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政治．人性——《紅學：1954》讀後》
《學術．政治．人性——《紅學：1954》讀後》
筆者拿到孫玉明先生所著《紅學：1954》的當晚，在忙完日常事務之後於十點半開始閱讀，一口氣讀了近三章，因為第二天上午八點有課，凌晨三點多才不得不暫時擱下。後來聽說不僅許多年輕朋友有與我類
似的欲罷不能的閱讀經歷，一些資深的紅學專家亦然。實話說，以閱讀的實際感受而言，首先吸引我的與其說是該書的學術價值，毋寧說是俞平伯們的命運。接下來的十幾天，在一遍、二遍地通讀之後，最初的閱讀激情才逐漸平息，關注的焦點由人物的命運轉入該書的學術價值。
我的基本判斷是：《紅學：1954》是一部既有很強的可讀性又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的專著，它將在紅學史乃至整個中國學術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該書的可讀性主要來自紀傳體例以及流暢、充滿激情而又不乏睿智與幽默的語體風格；學術價值則主要來自翔實的資料、深刻的洞見以及「不溢不隱」的史家態度。簡單地說，在體例方面，該書採用紀傳體和互見法的敘述方式，理清了1954年那場「紅學運動」的來龍去脈，通過各色人物的「表演」來還原歷史並考察人性，而且常常「遙體人情」，從現實處境出發將筆觸深入到人物的性格、思想和命運，從而為審視、評價那場「運動」以及「運動」中的各色人物提供了比較客觀的視角。在語言風格方面，該書兼具理性和激情，從而使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著作同時具有了很強的藝術感染力；在具體操作中，將眾多的材料作為敘述的背景放在註釋當中，從而既保證了正文的簡潔流暢，又保證了材料的豐富多樣。在資料方面，該書雖然沒有也不可能達到窮盡性的地步，卻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到目前為止關於那場「運動」的資料最為完備翔實的一本專著，從當時發表在各類報刊雜誌上的原始資料到現時的評介文字再到當事人及相關人士的回憶(訪談或書面)，作者盡了最大的努力進行搜集整理，這與作者得天獨厚的工作環境有關，更是一絲不苟、勤奮嚴謹的治學態度使然，僅憑資料的完備翔實這一項，就可以說該書是這一研究領域令後來者矚目的高峰。在論述方面，該書繼承了「不溢不隱」的優秀史學傳統，對「小人物」和「大人物」、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盡可能採取實事求是、客觀公允的態度，盡可能保留「歷史的真實」；對很多現在看起來不可思議的過激言行也多能結合當時特殊的政治背景，以「理解之同情」的態度給予對事不對人的、理性的分析和評價，從而使許多觀點和結論都具有歷史和人性的深度；而具體的論述大多具有很強的邏輯思辨色彩，充分體現了作者駕馭材料和分析問題的學術功底。
需要指出的是，該書的敘述體例和語體風格與近年來受到廣泛歡迎的《萬曆十五年》、《張居正大傳》等歷史著作有相似之處，作者坦言，的確有傚法的意圖。怎樣在保持學術晶位和質量的前提下，將學術著作寫得好看、耐看，從而獲得更廣泛的讀者、擴大學術影響，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思考而且肯定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在這方面，《紅學：1954》步《萬曆十五年》等優秀著作之後塵，做出了可貴的探索和有益的嘗試。筆者以為，這種體例和風格在獲得很大成功的同時，也帶來了值得商榷的問題，比如說，該書的開頭部分，有一些讓人印象深刻的細節描寫、景物描寫和人物心理描寫，這些內容在增強作品藝術感染力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給人以「小說家言」的感覺，與學術著作的性質及全書的整體風格不太協調。怎麼解決這一問題?筆者建議，一是盡量淡化甚至避免這類近乎「小說家言」的內容；二是採取加注的方式引用相關材料，增加這類內容的「實證性」。
以上是我對《紅學：1954》的總體印象，限於篇幅不作具體論述，這裡著重談談由該書引發的關於學術、政治、人性的思考。
1954年那場以李希凡、藍翎《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為導火線的大批判運動，背景複雜、人物複雜、事件複雜，這些都給「敘述」和「研究」帶來很大的困難和挑戰。《紅學：1954》「採用了史書常用的紀傳體例，即以重要人物為主分出章節，每一章節都以人物的活動線索為經緯敘述事件。為避免重複之嫌，亦採用史書慣用的互見法。」(《前言》)可謂別出心裁。圍繞1954年的「紅學批判」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胡適思想批判」，它為俞平伯、李希凡、藍翎、毛澤東、馮雪峰、胡風、丁玲、陳企霞、胡適、周汝昌、顧頡剛、文懷沙、吳恩裕、王佩璋等「正」(批判者)「反」(批判對像)兩方面的主要人物分別設立章節，作為敘述的主線；同時在相關事件中或詳或略、或直接或間接地穿插眾多政界人物和學界「名流」在運動中的表現或遭遇。這樣，不僅寫出了「運動」牽涉範圍之廣、影響之大，也從一個側面提供了特定環境下的「儒林」眾生相。
通過《紅學；1954》，我們可以清楚地瞭解運動的過程及深層原因。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之一胡適曾深受毛澤東的敬重，兩人都曾公開承認彼此之間的「師生」關係。在國共兩黨矛盾日益尖銳之後，儘管毛澤東一再爭取，胡適還是「堅定地」選擇了國民黨，最終於1948年12月14日乘坐國民黨振來的專機倉皇離開北平去南京，不久又遠赴重洋去了美國，此後不但繼續拒絕毛澤東的「爭取」而且不斷發表反共言論。這自然讓新中國的開國領袖毛澤東十分惱火；而且事實上，統治中國思想界、文化界長達三十餘年的胡適思想已經「成了普及馬列主義的最大障礙」(孫，258，指孫玉明《紅學：1954》，第258頁，下同)。在此背景之下，從1949年下半年開始，大陸開始了對胡適思想的批判運動，至1951年11月達到第一次高潮，有關方面原計劃這次運動共分五個階段，當1952年初進入到第二階段時全國開展「三反」運動，胡適批判運動暫時告一段落。
胡適在中國現當代文化史上的巨大貢獻之一是他完成於1921年的《紅樓夢考證》以及發表於1928年的《跋(紅樓夢)》，這些作品「以科學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方法，將《紅樓夢》的研究引到正確的軌道上來」(孫，227)，從而有力地遏止並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盛極一時的索隱派紅學的種種謬說，為新紅學奠定了基礎。儘管一些具體結論不斷受到質疑甚或被否定，但是，胡適所提出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卻具有庫恩所說的「典範」的意義。
俞平伯正是在老師胡適和好友顧頡剛的直接影響之下，走上了研究《紅樓夢》的道路，於1923年4月出版了著作《紅樓夢辨》，從而成為新紅學的三大創始人之一。二十多年之後，《紅樓夢辨》經過修改定名為《紅樓夢研究》於1952年出版，受到廣泛歡迎，接著又在1954年3月號的《新建設》上發表了《紅樓夢簡論》一文。兩位剛剛畢業的大學生李希凡、藍翎由於非常偶然的機緣萌發了就《紅樓夢簡論》與俞平伯進行商榷的衝動和激情，於是寫了《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然後，在詢問《文藝報》通聯組而未得到回音的情況下，他們將稿子寄給了《文史哲》，結果於1954年9月1日在該刊上發表，不久即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江青曾先後兩次到《人民日報>>交涉要求該報轉載李、藍文章，遭到主管文化宣傳的周揚、林默涵、邵荃麟、何其芳等人的拒絕，他們搞了一個折衷的方案，由《文藝報》主編馮雪峰加上「編者按」，在該報第18期轉載。10月10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欄發表了李、藍合寫的另一篇文章《評(紅樓夢研究)》，結尾部分不經意地提到了胡適。這篇文章立即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他於10月16日寫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提出李、藍的兩篇文章「是三十年多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這封信表明了毛澤東要在文化領域發起一場思想政治運動的決心，而且矛頭直指胡適，目的是將1952年初終止了的批判胡適運動繼續深入下去，從而清除胡適思想對知識分子的巨大影響，更加廣泛地普及馬克思列寧主義。可見這場運動一開始就具有「《紅樓夢研究》批判運動」與「胡適思想批判」「合二為一」的性質(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三聯書店1997年版)。
毛澤東的信對中央高層領導及文藝界主要負責人公開之後，1954年10月23日、24日，《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鍾洛的《應該重視對(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的批判》及李希凡、藍翎合寫的《走什麼樣的路》兩篇文章，正式拉開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序幕，隨即進入高潮.
在一系列批判活動中最著名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次是，11月31日至12月8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作家協會召開的八次擴大聯席會議，它從九個方面確定了「胡適思想」批判的具體規劃，即從哲學、歷史學、教育學、語言學等諸多方面徹底地批判胡適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影響。此後，從1954年12月底至1955年3月，又相繼召開了21次批判胡適思想的會議。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指示》，充分肯定將批判運動擴展到各個領域中去的做法；8月，又揪出馮雪峰、丁玲、陳企霞等人的「反黨集團」。 從1954年10月16毛澤東寫「信」開始，至1955年12月中共中央批發作協黨組的《報告》為止，轟轟烈烈的批判運動持續了一年又二個月的時間之後告一段落，余響則延續至五十年代末。歷史沿著自己的軌跡走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1956年。
1955年3月至1956年4月，三聯書店共編輯出版了8輯《胡適思想批判》的「論文彙編」，加上其他報刊雜誌發表的各類批判文章，總字數達三百萬字以上(孫，273)，為後世留下了豐富的研究資料。
平心而論，作為有獨立思想的學者，胡適在國共兩黨之間進行人生選擇；作為充滿理想和激情的年輕人，李希凡、藍翎寫文章與名家俞平伯進行學術商榷；作為《文藝報》的主編和主管文化宣傳的領導，馮雪峰、周揚等人對李、藍文章進行符合程序的處理；作為國家領袖，毛澤東鑒於形勢的需要發動整頓文化思想界的政治運動，這些似乎都無可厚非。
可是，歷史總是喜歡與人開玩笑。上述種種「無可厚非」的事件湊在一起，卻產生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本來正常的學術活動異化為一場不可思議的政治運動。「運動」所造成的惡劣影響至少包括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面：第一，政治粗暴地干涉學術，使代表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群體不僅失去了說話的自由而且失去了不說話的自由；第二，在特殊的環境之下，一些知識分子失去了應有的良知而充分表現出入性的弱點和醜陋——明哲保身、投機取巧、人云亦云甚至假公濟私、挾嫌報復、深文周納、自相戕戮，這兩個方面都為後來的「文革」開了風氣。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場轟轟烈烈的批判運動是學術、政治、人性的三重悲劇。
有學者指出，明代嘉靖朝的「大禮儀」，萬曆朝的「爭國本」，泰昌朝的「紅丸」、「移宮」等一連串的「案」，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也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官僚集團內部爭論不休這一行為近期與遠期的破壞性，尤其是對士子本身的精神傷害和對社會風氣的毒化(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第一章，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1954年的「《紅樓夢》研究批判」運動表面上遭受批判和打擊的只是胡適、俞平伯、馮雪峰等有數的個體，事實上遭受重創的卻是「士風」和「世風」。就事論事，如果客觀上社會能多一些學術和政治的自由，主觀上有關人員能多一些儒家先賢提倡的「自省」、「恕道」以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提倡的實事求是精神，「悲劇」或許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對一些當事人的侮辱和傷害，自然也就減輕了對士風和世風的「毒化」。
當然，政治上的是非曲直是另一個問題；一些關於《紅樓夢》的具體問題的討論也自有其學術價值，這些都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辨明的。這裡，我要強調的是，作為普通的學者、作為普通的人，哪怕面對外在的迫力，我們怎樣才能保持起碼的學術良知和做人原則?事實上，「即使批判胡適運動的高潮中和高壓下，堅持不肯公開表態說話寫文章的也不乏其人」(胡明《胡適評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而在批判過程中，老捨的「與人為善」，臧克家的「平和」(孫，133)，啟功的「謙虛」(孫，168)，楊晦的「厚道」，浦江清對俞平伯的「尊重」(孫，171)，陸侃如的「自我批評」，吳組緗的「為俞平伯說好話」(孫，188)，茅盾對俞乎伯的「回護與同情」，何其芳對俞平伯的「關心」(孫，203)，尤其是俞平伯對胡適「不忍罵」(孫，301)、王伯祥陪俞平伯「賞菊」「飲酒」(孫，201)等等，無疑在不同程度上顯示了人性的高貴和「儒林」的正氣，足以讓那些「假公濟私、挾嫌報復、深文周納、自相戕戮」者汗顏，也為我輩樹立了榜樣。面對見仁見智的學術論爭以及種種緊張的人際關係，我們或許應該多一些歷史的反思，並不妨呼籲寶釵式的處世之道——開放的胸襟、寬闊的度量、持平的恕道等等。
1954年由《紅樓夢》研究引發的批判運動早已成為歷史，它留下來的不應該只是那三百多萬宇的文字資料和相關人員不堪回首的記憶，而應該成為我們從政治、學術、人性等各方面進行反思和研究的典型個案；《紅學：1954》在反思和研究的道路上走出了紮實的第一步，希望而且相信有更多的學者「接著往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