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九五四年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思考
政治介入學術的悲劇
——對一九五四年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思考
石 昌 渝
一九五四年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是建國以後政治第一次大規模地介入學術。這一場被納入政治軌道的學術批判運動，不僅對其後紅學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且導致了哲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學術品格的失落，學術失去了自身的目的，淪為政治的附庸。這一場批判，既是被批判者的悲劇，也是批判者的悲劇，對於紅學，對於中國的學術，更是一個悲劇。
一九五二年九月，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出版。這本書是作者對自己三十年前舊作《紅樓夢辨》的修訂。《紅樓夢辨》與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是「五四」運動時崛起的新紅學的奠基作，它們打破了舊紅學索隱派主宰紅學的局面，使紅學在學術之林中獲得立足之地。(紅樓夢辨》在紅學史上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當然並不等於說它沒有缺點和不足，事實上俞平伯很清醒地認識到自己舊作存在著錯誤，因而再版時作了不少修改，並易名為《紅樓夢研究)。《紅樓夢研究》的出版，立即在學術界產生反響。一九五三年五月《文藝報》載文向讀者介紹和推薦這部著作，這篇短短的評介文章對《紅樓夢研究》的學術價值作了完全的肯定。可是，剛剛經歷了思想改造運動、並在運動中初步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的青年學者對此著作卻有不同看法，李希凡、藍翎著文批評《紅樓夢研究》，認為俞平伯的研究抹煞了《紅樓夢》的社會意義和歷史價值，是反現實主義的唯心論。然而，李、藍的批評遭到《文藝報》的壓制。
密切注視著思想學術界動態的毛澤東抓住這個契機，於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其他有關同志寫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指出兩個「小人物」對《紅樓夢研究》的批評，是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於是一個學術爭論便升格為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從當年的十月到次年的二月，全國學術文化界的唯一主題就是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
這場批判運動的爆發，出乎學術文化界的意料之外，卻在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情理之中。運動之初，文化界的領導人在下達毛澤東的指示的同時，幾乎都作了檢討，一場驚心動魄的階級鬥爭擺在面前竟沒有覺察，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如果不是中胡適唯心論之毒太深，就是階級鬥爭的觀念太淡薄。著文批評俞平伯、從而引爆這場運動的李希凡、藍翎，也沒有料到事態會如此發展。從後來「文化革命」中對劉少奇的批判中，我們知道，當時象劉少奇這樣的中央政治領導人對這個運動也沒有思想準備，更沒有料到這個批判最終會導向他的頭上。毛澤東所依據的是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理論。這個理論的要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這個鬥爭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是很激烈的。這個鬥爭首先要從意識形態中表現出來。一九五四年，正是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前夕，在推動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前，首先發動一場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革命，這完全是符合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理論邏輯的。假若沒有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以及「小人物」的批評和批評受到壓制的事件，性質相同的思想清洗運動也會發生。《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說得十分清楚，毛澤東曾提出批判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但都沒有得到人們的理解和支持，因而未能開展為席捲全國的政治運動。
一九五四年加在俞平伯頭上的主要罪名是「胡適派唯心論』，構成這罪名的內容主要有兩條：一是說《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二是說《紅樓夢》的風格是「怨而不怒」。這罪名其實是莫須有。
《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即所謂「自傳說」，的確是胡適所主張的。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根據可靠的版本和可靠的歷史材料，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對於曹雪芹的事跡家世和著書的時代，都有重要的發現。胡適在這考證的基礎上，認為《紅樓夢》寫的是曹家的歷史，賈寶玉就是曹雪芹。
請注意，「《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和「《紅樓夢》是自傳性質的小說」乃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前者認為《紅樓夢》是曹家的信史，人物事件都可以與曹家對號入座，後者認為《紅樓夢》是以曹家事跡為素材，賈寶玉形象裡有著曹雪芹的影子。胡適於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日在台灣大學講演時重申他的「自傳說」，他說道：
《紅樓夢》這本書，從頭一回起，作者就說這是我的自傳，是我親自所看見的事體。我的假設就是說。《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是寫他親自看見的家庭。賈寶玉就是曹雪芹，《紅樓夢》就是寫曹家的歷史。曹雪芹是什麼人呢?他的父親叫曹睢Ｋ淖娓附凶霾芤灰患胰母鋈俗黿歟雋瞬畈歡轡迨輟Ｋ僥４俟皇潛鸕模褪侵桿親娓浮⒏蓋住⒘礁齠櫻母鋈稅殉治迨嗄甑慕斕墓適隆?《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我認為「自傳說」把小說與信史混為一談，是用經學來研究小說的思想藝術所必然會出現的失誤。但是，「自傳說」是針對舊紅學索隱派提出的。舊紅學索隱派在《紅樓夢》字裡行間鉤沉索隱，有的說賈寶玉影射的是清世祖順治皇帝，有的說是影射納蘭性德，有的說是影射康熙皇帝的太子胤礽，如此種種，不一而足。「自傳說」考證出著者曹雪芹，說《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較各種猜迷式的紅學要科學得多，一下掃清了索隱派所散佈的種種迷霧，使《紅樓夢》露出了本來的面孔。「自傳說」的提出，是紅學的劃時代的進步。持「自傳說」的紅學家們對於曹雪芹的事跡家世進行了艱苦而細密的考證，把曹家與《紅樓夢》的賈家作了認真細緻的比較，不管我們是否同意「自傳說』，他們的研究都深化了對於曹雪芹和《紅樓夢)創作過程的認識，其學術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自傳說」有它的合理因素，作為紅學的一家之言，或者說作為紅學的一個學派，自有它存在的自由。不能扣上一頂「唯心論」的帽子，就輕率地打成異端邪說。
關於「自傳說」的學術得失，本文不打算詳加討論，本文要申辯的是：俞平伯並未主張「自傳說」。
俞平伯研究《紅樓夢》受了胡適的引動，受了胡適的紅學興味的感染，的確是事實，但這不足以證明俞平伯接受了胡適的思想。俞平伯寫《紅樓夢辨》時，也確實受了「白傳說」的某種程度的影響，最確鑿的證據是收集在《紅樓夢辨》中的《紅樓夢年表》。這種影響是否大到成為《紅樓夢辨》的主導思想了呢?我認為遠遠沒有。《紅樓夢辨》分為上中下三卷。上卷有文五篇：《論續書底不可能》、《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高鶚續書底依據》、《後四十回底批評》、《高本戚本大體的比較》。中卷六篇：《作者的態度》、《<紅樓夢>底風格》、《<紅樓夢>底年表》、《<紅樓夢>底地點問題》、《八十回底<紅樓夢>》、《論秦可卿之死》。下卷六篇：《後三十回底<紅樓夢>》、《所謂「舊時真本<紅樓夢>」》、《<讀紅樓夢雜記>選粹》、<唐六如與林黛玉》、《記<紅樓復夢>》、《札記十則》。全書內容大體上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一是對高鶚後四十回續書的辨析，二是對曹雪芹創作風格及《紅樓夢》性質的評論，三是對曹雪芹八十回後故事的探佚。顯然，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用力之處，不在歷史材料的搜集和考證，而在《紅樓夢》本身，他是用文學的眼光評論《紅樓夢》。關於「自傳說」，俞平伯在一九二五年發表了深刻的見解。他承認自己曾受過「自傳說」的影響，但聲明《紅樓夢辨》的基本觀點並不是「自傳說」：
本來說《紅樓夢》是自敘傳的文學或小說則可，說就是作者的自敘傳或小史則不可。我一面雖明知《紅樓夢》非信史，而一面偏要當它作信史似的看。這個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直覺得索解無從。我們說人家猜笨謎，但我們自己倣的即非謎，亦類乎謎，不過換個底面罷了。……我們要想一想，文學的內涵與作者的經驗有如何的關連，作者的經驗投射入文學裡有如何的光景。……我以為文藝的內涵——無論寫實與否——必被決定於作者生平的經驗，同時，我又以為這個必非作者生平經驗的重現，無論其作風是否偏於寫實。事物全是新的。重現很不像一句話。譬如懷憶，所憶的雖在昨日，而憶卻為今剎那的新生。憶中所有的，即使逼近原本，活現得到了九分九，但究竟差此一厘，被認為冒牌。……所以視寫實的文藝為某事實的真影子，那就「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了。一切文學皆為新生的，而非再生的。這個通則。實沒有例外。
以此通則應用於《紅樓夢》的研究，則一覽可知此書之敘實分子決不如我們所懸擬的多。寫賈氏的富貴，或即取材於曹家，寫寶玉的性格身世，或即取材於雪芹自己，(其實作品中各項人物都分得作者個性的一面。)寫大觀園之「十二釵」，或即取材於作者所遭逢喜愛的諸女……這些話可以講得通的。若說賈即是曹，寶玉即是雪芹，黛為某，釵為某……則大類「高山滾鼓』之談矣。這何以異於影射？何以異於猜笨謎？試想一想，何以說寶玉影射允礽、順治帝即為笨伯，而說寶玉為作者自影則非笨伯？（原載《現代評淪》第1卷第9期(1025年2月7日)，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編《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2輯，以下簡稱《選輯》2。）
小說要依據事實，要依據作者的經驗，但小說決不是事實和經驗的複製，從事實、經驗到小說，必須經過作者意識的創造，沒有作者的想像和對事實、經驗的判斷，就構建不出完整的小說世界。生活實境和藝術幻境，看似十分貼近，其實相距十分遙遠，可以說它們是永遠不會重合的兩個世界。俞平伯的這種小說觀念，其實就是《紅樓夢辨》的主導思想。他說《紅樓夢》是寫生，意思是說作者想像中的空中樓閣是以作者過去經驗為藍本，他說寫生較逼近於事實，並不是說寫生就是實錄生活。《紅樓夢年表》把曹雪芹的生平跟書中賈家的事情攪在一起，的確受了「自傳說」的影響，俞平伯認識到這一點，一九五○年修訂《紅樓夢辨》的時候，便把它從書中剔了出去。我不明白，俞平伯說《紅樓夢》是寫生，作者依據了自己的生活經驗，從自己的身世中汲取了創作素材，怎麼就可以斷定，他的這個說法引伸下去就等於說《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
「怨而不怒」，是俞平伯對《紅樓夢》風格的概括。他是在文學風格比較上立論的，與反封建的傾向性問題是兩碼事。「鋒芒畢露」與「怨而不怒」的不同不是反封建和不反封建的不同，它們只是藝術風格的差異。俞平伯拿《水滸》與《紅樓夢》比較，認為《水滸》是一部怒書，憤激之情溢於詞表，在風格上較《紅樓夢》略低。批判俞平伯的文章抓住這二點，斷定「怨而不怒」說的實質是抹煞《紅樓夢》反封建的思想傾向性。這也是一個誤解。
刻薄謾罵的文字，極易落筆，極易博一般讀者底歡迎。但終究不能感動透過人底內心。剛讀的時候，覺得痛快淋漓為之拍案叫絕，但翻過兩三遍後，便索然意盡了無餘味，再細細審玩一番，已成嚼蠟的滋味了。這因為作者當時感情浮動，握筆作文，發洩者多。含蓄者少，可以悅俗目，不可以當賞鑒。纏綿悱惻的文風恰與之相反。初看時覺似淡淡的。沒有什麼絕倫超群的地方，再看幾遍漸漸有些意思了。越看得熟，便所得的趣味亦愈深永。所謂百讀不厭的文章，大都有真摯的情感，深隱地含蓄著，非與作者有同心的人不能知其妙處所在。……含怒氣的文字容易一覽而盡，積哀思的可以漸漸引人入勝，所以風格上後者比前者要高一點。(《紅樓夢辨·紅樓夢底風格》)
我們不能不欽佩俞平伯的藝術鑒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