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紅學的影響
淮茗：毛澤東對紅學的影響
毛澤東對紅學的影響
淮茗
在20世紀紅學研究史上，能夠對一代學人產生深遠影響、改變研究局面和走向者，只有兩個人：胡適和毛澤東。不過兩人的影響方式卻有著很大的差異，前者以學術自身的魅力影響了1949年前三十年間的紅學研究，後者則更多的依靠政治力量居於1949年後近三十年的主流地位，雖然其中也不乏一些精彩別緻、富有魅力的見解。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影響力使毛澤東對《紅樓夢》的點滴評論跨越學術領域，成為一種具有信仰色彩的公眾經典和權威話語，對此間紅學研究有著十分重要而深刻的影響，大量紅學著述都是基於毛澤東的這些言論而展開話題的，不管這種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無疑，探討1949年後三十年間的紅學研究，首先要對毛澤東的文學觀及其有關《紅樓夢》的見解有著比較充分的瞭解，儘管毛澤東一生都沒有寫過專門論述《紅樓夢》的著作或文章，從嚴格意義上講，他並不是一個紅學家。探討毛澤東紅學觀的文章近年來屢見報端，其中不乏一些精彩的論述，但也有不少缺乏歷史依據的溢美之詞，這裡本著公正、客觀的原則從學術史的角度對這一問題重新進行審視，就教於大方之家。
毛澤東平生好學，學養深厚，這是學界所公認的。儘管毛氏一生一直以激進的反傳統形象出現，但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仍然是其重要的思想資源，古代小說即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成為毛氏思想潛在的文化背景，它不僅表現為毛氏撰文時的隨手引用、聊天時的慣常話題，而且還影響著毛氏對中國文學乃至中國文化的整體印象，甚至是其思考行為方式。
總的來看，毛澤東本人十分喜歡閱讀古代小說，對古代小說特別是那幾部家喻戶曉的名著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聊齋誌異》等都非常熟悉，其中的人物、情節可以在談話撰文時隨手拈來，靈活運用。在這些小說中，毛澤東對《紅樓夢》的評價是最高的，比如1938年他在與賀龍、徐海東兩位軍事將領談話時曾說：「中國有三部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不看完這三本書，不算中國人。」[1] 1956年，在《論十大關係》一文中談到中國的狀況時，他更是指出，中國「工農業不發達，科學技術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歷史悠久，以及在文學上有部《紅樓夢》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驕傲不起來」[2]。對《紅樓夢》一書評價之高，可以說超過此前任何一位研究者。此前人們對《紅樓夢》的最高評價也不過是「小說中無上上品」[3]、「小說家第一品」[4]、「小說中之最佳本」[5]，或「言情道俗者，則以《紅樓夢》為最」[6]，或「自足為我國美術上之唯一大著述」、「絕大著作」[7]，或「西國小說，佳者固千百，各有所長，然後《石頭記》之廣博精到，諸美兼備者，實屬寥寥」[8]之類。這些評價無論是以本國小說還是以其他國家小說為參照，還都是局限於文學領域來談。而毛澤東則不然，他是將《紅樓夢》視作代表整個民族文化精華的經典，將是否閱讀《紅樓夢》作為一個普通國民的基本素養，這種高度無疑是空前的、與眾不同的。
據毛澤東本人講，他至少讀過五遍《紅樓夢》[9]。在其藏書中，包括木刻本、石印本、影印本及各種平裝本在內，共有20多種版本的《紅樓夢》，其中兩種還作過圈畫。據說他還作過不少《紅樓夢》批注，可惜這些批注至今還沒有正式公開發表過[10]。此外，他還多次勸黨內高級幹部及身邊工作人員閱讀這部「難得的好書」[11]。
對《紅樓夢》一書，毛澤東沒有作過系統完整的評述，大多為即興發揮式的隻言片語，而且皆是在非學術氛圍的場合所講，由於講話場合和聽眾對象的不同，表述方式和遣詞用語也會有所不同，加之現在所看到的毛氏的評紅言論也並非當時完全準確的真實記錄。不過將這些言論放在一起來看，其思路和觀點還是比較一致、具有延續性的，大體上體現了毛澤東對《紅樓夢》一書的基本見解，其中頗有一些堪稱慧心獨具的新看法。大體上可以將其歸納為如下幾點：
一是其社會歷史的切入角度。儘管毛氏本人對《紅樓夢》一書十分熟悉，但他畢竟不是專業研究人員，加上其政治家的特殊身份，因此，他在閱讀《紅樓夢》時雖然也注重藝術層面的個人感受，但更多的則是從社會歷史的角度切入，挖掘作品中的社會歷史蘊涵，而不會像專業研究者那樣將其局限在文學和學術的領域。1961年，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區第一書記會議上，他曾明確地說：「對《紅樓夢》，不僅要當作小說看，而且要當作歷史看……《紅樓夢》寫的是很仔細很精細的歷史。」[12]1964年，在與幾位哲學工作者談話時，他再次強調，自己是把《紅樓夢》「當歷史讀的。開始當故事讀，後來當歷史讀」[13]。1938年。他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做「怎樣做藝術家」的講演時說：「《紅樓夢》是一部很好的小說，特別是它有極豐富的社會史料。」[14]在關於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筆記中，他曾以《紅樓夢》為例，論證「家長制度是在不斷分裂中」[15]。顯然，毛氏更多的是將《紅樓夢》當成一部瞭解中國社會的通俗歷史教科書，正如他本人所講的，「不看《紅樓夢》，就不瞭解中國的封建社會」[16]。
一是其社會批評的眼光。從社會歷史的角度切入，自然就會特別關注作品中的社會文化含量及其與社會現實之間的聯繫。如1934年，他與賀子珍談論《紅樓夢》時，指出該書「寫了兩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賈母、王熙鳳、賈政，這是一派，是不好的；賈寶玉、林黛玉、丫環，這是一派，是好的。《紅樓夢》裡寫了兩派的鬥爭」[17]。1951年，在與周世釗談話時，他又把《紅樓夢》看做是一部描寫封建大家族衰亡和封建社會階級鬥爭的小說，充分肯定賈寶玉對封建制度的叛逆性格[18]。1963年，在杭州工作會議的講話中，他又說：「《紅樓夢》主要是寫四大家族統治的歷史。」[19]此外，他還特別喜歡《紅樓夢》中林黛玉所說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這句話，並多次引用[20]。
角度和眼光不同，對作品的理解自然也就不同，比如他一反前人的看法，將第四回當做全書的總綱，指出「什麼人都不注意《紅樓夢》的第四回，那是個總綱，還有《冷子興演說榮國府》，《好了歌》和注」[21]。從社會歷史的角度切入閱讀《紅樓夢》，早在世紀之初的小說界革命時期就已有人這樣做過，但著眼於作品不同階層人物的衝突和鬥爭來解讀《紅樓夢》，這是毛澤東的首創。這種閱讀視角與當時毛澤東的哲學、政治思想是一致的，是前者在文學領域的具體運用，他本人曾明確指出：「《紅樓夢》寫四大家族，階級鬥爭很激烈，有幾十條人命，而統治者也不過二三十人。講歷史不拿階級鬥爭觀點講，就講不通。只有用階級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紅樓夢》寫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紅學的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可見問題之難。」[22]這一見解所包含的閱讀視角和研究方法對1949年後近三十年的紅學研究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成為其間紅學研究的主要模式。
一是對實際閱讀效果的關注。上述獨特的切入角度和觀照眼光決定了毛澤東更加注重作品的教育功能，採取較為實用的態度。1951年，他在與周世釗談話時曾指出，賈寶玉吃飯穿衣都要丫環服侍，不能料理自己。林黛玉多愁善感，哭哭啼啼，住在瀟湘館，吐血，鬧肺病。對現代青年來說，不足為訓[23]。
毛澤東對《紅樓夢》的創作動機和旨趣也有自己獨到的理解，1958年10月5日，他在天津的一次談話中曾指出：「司馬遷的《史記》、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都不是因為稿費、版稅才寫的。《紅樓夢》、《水滸傳》也不是因為稿費、版稅才寫的。這些人是因為有一肚子火才寫的。」[24]顯然，他注意到了曹雪芹對古代發憤著書傳統的繼承。在另一個場合，他又對此作了進一步的發揮，指出「曹雪芹寫《紅樓夢》，還是想『補天』，想補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紅樓夢》裡寫的卻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說是曹雪芹的世界觀和他的創作發生矛盾」[25]。既充分肯定《紅樓夢》的思想和藝術，同時又點出作者的局限所在。
此外，他還注意到《金瓶梅》和《紅樓夢》間的傳承、異同關係，指出「《金瓶梅》是《紅樓夢》的老祖宗，沒有《金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紅樓夢》、《聊齋誌異》是尊重女性的」[26]，「《金瓶梅》沒有傳開，不只是因為它的淫穢，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雖然寫得不錯，但人們不愛看，《紅樓夢》、《西遊記》就不同，寫得有點希望麼」[27]。
他還曾談到《紅樓夢》的語言，認為「作者的語言寫得很好，可以學習他的語言，這部小說的語言是所有古典小說中最好的一部」[28]。這個見解與大多研究者基本相同。
同時還要指出的是，毛澤東對紅學研究的現狀還是比較關注和熟悉的。他讀過建國初出版的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和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還作了不少圈畫[29]。1962年4月，在看完吳世昌的兩篇紅學文章後，他特意讓人找到吳氏的全文來讀[30]。因為對研究狀況比較關注，對紅學研究自然有自己的看法，比如他認為「俞平伯、王崑崙，都是專家。何其芳也寫了個序，又出了個吳世昌。這是新紅 學，老的不算。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適的看法比較對一點」[31]。
如果僅從學理上來講，毛澤東的紅學見解還是很有特色的，頗有一些他人見不到、想不到之處。《紅樓夢》的閱讀和欣賞從來都是開放的和多元的，允許各種角度的解讀。他發現了作品中不同階級、地位人物間的衝突和鬥爭，這雖非曹雪芹創作的本意所在，卻也是作品客觀表現的事實，自有其道理在。他將《紅樓夢》當做一部通俗歷史教科書來讀，注意其對社會現實的參考借鑒價值，持實用主義的立場和態度，這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可以實現該書的多元價值。平心而論，這種視角也稱不上「一個高明的視角」[32]，因為很多人皆能見及此處，而且從晚清小說界革命時期到當下為止，一直都有人在這樣做，有不少此類性質的論著面世。毛澤東的這一閱讀視角之所以受到特別的關注，顯然與他的政治地位和巨大影響力有關。
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毛澤東是位對整個社會有著巨大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他未能將僅屬個人的閱讀意見與整個國家的文化政策進行嚴格的區分，對紅學的特殊喜愛、對紅學研究狀況的格外關注不僅沒有促進紅學自身的良性發展，反而構成了對紅學研究的嚴重干擾和阻礙。加之1949年後學術研究被納入政府行政控制的範圍，借助強大輿論宣傳工具的造勢，最終形成了個人意見成為官方立場和意志的不正常現象，整個紅學研究就只剩下了一種聲音，成為一言堂，儘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喊過多次，但從未真正落實到實處。這樣，有著合理成分的階級鬥爭說被無限放大，代替其他諸種角度的觀照，其荒謬性也就十分清晰地顯露出來。這種局面也未必是毛氏本人所願意見到的，但當局者迷，它所帶來的教訓也是非常沉重和深刻的。
再者，毛氏談《紅樓夢》往往是隻言片語，即興之談，具有一定的含糊性，這就給大量的紅學文章以發揮的空間，不過在當時思想高度統一的政治文化環境中，這些發揮是有限度的，出現觀點、用語雷同的現象也是必然，其中不乏牽強附會處。種種主客觀因素的作用，形成了1954年的批判俞平伯和70年代中全國範圍內的評紅運動，構成了學術史上的奇觀和鬧劇，其結果也是可以想像的，紅學研究因此而喪失自己的品格，成為詮釋官方學術文化政策的一種學術工具。
[1]董學文、魏國英《毛澤東的文藝美學活動》第67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本文所引毛澤東談《紅樓夢》語大多引用該書，間采他書。比較遺憾的是該書雖然搜羅毛澤東文藝美學活動言論較為完備，但不註明出處，不便於更進一步的復檢。
[2]轉引自董學文、魏國英《毛澤東的文藝美學活動》第156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3]楊恩壽《詞餘叢話》。
[4]趙之謙《章安雜說》。
[5]觚庵《觚庵漫筆》，《小說林》第一卷（1907、1908年）。
[6]邱煒萲《菽園贅談》。
[7]王國維《紅樓夢評論》，載《靜庵文集》，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8]吳宓《紅樓夢新談》，載呂啟祥、林東海主編《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彙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
[9]董學文、魏國英《毛澤東的文藝美學活動》第227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0]參見陳晉《文人毛澤東》第320—321頁相關介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1]—[19]分別參見董學文、魏國英《毛澤東的文藝美學活動》第227、39、212、227、60、204、253、39、139、220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0]一次是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一次是1957年11月13日在莫斯科對留學生的講話，見董學文、魏國英《毛澤東的文藝美學活動》第160、175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1]—[28][30]分別參見董學文、魏國英《毛澤東的文藝美學活動》第227、228、139、186、228—229、212、218、231、215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9]參見陳晉《文人毛澤東》第322頁、第324-32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1][32]龔育之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第221、229頁，三聯書店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