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層《紅樓》自況（1）
第六層 《紅樓》自況（1）
孟子說：「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這就是中華文化中一項重要理論與原則，凡屬著作，書與人是不可分的。何況《紅樓夢》本是帶有濃郁的「自敘」「自況」成分的一部個性獨特的小說乎。是以欲懂《紅樓》，宜先知雪芹之為人以及他所生活的歷史環境。
詩曰：
都雲作者癡，作者究何似？
世上有此人，迥異尋常士。
知之與不知，胸襟各懷異。
譬如牛與馬，豈容混一指。
《紅樓》乃自況，人書切一致。
寶玉何從來？問之曰媧制——
智者不待言，昧者怒目視。
「自況說」
自傳文學，自傳小說，從古至今，無分中外，都是存在著的，例子很多，大家也常列舉，應屬於文學常識的範圍。誰也沒說過這不是文學或「壞」文學或「低級」文學，正如誰也不認為藝苑中只許有寫生和肖像畫（畫別人）而不許有自畫像，自畫像就活該是壞的或低級的作品，沒聽說過會有這麼一番大道理或藝術理論。當然我也無意由此作出推論，說天下畫家都該來畫自己。這種糾纏除了無聊別無意義可言。「文學應為大眾而作，應寫大眾，而不要老是想著自己這一渺小的個人」——這其實是另一個意義，也不必拉來此處多作葛籐。其實，一味強調寫大眾的理論家也沒有任何理由否認：寫大眾的「寫」，還是得「通過」這個特定的作家個體的人才能實現的。藝術離了個體創造將是一堆空洞的概念，毫無個性特色的「書畫」，就連經過長期積累的群眾性創造的《水滸傳》《西遊記》以及民間故事等，到它們以普遍形式定型面世之時，那最後一道「工序」仍然是一種個體作家的具體創造在決定這部小說的品格和魅力，把這一「工序」只說成是「加工」，其實也是不合實際的、非科學的認識。所以寫大眾也不是與寫個人「勢不兩立」。曹雪芹為金陵十二釵（以及很多副釵、再副等）寫「列傳」，難道不含有一種「寫大眾」的意義嗎？可是這也不會得出「必須排斥自傳」的結論來。難道不可以有一種自傳，貌似為寫一個「自我」，而實亦為寫大眾嗎？曹雪芹寫了那一大群不幸的婦女，又為了什麼呢？難道是為了「珠圍翠繞，艷福不淺」？所以，如果我們只因為要提高（或者說是害怕貶低）《紅樓夢》的意義而硬是否認「自敘傳」這個事實，豈不是太短見、太自限了乎？
說《紅樓夢》是「自敘傳」，是否以胡適為始呢？如果就五四以來而言，可以說是的。但其實乾隆時人本就明白這部小說的實質是寫作者自家的，因此魯迅才說「自傳說」之出現實際最早（而肯定確立反在最後）。他當時只是見到袁枚的《隨園詩話》，就作出這一論斷，目光極犀利。而後來其所引原詩全部二十首都已發現，為富察明義之作，自序中明言雪芹之先人曾為江寧織造，故書中備記的是「風月繁華之盛」（恰與敦敏《贈芹圃》詩「秦淮風月憶繁華」之句相應）。我們考明雪芹與富察氏明義家交往關係密切，彼此相知，非同道聽途說之比。又如同時人吳雲（字玉松，吳縣人，官御史。與晚清的號平齊的吳雲不可混為一人）跋石韞玉的《紅樓》劇本，也說《石頭記》是「小說之妖也。本事出曹使君家」。這都是最能說明問題的文獻。如果再往晚一點的時代看，1903年夏曾佑在《小說原理》中已經指明：「寫貧賤易，寫富貴難。此因發憤著書者，以貧士為多，非過來人不能道也：觀《石頭記》自明。」可見夏氏是看出了作者雪芹即是親歷者，亦即此書是自敘的道理。兩年以後，1905年，王國維始作《紅樓夢評論》，其言有云：
縱觀評此書者之說，約有二種：一謂述他人之事，一謂作者自寫其生平也。（第五章《余論》）
這也足以說明：在胡適之先生考證《紅樓》之前的20年，「自敘傳」之說本就存在，並未中斷或絕跡。例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就刊刻了《紅樓夢論贊》的塗瀛，乃評批家中之極早期極出色的大手筆，其開宗明義篇即大書云：
（上言書中之甄寶玉，殆是賈寶玉之友，二人原志趣相同，其後甄則充真就俗，改入經濟文章一途）賈寶玉傷之，故將真事隱去，借假語村言演出此書，為自己解嘲，而亦兼哭其友也……然則作書之意，斷可識已。而世人乃謂譏賈寶玉而作。夫寶玉在所譏矣，而乃費如許獅子博象力，為斯人撰一開天闢地絕無僅有之文，使斯人亦為開天闢地絕無僅有之人。——是「譏」之，實以壽之也。其孰不求譏於子！？吾以知《紅樓夢》之作，寶玉自況也。
如今世上人都知道有個「自傳說」了，卻鬧不清比它早了至少80年已有了一個「自況說」！豈不有趣得緊？
事情再要核實，自然塗瀛也不是評家中最早的如此主張者。即如嘉慶十七年（1812）已有刊本的「二知道人」所著《紅樓夢說夢》，就已揭出：
盲左、班、馬之書，真事傳神也；雪芹之書，虛事傳神也。然其意中，自有實事；罪花業果，欲言難言，不得已而托諸空中樓閣耳。
這話已夠明白。道光元年（1821）已有刊本的諸聯所著《紅樓評夢》，也說：
凡稗官小說，於人之名字、居處、年歲、履歷，無不鑿鑿記出。其究歸於子虛烏有。是書半屬含糊。以彼實者之皆虛，知此虛者之必實。
這才是慧眼人看事，一語道破。他又說：
凡值寶、黛相逢之際，其萬種柔腸，千端苦緒，一一剖心嘔血以出之，細等鏤塵，明如通犀。若雲空中樓閣，吾不信也——即雲為人記事，吾亦不信也！
這是何等的真情實話，何等具有說服力的「邏輯語言」！
由這諸例，可見乾嘉一代人，對雪芹之書本來就都是如實感、如實說的。
至於鹹同年代撰刊的書，可舉江順怡《讀紅樓夢雜記》的一則。其言曰：
或謂《紅樓夢》為明珠相國作，「寶玉」對「明珠」而言——即（納蘭）容若也。竊案《飲水》一集，其才十倍寶玉，苟以寶玉代明珠，是以子代父矣１！況《飲水詞》中，歡語少而愁語多，與寶玉性情不類。蓋《紅樓夢》所紀之事，皆作者自道其生平，非有所指——如《金瓶》等書，意在報仇洩憤也。數十年之閱歷，悔過不暇，自怨自艾，自懺自悔，而暇及人乎哉！？所謂寶玉者，即頑石耳。
他駁「納蘭說」的理由，都切中其病害，難以比附之理最明。他說作者以此書自敘生平，數十年閱歷之豐富，猶慮寫之不盡，怎麼還有工夫去寫別人之事？這話，極平直之理路也，卻也最能道著事情的真際——有清一代，具眼者如此。
那麼，為何又須等到胡適出來，晚至20世紀20年代初，這才又提出「自敘傳」了呢？這原因，魯迅早已分疏過的「正因寫實，轉成新鮮，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別求深義，揣測之說，久而遂多」，以致胡適為了破除那些揣測，才提出了——恢復了本來的事實：「自敘傳」。此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