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世聯:毛澤東與《紅樓夢》
單世聯:毛澤東與《紅樓夢》
《紅樓夢》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這一切首先與毛澤東有關。毛澤東最早讀《紅樓夢》是在長沙第一師範讀書時，井岡山時期他還和賀子珍談過林黛玉，延安時代也對茅盾表達過自己的紅學見解。４９年後他搜集了２０種《紅樓夢》的各種版本。１９５２年，俞平伯的《紅樓夢辯》改名《紅樓夢研究》由棠棣出版社新版，毛讀過後的反應，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毛對該書批了若干問號，對《作者的態度》、《〈紅樓夢〉底風格》兩章中感歎身世、情場懺悔等觀點明顯表示不贊成。「毛澤東讀俞平伯這本書，是在李、藍文章發表之前，或之後，還得而知。但這並不重要。無論在此前還是此後，他把《紅樓夢》當作社會歷史乃至階級鬥爭典型反映的思路是明確和一貫的，和『新紅學』不是一路，對這部小說的評價也比『新紅學』高得多。李希凡、藍翎的文章一出來，引起他的重視，誘發他的興趣，博得他的叫好，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另一種說法是：「據說喜歡《紅樓夢》的毛澤東讀後，還把統戰部的李維漢、徐冰找來，後來便把俞後補為全國人大代表。」
毛澤東對新紅學的評價比對索隱派高，直到１９６４年他還認為：「《紅樓夢》寫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紅學的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可見問題之難。……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適的看法比較對一點。所以他開始對俞著有較高評價是極有可能的。但毛歷來要求文藝為政治服務，注重從社會歷史的角度觀察文藝現象，早在１９３８年，毛就在延安「魯藝」的演講中說《紅樓夢》有極豐富的社會史料，所以就文學的一般觀念而言，李、藍的文章顯然更與毛一致，何況李、藍的文章都引用了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的語錄來批判俞平伯的主觀唯心主義。加深毛的印象甚至激動毛的情緒的是，李、藍「兩個青年團員」的文章恰恰又受到毛一貫厭惡的「大人物」的阻攔，這令他不能容忍了。
５４年批判的目的，不是要和俞過不去，也不只局限於《紅樓夢》研究及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而是要從哲學、歷史學、教育學、語言學等學術文化的各個領域，徹底清除胡適的影響，確立馬克思主義的統治地位。為了保證運動達到預期目的，中央正式成立了由郭沫若、茅盾、周揚、鄧拓、潘梓年、胡繩、老捨、尹達等人組成的委員會，這個主要文化界知名人士和黨的文化官員組成的級別不高的委員會主要在前台活動，真正掌握運動的是毛澤東。與此同時，中宣部精心設計了一個運動方案，確定了九個題目，包括胡適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歷史觀點、《中國哲學史》、文學思想、《中國文學史》、考證在史學中的作用、《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藝術成就及其產生的社會背景、《紅樓夢》的研究著作。一方面發動全國學者大規模參戰，另一方面分工寫作，每一個題目都是專門人員批判。差不多是責任到人。
毛澤東要建立的紅學範式是一種社會政治論，只要承認小說充滿現實社會內容和和階級鬥爭，承認《紅樓夢》是政治歷史小說，「自傳說」和考證法都可以獲得一定的生存權和有限的學術空間。如果說胡適帶給紅學的是科學方法、歷史考證，那麼，毛澤東賦予紅學的則是社會內容和政治觀念，他們共同之處都是把《紅樓夢》當作歷史材料。
但在毛澤東看來，《紅樓夢》的政治潛能僅靠一次批判運動是不能充分發掘出來的。５４年他只是認同李、藍的文章，此後就不斷就《紅樓夢》和紅學發言。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紅樓夢》是思想和藝術結合得最好的一部古典小說，提議幹部要多讀幾遍，並批評了認為《紅樓夢》主要是寫愛情的膚淺看法，明確指出《紅樓夢》是寫階級鬥爭的，談情是為了打掩護。建國以來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紅樓夢》的還不多。這一講話直接啟動了１９７４年「評紅」運動。類似的觀點毛此前多次提到，為什麼只有在１９７３年才形成「評紅」運動，其來龍去脈迄今仍不清楚。可以確認的，一是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發表２０週年；二是如御用喉舌梁效在《批判資產階級不停》中說的是為了「推動當前批林批孔的鬥爭」。無論如何，「評紅」是１９７４年中國政治文化生活的主題之一，這一年，全國各報刊就發表有關文章３１９篇。
《紅樓夢》與４９年以後的中國政治文化的息息相關，這是它普及的關鍵。但說《紅樓夢》是政治小說卻並非是毛澤東的獨創，不但蔡元培力倡此說，持「自傳論」最力的周汝昌也堅主此論。政治始終是２０世紀中國的壓力性背景，如果沒有它，一部通常認為是談情說愛的小說又如何能中社會文化生活中如此沸沸揚揚？
編自《紅樓漫卷世紀風──胡適、毛澤東與《紅樓夢》，兼論紅學何成為顯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