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評紅樓 - 周汝昌回憶：沈從文詳注《紅樓夢》
周汝昌回憶：沈從文詳注《紅樓夢》
2000年8月15日文匯報周汝昌
我與沈從文先生，平生只有一面之緣，但60年代事涉曹雪芹、《紅樓夢》之際，我們卻頗有一些文字因緣。這些經過知者無幾，恐遂湮沒，應當一記，乃作此文。
沈先生的文名，我在中學時略有所知，其他是談不到的。沒想到後來還有了交往。
那是1962年吧，國家要隆重紀念曹雪芹逝世200週年，緊張展開大規模準備工作，文化部組織幾個科研、文化、出版各界的人士常駐故宮文華殿，是為籌備辦公處。阿英、黃苗子等是「常務」工作者，臨時走動的人還很多。我是應邀常去開會的人。此外，則上海請來了兩位畫家，劉旦宅與賀友直。劉那時還很年輕，我和他的「關係」另文再敘。如今且說，劉、賀的住處是東華門外、騎河樓附近的翠雲莊。此莊風格不俗，遠遠可望見上罩碧琉璃瓦的圍牆與屋頂。他們食宿於此，專心致志，要創作畫幅。畫是雪芹像和他的生平事跡。
當時，對曹公子的一切瞭解極少，「生平」也只有幾個「點」（大致沒有超出拙著《新證》的範圍，因為《曹雪芹》〔草創的傳記〕是1964年才問世的）。肖像更不知該畫成什麼樣子。所以要開會，要討論。
一日，得訊要到翠雲莊去開會。
記得這種會文化部所派領導人（如邵荃麟、阿英等）是不來的，主持者是黃苗子。
牆上已貼好了劉旦宅畫的雪芹像，擬作樣品供討論品評。
屋子不大，被請專家排坐於靠牆一溜椅子。我和吳恩裕等都到了，而最後進來了一位遲到者。他身著深色中山服（那時的禮服），頭髮漆黑有光，滿面春風，親切和藹，主動同我握手———我還不認識，只聽他自報：「沈從文」。
他給我的印象令人喜悅愉快。還記得他和恩裕兄一樣，手臂裡夾著一個黑皮包———那時尚無後來的帶提把式的人造品，都是黑亮的真皮包，是高級文化人如教授等不可少的（上課、上班）必用物。沈先生的發言都說了些什麼？今竟失憶（其實連我自己說的什麼也一句不記得了）。只記得討論的主題是雪芹畫像要表現出「十氣」———英氣、才氣、傲氣、狂氣……，大家都笑說：這太難為畫家了！一張畫怎麼能表出這麼多的「氣」？
我並未拜識過沈先生，為何我們初會時他就主動向我握手？原來這有一段故事。
話要交待清楚，就得從頭說起———這有一段經過，也是局外人鮮能得知的。我由中央特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讓我做古典部「小說組組長」，負責整理《紅樓夢》新版，組員有周紹良、張友鸞等人。版本校勘之外（命令仍用「程乙本」，不許輕改一字）
，要加新注，須找專家，領導指示人選是啟功先生。我為此親到他府上，其時啟宅在黑芝麻胡同大院落，啟太太也為此到舍下（東四牌樓十二條以北的門樓胡同）來過。
那時已然是對「考證」尤其是「煩瑣考證」批判得十分激烈嚴峻了（以為學術不需要考證，只需要突出政治……），啟先生對此十二分害怕，唯恐挨了批，下筆極度謹慎———表現為：一條註釋盡量字少話活，竭力避免一個「落實」的具體詳實的講解，亦即採取「繁瑣」的另一極端的「策略」，用意甚苦。
這種辦法是否最好？（其實也受了50年代某些專家注詩詞的「簡化」風氣的影響）
，我心裡並不贊同，但不宜提出異議。誰知，沈從文先生對這樣注法卻持異議，他不滿足，向出版社提出了意見，主張要注這部小說，必須切實詳實解清代的那些實物（皆非虛構），這與啟功先生的用意恰恰相反——而且那時極忌把雪芹之書解釋為「寫實」，那在彼時是最錯誤的「文藝理論」。
沈先生早棄文學創作，只在故宮博物院工作，專研服飾，有了傑出的研究成果。這就無怪乎他是強調「務實」，而不以「玄虛」的注法為然了。
沈先生寄來了一部質、量俱不尋常的紅樓注稿，份量很重，看出是下了真功夫。
「古典部」領導命我將沈稿送交啟公「參采」。我遵命照辦。啟先生一見，嚇壞了！……拙筆很難「表現」，爾時的形勢氣氛，「當事」者的表情與話語，我這「編輯」
的尷尬處境。此處只好來一個「話要簡斷」———事情的結果是：啟先生一字不敢采，我得負責對沈先生「退稿」，這還不打緊，最難的是我還必須在「新版」卷首「交待」
，說啟注「參考」了沈著，以「圓」其「場」。但這種「圓」法卻又兩面不討好：啟表示我何嘗「參考」了他的大著？沈謂你們一點兒也不接受我的良言與誠意。
……
我那領導呢？對此一切，似解似不解，茫然坦然，根本沒覺得這算「一回事」。
還有一件有趣之事：沈注中說妙玉庵中茶具諸古玩中有「點犀」，是用「心有靈犀一點通」之詩句，以為妙筆。我和他爭論：雪芹原文是「杏犀」（眾古抄本一致無歧），杏是上品犀角的佳色。而「點犀」是高鶚的妄篡，為了「暗示」妙玉與寶玉之間的「關係」，是十足的俗筆，斷不可取。
沈先生不以為然。對那「」，我們也有不同理解，此不贅述———二人的文章，皆見於《光明日報》（我最後一篇，報紙不給登了，於是「正論」落在沈先生一邊，好像我理虧了……）。
我所以敘此舊情，只是為了讓人們知道：經此「爭議」，種種微妙歷程，而沈先生見了我表現的那種熱情親切的風度，說明他真是一位忠厚長者，大度君子，沒有任何世俗常態「小氣」。
這樣的學者，是真學者。我一直掛念，他那部紅樓注稿卷帙可觀，後來怎麼樣了？
是否逃過浩劫？為何未見出版？……我謹以拙文，對沈先生敬志悼念。
〔贅語〕憶有友人曾言，沈先生的小說，那時絕不能受人注意。後來忽然「紅」了。此事態似與錢先生的《圍城》有相似點，都是香港文學界忽然從「土埋」的老庫存中「發現」了，有點兒驚奇，這才影響到內地，於是紛紛稱頌起來。若如此，則此或亦世態炎涼之一面側影吧？
詩曰：棄文訂古考衣裝，細注紅樓辨短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