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泰斗周汝昌回憶求學:歷經曲折終留名(2)
到了第三堂課，老師問問題，我還沒有開口，老師就說：「你不要答，讓後面的人答
。下課後你跟我來。』下課後，我跟老師到了她的辦公室，她給我開了一個條子，然後讓我去找系主任謝狄克。我一看怎麼回事？老師說我不需要讀大一英文了，讓我去找系主任安排其他課程。謝狄克看了條子，也給我寫了一個條子，讓我去找教歐洲十九世紀文學的老師。
我又拿著條子找到了那個老師，老師看了以後很高興，因為她又多了一個學生。我向老師說了我的疑慮：大一英文雖然免了，但是十九世紀文學對我來說卻有點難。老師笑容滿面：「我不那麼認為，你的英文水平已經足夠了。』」
說起燕園見聞，還有一件事讓周汝昌念念不忘，「當時我們西語系最有名的老師是教授莎士比亞的英國老師謝狄克，在日本人封鎖燕園的那天，他最後的那一課沒能講完，後來他到了美國康奈爾大學做教授。燕大復校之後，他從美國回來，說：」我還要講一課莎士比亞。』「
「二進」燕園，重新參加插班生考試
燕園被日本人佔領後，燕京大學搬到成都，周汝昌因為家境貧寒，沒有條件跟隨前往，就回到了老家。
那段時期，「我跟老師顧隨把燕園作為祖國的象徵（燕京人從來沒有把燕京看成美國的學校）詩詞唱和，隱諱地表達我們對日本人的憤慨，懷念被日本人佔領之前的孤島燕園。」
「燕園復校，我在老家並不知道，淪陷中的人耳目閉塞啊。後來我從一個同學那裡聽說：」咱們的學校回來了。』我一聽，就想：無論想什麼辦法我也要回到學校。那時候我正在天津的一個學校做小職員，因為欠薪，我們跟當局發生衝突，我被學校開除了。我又是失學又是失業，我跟家長商量：「我不能再做小職員，這不是我的生活之路。我要回燕園去，完成我的學業。』父親對我的想法很支持，但是家庭條件困難也是事實，難啊。我說：」我可以跟我過去的老師聯繫，我還能爭取到獎學金。』1947年秋天，我給過去的老師們寫信，說我想回去。他們回信說：你回來我們太歡迎了，但是給你問了註冊科，你的學籍過期了，你想來只好再參加插班生考試。我一介書生，什麼都怕，就是不怕考試。過去我的同學們，有的都已經做了先生，他們看到我的卷子，都笑了。為什麼笑？過去我是他們的老大哥啊。我重返燕園之後，之前那一年半的學分還算。看到當時已經做了先生的那些同學，我說：你們都是我的先生了啊。大家不勝唏噓。那時我年齡也大了，心情也變得淒涼，經歷了八年抗戰啊。「
論文當得起「教員的一鞠躬」
二進燕園，物是人非，昔日的同學今日成了先生，過去的老師多已不在，周汝昌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如今年近九旬的周汝昌說起包貴思女士（美國教授）的時候，他依然感念不已：有一次，包貴思老師給我留了一個作業，針對一篇小說寫一個評論，規定了一個期限讓我完成。那時我的興趣已經轉到線裝書方面了，年輕的我膽大妄為地想把大文豪陸機的《文賦》翻譯成英文。我每天泡在圖書館，看線裝書，翻譯，忙得不亦樂乎。忽然想到老師留的作業要到期了。我記得是在一個下午，我坐在宿舍裡，翻出老師給的參考書，一氣呵成，用英文寫成了長達60頁的論文。寫到最後幾頁，我清華的一個同學到我宿舍看我，看到我聚精會神的樣子，不忍打擾，就坐在我旁邊看著，直到又過了半個小時，我把論文寫完，一字不改。
交了論文後，一天下課，包貴思叫住我，讓我去她家吃頓晚飯。我一進她家門，還沒落座，包貴思把我那份卷子拿出來給我看，上面寫的是英文的評語：這份卷子值的不是一個分數，而是教員的一鞠躬。我感到誠惶誠恐：「我哪裡敢當？」包貴思說：「不，你這個論文當的起我的話。」
英譯《文賦》完成的時候，按照慣例，西語系裡為周汝昌舉行了一個報告會。「在報告中我打破了傳統說法中《文賦》是陸機早年作品的說法，我說：」錯了，《文賦》是陸機晚年最後的作品。』當我讀完的時候，教授們全體鼓掌。散會的時候，博晨光教授（他的父親是博雅塔的捐贈人）對我說：「你這個論文太好了，大學生的論文不用這麼好，這個足夠一個博士論文了。』後來，這篇論文在一家外文刊物上被發表了。」
未畢業就被大學聘用
1949年，周汝昌在燕京大學西語系畢業，當時正是中國政局發生天翻地覆大變化的時期。擺在周汝昌面前的選擇則是：是選擇工作，還是選擇繼續讀書。周汝昌選擇了後者。
「我畢業的時候，新聞總署派專人到學校要求學校推薦一個中英文兩方面成績都好的人。學校推薦了我，新聞總署的人去的時候，我正好進城了，不在學校。回來之後聽到這個消息，覺得自己的英文可以勝任，但是自己沒有學過新聞，而新聞是涉及政治的，這個工作並不合適我。當時中文系正要成立研究院，系主任高明凱很希望我能考中文系的研究生。就這樣，我進入了中文系的研究院。」
「研究院的學生是有津貼的，不用獎學金也不愁生活。在研究院讀到快畢業的時候，華西大學的教授文在宥在刊物上看到了我那篇寫陸機的論文，給我拍了一封電報，說要聘請我。我正在準備研究生論文，接到電報後我找到高明凱先生，把電報拿給他看，我說：」這樣的機會我以後找也找不到，不用做助教，直接做講師，我想去，我能不能到那裡一邊就任，一邊完成我的論文？』高先生說：「沒問題。』臨走時，我問高先生到了華西大學應該注意什麼，他告訴我：」多注意政治。』就這樣，我在1951年離開了燕京大學，到了華西大學教書。1952年，院校大調整，華西大學變成了醫學院，其他部分併入四川大學。我在經歷了思想改造之後，留在了成都四川大學。「
「後來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寫《紅樓夢新證》，書出版時，需要增加圖片，我和書的編輯又回到燕京圖書館，那時已經是北大圖書館了。圖書館的老館員還在，他居然還認得我。趁借書的當口，我還專門跑上二層看了一下。」
「感謝這樣一個學府，成就了我這樣區區一個還算學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