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門慶與賈寶玉：相悖互依，逆向同歸
文學首先是美學，從審美角度看，《紅樓夢》和《金瓶梅》的兩個主人公——賈寶玉與西門慶，正是對立的兩個極致：一個美哉善哉，一個大醜大惡；一塊晶瑩靈秀的美玉，一堆濁臭逼人的垃圾；一邊是醉人的詩意芬芳，一邊是人慾橫流銅臭熏天，——他們除了水火不容的對立，難道還有什麼共通之處可言嗎？
有的。
對「禮」的挑戰和背離
中國古代的社會精神，可以概括為一個字：禮。荀卿曰：「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真是大哉禮也！什麼君臣父子、忠孝節義、三綱五常、三從四德、敬天法祖、勞心勞力，等等，所有體現宗法等級制度的一切規範，都由它作為最高象徵體現出來了。由它所規範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各不逾矩的理想社會，真是雍穆莊嚴，恂恂如也，穆穆如也。
宋明以後，這「禮」又進一步僵化為「理」，「存天理，滅人欲」，面孔愈加森嚴起來。可嚴酷並不意味著有力，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它受到了來自各個方面的挑戰，隨著都市商業發展而興起的市民階層，正在各個方面通過各種形式頑強地表現自己，而《紅樓夢》和《金瓶梅》正是這一社會存在的產物。
一反古代文學的雍穆莊嚴和文質彬彬，《金瓶梅》洋洋百萬言的大作渲染的卻是「酒、色、財、氣」——儘管作者經常在行文中間向人們進行著勸誡「酒、色、財、氣」的說教，特別是「色」與「財」，也即物慾和肉慾，則更是小說的描寫中心。一邊要「滅人欲」，一邊在張揚人欲，作者的主體追求與小說的審美價值且勿論，正是在這一點上，《金瓶梅》具有著反傳統的意義。它是邪惡的魔鬼，但卻褻瀆著傳統的神聖殿堂。固然，暴露權貴或為富不仁的「人欲」，是進步文學的一個傳統的主題，但是，《金瓶梅》之異於其它者，其主人公靠著金錢的力量起家，靠著在商品流通中不斷膨脹的財富而不斷擴展力量，由一個市井浪子逐漸變為山東屈指可數的暴發戶大官商西門大官人、西門大老爺，他的地位與慾望隨著財富的增長而增長，膨脹而膨脹，直到最後縱慾而身亡家敗。作者不厭其煩地、淋漓盡致地描寫了它的主人公的「欲」的膨脹與實現的過程，在表面上和理性上似乎在暴露，在感性上則在渲染，而在潛意識上和實質上則在欣賞著這「欲」，它的形象蘊涵與主體傾向都異於它以前的文學，包括《三國演義》與《水滸》這樣的通俗小說在內。從審美的角度視之，這種「欲」的大肆渲染與張揚無疑是一種「丑」，故爾四百年來，人們稱之為「淫書」，總是對之大張撻伐，而舊時代的推崇者又往往從封建倫理出發曲為之辯：大家都弄顛倒了。「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髒的東西。」——《金瓶梅》的反傳統價值難道不是與它的「醜惡」有著互相依賴之處嗎？
無獨有偶，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的作者經常出面宣揚的是「空」與「冷」，但它的形象自身所輻射出的卻是「色」與「熱」。——真是地道的「紅外線」！然而它卻不是「金瓶」之「色」，這「色」與「熱」可以歸結為一個「情」字，它是賈寶玉終生追求身體力行的「基本精神」，也是這一形象迥異於其它的根本所在。「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這個「古今不肖第一」的貴公子，他對那集千百年封建文明之大成的詩禮世家，對那「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中文采風流的一切,在感性上對其總體已經產生了懷疑不滿，感到厭倦了，那以「禮」為規範的一切，他已經覺得「無情」了。寶玉是個蹩腳的理論家，但卻是一個對時代風氣感受敏銳的詩人。他說不出，但卻感受得到，他感到「禮」的不合理，提出一個「情」字以取代它。這「情」，來自人的「氣質之性」，也是人固有的一種「欲」，一種以美與善的形態表現的「欲」。他的「情不情」，他的「體貼」與「意淫」，他的「愛博心勞」等等，朦朧地體現了自己與他的同道者的個性解放的最初意識。也是憑直感，賈母感到孫兒的性情不好理解，它不屬於一般意義上的「男女」範疇；賈政則感到兒子有「釀到弒父弒君」地步的危險性。「聖人千言萬語，只教人存天理，滅人欲」，《金瓶梅》與《紅樓夢》通過自己的主人公，分別從美與醜、從善與惡兩極、從情慾與肉慾的不同角度，提出了「人欲」這個課題，對於千百年來以「禮」為標誌的舊傳統，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衝擊力量。
價值觀念的更新
傳統的價值觀念可以概括為四個字：克己復禮。它有兩個突出的特徵：一是壓抑自我，神化外在；一個是重義輕利，崇尚形而上，貶損形而下，它把人的追求納入封建的宗法等級規範中去，大量製造著清教徒，培養著奴隸主義。不光奴隸們要低眉順眼，即使是士大夫階級們的人生價值的最光輝的形式「修、齊、治、平」，也必須在「非禮勿視聽」中去實現，要恪守君臣、父子、夫婦、尊卑的規範而不逾矩，對上保持著「誠惶誠恐，死罪死罪」的心理狀態，比起「立功」來，更看重「立德」和「立言」。
在《金瓶梅》中這種價值觀念開始失去了魅力，熏天的銅臭淹沒了傳統的聖光和迷人的詩意，市民社會不再對「克己」感興趣，現世的物質享受成了他們的人生目標，而這目標又必須通過自我努力與競爭，通過獲得金錢去實現。一個市井浪子，一旦有了錢，可以輕而易舉地躋入上流社會，當朝太師太尉、皇親內臣、狀元進士、撫按科道、府尊縣令，都可以使之隨心所欲地圍繞他轉，比起東平、東昌兩府的許多窮千戶們，西門大官人更顯出「有了錢便有了一切」的光彩。「朝廷爺一時沒錢使，還向太僕寺支馬價銀子來使」呢，那只「言義而不言利」、清高絕塵而諱言「阿堵物」的時代過去了，隨著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和金錢力量的擴張，各種觀念都在慢慢更新，人生的價值觀念自然也不例外。在那「熱鬧大馬頭去處，商賈往來，船隻聚會之所，車輛輻湊之地，有三十二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樓」，西門大官人的周圍已經形成了一種環境小氣候，金錢這一向來被視為俗而又俗的「黃色奴隸」，在到處褻瀆著傳統的尊嚴，它把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變成了可以交換的等價物；封爵、職官、親情、友誼、良心、信仰、官司的輸贏、女人的貞操，無不可以買賣。西門慶物色小老婆時，固然重視色相，但更重視金錢。孟玉樓和李瓶兒都是富孀，她們的財產對西門慶的事業的更上一層樓，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與傳統不同是，西門慶不是拉著女人的裙帶起飛，而是憑借妻子的財富而扶搖。白樂天時代的樂壇名星，以「老大嫁作商人婦」為不幸，可《金瓶梅》時代「少女嫩婦」的孟玉樓，卻不願做舉人老爺的正頭娘子，寧願給富商巨賈「作小」。時代精神的變化真大呀！「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閃閃響噹噹的無價之寶，滿身通麻了，恨沒口水咽你下去。」「有了銀子，要命怎的！」──這是人們的普遍心態。西門慶雖然使銀撒漫，但當黃三李四送來利錢時，他拿了「黃烘烘的四錠金鐲兒心內甚是可愛」，而且還特地「抱到瓶兒房中」，不惜冰著未滿週歲的官哥兒，「叫孩子手兒撾弄」。人間的一切，都是「有錢便流，無錢不流」。張竹坡在98回書前批道：「見此輩只知愛錢，全不怕天雷，不怕鬼捉，昧著良心在外胡做。」竹坡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今人尚云：「錢是好東西，任何人見了都要兩眼發光。性當然不是壞東西，儘管正人君子表面上都撇嘴。」——這種「金瓶精神」標誌的正是價值觀念的更新。在傳統的價值觀念中無論是「兼濟」還是「獨善」，都必須「克己」；而西門慶則不同了，他正憑藉著對金錢的佔有而進行著自我擴張：
咱聞那西天佛祖，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褚鏹營求。咱只消盡這傢俬廣為善事，就使強姦了嫦娥，和奸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
他雄心勃勃，非常自信，有強烈的自我意識。不過這個「自我」，不是永恆的人性，也不是覺醒的潛意識，而是逐步擴展的金錢力量的人格化。金錢的人格化，與人格的金錢化，正是兩位一體的東西。
如果說西門慶以形而下的形式和不自覺的感性形態赤裸裸地表現自己的力量，那麼賈寶玉則是以形而上的形式用比較自覺的理性形態富於詩意地更新著自我價值觀念。對於讀書做官、顯親揚名的傳統人生道路的唾棄，是賈寶玉離經叛道的最高點，也是他區分清濁決定棄取的根本性標準。但是，寶玉畢竟出生得太早，他雖然呼吸到了時代將變的氣息，至於這新的時代到底應該是什麼樣子，他還未曾作過認真的思考。他體味到了傳統價值觀念的不合理，看透了上流社會的傳統人生追求的虛偽性：「學而優則仕」培育著雨村式的「國賊祿鬼」，八股制藝不過是「混人誆飯吃」，「文死諫，武死戰」的愚忠不過是沽名釣譽。特別是對於女性，他更看透了奴性人生規範的殘酷性，「三從四德」、「無才便是德」虐殺了多少聰明清俊的女兒，正是它，而不是個別惡人釀成了「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社會大悲劇。他看到了無論是「上智」還是「下愚」，他們自身都有著一些美好的東西被荼毒或扼殺了。人與人之間應該調整一下彼此的關係使人生的追求能得到更新。他的價值觀念首先在大觀園女兒國中付諸實踐，「太虛幻境」則是他的烏托邦，這就是他的體貼女兒，不擺主子架子，是他那「多情」、「情不情」或「意淫」。而這一些在傳統觀念看來就成了所謂「似傻如狂」了。應當說寶玉已經開始意識到「自我」了，在一定程度上，他同時也覺得「他人」也應該像「自我」一樣，去追求與實現「自我」。——這裡已經有了平等意識的萌芽。這正是他與那抹殺「自我」意識存在以等級奴役制度規範人的傳統價值觀念對立的東西。「就便是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正說明了這種新的追求的執著性。
當然，在《紅樓夢》時代，寶玉的追求只能是「太虛幻境」中的空中樓閣，他只能在「自我實現」的形式上去提出並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再過若干年，寶玉的朦朧觀念，才在連薛寶琴也未到過的「真真國」以西的地方，以「天賦人權」的完備形態，用血與火去付諸實施。寶玉的貢獻在於啟示人們在歷史的長河中使人生的價值追求從宗法等級和奴隸主義的禁錮的形式下解放出來使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可他的朦朧意識一旦從「太虛幻境」搬到罪孽的塵世中去「貼現」時，那時他就會十分驚訝地看到，西門慶正是體現這一原則最初實現了的「自我」。同樣的，像李四、黃三、韓道國、苗青、陳敬濟、應伯爵以及潘金蓮、龐春梅、王六兒們，他們何嘗不也是在按照同一原則去設計與追求自己的價值，可因為他們各自的「自我」條件不同，因而他們的「自我」實現的結果又是多麼地大異其趣啊！西門慶的價值在於以最初的形式預示了這種新的價值觀念得到實現之後的基本形態。
倫理觀念的變革
對於傳統文明的王道樂土，金錢真如同洪水猛獸一般，凡是它的勢力膨脹的地方，都會出現「禮崩樂壞」、斯文掃地的局面。什麼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君君臣臣、尊尊親親，一切都亂了套，一切都要適應新準則去重新組合。吳月娘說的「如今年程，說什麼使得使不得！漢子孝服未滿，浪著嫁人的才一個兒！」她諷刺的是李瓶兒，結果卻打擊了一大片，正反映了倫理觀念變化的普遍性。《金瓶梅》中清河和臨清這兩個較為發達的「商業社會」中，情形正是這樣。
一個向為士大夫所不恥的市井潑皮暴發戶，就因為有錢，一下子穿上了五品服色，成了炙手可熱的掌刑千戶。有意思的是，在他那車水馬龍的過從行列中，不只是同僚和鄉紳，許多品階比他高得多的狀元進士、撫按監守和太監皇親也屈尊紆貴紛紛和他拉扯套近乎。實際上他們比應花子強不多少，他們中少數是借重這位太師乾兒的權勢，大部分不過是為了打一點這位山東大款的秋風。李瓶兒的喪儀是一個煊赫的場面，它很容易使人聯想起秦可卿之喪的聲勢。可秦可卿畢竟是國公世家的塚孫婦、御前龍禁尉的誥命宜人啊，而李瓶兒算什麼東西呢？她不過是商賈再醮之「賤妾」，也竟稱起「誥封錦衣西門恭人」來！張竹坡說：「瓶兒，妾也，一路寫其奢僭之法，全無月娘，寫盡市井之態。」正是如此！不過竹坡說得也不完全對。其實這「無禮」也是「禮」，它是暴發戶們經過修正的「禮」。陳敬濟同時死了父親和情人，可是他對家嚴是那樣的輕薄無情，而對其情婦——小丈母娘潘六姐又是那樣的真摯痛切，真還有點「愛情至上」的味兒呢！先情婦，後家嚴；家嚴是假，情婦是真：這就是這位市井浪子的「孝」與「親親」！在《金瓶梅》中，「朋友有義」和「重義輕利」已開始被互相利用、爾虞我詐與見利忘義所代替，應伯爵說得好：「如今年時，只好敘些財勢，那裡好敘齒。」在西門慶的十兄弟中，西門慶之對花子虛謀財奪妻，應伯爵和吳典恩於西門慶死後之忘恩負義及落井下石，都體現出了人與人間相處的新準則。《金瓶梅》世界中性觀念的解放表現得十分突出。封建倫理對於女性特別是對於女子貞操的要求最為典型的表現出了它的殘酷性，「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在與男性的關係中女子不僅永遠做奴隸，而且還得「從一而終」，甚至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可西門慶周圍的女性就不是這樣，我們經常看到的是寡婦再醮與男女苟合，「三從」被修正成了「初嫁由親，再嫁由身」，西門大官人的如夫人隊伍便基本由再嫁寡婦與從良娼妓組成，而他一旦撒手歸西，她們也馬上如鳥獸散各自另謀出路去了。「少女嫩婦的守什麼」，寡婦改嫁在清河縣並不為怪。西門慶奸占婦女也以一種「自由貿易」的形式出現：一方支付金錢實物，一方出賣色相貞操，「自由平等」，甲乙雙方心甘情願，賣方甚至得到丈夫的默許或贊同。——這裡的「專業戶」，開的是夫妻店！西門慶死後，韓道國欲拐財遠遁，開始時心猶不安，而王六兒卻說：「自古有天理到沒飯吃哩！他佔用著老娘，使他這幾兩銀子也不差甚麼！」——西門慶的這位情婦正是倫理觀念更新的先行者。
正當西門慶憑藉著魔鬼的力量不自覺地改變著傳統的倫理觀念時，賈寶玉卻以天使般的善良和真誠自覺地用理性去審視傳統道德並開始思考它的合理性了。既然傳統道德把女性貶到最低位置，那麼寶玉的批判理所當然地要從「男尊女卑」論入手，一部「女清男濁」論也足以補償那千萬紅顏悲劇使普天下眾女兒揚眉吐氣了。從傳統女德看寶釵可以算是完人了，可他並不喜歡這位寶姐姐，而甘願受「小性兒」的林妹妹的「氣」。寶黛的戀愛本身就是對諸如「從父」、「無才」等傳統女德的批判。儘管寶玉從未就女子貞操問題發表過見解，但從他對茗煙與萬兒苟合的態度看，他是不會太膠柱鼓瑟的。寶玉倫理觀中另一個重要特徵是平等觀念的萌生。他成日家在女兒隊伍中混，甘為小丫頭子充役，在奴才面前也「沒大沒小的」，不大拿主子款兒，在兄弟面前也不擺哥哥架子，他不喜歡別人怕自己，反對繁文縟節，主張本真自然，等等，都是這種觀念的反映。另外他抨擊過愚忠，對親子間如何建立較為合理關係，也作過思考，總之寶玉是在用初步人文主義的平等意識來審視和批判以等級和奴役為特徵的封建道德。寶玉所追求的是其理想化的形態，而西門慶所體現的是它的現實形態；寶玉的理想，反映了人性進步中一個新的層次，西門慶所表現的則是其具體階段的特殊本質。
神權觀念的淡化
神權拜物教是封建專制的政權拜物教的哲學前提──它們都是人在一定歷史階段受自己所創造的異化物奴役的表現形式，而「天命觀」和「宿命論」則是神權拜物教的基本形態。明中葉以後，隨著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也開始受到了挑戰。
王熙鳳弄權鐵檻寺時有過一段坦率的自白：
你是知道我的，我從來不相信什麼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麼事，我要說行就行。
真是無獨有偶，她的這段話和上文所引的西門慶的那一段話比起來，那口吻那自信何其相似乃爾！儘管他們二人的身份和教養相距不啻天壤，但他們卻有一個顯著的共同點，即身上都不同程度地散發著銅臭——他們的無神觀念正來自銅臭。西門慶是一個財運亨通的大富豪，隨著財富的膨脹他的社會地位也跟著扶搖直上，憑藉著金錢的力量他可以隨心所欲地得到他所要的一切，太師府第和招宣閫幃的門都向他敞開著。他是金錢的化身，金錢是他的外化，金錢的力量就是他自己的力量。──他是生活中的強者。他非常自信！陰司地獄不可怕，極樂天堂不可期；信神，不如信錢；信鬼，不如信自己；彼岸世界太渺茫，塵世享受方是真；貶棄神權拜物教，崇信金錢拜物教——即使有神，也不是那超我之神，而是為我之神，是金錢神聖化的偶像。——這一些，正是新興暴發戶充滿自信的表現。
除了金錢之外，西門慶還崇拜權力。他不惜重金給蔡京送禮，目的就是以金錢換取權力，再用權力攫取更多的金錢。他雖然也撈了個五品千戶，與一般官吏不同的是，他的事業主要是經商。他不是一個普通的經營綢緞生藥的「專業戶」，而是一個以權牟利的「官商」。作為西門大老爺他又兼任著這些店舖的「董事長」。權力保障著他的流能渠道的暢通，從而便保證著金錢迅速地流進他的錢袋；權力又是他進行超經濟掠奪的基本手段，憑著權力他可以大幅度地偷漏關稅以降低進貨的成本；也是權力，使他可以提前支取鹽引以壟斷貿易及優先投標收購古董以牟取暴利：權和錢在他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因此當他行將就木之際，他趕緊明智地囑咐親屬調整產業的規模和結構——他深知一旦沒有西門大老爺作為「董事長」，「只怕你們娘兒們顧攬不過來」。西門慶變「非我」的權力為「為我」的權力，使權力有效地為發財致富服務，不光是神權觀念崇拜的淡化，還是對傳統權力觀念的改造。
當然，西門慶不是一個無神論者。他也經常做做法事，搞搞占卜及齋僧布道之類，不過他從來沒有認真對待過，更談不上虔誠的信仰。吳神仙冰鑒定終身，眾人以為神，他卻說「自古『算的著命，算不著好』，相逐心生，相隨心滅，周大人送來，咱不好囂了他的。」；李瓶兒病危中見鬼，西門一面求神問卜，一面又說：「人死如灰滅，這幾年知道他那裡去了，此是你病得久了，神虛氣弱了，那裡有什麼邪魔魍魎，家親外祟！」；他為官哥許過願，那是為了消災延壽；他捐金修廟，是為了換得「桂子蘭孫，端莊美貌，日後早登科甲，蔭子封妻之報」；送走化緣長老之後，他馬上變虔誠為玩世不恭，說自己與和尚「鬼混了一會」，所以吳月娘說他「你有要沒緊，恁毀僧謗佛的」。他所從事的世俗化的宗教迷信活動，是跨越陰陽兩界的交換行為，以塵世支配的價值實體，去贖買彼岸的空靈利益，不過是塵世經營活動的繼續和補充。他是一現實主義者，只是在塵世生活中遇到難以彌補的缺憾時，他才回頭向彼岸投去一瞥，歸根結蒂，他是個相信「潑天富貴」高於一切的人。
如果說西門慶在淡化神拜物傾向方面是個自發的實踐家，那麼賈寶玉則是在這個問題上進行初步思考與批判的理論家。「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他不惟有毀僧謗道的言論，而且還身體力行之，在終身大事問題上以「木石姻緣」否定「金玉姻緣」，以「人」和「情」向「天」與「命」挑戰，由否定「信神」到相信「自我」。寶玉罕言命，不語「怪力亂神」，他雖也祭金釧，誄晴雯，打算給劉姥姥杜撰的抽柴女兒的廟作疏頭，但他的祭，不用香燭紙馬，唯用異香清茗，不過是寄托思念的形式，一點也不帶迷信色彩。寶玉也相信有花神之類，但這些神與傳統的神體系不同，她是寶玉的「杜撰」，她屬於女兒之神，是寶玉女兒崇拜的延伸。他夢遊的「太虛幻境」，則是這種女兒神的體系。這女兒之神不過是寶玉自我觀念的幻化和昇華，是寶玉自我肯定的一種形式，當然這種形式本身也反映著寶玉自信程度的不足。當他在現實生活中一再碰壁時，他往往到空幻中去尋求逃路，但他終歸對塵世不能忘情。
雅文市俗化的傾向
我們古老的文明源遠流長，面對這「高山景行」式的豐碑，無論是粗俗的暴發戶還是市井細民，一面對它頂禮膜拜，自慚形穢，一面也從自己的需要出發，對其悄悄地加以改造，使之為我所用。我們古老的龍之帝國，這一過程的進行，既不採取「文藝復興」的方式，也不採取法蘭西式的大破大立的方式，而是採取逐步浸潤，使士大夫壟斷的典雅文化逐步市俗化的方式。
市井浪子出身的西門大郎自然是粗俗少文，他所擅長的無非是雙陸象棋、抹牌道字、使槍弄棒、眠花宿柳、「潘、驢、鄧、小、閒」，成為千戶老爺之後，混跡官場，應酬揖讓，跟賈璉一樣，「言談應對，也頗去得」。他慢慢學會了附庸風雅，他不僅興建園林，擺設古玩，而且在接待狀元進士時，他居然能謅出句「與昔日東山之遊，又何異乎」，雖然不倫不類，但畢竟能知此典，倒也難為他。——這是市俗向文雅靠攏。但西門慶們在文化方面的貢獻，主要的還是使雅文市俗化。
西門雖然粗俗少文，但對流行戲曲的鑒賞卻頗可稱為行家。一部金瓶，除「酒」「色」之外就是看戲聽曲，連作者都未想到，他為戲曲史的明代部分提供了比任何學術著作都更為豐富的感性材料。西門慶蓄養歌童，聘教婢妾，經常呼妓喚優，傳請戲班，凡是當時流行的，什麼「山坡羊」、「鎖南枝」、「寄生草」等，從「不上紙筆的胡歌野詞」到「蠻聲哈喇的海鹽腔」，他都能興致勃勃地聽出其中「滋味」。戲劇曲藝正是宋元以來城市經濟發展的產物，西門慶的桑梓東平府還是元雜劇的發祥地呢。到了《金瓶梅》時代，一個臨清倒有「三十六條煙花巷，七十二座管弦樓」，這種藝術形式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它不僅成為市民的精神消費品，而且向雅文化浸潤，與雅文化分庭抗禮，局部地取雅文化而代之。
與西門慶截然不同，賈寶玉是出身於典範的詩禮世家的貴公子。一個銅臭熏天，何其俗；一個不識銀戥子，何其雅。可是在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上，這一雅一俗之間，卻有著許多相似之處。賈寶玉對待舊文化的態度是偏離經書，唾棄八股，開拓視野，傍學雜收；一面對其內涵進行適當改造，同時換新眼目，向市民文藝汲取營養。
《紅樓夢》23回大書「西廂記妙詞通戲語，牡丹亭艷曲警芳心」就鄭重地告訴我們寶玉在接受通俗文學的洗禮，他從茗煙處得到了「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外傳與那傳奇角本」，他一看見便如得了珍寶，比起那令人生厭的「大學中庸」來，這些「真真」好書，他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在大觀園之外，他最感興趣的是「遊蕩優伶」，與琪官、湘蓮們往還，與雲兒們喝酒唱曲──直接參與通俗文藝的創作活動。自然，大觀園內經常舉行的戲曲欣賞活動更給他以充分的陶冶。通俗文藝哺育了他，為他鍛造了浸潤正統雅文化的武器。
自然，作為詩禮世家，包圍著賈寶玉的，主要還是雅文化的氛圍，寶玉所經常從事的也是雅文化的活動。在洋洋大觀、鬱鬱乎文哉的雅文化中，寶玉接觸最多創作最多的是詩詞，連他那道學氣十足的乃翁也承認他能於此道。然而詩詞之於寶玉，既不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不為「興、觀、怨、群」，他之吟詩作賦，大率為吟詠性情，用今天的話說即自我表現。他所表現的不是山林閒適之情，而是寄托自己的「多情」，唱女兒的讚歌，表現自己的思索、追求、迷茫與悲苦。他自己的創作是如此，他的評論也是如此。他不遺餘力地推崇林妹妹的詩，就因為林詩沒有「混仗話」，與他為同調、為知音。利用雅文化的形式，抒寫與傳統有別的「性情」，這是寶玉使雅文俗化的一種形式。
逆向同歸 相悖互依
從以上的簡單分析可以看出，賈寶玉和西門慶分別從善惡兩極代表了一種向中世紀古代傳統衝擊的社會力量：逆向同歸，相悖互依。這種令人困惑的歷史現象應當如何看待呢？
明中葉以後，隨著城市商業的發展而日益壯大起來的市民階層，正是產生西門慶和賈寶玉這種典型人物的社會基礎，而這一新興社會力量的特點——它的追求與理想，它的自信與熱情，它的蓬勃朝氣與因襲重負，它的堅強與脆弱，它的善惡兩重性等，在西門慶與賈寶玉身上，都得到了相當生動的表現。
賈寶玉，他是封建社會內新興市民階層的最初的精神代表；而西門慶則是這一階層自身的一個組成部分。
歷史上的新興階級往往舉著全民的旗幟以社會多數代表的姿態出現在社會舞台上，近代的資產階級尤其是這樣，他們的代表總是一些高瞻遠矚的思想文化巨人或者是具有巨大熱情和獻身精神的戰士，「為資產階級打下基礎的人物是決不受資產階級局限的」，他們從人類歷史發展的高度批判過去，又從人的解放的反思的角度預示未來，他們所設計所呼喚的新的生活方式離地面越是遙遠，則這種新的社會藍圖越是富於詩意和魅力，而賈寶玉可以看作是這種人物中最初的最富朦朧色彩的一個。
賈寶玉時代，舊的生活方式雖已腐朽，但它在各方面暫時還非常強大；新的生活方式雖已萌芽，但畢竟十分脆弱，它猶如茫茫暗夜中東方天際僅露的一抹微弱的霞光，時代的先覺者，還根本不可能對舊的生活方式作根本性的批判，對新的生活方式更無從作明晰的描繪。曹雪芹所做的工作，只能是對那由經濟基礎所決定的上層建築進行初步的歷史反思，揭示舊的生活方式對於人性的扭曲，同時作為其對比觀照，又用朦朧的詩的筆調對新的人生作些理想性的描繪，當時他只能做到這些，即使是但丁、莎士比亞和歌德，他們所完成的歷史使命也大率如此。他們以呼喚人性的方式呼喚著新的生活方式，但當這種新的生活方式真的降臨到塵世的時候，在狄更斯和巴爾扎克面前所出現的「人」的或「理性的」王國，卻變成了金錢的樂園。「太虛幻境」的真正主人，由「警幻仙姑」變成了「西門大官人」，「冷靜務實的資產階級社會把薩伊、庫辛、魯瓦埃一科拉爾、本扎曼．孔斯旦和基佐當作自己的真正解釋者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統帥坐在營業所的辦公桌後面……資產階級社會完全埋頭於財富的創造與和平競爭，竟然忘記了古羅馬的幽靈曾守護過它的搖藍。」(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巴爾扎克等浪子們對於這個他們所失望的社會作了刻露盡相的揭露和義正辭嚴的批判，而到了薩特、艾略特、卡夫卡和貝凱特時代，那熱情和詩意、憤懣和嚴正，則被迷惘、惶惑和失落感所代替，他們發現先驅們所憧憬所呼喚出的一切都已「變形」，普遍的愛的「情不情」的人際關係已為「他人就是地獄」所代替，實現了「自我」的賈寶玉又重新陷入「百年孤獨」之中，過去他還有林妹妹等一、二知音，現在他的知音已成了不可期待的「戈多」，那纖塵不染的美麗的女兒國變成了「荒園」……資產階級的精神代表們「為了不讓自己看見自己的鬥爭的資產階級狹窄內容，為了要把自己的熱情保持在偉大的歷史悲劇的高度上」，他們高舉著「人」的旗幟，呼喚過「人性」的解放，後來則把歌誦變成了對新的扭曲的嚴厲批判，最後這種批判又為一種表現自我失落的惶惑和悲哀所代替：這就是資產階級精神代表的普遍歷程。
西門慶則是和賈寶玉處於同一歷史階段的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富商巨賈，他有可能成為近代資產階級的前身，但決不是他們的先驅，更不能成為他們的精神代表。他雖然一身三任，富商、官僚與流氓惡霸三位一體，可他的基本身份仍是富商，其餘二者則是他保障致富的條件，不過「官僚」使他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而「流氓惡霸」則使他帶有較多的市井氣。他身上很少「天理人欲」的精神桎梏，他只知道不擇手段地增殖財富並憑借自己的「潑天富貴」而恣意追求人間的歡樂。金錢，沉甸甸，響噹噹，閃閃發光，看得見，拿得著，他是一個「唯物」主義者；金錢，作為一般等價物，可以購買人間的一切，他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憑藉著經商放債及超經濟的掠奪，他迅速膨脹著自己的錢袋，裡面裝的儘是足色足值的硬通貨，他是一個非常自信的樂觀主義者；這一切的獲得，既不靠皇恩浩蕩，也不靠天恩祖德，靠的是自我奮鬥，他是一個不斷追求和擴張自我的強者；他憑借對金錢的佔有實現自我，用金錢的數量來體現自己的價值，金錢就成了他的價值觀念的核心；傳統的仁義道德在金錢的魔法面前都變色了、傾斜了、顛倒了，於是由金錢重新規範的新倫理就成了他的倫理觀……他既不相信那僵腐的「天理」和「良知」，也無從杜撰什麼「女清男濁論」、「天賦人權論」或「自由平等博愛說」什麼的，他只知道不停息地追逐財富、佔有財富與實現財富。財富是他的化身，他是財富的人格化。他頭上雖然沒有詩人的桂冠和思辨的光環，但他卻可以是未來社會腳踏實地的實幹家，是那社會的中堅和核心。
如同一個人一樣，他既不能只有色相而沒有靈魂，也不能只有軀殼而沒有激情，一種社會形態也不能只有它的實體而沒有其精神代表，它的實體是這一社會的具體的赤裸的活生生的體現，可因為其可以一覽無餘而缺乏吸引人的魅力。把這一社會的生存準則提到一般人性的高度以使其帶上詩意和思辨色彩，則是其精神代表的使命，沒有它就不能激發人們創造歷史的悲劇力量。雖然，前者不像它那樣閃耀著美與善的動人光采，但其實體即使作為一種惡與醜的力量強行為自己開拓前進道路時，對於舊傳統的摧枯拉朽的宏偉聲勢往往比後者來得更為壯觀和富於成效。歷史經常演奏這種美與醜的二重奏，善與惡的協奏曲，這就形成了一種逆向同歸、相悖互依的二律背反現象。——從這一角度比較一下《金瓶梅》和《紅樓夢》的主人公，或許就不那麼令人困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