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實際上享受不僅僅是物質的，還有精神的。不同社會地位和不同人格修養者有大不一樣的享受觀、享受需要和享受途徑。曹雪芹通過賈寶玉這個藝術形象表達的「受享」，是對自由、平等、情投意合的愛情這樣一些精神世界很高層次的朦朧追求。明代中後期一些中國文人開始猛烈抨擊程朱理學，要求掙脫束縛人性的封建禮教。著名思想家李贄明確提出反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他們重視實現人的自身價值。曹雪芹深受這些思想的影響。對社會作出貢獻和接受回報，受享人的基本權利，是人性的兩個基本要求，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而當「石頭」不但被剝奪了補天權利並被拋棄時，他的受享要求就更加值得同情與肯定。受享可以出於不同目的，通過不同途徑獲得。受享者在自己的付出上也有大不一樣的表現，因為真正高尚的受享者必定同時也是一個會對社會對他人作出貢獻者。總之，受享有不同類型，同一類型還有不同高下的層次之別。賈寶玉對精神自由、真誠感情，對少女人格的尊重，以及對比較平等的人際關係的執著追求，是他「受享」的基本內容。賈寶玉對傳統觀念中走仕途經濟的所謂「正事」不感興趣，在為姐妹們的「忙」中受享到了精神上的無比快樂。在宋明理學越來越走向扼殺人性的清代，當理學日益腐敗而成為禮教，這種張揚個性，要求實現人的自我價值和完善人性的觀念，在當時是具有極大進步意義的超前意識，至今依然發人深省。可以說，這是從更深層次上徹底否定當時那個號稱「盛世」實際上已經是「末世」的社會，因此「受享」的進步意義絲毫也不亞於「補天」，而且有過之。無論是賈寶玉形象還是小說的思想價值，都比寫一個「補天」的故事要深刻得多。在中國古代小說中，並不缺乏「補天」型的人物，但是卻沒有一個賈寶玉式的「受享」類藝術形象。《紅樓夢》的現代性和它的無窮魅力的一個重要方面就在於此。
將賈寶玉塑造成為一個受享者，並不意味著曹雪芹完全否定補天的必要性。這裡我們要回到補天神話的「石頭」上來。因為石頭被女媧煉出來就是為了補天用的，它當然願意在補天的偉業中發揮自己的才幹。但是這個社會已是「末世」，它不允許眾多有才幹的青年男女補天，反而將他們推入深淵。這個社會毀滅了這麼多有才幹的青年男女，那麼再合理不過的邏輯就是，這個社會自身就應該毀滅，所以曹雪芹最後要讓它「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由於曹雪芹不知道未來之世究竟是什麼樣的，所以他才感到悲哀，並將這種情緒鐫刻在賈寶玉的骨子裡。正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所說：「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
恩格斯在《致瑪·哈克奈斯》的信中說：「據我看來，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20世紀50年代以來，這一論斷一直是文藝批評包括《紅樓夢》研究的經典性標準之一。由於我們長期以來受現實主義文藝理論的影響，先入為主，就難以解釋既定理論外的藝術現象，幾乎一致公認《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賈寶玉自然而然地就成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從200多年前的脂硯齋到當今讀者，無不感到賈寶玉身上有許多十分奇特之處，無論是人物本身還是曹雪芹塑造他的方法，用「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傳統理論都很難解釋得圓到，往往十分勉強，有削足適履之感。那是因為我們先驗地有了一個框框：最偉大的作品必定是而且只能是嚴格的現實主義的，決不可能是別的。按照這樣的思維方式去套，自然會有套不進去或不大恰當之處，於是要麼迴避，要麼認為曹雪芹沒有做到嚴格的現實主義，甚至是「敗筆」。如果我們不存先入之見，而是完全從作品的實際出發，那麼就不難發現，曹雪芹在出色地使用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同時，還大量地成功使用了浪漫主義和象徵主義，我們前面分析的那兩個神話只不過是最突出的代表之一。在長篇小說中運用典型化手法與非典型手法相結合，塑造出了以賈寶玉為代表的一系列令人難以忘懷的藝術形象，是生活在18世紀的曹雪芹對世界文學的偉大貢獻，他第一個解決了象徵主義不能創作長篇小說的世界性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