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阿英的紅樓夢研究
阿英的紅樓夢研究
吳家榮
阿英雖然沒有在紅學研究上提出過劃時代的研究角度和方法，開創紅學研究
的新局面；也沒有推翻或建立某種理論，產生過驚世駭俗的轟動效應。然而，
阿英卻是扎扎實實地走著另一條路：默默地從事著紅學資料的整理、評價及對
通俗紅學的研究。阿英對紅學的興趣從三十年代中期持續到六十年代中期，跨
越了解放前、後兩個歷史階段，因而，他的紅學研究也就顯示了新紅學到當代
紅學轉型期的一些特點。
一
阿英研究紅樓夢是從整理資料入手的。1936年，阿英將搜集到的十七種紅
樓夢研究資料歸類評析，揚優黜劣，寫出了《紅樓夢書話》，又於1941年編定
《〈紅樓夢〉書錄》。這兩本書，尤其是前一種書，較為全面地顯示了阿英早
期紅學研究的實績，突出地體現了阿英解放前對紅學的貢獻。
《紅樓夢書話》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阿英較早地勾勒了舊紅學的發展線索。《紅樓夢書話》將二百年來
的紅樓夢研究大致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就是把《紅樓夢》當作訓諭的「
善書」看，《夢癡說夢》可為代表；第二階段，是把《紅樓夢》作為「史書」
看，《石頭記索隱》可為代表；第三階段才把《紅樓夢》作為「文學」書看，
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可為代表；第四階段，阿英認為：「就是從科學的新
觀點，來對《紅樓夢》加以新的考察，遺憾的是還沒有其人。」這第四階段科
學的新觀點究竟為何？阿英沒有點明。然而，就作為左聯執委的阿英當時的進
步思想水平來看，當指辯證唯物主義觀無疑。阿英認為前三階段的研究都有執
其一端的片面，因而熱切呼喚能有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研究《紅樓夢》的力作
問世。然而限於當時的時代條件，自然是「還沒有其人」了。阿英對紅樓夢研
究階段的劃分，基本符合舊紅學的發展狀況而為多數人接受與認同。舊紅學經
歷了評點派、索隱派、美學派三個階段。評點派即為阿英的訓諭派。其主要觀
點是視《紅樓夢》為宣揚封建「綱常」、「名教」的《經書》，以輪迴報應之
說勸誘子弟立善盡孝，揚宗耀祖。顯然，這大違曹氏初衷，是對《紅樓夢》的
極大歪曲，然就其人物品評，藝術技巧的探究來說，往往富有卓見。第二階段
索隱派與阿英同。此派受乾嘉考據學風的影響，認為《紅樓夢》寫了清王朝貴
族社會的興衰際遇，或某個王公貴戚的婚姻戀史，把小說中人物、情節與歷史
人物事件相比附，力圖找出作品影射的真人真事，這種對號入座式的比附法，
雖然評論作品注意到社會歷史因素的影響，然而卻置《紅樓夢》作品本身於不
顧，硬在書外找替身，弄得小說面目全非，索然無味。在舊紅學的諸方法中，
阿英對王國維的美學派評價很高，認為王國維力排「索隱」、「隱射」之風，
第一次從美學角度直接研究《紅樓夢》作品本身，至為可貴。王國維認定作品
的主題是宣傳「人生之痛苦與其解脫之道」，肯定了《紅樓夢》悲劇的美學價
值，是為震聾發聵的新論；不足在於將《紅樓夢》主題局限於抽像的人生痛苦，
沒能引入階級分析觀點作社會歷史的考察。阿英由此期待用科學的新觀點考察
《紅樓夢》，他的期待明顯具有高瞻遠矚、雄視紅學發展趨向的氣勢；同時，
這種期待也是一種動力，推動當時的紅學研究走出繁瑣考據、曲意附會的困境，
進入一個視野更為開闊、方法更為先進的嶄新天地。
其次，阿英較為正確地評介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紅樓夢研究著作，通過這些
評介，具體地表現了阿英紅學觀點的進步性。阿英對《紅樓夢摘華》的評論是：
「此書所選，未能盡其精神，又每篇所選，少者僅有百餘言，多者不過三四百
言，也不能使讀者整個的看到《紅樓夢》的成就。」因而「此書雖雲少見，實
無可取」。對於《紅樓夢譜》，阿英認為該書「就《紅樓夢》人物關係，成一
譜錄」，而且「此書所列，不僅是簡單的人物世系；於人名之下，復系以小傳、
名號、籍貫、職位、生卒，與其他人物關涉，以及綽號等等」，「雖系『小道』
，對《紅樓夢》人物關係研究，是很有用的」。但也僅此而已，並非研究本身。
至於《夢癡說夢》「把《紅樓夢》當作『丹書』論的『紅樓夢研究』」，以為
《紅樓夢》「無一不以《丹經》為歸」，阿英則嗤之以鼻，認為是「唯心論的
思想觀點」，且「迂腐程度可想」。阿英對索隱派的評紅，同樣予以否定。索
隱派以壽鵬飛的《紅樓夢本事辯證》、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為代表。二者
相同處均認定《紅樓夢》是隱射真人真事；相異處則在於所影事實之不同。《
紅樓夢本事辯證》雖不同意《石頭記索隱》之影康熙朝政治狀態說及其他索隱
派詣說，而證明《紅樓夢》是「專演清世宗與諸兄弟爭立之事」，阿英認為其
實質並無不同，「其得失與蔡著同之」，「固非研究《紅樓夢》之正道」。阿
英唯對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十分推崇。肯定王國維「從文學、美學、倫理
學各方面，把《紅樓夢》作為一種社會的科學來研究，以論證其在文學上社會
學上的價值」的做法很有見地；贊同王國維所說《紅樓夢》是應當考證，但考
證的中心問題應該是「作者的姓名，與其著書之年月」的意見；同意王國維對
《紅樓夢》的評價：「自足為我國美術上唯一大著作」。總之，阿英認為王國
維的《紅樓夢評論》是「前無古人之書」，且出版至今歷三四十年，「仍不失
其輝耀的光芒」。
縱觀阿英對早期紅學研究的評介，雖未免粗疏，卻也要言不煩，切中肯綮。
雖然他對胡適、俞平伯以考證的方法研究《紅樓夢》的功績估計不足，將他們
混同於一般的索隱派，沒有充分看到胡適的考證學派是對舊紅學的劃時代變革，
沒能覺察到胡適提出的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開啟了新紅學研究的重大意義。然
而，阿英鳥瞰似的評介大體上恰如其份，尤其是對舊紅學弊端的針砭，更是精
到而深刻。而且，從中我們也可見出阿英進步的紅學觀點：力圖使《紅樓夢》
的研究回到文學範疇，從文學、美學的角度，運用科學的方法即唯物辯證法揭
示其美學價值和社會意義。
最後，阿英的《紅樓夢書話》還保留了一些有價值的資料。該書指出：《
紅樓夢摘華》印於同治七年(1868)，塵譚軒版。認定《紅樓夢譜》的作者為姚
梅伯。《夢癡說夢》「初稿始於同治十年，光緒五年始行編定。前編首有初稿
時所作序，後編序則編定時所寫。兩序之外，後有作者二跋」，又全書為札記
體，「前編識其讀《紅樓夢》時所感，與《丹經》一一印證」，「後編專以《
丹經》釋《紅樓夢》中的詩詞曲」，等等。這些資料隨著時光流逝，版本淹沒
日見其珍。
寫於1941年的《〈紅樓夢〉書錄》，是阿英為方便研究者查尋資料，將各
種《紅樓夢》版本，研究專著及戲曲美術作品列出書目並略加說明而成。該書
開列的書目達一百零七種，在當時的戰亂歲月能開出如此之多的書目，足見作
者於資料的搜求很是費了一番心血。而且分出的類別也較全面、科學。首為紅
樓夢各種正續版本，次為紅樓夢研究之書，復次為詩文圖譜，最後為譯著。研
究書類的編排則「以發展為歸，傾向自為段落。」這就能使讀者覽此一目，能
大體瞭解「三百餘年來紅學研究之發展過程」，也便於後學者把握紅學研究的
發展趨勢，揚長避短，少走彎路。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紅樓夢〉書錄》對紅
學發展史的劃分比《紅樓夢書話》的見解，更具進步性。他將迄今為止的紅學
研究分為四個階段：「以王希廉說為第一階段，王國維說為第二階段，蔡元培
為第三階段，胡適說為第四階段。」阿英經過五年的研究分析，逐漸認識到胡
適考證說與索隱派的本質區別，而將二者劃為不同階段，從而表明他對考證派
在紅學研究上價值的重視與肯定。《〈紅樓夢〉書錄》再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
就是作者盡可能搜求各種論著，而不以自己的學術觀點為繩墨隨意刪除，即便
是一些已缺佚的著作，作者也盡自己所知，開列書目供人察考。而且，阿英對
各種資料的介紹，力求符合原著精神，也不以自己的偏好妄加褒貶，信任讀者
自己鑒別、取捨。如對秦子忱都閫著的《續紅樓夢》，介紹內容為：「謂黛玉
還魂再生，自林黛玉死後寫起。多幽冥中事，不無荒誕。」介紹《紅樓評夢》
是：「其意蓋以為此書（《紅樓夢》）系脫胎於《金瓶梅》者。」王夢阮、沈
瓶庵合著的《紅樓夢索隱》是：「蓋宗蔡元培說，以為是反清的具有民族意義
著作。」《紅樓夢本事辯證》：「則斷定《紅樓夢》為康熙季年宮闈秘史。」
對胡適的《紅樓夢考證》，阿英的介紹是：「為王國維、蔡元培以後之具有發
展的新理解者。」等等，介紹之實在，評論之公允，可見一斑。而且，《〈紅
樓夢〉書錄》中所列的書目，雖以單行刊本者為主，「但足以代表一種發展與
傾向，或部門者，雖未成冊，亦加收編。」這就有利於讀者瞭解紅學發展的全
貌。阿英這種豁達的氣度和求實的精神，確是做大學問者應取的態度，足可為
後世者楷模。此外，該書錄中還列出不少詩文圖譜及戲曲作品，說明阿英對通
俗紅學並不歧視，而是一視同仁地給予介紹與評價。作為一個頗有影響的學者，
能如此看重通俗紅學作品，這無疑有利於推動通俗紅學的發展，同時，也為他
解放後致力於這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思想與資料基礎。
二
解放後，阿英研究紅樓夢的熱點，集中在通俗紅學領域。尤其是對紅樓夢
的繪畫、戲曲、說唱藝術的評價很見功力。50年代中期，阿英又開列出《〈紅
樓夢〉書目（簡目）》。與解放前的《紅樓夢書話》、《紅樓夢書錄》比較，
不同處有二：一是《簡目》，只列書名、版本，不加介紹、說明；二是所列書
目199種，大大多於解放前之二種，增收了較多的通俗紅樓夢作品。這從分類
上就可看出，該簡目分類有：本書、續書、傳奇（戲曲一）、京戲（戲劇二）、
話劇（戲劇三）、子弟書（說唱一）、大鼓（說唱二）、彈詞（說唱三）、地
方小曲（說唱四）、美術、歌詠、研究一、研究二、雜著書目等十四種。他還
先後出版了《紅樓夢版畫集》、《紅樓夢戲曲集》兩書，並自覺運用辯證唯物
主義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寫出了不少有見解的通俗紅學研究論文，充分體現
了當代紅學的時代精神。過去，由於對通俗紅學的歧視，使得阿英在這方面的
辛勤耕耘及其成果鮮有人提，這是不公正的。通俗紅學是紅學研究的一個重要
分支，阿英對通俗紅學研究的貢獻也應予以足夠的重視與評價。
新中國成立，阿英企盼已久的運用新的科學觀點研究紅樓夢的條件成熟了。
紅學研究突破了新紅學的歷史局限而進入了更為輝煌的當代紅學新階段。阿英
積極投入到這一高漲的當代紅學研究的大潮中。他最早在評論紅樓夢的戲劇作
品中，運用辯證唯物觀和階級分析法，分析劇作中的人物形象，揭示劇作與原
作精神實質的差異。他的研究無疑對1954年「兩個小人物」的「評紅」，有著
極大的影響。寫於1950年左右的《論〈紅樓二尤〉》及《晴雯的悲劇說明了什
麼》正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在這兩篇紅樓夢劇評中，我們透過阿英揭示劇作的
不足，可看出阿英對《紅樓夢》的獨到見解。
在《論〈紅樓二尤〉》中，阿英首先指出：「原本的主題思想未能通過恰
巧藝術形象加以較深的表達，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個不完全真實的故事。」顯
然，阿英是依原作的精神、主旨，作為評品劇作優劣的尺度。那麼，《紅樓夢》
的主旨是什麼呢？阿英認為：「曹雪芹寫尤三姐與尤二姐，很明顯的是暴露了
封建貴族家庭的黑暗。」「暴露封建貴族家庭的黑暗」，正是阿英對紅樓夢主
題的認識，這種認識支配著阿英對紅樓夢中的人物的看法，並以此來權衡通俗
紅學在主題開掘上的得失成敗。阿英精闢地論道：尤二姐、尤三姐的悲劇「自
有其階級關係和政治勢力的因素」。而《紅樓二尤》由於沒能很好地把握原作
的這種思想實質，沒能入木三分地表現出當時階級關係與政治勢力對無辜婦女
的摧殘，因而劇作中的人物顯得蒼白無力，缺少摧人淚下的藝術魅力。阿英的
評論顯然是立足於唯物史觀的基點上。他對原作精神把握得非常準確，因而對
劇作弱點的分析也就切中肯綮，一語中的。應當說，阿英對紅樓夢主題的這一
科學認識，是我國紅學界運用階級分析觀點評紅的真正起點。但由於阿英不是
正面論述《紅樓夢》的主題，而是通過對紅樓夢戲劇的評論，側重轉述他對紅
樓夢思想內容的見解，因而，這一新的觀點並沒有在當時的紅學界引起大的反
響。然而無庸諱言，這卻是54年後新的評紅熱的濫觴，或者可以說，阿英對紅
樓夢主題的看法，給當代紅學的興起以啟迪與催化。
在評論《紅樓二尤》這齣戲中，阿英還重視人物形象的塑造。阿英十分推
崇曹雪芹在刻劃人物性格上的非凡才能與卓越成就，因而他衡量劇作中人物性
格塑造的成功與否，是與原作相比較，看其人物是否再現了原作人物的複雜性
格及豐滿傳神的內心世界。阿英指出，《紅樓夢》中，「尤三姐的性格，是被
描寫得明朗而又複雜的。她機智、豪爽、有遠見、潑辣、敢於反抗，但另一方
面，卻又溫情、傷感、不理智、矛盾、絕望悲觀。」這種複雜的矛盾性格通過
作者揮灑自如的場面、細節描寫，栩栩如生地展現在讀者面前，特別是她厲聲
痛罵賈珍賈璉無恥行徑的犀利話語以及她由柳湘蓮的贈劍定情到索劍退婚而引
起的情緒的急劇變化，使尤三姐既嫻靜又剛烈的性格浮雕般地突出而光彩照人。
而在《紅樓二尤》戲中，「主要的場面，是被平庸簡略地處理了」，性格鋪墊
不夠，形象過於單薄，因而「所謂藝術性，原來的精神，是不存在的。」不惟
尤三姐如此，《紅樓二尤》中，尤二姐刻劃得也不成功。依據原著旨意，「二
姐是死於熙鳳之手」，「當然，賈璉得秋桐後對三姐的冷淡，也應該是她得到
迫害的一種原因」。因而阿英認為，戲本「至少當有幾個主要的場子有脈胳的
來解剖她的心理，愈發展到後來應愈加詳盡，這樣，才能使形象深刻動人」。
而且也才能揭示出二姐之死是夫權為中心的封建社會不把妾當人的必然結果。
然而，戲本對尤二姐的對立面王熙鳳這個封建統治者的陰冷狠毒刻劃不夠，致
使二姐悲劇的社會意義沒能得到深刻表現。二姐的死似是其個人心胸狹窄、敏
感憂慮的性格使然，這就將深刻的社會悲劇轉化為個人的性格悲劇，激不起觀
眾對統治者陰狠毒辣手段的震驚及對封建夫權制罪惡的憤慨。阿英建議「在改
本裡應加強王熙鳳的戲」，「主張把『王熙鳳大鬧寧國府』一場補進去」。透
過阿英對《紅樓二尤》的評論，不是清楚地反窺到阿英對《紅樓夢》思想內容
認識得正確與深刻嗎？
《晴雯的悲劇說明了什麼》一文，阿英同樣堅持這一進步的唯物史觀分析
戲劇與原作的差距。阿英首先指出，從《紅樓夢》描寫的內容來看，晴雯「悲
劇的造成，主要還是階級關係的因果」。阿英並不諱言自己曾對這個問題有過
片面的認識。三十年前，他對晴雯單純抱有「不盡的同情」，把她的死因歸於
「她性格的『抓尖要強』而又遇到王善保家的那樣壞婦人。是由於繡春囊事件
和王夫人的輕信讒言，因而，晴雯的不幸僅是「一出超階級的『人情』悲劇」。
阿英今天的看法無疑比他三十年前的認識進步得多。這種進步正反映出當代紅
學對新紅學的發展與變革；反映出阿英運用科學的觀點和方法研究《紅樓夢》
取得的新成就。阿英正確地分析道：「晴雯被逐時，已經是『四五日水米不曾
沾牙』，要人『攙架』才能行走，王夫人還是『分付把她貼身的衣服撩出去，
餘者留下』。五年多丫頭生活的酬報如此，這不只是一個『盛怒』問題，而正
是反映了王夫人殘酷的剝削階級的本面」。晴雯性格的「抓尖要強」雖也是其
悲劇的原因，但這性格的形成是「和她的出身、遭際分不開的」。由是，阿英
結論道：晴雯的死，「是一出由階級關係所引起的悲劇」。因為「寶玉與晴雯
關係的建立，在王夫人的認識上，是對自己的封建貴族階級的一種羞辱」。阿
英的見解在當時確為大膽新穎而又貼合時代要求。阿英是把《紅樓夢》當作階
級鬥爭的教科書來看的，這使他對紅樓夢人物的分析既有深刻獨到的一面，也
有簡單化的毛病。他分析作為貴族公子的寶玉對晴雯的態度與其母不同的原因
是在於：「寶玉那時年事尚輕，渾渾噩噩，階級教育的培養，還沒有完全到達
成長的階段」，他解釋黛玉悲劇的發生，「不是由於階級的相異，而是由於同
一階級在思想生活上的矛盾。沒落的家世、孤僻的性格，和王夫人理想的雍容
華貴、儀態萬方的理想兒媳是不相侔的、矛盾著的」。這就大大削弱了寶黛愛
情悲劇的深刻的社會意義和美學價值。失之牽強附會的論斷顯然是濫用階級分
析的標籤所致。這或許是馬克思主義新觀點開始運用時，難以避免的幼稚與偏
頗吧。然而不管怎麼說，阿英的這一嘗試是有積極意義的。他使我們從對《紅
樓夢》的傳統看法中解脫出來，以新的眼光審視這部偉大巨著，發現其中更為
深邃的社會問題。
總之，阿英對紅樓夢戲劇的評論由於運用了科學的觀點和方法，間接地洞
開了紅學研究的一個新天地，提出了一些富有啟發性的新見解。但同時，由於
阿英過份強調階級鬥爭理論，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教條式的理解與套
用，又使阿英對《紅樓夢》這部博大精深的巨著作了過於簡單化的處理，從而
阻止他在紅學研究上有更深刻的見解、更大的建樹。
三
阿英對紅樓夢美術作品的研究更見功力，也更有份量。
1959年，阿英出版了《紅樓夢版畫集》，畫集收有各類紅樓夢的版畫作品，
保存了不少有價值的資料。更值得重視的是版畫集所附的「說明」。阿英在「
說明」中，不僅介紹了一些珍貴的美術作品的版本情況，而且對作品的藝術性
作了言簡意賅的評論。他指出：「程偉元活字本《紅樓夢》插圖，是《紅樓夢》
版畫最早的一種。刊於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凡收二十四圖，每圖佔半頁，
附題詞半頁。」並說：「其風格，顯然已受當時畫院木刻：如焦秉貞、冷枚等
《耕織圖》影響，迥然不同於明代木刻」。又指出：「後於程本而較可稱的，
有清道光十二年(1832)原刊王希廉評巾箱本。所刻凡六十四幅，幅一頁，前半
人物圖像，後繪花草。筆致簡潔，神態有佳者」。除小說插圖外另有戲曲插圖，
阿英所見有兩種。一為「荊石山民《紅樓夢散套》。清嘉慶二十年(1815)蟾波
閣刊。全書收套數十六，每套附圖二幅或一對頁。……圖仿程偉元本而力有未
逮」。另一則是仲雲澗《紅樓夢傳奇》插圖。而「《紅樓夢》版畫最著稱者，
為改琦（七薌）《紅樓夢圖詠》四卷五十圖，繪人物圖像五十五，又《通靈寶
石絳珠仙草》一幅」。此外，有《紅樓夢》石版畫冊兩種：「一為清光緒十年
(1884)點石齋石印巾箱本，一為民國二年(1913)北京《黃鐘日報》附張連刊本。
」尤其是後種，阿英指出：為「當時名畫家李鞠儕所作，見存者凡三百餘幅，
為《紅樓夢》畫冊巨製。……刻畫情節性情，尚見精神」。畫集還收有《紅樓
夢》西湖景（即洋片）八幅、《紅樓夢》年畫十圖，封面插圖《黛玉葬花圖》
並《紅樓夢》信箋多種。可謂洋洋大觀，品類較富。鑒此畫冊，可大致瞭解到
紅樓夢版畫的發展梗概、藝術成就。同時也可看出，《紅樓夢》問世以來在民
間的廣泛影響及人民對它的酷愛。畫冊的問世，為後人研究通俗紅學、研究中
國近代美術都有一定意義。
1963年是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全國舉行了盛大的紀念活動。紅學研究也
由此掀起新的高潮。這一年，阿英除了為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拍攝《紀念曹雪
芹》紀錄片寫了解說詞外，還發表了《漫談〈紅樓夢〉的插圖和畫冊》、《〈
楊柳青紅樓夢年畫集〉敘》等文，對通俗紅學，特別是紅樓夢美術作品的研究
有了新的進展。
在《紀念曹雪芹》一文中，阿英指出：「只有用馬列主義的觀點和方法，
才能闡明《紅樓夢》的真正價值。」這也正是阿英研究通俗紅學的指導思想。
在《漫談〈紅樓夢〉的插圖和畫冊》、《〈楊柳青紅樓夢年畫集〉敘》中，阿
英就是運用馬列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力圖闡明紅樓夢美術作品的真正價值。
這兩篇文章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漫談〈紅樓夢〉的插圖和畫冊》中，
阿英首先就紅樓夢插圖的發展作了史的勾勒，並對各時期的插圖作了雖簡明卻
中肯的評說。
阿英認為，《紅樓夢》的插圖由人物繡像發展到情節插圖。繡像插圖已注
意到對人物性格特徵的刻劃，而情節插圖「不但能適當地反映《紅樓夢》文學
作品的內容，還承繼了民族的、傳統的章回小說插圖風格和結構」。所以一直
為讀者所喜愛。為人民所喜愛；這也正是阿英研究紅樓夢插圖的一個重要原因。
先談繡像插圖。阿英指出，最早的《紅樓夢》繡像插圖是「程偉元兩回刻本的
《紅樓夢》插圖二十四幅」，它與嗣出的荊石山民《紅樓夢散套》本及名畫家
改琦繪製的畫冊《紅樓夢圖詠》等，都能較好地把握了原作的精神，因而為阿
英稱道。如程本《紅樓夢》插圖中的《尤三姐》一幅，阿英就認為：「突出了
她的悲劇結局的特徵，整個氛圍是令人惆悵的。筆觸簡單而意境無窮。與《元
春》一幅的雍容華貴，正是強烈的對照。」而且，「畫家很善於用環境襯托出
人物性格」，《林黛玉》一幅，以翠竹數竿，襯托著人物嬌弱，就烘托出她的
寂寞與哀愁」。而《紅樓夢散套》中的圖，則「往往以一個全幅來突出中心主
題，而以另一全幅反映情節」。「如《焚稿》，前幅繪黛玉之死，爐火熊熊，
生命垂絕，紫鵑等張惶失措，後幅竟專寫天女散樂，雲層縹渺，構圖美妙」。
「寶玉形象以《警曲》，《癡誄》兩套，反映年齡、性格與心情最為得體。」
改琦的《紅樓夢圖詠》「收圖四十八幅，能相當準確反映人物性格的為數不少。
如寫寶琴的高潔，補裘時晴雯的病態，芳官具有嬌艷的舞颱風度，尤三姐的堅
定強烈，齡官的畫薔情緒，等等，都刻劃得相當深刻。而畫面的生動，線條的
秀挺，如《綵鸞、繡鸞》幅的舞姿，《鶯兒》幅的柳條，筆觸到處，真令人有
龍舞鳳飛之感，不易及也。」透過阿英對早期《紅樓夢》插圖的評論，一方面
反映出阿英論插圖的優劣是以能否體現原作精神為準的，一方面，也折射出阿
英對《紅樓夢》思想內容的正確認識。誠如阿英在《紀念曹雪芹》一文中所言：
「《紅樓夢》所反映的是封建制度的罪惡，是殘酷的階級鬥爭，是反映統治階
級內部的傾軋、矛盾。」阿英的這種認識，正體現了當代紅學的研究實質。也
正因阿英以這樣的尺度繩墨《紅樓夢》美術作品，因而他對嘉慶、道光年間出
現的王素作品評價不高，雖然王素的《紅樓夢》圖，作為優秀的仕女人物畫，
「為世所重」，然而卻「把《紅樓夢》的插圖，導向於側重男女閒情和愛美方
面」，「這些插圖顯然是把他（指曹雪芹）的原作精神進行了歪曲。」同樣，
王希廉評本《紅樓夢》插圖也存在這樣的毛病。由於王希廉「不能理解其為階
級悲劇，把《紅樓夢》歸納在才子佳人的範疇之內，因此，插圖也就不可能在
『賈府盛衰情事』上著眼，刻劃階級矛盾關係。不過，在某些『繡像』裡，還
是具有恰合書中人物的身份與神態，著筆也很不苟」。由此將《紅樓夢》插圖
導入「園潤婉秀的一派」。「人物的構圖，美麗多姿、輕盈纖小，著墨不多，
自是一種吸引人的力量。」然而，從這些插圖中已很難看出原作的精神。至於
此派後出的各種版本插圖及翻刻本，就連這點藝術性也蕩然無存，唯「粗俗拙
劣」而已。造成《紅樓夢》插圖入此末流的原因，阿英精闢地分析道：「是由
於許多封建制度的護衛者，有意無意的為著掩藏《紅樓夢》所展開的階級矛盾、
階級鬥爭，強調了全書的單純愛情故事，並且把愛情從階級、政治關係上拉開
來處理。」
除了木刻繡像外，以後又有了石印本。阿英指出：「石印本《紅樓夢》插
圖出現得最早的，是光緒壬午(1882)出版的王墀的專冊《增刻紅樓夢圖詠》。」
它比我國最早發行的石印畫報《點石齋畫報》還早二年。這部專集收《紅樓夢》
人物圖像共一百二十幅，都用襯景，加強了人物與《紅樓夢》小說情節的聯繫。
然而扉頁上印「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又可見出作者對《紅樓夢》主題的
理解有一定的片面性。以後又有錢吉生的《紅樓十二金釵圖》繪本，「美人畫
的成份也愈來愈重」，還有吳友如在《飛影閣畫冊》中發表了《紅樓金釵》，
雖「優美秀麗，格局清新，但未能更深地接觸人物的內心。」繼起者有周權的
《十二金釵圖》、何元俊的《金陵十二釵圖詠》等，更是「風格日下，精神愈
離愈遠」。
次談情節插圖。阿英論道，紅樓夢情節插圖的出現是石印事業發達的結果。
最早的情節插圖有四大體系，它們分別以《增評補圖石頭記》、《增評補像全
圖金玉緣》、《增評繪圖大觀瑣錄》及《繡像全圖金玉緣》為代表。民國初年，
又出現一種新的樣式：「是每面劃成兩行四格，首一行兩格上圖下文，次一行
兩格下圖上文，形成圖文交叉形式。」「這一類章回插圖，格式完全是按照我
國明、清小說插圖的傳統，繪本回主要人物及主要事件。有些也有獨創，格式
還很清新，很醒目。人物也大體染上了清末的人物精神面貌。」情節插圖再發
展一步，就產生了早期的連環圖畫。阿英考證：「《紅樓夢》連環圖畫，事實
上不是清末才有的」，《紅樓夢圖說》當是最早的《紅樓夢》連環畫，而阿英
所見較早、卷帙浩繁的連環圖畫，是李鞠儕的《石頭記畫冊》，有三百九十面。
這以後又有王毅卿繪的《紅樓夢寫真》，還有《ｇｕǐ＠１ｈｕa＠２將軍》等。這些
畫冊對紅樓夢主旨的認識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阿英認為：「至強調《紅樓夢》
中判逆性的題材，試圖從階級關係上來進行分析，是解放以後的事。」
最後，阿英還附帶談了一下紅樓夢年畫與信箋。阿英道：《紅樓夢》年畫，
「在嘉道年間就已開始，但發行品種最多的，要推光緒年間，至少有幾十種。」
光緒年間，單天津楊柳青一處，「就產生了大量的《紅樓夢》年畫」。由於年
畫的性質限制，「攝取的題材大都是吉慶、閒適和優美的場面。」至於品種各
異的箋紙，阿英指出：「最完整的，有吳岳繪製的《七十二釵箋》，每人一紙，
加繪有寶玉的信封，石印本」等。
阿英對紅樓夢插圖與畫冊的發展所作的簡單明瞭的回顧，其中不乏極有價
值的資料與極有見地的考證，能讓我們大體瞭解紅樓夢美術作品的發展線索及
不同時期不同畫作的優劣得失。同時，他對解放前紅樓夢插圖所作的總體評價
更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正確對待文化遺產的典範。他評論道：「這些《
紅樓夢》插圖，在一定範圍內，對許多被壓迫被損害的婦女們，賦予了極大的
同情，勾勒了她們的堅強性格和反抗意志，以及委屈和不幸。但這些藝術家們，
究竟不能不為他們的時代階級所限制，腳跟跳不出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泥沼。
因而距離我們今天對《紅樓夢》人物的認識和瞭解，和對一切所發生的事件的
看法，就顯得還是很遙遠。」這裡，阿英既不是虛無主義地全盤否定，也不是
無批判地全盤接收，而是在肯定畫冊的成就與價值的基礎上，指出了它們的不
足及其時代、階級的原因，從而為我們批判地繼承這份寶貴的文化遺產提供了
可信賴的理論依據。最後阿英熱情地期望能有「體現《紅樓夢》的叛逆精神，
進行深刻的階級分析，又具有豐富多彩的藝術魅力的，新的《紅樓夢》插圖與
畫冊的誕生」。阿英的這種期待，由於建立在對文化遺產實事求是的分析上，
也就不是凌空蹈虛、不著邊際，而是一種切實可行的努力方向了。當然，由於
阿英認定《紅樓夢》僅僅是反映封建社會的階級壓迫與階級反抗的書，又以畫
作是否忠實於這一主題為品判的優劣，這就使得阿英對畫作多方面的表現《紅
樓夢》豐富多樣的思想內容重視不夠，對畫作藝術性的分析也顯得粗疏與膚淺，
也多少將一些藝術性很強而思想內容薄弱的優秀畫作貶入了冷宮。
《〈楊柳青紅樓夢年畫集〉敘》，我們可看作是阿英對紅樓夢美術作品中
一種深受群眾歡迎的藝術形式所作的專題論文。
在這篇「敘」中，阿英雖也指出年畫由於取其吉祥如意、歡快熱鬧、預示
一處平安順利之意，因而紅樓夢年畫內容上有一定缺陷，「未注意攝取反映《
紅樓夢》真精神的叛逆性的悲劇題材，著重說明階級矛盾關係，以及服裝、頭
飾，一直到人物造型等等，與當時的歷史情況不合」，但阿英更詳盡地為我們
介紹了楊柳青年畫的種類之多，藝術性之高及其成就取得的原因。雖然阿英也
難以確考《紅樓夢》年畫始於何時，但他推測乾隆、嘉慶年間可能就有刻本《
紅樓夢》年畫。因為「那時候既有《紅樓夢》西湖景，既有《紅樓夢》連環圖
畫，以及《紅樓夢》年畫繪本，刻本《紅樓夢》年畫的存在，是可能與合理的」
。這種推論是有一定說服力的。阿英從天津美術出版社搜集到的光緒年間僅楊
柳青一處制的紅樓夢年畫就有近五十幅之多這一事實，說明紅樓夢年畫在當時
的興盛及勞動人民對紅樓夢年畫的喜愛。而且，阿英正確地分析了紅樓夢年畫
取得很高藝術成就的原因。阿英指出：「這些年畫的絕大部分，繪製敷色都很
精美。」「所以能達到這樣的高峰，和紅樓夢美術的發展是分不開的。」阿英
具體分析道：「就其他民間藝術和繪本說，多卷的《紅樓夢圖說》、《紅樓夢》
玻璃畫、燈畫、陶磁畫、泥人張的泥塑《紅樓夢》、《寶琴尋梅》等，也無一
不為光緒楊柳青《紅樓夢》年畫成就鋪平了發展的道路。」再從紅樓夢年畫的
作品來看，也可見出它是吸收了其它藝術品類的營養，接受了多方面的美術傳
統，「如《藕香榭吃螃蟹》、《牙牌令圖》等，就很明白是受了點石齋石版畫
派的影響。《紅樓夢慶賞中秋節》、《寶琴尋梅》等，就很接近西湖景。《大
觀園游蓮花池》、《瀟湘韻》、《四美釣魚》等，則源自明、清木刻。《牡丹
亭艷曲警芳心》等八幅炕圍，又合人物畫和裝飾畫於一爐。」這些分析與論述，
正確地揭示了某一種藝術形式取得較高成就的原因，這就是除了政治、經濟的
影響外，還與整個文化的發展水平，與藝術家轉益多師、借鑒吸收其它藝術形
式的長處、創造性的勞動分不開的。從而為繁榮紅樓夢新年畫的創作指明了健
康之路。
總之，阿英不僅對紅樓夢戲劇、美術作品作了精到的分析與考察，而且也
為通俗紅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