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及其它
俞平伯在《紅樓夢辨》中寫到：「我總時時覺得《紅樓夢》一書底價值，很當得有來做番洗刷底事業。我便是一個衝鋒者啊！」俞平伯做的此書，決不是一本面目可憎、術語橫飛的艱深的專著，但確實是一本可以稱得上「學術研究」的書。成書的過程即是他和顧頡剛先生的通信。俞平伯在「引論」中說得很明白：「這本書有一半材料，大半是從那些信稿中採來的」，顧頡剛應邀所作的「序」中也說得很清楚：「平伯這部書，大部分是根據於前年四月至八月的我們通信」。正是因為如此，章句之中流露出的探討、商榷、研究、考證的態度是真切而自然的，意圖是鮮明而真誠的，純粹為了學術。所以，《紅樓夢辨》帶有作者鮮明的個性。讀此書，「如坐春風」。
《紅樓夢》在中國老百姓中的普及，用「婦孺皆知」來形容真是不為過分的，書中的「寶二哥」、「林妹妹」、「鳳辣子」都在人們的腦海中生了根。老百姓常把《紅樓夢》作為消閒的果子，對書中人物的命運津津樂道。俞平伯也和顧頡剛談《紅樓夢》，方式與其他的人有所不同，他們來個紙上談《紅樓夢》。這一談就是四個多月的時間，竟然談出了一部書的藍本。按照他們的說法，他們談《紅樓夢》是要使「知其當然」的知識成為「知其所以然」的知識：「辨得凶」是為得出「可信的道理」，「立自己的主張」。俞平伯實現了心願，將書信整理而成《紅樓夢辨》一書，「使得社會上對於《紅樓夢》可以有正當的瞭解和想像」。
《紅樓夢辨》分上、中、下卷。提到「卷」字，大家可千萬不要「望而卻步」，以為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辨》有很多很多冊。其實不然，與那些厚而艱深的「大手筆」學術專著相比，《紅樓夢辨》只能算是「小書」了，是一本只有十五萬六千字的「小書」。但是，這本「小書」在紅學中的地位卻是不容置疑的。顧頡剛先生評價說：「紅學研究了近一百年，沒有什麼成績；適之先生做了《紅樓夢考證》之後，不過一年，就有這一部系統完備的著作。」俞平伯《紅樓夢辨》一書的上卷和中卷當是此書的精華，反映了俞平伯先生作此書的主旨，即「希望《紅樓夢辨》刊行之後，漸漸把讀者底眼光轉移，使這書的本來面目得以顯露」，為「從高鶚的意思，回到曹雪芹的意思」，「開闢出一條道路，一條還原的道路」。所以，在上卷中俞平伯專論高鶚續書一事，找出了高鶚續書的依據；並進一步觀察，從作者的性格和生活環境等方面，剖析高續部分的優劣，使曹雪芹原意逐漸顯露出來。在中卷，俞平伯專就八十回立論，並述他人對八十回以後揣測，以努力還原《紅樓夢》之本來面目。下卷主要考證兩種高本以外的續書，另附一些雜論。
當然，俞平伯的《紅樓夢辨》一書在紅學中的重要性，並不僅限於它的系統性，在研究方法上的進步也是它的長處，它是「五。四」後中華學人運用西方的一些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學問而經營出的一本著作。《紅樓夢辨》成書於1922年，正是神州西學東漸之風盛行之時，書中處處把實際的材料做為前導，堅持歷史觀念，把作者的時代、家庭背景、生活閱歷等創作主體因素作為分析作品時不可缺少的部分，並進行對比研究。這些在今天看來是當然的研究方法，但是在當初卻是多大的進步啊！所以，顧頡剛說：「我希望大家看著這舊紅學的打倒，新紅學的成立，從此悟得一研究學問的方法」，並且說：「我們正應當善保這一點便宜，趕緊把舊方法丟了，用新方法駕馭實際的材料，使得噓氣結成的仙山樓閣換做了磚石砌成的奇偉建築」。今日讀來，仍是讓人感覺到「科學與民主」思潮的新空氣撲面而來，讓人感到當時中國學術界「百廢待興」、「萬象更新」的勃勃生氣。
按照胡適晚年的入室弟子、美籍著名華人作家、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在《胡適口述自傳》註釋中對「紅學家」的分類，俞平伯屬於「傳記考證派」。但是，在《紅樓夢辨》中，俞平伯卻偏偏有《〈紅樓夢〉底風格》這篇全是從文學的眼光來解讀《紅樓夢》的文章。俞平伯也是胡適先生的學生，在《紅樓夢辨》一書中，俞平伯的研究方法受到胡適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把小說當成學術主題來研究在中國始自胡適，俞平伯受到熏陶而「步其後塵」。唐德剛認為：「自胡、蔡、陳、錢到俞平伯、周汝昌……他們都是『批評家』、『考據家』、『哲學家』、『思想家』，卻很少『作家』，所以『紅學家』們多半不知作家的甘苦……」一家之言，姑妄聽之。但是，後來成為文學教授的俞平伯先生通過考證和批評而努力寫成的這本書，使我們參照而讀原著時，多了一雙慧眼，多了一個思考的大腦，使我們再一次體驗什麼叫「讀不盡的《紅樓夢》」，使我們能夠找到自己的審美體驗。
俞平伯先生在當初也許沒有想到，《紅樓夢辨》在今天會被冠以《俞平伯說紅樓夢》之名而出版。一個「說」字真可謂有說不盡道不完的妙處，也正是這「說」字吸引了我，買回了俞平伯七十八年前開始寫的《紅樓夢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