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1954》：知識分子悲歌
《紅學：1954》：知識分子悲歌
發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對於《紅樓夢》研究的批判，現在早已徹底平反了。當時的知識分子還未經歷過這樣的風波，這成為了他們非常獨特的一段人生經歷。本書詳細地梳理了當年的材料，使我們看到了許多富有才華的知識分子各種不安的心態，這也有助於總結我們所曾走過的曲折的道路
《紅學：1954》/孫玉明著/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11月版/35.00元
一次奇特的座談會
1954年10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當時被稱為「兩個小人物」的李希凡、藍翎合寫的第三篇文章；同一天，在中國作家協會也召開了批評俞平伯的會議。但這次會議並沒有出現一邊倒的現象。
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主持會議的鄭振鐸一開始就「擴大」了批判範圍，他說：「幾年來我們的思想改造是不徹底的，因此經常出毛病。」他使用「我們」，而不說「俞平伯」，並一再強調「徹底的批判自己」，然後才說批判「人家的過去工作」。繼鄭振鐸之後，首先發言的是俞平伯自己，接著是他的助手王佩璋。之後，批判俞平伯的戲才算正式開場。其中吳恩裕的發言雖然表面上是在批判胡適、俞平伯，但主旨卻是在替自己的考證作辯解。其餘的十四個人，又大致可分成以下幾類：一、既高度讚揚、肯定「兩個小人物」的文章，又對俞平伯、胡適進行批判或批評的人有：鍾敬文、王崑崙、黃藥眠、何其芳、周揚；二、不提「兩個小人物」，只批判或批評胡適、俞平伯的人有：舒蕪、聶紺弩、老捨；三、既肯定、批評俞平伯，也批評、肯定「兩個小人物」的有：吳組緗、啟功；四、雖然批評俞平伯，但卻明顯是在替俞平伯說好話的有：楊晦、浦江清；五、只把目前學術界的弊端批評一通的有：馮至；六、不批評俞平伯，反而批評「兩個小人物」的有：范寧。
第一、二類發言，雖然也是在「批」，但與後來的批判文章相比，明顯缺乏火藥味。比如老捨、王崑崙的發言，用詞很柔和。鍾敬文和聶紺弩的發言，重點是在批判胡適。另外四類是很奇特的，如第三類的吳組緗，對雙方「各打五十大板」。他認為：「俞先生在《紅樓夢研究》序文中說，《紅樓夢》是中國文壇上一個『夢魘』，愈研究愈糊塗。我覺得這話說的很有意思。」「俞先生的研究總是著眼於極瑣屑的問題，總是從『筆法』，『章法』，『穿插』，『伏脈』等去看，從一句詩一句話的暗示去猜」。「由於孤立地，瑣屑地看問題，使他愈鑽愈迷惑……這樣，俞先生自己昏頭昏腦，也把讀者們弄得昏頭昏腦」。接著他對俞平伯又作了肯定：「但俞先生的研究態度也有一些好處。他不大固執己見，肯接受不同的意見。」吳組緗對李希凡、藍翎的《評紅樓夢研究》也提出了不同意見：「說俞先生的研究是自然主義觀點，這我看不出來。」「說賈府敗落原因的那一段和註釋，我也不很同意……對曹雪芹的文藝觀也未免評價過高」。
與吳組緗相比，啟功的發言重在自我批評，說自己的工作「比起考證來更下一層」。楊晦與浦江清的發言，雖然也在批評俞平伯，但替他開脫的意思卻非常明顯。楊晦說：「在解放初，俞先生對於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曾經自認是二元論者。他說：『他不懂馬克思列寧主義，就不搞假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既顯示了俞平伯倔強耿直的一面，也說出了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的心裡話。楊晦還提出了一個令當時的許多知識分子都感到困惑的問題：「對文學研究是從考據、資料來著手呢？還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方法來著手呢？到現在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他還認為「李、藍二同志的文章也許不是很成熟的」。另一個替俞平伯說話的浦江清認為，俞平伯對《紅樓夢》有幾十年研究，從他那裡我們還是可以學習一些東西，應該尊重他的勞動。對於李希凡、藍翎的文章，浦江清也提出了不同意見。
在這次會議上，馮至的發言最值得關注。他既沒有批評俞平伯，也沒有評價李希凡、藍翎的文章，更沒有談馬列主義及對唯心論的批判那一套，而是對當時古典文學研究的現狀，從幾個方面進行了「批評」：「第一、很多文章是公式化的，以為把下邊這套公式在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上一套，便可以解決問題：（1）作者生平；（2）作品內容；（3）作品的人民性（從書中找出一兩段描寫人民的，便算是人民性）；（4）現實主義精神（有時把描寫逼真就認為是現實主義精神）；（5）結論。如果作品中有什麼落後思想，不加分析，只說是『受時代的限制』。把這樣一套公式到處去套，是不解決問題的。」馮至的批評，切中了當時古典文學研究界的要害，可惜這種現象後來不僅沒有得到糾正，反而愈演愈烈。也許是為了應景，直到最後，馮至才說了一句：「近來讀李希凡、藍翎批判俞平伯先生關於《紅樓夢》研究的文章，這是給古典文學研究者敲起了一聲警鐘。」仍然沒有褒貶，看來他對李、藍的文章是持保留態度的。
周汝昌惹火燒身
周汝昌先後畢業於燕京大學外語系及中文系研究院，胡適《紅樓夢考證》等系列文章及俞平伯《紅樓夢辨》
的出版，對周汝昌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1953年9月他的《紅樓夢新證》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從而奠定了他在現代紅學史上的地位。
1954年秋，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烈焰燒到了俞平伯身上。當時年僅34歲的周汝昌剛從外地調到北京，他也撰寫了批判胡適、俞平伯的文章。10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他的《我對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錯誤觀點的看法》，文章甫一開篇，他便拉出魯迅來做自己的「擋箭牌」。他在《紅樓夢新證》
中既力主「曹雪芹家事說」，又認為《紅樓夢》與清代政治有關，現在他強調這些觀點來自魯迅。恰恰是這些自我開脫的話，招致了更為強烈的批判。
首先對周汝昌的文章作出反應的，是俞平伯的老朋友魏建功。1954年11月26日，《光明日報》刊登了他的《批判〈紅樓夢〉研究中的唯心論觀點的意義》，在批判胡適和俞平伯後，有意地點出「在他們影響之下又產生了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新證》簡直是煩瑣考據變本加厲的典型，也就是這種思想方法毒害最可怕的標證！」俞平伯的另一好友宋雲彬也在這年11月30日的《解放日報》發表了《展開思想鬥爭提倡老實作風》一文，對準俞平伯批判一番後，重點批判起周汝昌來。《人民文學》1954年12月號刊登的胡念貽的《評近年來關於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又對俞平伯、周汝昌、吳恩裕三人在「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進行了全面批判。胡念貽說：「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夢新證》所表現出來的，仍然是十足的胡適的實驗主義思想。」他們的文章都點到了周汝昌以魯迅擋箭的「透頂的不老實的態度」，宋雲彬還借此委婉地替俞平伯打起抱不平來：「如果俞平伯也是這樣，他拒絕人家的批評，說：『請你們看看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罷，他也認為《紅樓夢》是寫實，是作者的自敘呢。魯迅還引用了我的話……』那麼我們難道就偃旗息鼓，承認我們的批評倒是錯了嗎？」
惶恐中的周汝昌住進了醫院。在這緊要關頭，「兩個小人物」「奉命」充當起周汝昌的保護神來。藍翎後來曾談及此事：「周汝昌因病住進了醫院，大概日子不怎麼好過。鄧拓找我們說，要寫一篇文章，既嚴肅批評他的錯誤觀點，也體現出熱情幫助和保護的態度。我們按照這個精神，寫了《評〈紅樓夢新證〉》。周汝昌看到後，大出意料之外，來信表示感激得流淚云云。」李希凡、藍翎的一句「《新證》是不同於後二者的」，將周汝昌從「胡適派」的陣營中解救了出來。李希凡還奉命去醫院看望他。所謂「上邊的意思」，恐怕還是來自毛澤東。
周汝昌迫於外界及心理壓力撰文批胡適，這也引起了時在大洋彼岸的胡適的關注，他讀了周汝昌的文章後，反而向他人推薦起《紅樓夢新證》來，稱其為一部「很值得看的書」。他說：「周汝昌是我『紅學』方面的一個最後起、最有成就的徒弟。」「汝昌的書，有許多可批評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還說：「其實我的朋友們罵我，我從不介意。」
王佩璋的人生悲歌
王佩璋是俞平伯的助手。許多人並不知道，正是她的一篇文章，激發了 李希凡、藍翎向俞平伯挑戰的豪情，從而引發了那場舉國震驚的批判運動。王佩璋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分配至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協助俞平伯從事《紅樓夢》的研究工作。俞平伯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紅樓夢》與中國古典詩詞，王佩璋恰恰在這兩個方面都很有造詣。1953年年底，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汪靜之整理的新版《紅樓夢》，這是建國後的第一個排印本。當時正協助俞平伯整理《紅樓夢》八十回本的王佩璋，從中發現了許多問題，不久她便寫成了《新版〈紅樓夢〉校評》一文，認為《新版紅樓夢》「首先是關於本書的作者曹雪芹的生卒年與他的旗籍都有錯誤」，接著指出，「『新本』雖然自稱是根據『程乙本』，但實際上卻是1927年『亞東圖書館發行的『亞東本』。與原來真正的『程乙本』出入很大。」
王佩璋將此文投寄《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編輯部。《文學遺產》採取了謹慎的處理方式，他們給作家出版社寫了一封信，並將王佩璋的文章一併寄去，讓他們核實。作家出版社收到轉來的文章後，重新審查《紅樓夢》新版本，證明王佩璋的批評是合於事實的。王佩璋的文章與作家出版社的信於1954年3月15日在《光明日報》發表後，引起了李希凡與藍翎的注意，從而激發了他們對《紅樓夢》的濃厚興趣及向名人挑戰的願望。批判運動開始後，在10月24日中國作協召開的座談會上，繼俞平伯之後發言的就是王佩璋，她實事求是地說明自己到底「代俞先生寫了哪些文章」。但在會後第十天，王佩璋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我代俞平伯先生寫了哪幾篇文章》一文，語氣已與會上的發言大不相同，從「由我個人負責」變成了明辨是非的批判者，甚至提出了要說明「事實真相」。
是什麼原因導致王佩璋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北京日報》1954年10月5日編印的《北大教授對紅樓夢問題的反應》中，有這樣一段話：「俞平伯教授……說，王佩璋批評我的文章，說是我叫她寫的。她寫的文章，還不是喬木叫她寫的。」形勢逆轉，王佩璋很快成了批判大軍中的重要成員。1954年11月28日，王佩璋又在《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談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研究〉工作中的錯誤態度》，對俞平伯進行了再批判。在人們眼裡，王佩璋成了苦大仇深的「被剝削者」。然而，從「反右」直至「文革」，遭到萬炮齊轟的俞平伯躲過了一場又一場運動；而曾一度成為「新生力量」的王佩璋，卻是一路坎坷一路悲歌。1958年，在「大躍進」浪潮中，王佩璋下放到北京某國棉廠勞動鍛煉，年底傳來消息，說她往機器裡放鐵砂，破壞「革命生產」，單位小範圍內對她進行了批判。大約在1960年初，王佩璋被開除公職。愛惜人才的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負責人何其芳推薦王佩璋到中華書局去當編輯，但王佩璋不願意去。「文革」中，王佩璋成了「革命對像」，不久便自殺，離開了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