年前汝昌和我就採取了相同的立場的，那就是對高鶚為《紅樓夢》添加的狗尾的態度。而這立場直到今天也還沒有變。小說以一百二十回本傳世，是二百年來的既成事實。高鶚給了小說一個悲劇的結局，姑不論「蘭桂齊芳」那些混帳話，也應該說是難得的。不過這裡有一個科學態度與真實性的問題。假的總是假的，不論掛著羊頭的狗肉行銷了若干年，它到底不是羊肉。因此，每逢讀到某些論《紅樓夢》的洋洋灑灑的論文，一旦發現它引用了後四十回的文字作為分析論斷的依據，就廢書不觀了。因為首先在科學態度上作者就已陷入了進退失據的地位，這樣得出的結論，到底要由曹雪芹還是高鶚來承當？或按三與一之比計算份額？除了流行的百二十回本就還有《紅樓圓夢》、《續夢》……等不計其數的續作，這些作者似乎也有要求評論家予以考慮的權利。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俞平伯先生寫定「八十回校本」，將高續四十回作為附錄放在後面的辦法是合適的，也是通情達理的。儘管許多人為高鶚提出過許多辯護的理由，但到底改變不了事物的本質。研究者不首先分清真偽的界限，終將無法得出符合實際的科學結論。
司馬遷說過，「文王囚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這可能是我國最早涉及生活與創作關係的有名見解，真不能不使我們佩服。可是比起文王、孔丘、屈原……韓非來，曹雪芹的生活經歷可是豐富複雜得多了。他有幸比他的前輩們遲兩千年出世，社會已經大大地向前發展了。他看到的是一個五彩繽紛的封建末世，經歷的是變幻多采、寒溫異態的世相人情。這許多都不是他的前輩所能比擬的。曹雪芹和屈原一樣，也發出了他的無數「天問」，不過他沒有把回答寫成詩，而是一部《紅樓夢》。研究者的重要任務是追尋曹雪芹作出了一系列怎樣的答案，和他為什麼要作出這樣而不是那樣的答案。研究工作的前提應該是首先設法弄清在曹雪芹的頭腦裡到底存在著怎樣的問題。至於他怎樣將答案通過形象、故事表達出來，那是文學評論家的事情了。
以上所說，看來無非也還是一堆空話。五十年匆匆過去了。回想當年熱烈討論、爭辯的光景，還依稀如昨。可是汝昌經過了長期艱難的跋涉，卻已很跨出了幾步。自然不能說他是筆直地前進的，人間又哪能有這等事。但終於走出了一段路，基本的方向也沒有大錯。這是值得高興的，也是我雖然慚愧到底還是說出了這一堆空話的原因。
一九八二·二·二八
回《獻芹集》目錄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