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紅樓夢》研究綜論
毛澤東與《紅樓夢》研究綜論
賈洪衛
《紅樓夢》自清朝傳世二百多年以來，所展示的封建社會末期社會生活中無限廣闊的畫面，引起了人們廣泛的探索和研究，成為馳名世界、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古典文學名著。《紅樓夢》的藝術魅力長久地吸引著許許多多國內外研究者，從偉大的領袖到普通的公民，從政治家到文史學家都在用各自不同的眼光注視著這部研究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毛澤東──這位偉大的革命家，馳名海內外的偉大詩人和文學理論家，終身喜歡閱讀《紅樓夢》，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紅樓夢》，作出了極高的評價，在當代紅學研究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一百週年之際，綜論毛澤東與《紅樓夢》研究的歷史現狀和實際評論是很有意義的。
一
《紅樓夢》是一部內容異常豐富、思想極其深刻的古典文學作品，這部偉大的作品所反映的社會歷史背景是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這三朝曾被稱作中國封建歷史上的「康乾盛世」，主要的是十八世紀上半期，毛澤東指出：「到十八世紀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時代，《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個時代，就是產生賈寶玉這種不滿意封建制度的小說人物的時代。乾隆時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這就是出現大觀園裡那一群小說人物的社會背景。」（1）「乾隆年間，清朝開始走下坡路，曹雪芹借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興衰，提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2）當時的中國是處在封建社會開始分解、從封建經濟體系內部生長起來的資本主義經濟因素正在萌芽時期。從整個漫長的中國歷史角度看，「康乾盛世」時期是行將衰敗的封建時代的迴光返照，在穩固強盛表象之下，已隱伏和積聚著種種嚴重危機及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紅樓夢》形象地概括了封建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思想各個方面，廣泛地描寫了封建社會末期的中國社會生活，深刻地提示了封建貴族與被壓迫奴隸的對立和鬥爭，成為一面歷史的鏡子。《紅樓夢》通過描寫賈府這樣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封建世家大族盛衰興亡的過程，在客觀上全面提示出整個封建社會走向衰敗的內在原因、根本趨勢的必然規律，就其反映封建社會末期社會生活的廣度和深度而言，它的「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的現實主義描寫，歷史價值是很高的，《紅樓夢》完全可以當作一部形象的歷史來讀。
毛澤東說：「你要不讀一點《紅樓夢》，你怎麼知道什麼叫封建社會？」（3）毛澤東把《紅樓夢》看作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當作歷史來讀，這是毛澤東對《紅樓夢》這部文學作品的一貫看法，毛澤東以濃厚的興趣多次讀《紅樓夢》，開始當故事讀，後來當歷史讀，瞭解歷史現象，把握歷史規律，讀進了這部小說的較深層次。對《紅樓夢》所具有的社會內容和政治意義瞭解得全面而深刻。在讀書學習中貫穿著一條歷史唯物主義的主線。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所以講歷史就不能離開階級觀點。《紅樓夢》就寫了階級鬥爭，大觀園裡階級鬥爭激烈，有幾十條人命，而第四回《葫蘆僧亂判葫蘆案》，講護官府，提到四大家庭：「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鐵。」（4）最典型地反映了封建社會階級對立關係，因此是全書的總綱。從毛澤東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毛澤東讀《紅樓夢》這樣的古典文學作品，側重於歷史的把握，以政治家的歷史目光加以審視，作出歷史的定向引伸，並從中吸取有益的思想養料，但又不拘泥於陳規舊式，而是以馬克思主義作基礎，根據自己的所感所吾去理解和評價歷史現象和人物，以滿足指導中國革命的現實需要，在領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實現歷史的超越。
毛澤東對《紅樓夢》這樣的古典文學作品的酷愛，絕不是單純作為一種個人興趣，更不是像信而好古的腐儒那樣鑽入古書堆中而不能自拔。他是站在歷史的頂巔來反觀歷史，以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氣概來「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從藝術作品紛繁複雜的故事情節中，牢牢把握作品所反映的社會背景和作者的政治態度、思想傾向，從中挖掘自己所需要的思想素材，批判地繼承中國優秀的傳統，為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文學與歷史從來就存在著特殊密切的關係，互相聯繫、互相滲透，故古人有「文史不分家」的說法。但在理論上，文學與歷史有著明顯的區別，歷史是對過去事實的記載義理論觀點研究《紅樓夢》，批評了俞平伯的唯心觀點。這二篇批評俞平伯的文章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關注，在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志和其他有關同志寫下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支持並指出李希凡、藍翎發表批評俞平伯的文章是「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9)，，力求客觀地敘述「已經發生的事實」；文學多虛構和想像，有著強烈的主觀感情色彩，文學又是一定時代社會生活的反映。「《紅樓夢》寫的是很精細的社會歷史。」（5）寫出了一部封建社會沒落地主階級大家庭的衰亡史，書中描寫的榮國府和寧國府，是一個「赫赫揚揚，已將百載」的華閥世族，是維繫封建社會的骨幹和中堅。曹雪芹以生動細緻的筆觸，解剖這個家庭日常生活和各個側面，描繪生活於其中的形形色色人物以及他們之間錯綜複雜的相互關係，提示出他們在物質和精神上面臨的種種矛盾危機，從而使讀者對封建社會的經濟、政治、精神文化生活的基本面貌獲得整體、形象的感受。今人亦譽之為「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這樣的作品是可以當做歷史來讀的。
當故事讀，當歷史讀，都是讀書的一種視角。前者著重於書的娛樂性，當作消遣；後者著重於書的思想價值。當歷史讀，無疑是一種高明的視角，是馬克思主義者讀這樣的書時尤其不能忽視的一種視角。事實上，馬列主義的創始人就是把一些優秀的小說當做歷史來讀的。馬克思對狄更斯的作品很欣賞、恩格斯把巴爾扎克的作品說成是法國卓越的現實主義歷史（6），列寧把托爾斯泰的作品叫做俄國革命的鏡子（7）。毛澤東把《紅樓夢》當做一部形象的歷史來讀，作為軸心，這是毛澤東對《紅樓夢》總的看法，建國以來的「評紅」運動中的其它論點可以認為均從此引伸而來。
如同任何一部不朽作品一樣，《紅樓夢》流傳到今天，它的本身結構已經帶著幾百年的歷史沉澱和文化滲透。毛澤東把《紅樓夢》當作歷史來讀，似乎只有如此才是真正把握了《紅樓夢》的價值。正是由於《紅樓夢》是形象的歷史，具有歷史性質，具有認識作用和借鑒意義，所以在文革眾芳凋殘中還能「紅」花獨放，因為毛澤東對《紅樓夢》歷史化的理解，進而視為重要的政治工具。作為歷史研究方法，馬克思主義把文學看作整個歷史科學的一部分，從反映社會的真實性和深刻性上評價文學。用這種方法研究《紅樓夢》，毫無疑問會開闢出紅學研究的新天地，建國以後的紅學研究最重要的成績就在於此。
二
在中國悠久的歷史上，毛澤東對中國的社會變革和歷史進程產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響。為了把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毛澤東傾注了畢生的精力，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論創造，成為一位成功地領導中國革命的偉大領袖。階級鬥爭和政治革命貫穿了他幾十年的生命歷程，即使破壞舊世界已經成為過去的時候，他也仍然要求包括文藝在內的意識形態成為他政治活動的工具與武器。舊的國家機器摧毀了，但是，舊的傳統思想還要靠精神的武器去批判，這是歷史的必然。毛澤東認為，過去時代的文藝形式，「到了我們手裡，給了改造，加進了新內容，也就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了。」（*）具體到《紅樓夢》的評論直接視為思想政治運動，像五十年代初他從支持小人物文章開始的批判文學研究領域中胡適唯心主義思想的運動，他是自覺地把它作為政治革命成功後，確立在學術領域中馬克思主義統治，構建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上層建築的努力和嘗試來進行的。至於七十年代中期當《紅樓夢》再一次成為一場運動的中心，引起大大超過五四年還局限於文化領域的全國各界的注意時，個人迷信已至極頂，極左思潮已氾濫成災，《紅樓夢》很自然地捲進了當時不正常的政治活動中心，隨著當時政治鬥爭和階級鬥爭的發展，它的政治性越來越濃，而學術性越來越少以至毫無文學研究意義。這兩次運動，毫無疑問都超出《紅樓夢》藝術主體研究的範圍，而且也不僅僅是毛澤東個人的思想，帶有十分複雜的政治因素。但是，毛澤東作為發動者和領導者，他對《紅樓夢》的看法畢竟從根本上決定了運動的特點。
1954年，山東大學出版的《文史哲》月刊九月號發表了李希凡、藍翎《關於〈紅樓夢〉及其它》一文，對俞平伯在《新建設》雜誌上發表的《紅樓夢簡論》中的論點提出了批評。同年10月10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欄第二十四期上又發表了他們的《評〈紅樓夢研究〉》一文，用馬克思主在毛澤東的號召下，文藝和紅學界接著便開展了一場批判胡適派「主觀唯心論」的文藝思想鬥爭，形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運動。這場批判運動不僅僅批判胡適派的政治觀點和立場，而且也包括《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中所指出的黨內那些「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俘虜」的人，這場批判使《紅樓夢》研究納入了階級鬥爭和政治鬥爭的軌道。毛澤東對《紅樓夢》研究的政治影響從此開始。毛澤東的信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方向。1954年10月以後，《紅樓夢》研究的新的歷史時期開始。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的多次談話，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紅學研究的主導思想，由於毛澤東在全國的政治地位、威望和影響無與倫比，所以在他的關於《紅樓夢》的思想影響下，絕大多數研究者都力圖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以政治的、經濟的、階級分析的方法來研究《紅樓夢》，並且盡量地同索隱派舊紅學和胡適派新紅學劃清界限，形成了紅學研究向前發展的新趨勢。經過五四年那樣一場大規模的群眾性的討論與批判之後，《紅樓夢》這部偉大的古典小說才第一次廣泛地為中國老百姓所認識。人們普遍重視了考察文學形象的階級屬性和社會意義，《紅樓夢》終於衝出了唯心主義和神秘主義的氛圍，第一次放射出它耀眼的反封建的思想光輝。從那時起，有關《紅樓夢》的一些問題才真正進入新中國各階層人們的文化生活，在客觀上起到了宣傳、普及《紅樓夢》的作用。儘管這場運動中出現了某些缺點，在某些方面偏離了正確的學術爭鳴與批評的軌道；在一些學術批評中脫離具體版本脫離藝術主體，以致造成無可挽回的歷史誤會和遺憾。但這場批判運動在紅學發展史上的積極意義是不容抹殺的，不僅產生了深遠的政治影響，而且給人們留下了歷史的思索。54年10月以後，在學術界，絕大多數古典文學研究者、文藝理論工作者和作家，都對《紅樓夢》評價問題發表了意見，其中許多文章，主要是從政治、思想鬥爭的角度對胡適派新紅學進行批判，而不是認真地對《紅樓夢》本身的思想藝術進行研究。以致在紅學研究中形成了一個「政治學派」(10)。這一學派體現了以政治的、階級分析的方法來研究〈紅樓夢〉的特點。在54年以來的三十年時間，這一學派一直是我國紅學研究中規模最大和最具影響的。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和以後的《紅樓夢》的一系列論述，形成了政治學派的政治氣候，而且還得到了發展，在七十年代幾乎成為壟斷紅學研究的聲勢顯赫的學派，在1973年到74年掀起的「評紅」熱潮中，成為為政治鬥爭服務的主力軍。別有用心的「四人幫」乘機插手了評紅運動，他們打著毛澤東的旗號來歪曲毛澤東思想，想方設法把評紅納入篡黨奪權的軌道，把紅學變成「評法批儒」的政治鬥爭的工具。政治學派紅學幾乎走上了絕境。在這種不正常的政治環境下出現的不正常的紅學研究現象已經成為歷史的一頁，這樣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1973年10月，毛澤東在一次重要會議上，又一次談到《紅樓夢》，他說《紅樓夢》是思想和藝術結合得最好的一部古典小說，提議幹部多讀幾遍，並批評了認為《紅樓夢》主要是寫愛情的膚淺看法，明確指出《紅樓夢》是寫政治鬥爭的，談情是為了打掩護。同時也指出，建國以來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紅樓夢》的還不多(11)。從把《紅樓夢》看成是寫階級鬥爭內容的觀點出發，認為第四回是全書的總綱。從此以後，報刊上便開始陸續發表關於《紅樓夢》的文章，而且越來越多，形成了一個熱潮。毛澤東的政治影響力使廣大的群眾和部分古典文學工作者積極地參加了這次評紅運動，試圖用毛澤東闡述的關於《紅樓夢》的觀點，來研究和分析這部具有深刻的政治內容和政治寓意的古典文學名著。儘管這一類文章其中有一部分可能受到了當時「四人幫」的政治思潮的影響，現在看來這些文章也未必都很有學術價值，但它畢竟不同於「四人幫」的陰謀紅學，不能把它們等同看待。其中有些寫得好的，確有見解、有價值的文章和書籍，對我們研究紅學是很有意義的，決不能因為它是那一時期的產物就不問它的內容究竟如何一概視為個人迷信的產物而予以否定。
三
毛澤東談論《紅樓夢》的觀點中，關於《紅樓夢》是政治歷史小說的提法引起的爭論比較多。從目前所瞭解到的文獻資料來看，認為《紅樓夢》是有深刻的政治內容和政治寓意的政治小說、歷史小說、或政治歷史小說、社會政治小說的提法在73年9月以後開始普遍了。毛澤東關於《紅樓夢》是政治歷史小說的提法沒有在正式頒布的文件中發表，只是在一些談話中的看法。例如，在73年10月的一次重要會上，毛澤東講到《紅樓夢》是政治歷史小說；又講過這是一部頂好的社會政治小說(12)。在八十年代的一些關於毛澤東的回憶的文章中都提到了這是毛澤東所談論的基本觀點，大體上都是毛澤東在各種場合講述的，是真實可信的，除個別文字可能稍有出入外，基本精神符合原意。作為《紅樓夢》研究的一家之言，是客觀存在的。從學術爭論來看，有人認為關於「政治歷史小說」提法不妥，不能因為作品具有社會歷史、政治意義因而就稱它為「政治歷史小說」。否則這個要領就沒有客觀標準。就會造成認識上和政府上的混亂；也有人認為，按題材的傳統分類方法，《紅樓夢》不宜稱為「政治歷史小說」。還有人認為，說《紅樓夢》不是愛情小說，而是政治小說，寫愛情是為了掩蓋政治，這顯然是偏頗之論，並且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了；持贊同觀點的人認為，毛澤東的意思不過是強調《紅樓夢》不是單純描寫愛情的作品，認為書裡涉及到封建社會政治的地方非常之多，因而與其說是愛情小說，還不如說是政治小說更為恰當；《紅樓夢》中有政治，這一點連曹雪芹的同代人都看出來了，這說明「政治小說」說自有它存在的道理；「政治小說」是自有紅學以來就有的一種說法，並不是後來的新發明，實際上，《紅樓夢》問世以後，許多讀者和研究者都看到書中有許多尖銳的政治內容，有些描寫甚至直接把矛頭指向最高統治者，為什麼不可以說它是政治小說呢？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毛澤東為了尋找小說的政治內容，首要的是把小說歷史化而非其他。這無疑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看小說的一貫方法。毛澤東讀歷史，比較注意的是政治權力的更替和階級鬥爭的反覆，所以他把小說歷史化實質是把小說政治化。毛澤東把《紅樓夢》當作歷史來讀，但由於他對歷史的一貫看法，本質上把小說政治化了——一部真實反映了封建社會階級鬥爭的教科書。政治是當代的歷史，歷史是過去的政治，二者原無多大的差別。毛澤東把《紅樓夢》當歷史讀，又把它看作是政治歷史小說，是一部頂好社會政治小說，是具有一定道理的。因為毛澤東更多地注意到《紅樓夢》的政治寓意，它包含著階級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內容，尤其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政治鬥爭。例如：江南甄府的抄家，後來賈府的抄家，以及四大家庭上通朝廷，下結官府，互相之間連絡有親，一損皆損，一榮皆榮，這都是政治鬥爭的表現，這種表現的描寫都是極自然地融合在這個封建大家庭的日常瑣事特別是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悲劇進行中，不單純是描寫愛情的書，愛情之下有政治。毛澤東看《紅樓夢》從歷史的視角轉向政治的視角與現實的社會政治聯繫起來。古為今用，表現出一個偉大政治家深邃的透視力。作為一個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毛澤東無意於做紅學家。毛澤東對《紅樓夢》的酷愛和神往，用一句外國學者的話來概括他評論《紅樓夢》的用心是比較合適的：「馬克思主義和種各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直把文學當成一種特殊的社會學理論的資料，因而對之十分神往。」(13)毛澤東對《紅樓夢》所發表的一系列評論，在一定的歷史時期，畢竟直接影響了我國的政治生活，引起了國際紅學界的關注。作為《紅樓夢》的研究者與愛好者，則應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考察當時的歷史政治背景，對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的評論作出系統的總結和科學的評估。
四
毛澤東在講話和文章裡，經常引用《紅樓夢》中的主要人物、事件、故事和語言，並且常常用獨到的見解介紹給別人，同現實生活聯繫起來，常常把書裡可以借鑒的內容自然而貼切地運用於實踐，例如：在「三反」的時候，用「賈政做官」的故事，來教育共產黨員幹部警惕受人包圍；在1957年3月一次最高國務會議的結束語中，用王熙鳳對劉姥姥說「大有大的難處」來說明大國的事情也並不那麼好辦；在1958年召開的成都會議上，用小紅說的「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來說明聚散的辯證法和「沒有一件事不是相互轉化的。」(14)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我們的古人林黛玉講「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現在呢，不是陽風陽火壓倒陰風陰火，就是陰風陰火壓倒陽風陽火。毛澤東引用此語說明，黨內兩種路線的鬥爭，不是正確路線戰勝錯誤路線，就是錯誤路線壓倒正確路線，沒有調和的餘地。毛澤東還說：「『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鳳，又名鳳姐兒，就是她說的。」毛澤東在這裡借用這名話來說明，一個人要具有為革命犧牲一切的精神。(15) 毛澤東認為文學上有部《紅樓夢》是中國的驕傲；還將《紅樓夢》與《金瓶梅》、《聊齋誌異》、《官場現形記》等作品進行對比，認為《紅樓夢》寫的很有希望，尊重女性，是民主文學，對中國的教育史有很大的影響。 從54到74年二十年間，毛澤東多次論述的關於《紅樓夢》的觀點，除了形成文件公開署名發表的以外，有許多談話和看法沒有形成文件公開發表。其中1973年的一些講話，是經周總理親自傳達的，許世友在1987年寫的紀念毛澤東的文章中，還具體談到了這件往事，薄一波的《憶毛澤東同志二、三事》、龔育之和宋貴化的《「紅學」一家言》、陳晉的《毛澤東與古典小說》、馮其庸的《如何看待毛澤東同志對〈紅樓夢〉的一些意見》、劉夢溪的《紅學三十年》、李銳的《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等一系列文章與書籍對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的論述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記錄、客觀的分析和評價。其中《紅學三十年》這篇在學術界有影響的文章在八十年代初曾引起了一場學術爭鳴；《如何看待毛澤東同志對〈紅樓夢〉的一些意見》也引起了港台學者的關注；《「紅學」一家言》則比較全面地介紹了毛澤東關於紅學的一家之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紅樓夢》研究已經改變了大家都按一個調子作文章的狀況，紅學的百花齊放的局面在八十年代後開始形成。對毛澤東闡述過的關於《紅樓夢》的觀點已經成為學術界百家爭鳴的學術討論和研究。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一百週年之際，《毛澤東論〈水滸〉與〈紅樓夢〉學術討論會》廬山會議，系統地總結了一些重要的學術問題，進行了認真的科學論證，這對《紅樓夢》研究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註釋：（1）《毛澤東著作選讀（乙種本）》中國青年出版社1964年6月版，第828頁。
（2）（12）《人民日報》1981年12月26日。
（3）（4）（5）（12）《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三聯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頁至第237頁。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62-463頁。
（7）《列寧選集》第2卷，第369頁。
（8）《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55頁。
（9）《人民日報》1967年5月27日。
（10）《海南師院學報》1991年第4期第75頁。
（11）《文藝研究》1980年第3期第88頁。
（13）《南京大學學報》1986年第2期第141頁。
（15）《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21頁，第3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