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與《紅樓夢》
【作者】劉夢溪
中國現代學者，很少有不注意《紅樓夢》其書的。陳寅恪也不例外。早在青少年時期，他就關注《紅樓夢》，同時也關注晚清以後還很走紅的紅學一科。說來此事還與他的家學淵源有關。他的伯舅俞明震，字恪士，晚清翰林俞文保的公子，能詩，有膽略，重情義，與寅恪父執散元老人不僅是姻親關係，性格上也極相投。寅恪少年時期住在南京，與俞家比鄰而居，自然受其影響。直到晚年他還特別回憶起這段往事：「寅恪少時家居江寧頭條巷。是時海內尚稱艾安，而識者知其將變。寅恪雖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觸，因欲縱觀所未見之書，以釋幽憂之思。伯舅山陰俞斛齋先生明震同寓頭條巷。兩家衡宇相望，往來便近。俞先生藏書不富，而頗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有正書局石印戚蓼生抄八十回石頭記，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之於京師海王村書肆者也。」（註：《柳如是別傳》第一章「緣起」，上冊第2至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而紅學聞人俞平伯，很早以前就與寅恪先生結下了文字因緣。說來也巧，俞平伯的研究《紅樓夢》，與戚本也有直接的關係。學者中俞先生是最早稱引戚序本《石頭記》的（註：俞平伯1921年與顧頡剛通信討論《紅樓夢》，第二封信就提到了戚序本：「我想有正書局抄本《石頭記》，八十回後無文無目，卻是原書真面目。」這裡所說有正書局抄本，就是戚蓼生序本。參見《俞平伯論紅樓夢》第6頁，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而且曾對戚本和脂評庚辰本、己卯本、甲戌本，以及甲辰本、程高本等作過文字上的比堪（註：俞平伯整理校勘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就是以有正本作底本的。看他的解釋：「用它做底本，卻為事實所限，一則由於易得，便於丹黃塗抹；二則它也最完整。」明顯是說他使用的是自家的家藏本。《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序言》，《俞平伯論紅樓夢》第893頁）。
一
1928年寅恪先生和俞平伯先生同在北京，寅恪任教於清華國學研究院，俞平伯原執教燕大，這一年的十月也來到清華，在大學部中文系擔任講席。當時寅恪先生正在研究韋莊的《秦婦吟》，故請平伯先生以小楷抄錄《秦婦吟》長卷，並註明流傳本文字的異同。俞並寫有跋語： 余與寅恪傾蓋相逢，忘言夙契。同四海以漂流，念一身之憔悴，所謂去日苦多，來日大難，學道無成，憂生益甚，斯信楚囚對泣之言，然不自病其惑也。今歲丁香開後，囑寫此篇。明知字跡塵下，無以塞命，惟念古今來不乏鴻篇巨製，流布詞場，而寅恪兄乃獨有取於此，且有取於稚弱之筆法，則其意故在牝牡驪黃之間也。中和癸卯後千有四十五年歲次戊辰春三月俞平伯寫跋於北京。（註：參見蔣天樞撰《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第69至7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秦婦吟》是寅恪先生生平最重視的一篇作品，曾前後三次校箋，每次均有所增補。第一次在1936年，題目是《讀秦婦吟》（後改為《秦婦吟校箋》；第二次1950年，題目作《秦婦吟校箋舊稿補正》；第三次是最後之定稿本，題目作《韋莊秦婦吟校箋》，收入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文集本《寒柳堂集》。請俞平伯書寫長卷，可使我們追溯先生對韋莊此作發生特殊興趣的初始之期，以及當時的理解。所以第一次校箋之時，寅恪先生提及：「戊辰之春，俞銘衡君為寅恪寫韋端己秦婦吟卷子，張於屋壁。八年以來，課業餘暇，偶一諷詠，輒若不解，雖於一二字句稍有校釋，然皆瑣細無關宏旨。」（註：陳著《韋莊秦婦吟校箋》，《寒柳堂集》第11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那麼「宏旨」何在？就在於：「端己之詩，流行一世，本寫故國亂離之慘狀，實觸新朝宮閫之隱情。所以諱莫如深，志希免禍，以生平之傑構，古今之至文，而竟垂誡子孫，禁其傳佈者，其故儻在斯歟？儻在欺歟？」（註：陳著《韋莊秦婦吟校箋》，《寒柳堂集》第12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實際上平伯對陳之寓意已微有所知，故前面跋語寫得非常含蓄，只是說「其意故在牝牡驪黃之間也」。
同是1928年這一年，陳寅恪也為俞平伯先生做了一件值得一書的事，就是應平伯之請，他為俞曲園的《病中囈語》寫了一篇跋，時間也是在「春三月」（註：均見陳寅恪《俞曲園先生病中囈語跋》，《寒柳堂集》第146至147頁。）。經學大師愈樾（曲園為號）的《囈語》作於晚清庚子、辛丑（1900至1911）之時，對後來家國政局的事變頗多預見性，因而為士林所傳誦。寅恪認為這種現象並不奇怪，因此在跋語中申而論之道：「人事有初中後三際（借用摩尼教語），猶物狀有線面體諸形。其演嬗先後之間，即不為確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關係。故以觀空者以觀時，天下人事之變，遂無一不為當然而非偶然。既為偶然，則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註：均見陳寅恪《俞曲園先生病中囈語跋》，《寒柳堂集》第146至147頁。）又說：「當時中智之士莫不惴惴然睹大禍之將屆，況先生為一代儒林宗碩，湛思而通識之人，值其氣機觸會，探演微隱以示來者，宜所多言中，復何奇之有焉！」（註：均見陳寅恪《俞曲園先生病中囈語跋》，《寒柳堂集》第146至147頁。）真可以說，知俞樾者寅恪也。跋文還提到與俞平伯的思想交往：「嘗與平伯言：『吾徒今日處身於不夷不惠之間，托身於非驢非馬之國，其所遭遇，在此詩第二第六首之間，至第七首所言，則藐不可期，未能留命以相待，亦姑誦之玩之，比諸遙望海上神山，雖不可即，但知來日尚有此一境者，未始不可以少抒憂生之念。然而其用心苦矣。』」（註：均見陳寅恪《俞曲園先生病中囈語跋》，《寒柳堂集》第146至147頁。）還說：「此詩末首曰：『略將數語示兒曹。』然則今日平伯之錄之詮之者，似亦為當時所預知。此殆所謂人事之當然而非偶然者歟？」（註：均見陳寅恪《俞曲園先生病中囈語跋》，《寒柳堂集》第146至147頁。）可見陳、俞二人的文字因緣並思想之默契，固有存於文字及話語之外者。
所以當1954年俞平伯與胡適一起遭受誣枉之災，謹慎如寅恪先生也禁不住要為他的老友一辯。這就是寫於同年的七律《無題》：
世人欲殺一軒渠，弄墨然脂作計疏。
咼子吠聲情可憫，詛公賦芋意何居。
早宗小雅能談夢，未覓名山便著書。
回首卅年題尾在，處身夷惠泣枯魚。
（註：《陳寅恪詩集》第88至89頁，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研究者有的認為「軒渠」指胡適，實則此典更適合俞平伯的身份特點。《後漢書·薊子訓傳》載：「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註：《後漢書·薊子訓傳》：「嘗抱鄭家嬰兒，故失手墜地而死其父母驚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他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思吾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參見中華書局校點本《後漢書》第十冊，第2745頁。）俞平伯1949年以後對新的政權是認同的，而且似乎煥發了致力於學術的積極性，寫作與研究格外勤奮。《紅樓夢簡論》、《讀紅樓夢隨筆》等都成稿於那一時期。軒渠欲就父母懷抱的小兒情態，頗似俞平伯對新政權所採取的親近態度。詩的最後兩句有小註：「昔年跋春在翁有感詩云『處身於不夷不惠之間』。」俞樾室名「春在堂」，所著書稱「春在堂全書」，因此「春在翁」自是指俞曲園無疑，可證此詩的具體所指為俞平伯。當然三四兩句，如說也將胡適之包括在內，同樣解釋得通。第三句「咼子」後有註：「太真外傳有康國咼子之記載，即今外人所謂『北京狗』，吾國人則呼之為『哈巴狗』。元微之夢遊春詩『嬌娃睡猶怒』與春曉絕句之『圭兒撼起鐘聲動』皆指此物，夢遊春之『娃』乃『圭』字之誤，淺人所妄改者也。」（註：陳著《元白詩箋證稿》第四章「艷詩及悼亡詩」，釋證「窪兒」、「咼子」及「嬌娃」和「嬌娃」甚詳，可參看該書第9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寅恪對批俞以及批胡適之不滿，溢於言表，甚至用了責詈挖苦的詞語。五、六句「早宗小雅能談夢，未見名山便著書」，也是指俞平伯年輕的時候就發表詩作及研究《紅樓夢》（註：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寫於1921年，當時只有22歲；1923年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也只24歲。而開始發表新詩，在1918年，才19歲。參見孫玉蓉編著的《俞平伯年譜》，《俞平伯全集》第10卷，第434至453頁，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當時還很幼稚，並沒想到傳之後世。尤可見批俞是以強凌弱，實不應該。試想，以平伯先生善良純真之才性，也逃不脫遭受大規模批判的命運，豈不是「世人欲殺一軒渠」嗎？
二
陳寅恪與吳宓的友誼，已為世人所共知。但他們友誼之初建，卻和《紅樓夢》不無關係。1919年3月2日吳宓應哈佛大學中國學生會的邀請，以《紅樓夢新談》為題，講析《紅樓夢》其書；陳寅恪當時也在哈佛留學，不知是否也聽了吳的演講，但3月26日他寫了一首詩送給吳宓，詩題作《紅樓夢新談題詞》，全詩八句為：
等是閻浮夢裡身，夢中談夢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縣黃車更有人。
世外文章歸自媚，燈前啼笑已成塵。
春宵絮語知何意，付與勞生一嗆神。
（註：《陳寅恪詩集》第7 頁，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四句有註：「虞初號黃車使者」。虞初是漢武帝時期的一個有名的方士，嘗著《虞初周說》九百四十篇，因而向有小說初祖之稱。張衡《西京賦》也有「小說九百，本自虞初」的記載（註：《漢書·藝文志》載：「『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又稱虞「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列入「小說家」之第十四家。顏注云：「『史記』雲虞初洛陽人，即張衡『兩京賦』『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者也。」參閱中華書局校點本《漢書》第六冊，第1745頁。）。詩中「赤縣黃車更有人」句，顯然是對吳宓《紅樓夢新談》的肯定。後來吳宓確寫過多篇研討《紅樓夢》的文字，自成一家之言，受到學術文化界的重視。1919年3月26日他在日記中記下這首贈詩的同時， 對寅恪先生人格和學養有所評價，寫道：「陳君學問淵博，識力精到，遠非儕輩所能及。而又性氣和爽，志行高潔，深為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註：《吳宓日記》第二冊（1917至1924），第20頁，三聯書店1998年版。）可見二人之友誼確因《紅樓夢》而相互結緣。而寅恪先生這首題紅詩，比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早兩年，比俞平伯的《紅樓夢辨》早六年，紅學史上應有其不該遺忘的位置。
《吳宓日記》還記載有他們留學哈佛時，寅恪與吳宓日常交談之中，提到的一些有關《紅樓夢》的觀點。如涉及到愛情這個話題，寅恪認為：「（一）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麗娘是也。（二）與其人交識有素，而未嘗共衾枕者次之，如寶、黛等，及中國未嫁之貞女是也。（三）又次之，則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紀念不忘，如司棋與潘又安，及中國之寡婦是也。（四）又次之，則為夫婦終身而無外遇者。（五）最下者，隨處接合，惟欲是圖，而無所謂情矣。」（註：《吳宓日記》第二冊（1917至1924），第21至22頁，三聯書店1998年版。）此可見寅恪對愛情極富理想精神，而且隨處舉《紅樓夢》以為例證，說明他對作品的捻熟以及對《紅樓》愛情描寫的高度評價。
三
陳寅恪先生在自己的史學著作中提到或援引《紅樓夢》以取比，最多的是《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兩部著作。後者釋證錢柳因緣詩，以明清易代為其背景，涉及之人物與曹雪芹和《紅樓夢》有旨趣方面的關聯。前者所論之作者陳端生更是乾隆時期的女作家，和曹雪芹同一時代環境，思想傾向也不無暗合之處。所以此兩書中引證《紅樓夢》之處非常之多。 值得注意的是，《論再生緣》裡面對眾說紛紜的《紅樓夢》後四十回的作者問題，寅恪先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而論證方式尤為獨特。他認為世傳百二十回本的《紅樓夢》，是乾嘉時某個人參照各本糅合而成書的，所以書中試帖詩非常多。就《紅樓夢》研究的常例而言，這是一種很特別的解釋，反映出大史家的深厚學養。他的歷史故實的依據是，嘉慶修大清會典事例二十五禮部門乾隆二十二年條記載：「本年欽奉渝旨，會試二場表文，改用五言八韻唐律一首。剔厘科場舊習，務收實效。至將來各省士子，甫登賢書，即應會試。中式後，例應朝考。若非預先於鄉試時，一體用詩，垂為定制，恐諸士子會試中士後，仍未能遽合程式。應自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鄉試為始，於第二而場經文之外，加試五言八韻唐律一首。」（註：均見陳著《論再生緣》，《寒柳堂集》第8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同時又引同書同卷乾隆四十七年條云：「又議定二場排律一首，移至頭場試藝後。其性理論一道，移至二場經文後。」（註：均見陳著《論再生緣》，《寒柳堂集》第8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然後寅恪先生申論說： 可知自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以後，八股文與試帖詩同一重要。故應試之舉子，無不殫竭心力，專攻此二體之詩文。今通行本一百二十回之石頭記，為乾隆嘉慶間人所糅合而成者。書中試帖體之詩頗多，蓋由於此。（註：均見陳著《論再生緣》，《寒柳堂集》第8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站在歷史考證的立場，為《紅樓夢》的作者問題增添了強有力的一說。而且引用的是當時最具權威性的法律文本「大清會典」，其結論之根據的可*性實不可移易又不容異議。以此則《紅樓夢》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均出自一人之手的看法，便站不住腳了。
《論再生緣》也曾論及試帖詩的寫法上的要求，指出八股文是代聖賢立言，而試帖詩則必須頌揚今聖。至於怎樣做才叫做頌揚今聖？他舉《紅樓夢》裡面的兩段故事為例：「如戚本石頭記第十八回『慶元宵賈元春歸省，助情人林黛玉傳詩』中林黛玉代倩作弊，為其情人賈寶玉所作『杏簾在望』五律詩，其結語云『盛世無饑餒，何須耕織忙』，及第五十回『蘆學庵爭聯即景詩，暖香塢雅制春燈謎』中李紋李綺所聯『即景聯句』五言排律詩，其結語云『欲志今朝樂，憑詩祝舜堯』等即是其例。又悼紅軒主人極力摹寫瀟湘妃子，高逸邁俗，鄙視科舉，而一時失檢，使之賦此腐句，頌聖終篇。若取與燕北閒人《兒女英雄傳》第三十回『開菊宴雙美激新郎，聆蘭言一心攻舊業』中渴慕金花瓊林宴及誥封夫人，而行酒令之十三妹比觀，不禁為林妹妹放聲一哭也。」（註：《寒柳堂集》第48頁。）《紅樓夢》第十八回和五十回兩個即景賦詩的例子，並不是作品的人物在作試帖詩，而是作者另有取意，讓不適合頌聖的人物（寶黛）、不應該頌聖的地點（閨房閉處的蘆雪庵），也莫名其妙地頌起聖來。不過這種寫法具有極強的反諷意義，作者「干涉時事」的意圖暴露無遺。寅恪引用此例說明試帖詩在寫法上必須以頌聖終篇，也是恰到好處。他當然深知《紅樓夢》作者的構意，可偏要「為林妹妹放聲一哭」，其用意大約也是在「牝牡驪黃之間」罷。
寅恪先生另一特見，是他認為《紅樓夢》中「不合事理者頗多」。例證之一，賈正放學差及任江西糧道，王夫人、趙姨娘、周姨娘等眷屬皆不隨同前往，實與乾隆時期放外官的制度風俗不合。例證之二，晴雯補裘所補之孔雀毛裘，書中說是出自俄羅斯，寅恪先生認為是無指妄說。相反，《兒女英雄傳》描寫的趙老學究赴安徽學政之任，並歿於任所，其才女戴蘋南也曾跟隨前往，倒是實證實例（註：《寒柳堂集》第93頁。）。應該承認寅恪所論不無道理，《紅樓夢》成書過程複雜，前後非出自一人手筆，且作者多所顧忌，真真假假之處多有。這樣，以《紅樓》作為證史的依據，宜乎分析具體情形後決定去取。如果因為王、趙、周諸夫人沒隨賈正任，就得出結論，《再生緣》作者陳端生的母親汪氏也不會隨其生母侍父汪上育赴雲南任，則未免武斷。而《兒女英雄傳》第二回描寫的安太太因安老爺無側室，便不得不親身隨往，以保管官印，實與當時的規定相符合，可作為考證《再生緣》作者經驗依據的有力旁證。（註：《兒女英雄傳》第二回之相關文字，寅恪先生引錄甚詳，可參閱《寒柳堂集》第91至92頁。）
寅恪先生還直接把《再生緣》與《紅樓夢》對比，提出：「端生雖是曹雪芹同時之人，但其在乾隆三十五年春暮寫成《再生緣》第十六卷時，必未得見《石頭記》，自不待言。所可注意者，即端生杏墜香消，光陰水逝之意固原出於玉茗堂之『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之句，卻適與《紅樓夢》中林黛玉之感傷不期冥會（戚本《石頭記》第二十三回『西廂記妙詞通戲語，牡丹亭艷曲警芳心』之末節）。不過悼紅僅間接想像之文，而端生則直接親歷之語，斯為殊異之點，故再生緣傷春之詞尤可玩味也。」（註：《寒柳堂集》第53頁。）《紅樓夢》與《再生緣》都是乾隆時期的作品，其題旨、構意亦不無暗合之點。兩部作品都表現出對自由愛情的想往與對女性的特殊期待。《紅樓》人物的感會，是作者的想像；《再生緣》作者的感歎則是直接的生活經歷。寅恪先生釋證這一類作品，常作此虛實之比，下面還要具體談到，暫不贅。
四
陳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別傳》裡引證《紅樓夢》的地方更其多多。茲分別意涵，析而論之。首先是《別傳》第三章考訂柳如是的《男洛神賦》究竟為誰而作，寅恪寫道：「細繹此賦命題所以如此者，當由於與河東君交好之男性名士，先有稱譽河東君為『洛神』及其他水仙之語言篇什，然後河東君始有戲作此賦以相酬報之可能。」接下去有一夾註：「寅恪偶檢石頭記四十三『不了情暫撮土為香』回，以水仙庵所供者為洛神。其三十八回為『林瀟湘魁奪菊花詩』。蓋由作者受東坡集十五『書林逋詩後』七古『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句之影響。至臥子則深鄙蘇詩，所賦『水仙花』詩，與此無涉，固不待辨。但文選十九曹子建『洛神賦』題下李善注云：『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羲氏之女，溺洛水為神。』臥子或有取於此，而以『水仙花』目河東君，亦未可知也。俟考。」（註：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冊第135頁，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這裡，寅恪先生意在說明，河東君《男洛神賦》模寫之對象，不是汪然明，而是陳子龍；而臥子雖然寫過「水仙花」詩，卻不像《紅樓夢》第四十三回和三十八回的兩個章節，是從蘇詩中獲得的靈感。此說雖然是釋證陳柳情緣的捎帶之筆，亦可見寅恪先生對《紅樓夢》的情節及其用典的諳熟。
同樣，《別傳》此章考證河東君離開與臥子同居之南樓、暫住於李舒章之橫雲別墅之後，李曾有橫雲觀景之邀，而臥子托病未往。寅恪於此寫道：「不知是托病，抑或真病？若托病者，則其故雖不能確知，但必有河東君複雜之因素在內。若真病者，則崇禎八年首夏，臥子因河東君離去南園及南樓而發病，事後雖痊癒，然亦以有所感觸，時復臥疾。如《秋居雜詩》第一首『藥餌日相謀』者，即是其證。實世所謂『心病』而非『身病』者也。」（註：《柳如是別傳》上冊第318頁。 ）以此之故，則橫雲山賞秋之雅聚，在李舒章可謂「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並」，而臥子如赴約，寅恪先生說，「則轉抱林黛玉過梨香院牆下，聽唱牡丹亭『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及『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之感恨矣。」（註：《柳如是別傳》上冊第318頁。 ）又順手拈出《紅樓夢》的有關情節，對比兩廂人物的心理活動，增加了釋證的說服力量及文筆情趣。
甚至《別傳》第四章論及崇禎時的鬱林州知州劉漁仲和人參的關係，寅恪也要和《紅樓夢》聯繫上。劉曾救助過董小宛，辦法就是用人參作禮金，據說用去「數斛」之多。寅恪寫道：「人參在明季非僅限於藥物之性質，亦可視為貨幣之代用品矣。漁仲於明季由北京至南方，挾此後起外來之奇貨以當多金，豈為行俠救貧耶？抑或求利自濟耶？寅恪非中醫，且無王夫人『賣油的娘子水梳頭』之感歎，故於人參之功效，不敢妄置一詞。」（註：《柳如是別傳》中冊第703至704頁。）別703～704《紅樓夢》第七十七回寫中秋過後，鳳姐的病日漸好起來，為加快治療，大夫開了新方子，需要二兩人參配藥。可是賈府上下，死活找不到二兩人參，王夫人焦急得昏天黑地。這是《紅樓夢》的一段非常重要的情節，佔去了整整兩個頁面。寅恪先生未引原文，不妨增引其中一段文字：
一時周瑞家的又拿了進來說：「這幾包都各包好記上名字了。但這一包人參固然是上好的，如今就連三十換也不能得這樣的了，但年代太陳了。這東西比別的不同，憑是怎樣好的，只過一百年後，便自己就成了灰了。如今這個雖未成灰，然已成了朽糟爛木，也無性力的了。請太太收了這個，倒不拘粗細，好歹再換些新的倒好。」王夫人聽了，低頭不語，半日才說：「這可沒法了，只好去買二兩來罷。」也無心看那些，只命：「都收了罷。」因向周瑞家的說：「你就去說給外頭人們，揀好的換二兩來。倘一時老太太問，你們只說用的是老太太的，不必多說。」周瑞家的方才要去時，寶釵因在座，乃笑道：「姨娘且住。如今外頭賣的人參都沒好的。雖有一枝全的，他們也必截做兩三段，鑲嵌上蘆泡須枝，摻勻了好賣，看不得粗細。我們鋪子裡常和參行交易，如今我去和媽說了，叫哥哥去托個夥計過去和參行商議說明，叫他把未作的原枝好參兌二兩來。不妨咱們多使幾兩銀子，也得了好的。」王夫人笑道：「倒是你明白。就難為你親自走一趟更好。」於是寶釵去了，半日回來說：「已遣人去，趕晚就有回信的。明日一早去配也不遲。」王夫人自是喜悅，因說道：「『賣油的娘子水梳頭』，自來家裡有好的，不知給了人多少。這會子輪到自己用，反倒各處求人去了。」說畢長歎。寶釵笑道：「這東西雖然值錢，究竟不過是藥，原該濟眾散人才是。咱們比不得那沒見世面的人家，得了這個，就珍藏密斂的。」王夫人點頭道：「這話極是。」我的引證已嫌過長。只是這段情節實在重要，是《紅樓夢》作者創作構意的點睛之筆，不幸被大多數研究者所忽略。你看他說的：「這東西比別的不同，憑是怎樣好的，只過一百年後，便自己就成了灰了。如今這個雖未成灰，然已成了朽糟爛木，也無性力的了。」人們會問：這是講人參嗎？多麼像講一個家族或一個社會的命運！這且不論。回過頭來再說陳寅恪先生考證劉漁仲其人與人參的關係，竟然順手引來了王夫人的感歎之詞，不能不令人佩服義寧之學的詩史互證包括用小說來證史的深厚功力。
《柳如是別傳》論陳柳情事，對河東君的金明館詠寒柳一詞尤為重視。所以然者，不僅由於此詞系直承陳子龍的《上巳行》之語意而作，同時錢牧齋於崇禎十三年秋間連作永遇樂詞四章，也深受此詞之影響，因而構成「陳柳關係及錢柳因緣轉捩點」，而且詞旨措意與寅恪先生己身之身世背景正相關合，也就是古典之中綰合著今情。「有悵寒潮，無情殘照，正是蕭蕭南浦。更吹起，霜條孤影；還記得，舊時飛絮。況晚來，煙浪斜陽，見行客，特地腰瘦如舞。總一種淒涼，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春日釀成秋日雨，念疇昔風流，暗傷如許。縱饒有，繞堤畫舸，冷落盡，水雲猶故。憶從前，一點風流，幾隔著重廉，眉兒愁苦。特約個梅魂，黃昏月淡，與伊深憐低語。」（註：《柳如是別傳》上冊第336頁。 ）整首詞把河東君淒苦的身世和自感自傷的情緒表露無遺。但這首詞中的關鍵字句——引起寅恪先生共鳴的字句，則是下闋的首句：「春日釀成秋日雨，念疇昔風流，暗傷如許。」寅恪先生寫道：
昔時讀河東君此詞下闋「春日釀成秋日雨，念疇昔風流，暗傷如許」諸句，深賞其語意之新，情感之摯。但尚未能確指其出處所在。近年見黃周星有「雲間宋徵輿李雯共拈春閨風雨諸什」之說（見前引沈雄江尚質編輯古今詞話「詞話」類下），及陳忠裕全集二十菩薩蠻「春雨」詞（見前引），始恍然悟河東君之意乃謂當昔年與幾社勝流交好之時，陳宋李諸人為己身所作春閨風雨之艷詞，遂成今日飄零秋雨之預兆。故「暗傷如許」也。必作如是解釋，然後語意方有著落，不致空泛。且「念疇昔風流」，與上闋末句「尚有燕台佳句」之語，前後思想通貫。（註：《柳如是別傳》上冊第337頁。）接下去寅恪先生還說：「『釀成』者，事理所必致之意。實悲劇中主人翁結局之原則。古代希臘亞理斯多德論悲劇，近年海寧王國維論紅樓夢，皆略同此旨。」（註：《柳如是別傳》上冊第340頁。）這裡， 寅恪先生引入了一條重要的悲劇美學的原則。亞理斯多德在《詩學》第七章中寫道：「按照我們的定義，悲劇是對於一個完整而具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模仿（一件事情可能完整而缺乏長度）。所謂完整，指事之有頭，有身，有尾。所謂頭，指事件不必然上承他事，但自然引起他事發生者；所謂尾，恰與此相反，指事之按照必然律或常規自然的上承某事者，但無他事繼其後；所謂身，指事之承前啟後者。所以結構完整的佈局不能隨便起訖，而必須遵照此處所說的方式。」（註：亞理斯多德：《詩學》第25頁，羅念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亞氏這裡所給定的悲劇構成的要件及頭、身、尾三者之間的關聯，特別是頭與尾的因果關係，恰合柳詞「春日釀成秋日雨」之意。而王國維論《紅樓夢》則曰：
《紅樓夢》一書，徹頭徹尾的悲劇也。由叔本華之說，悲劇之中，又有三種之別。第一種之悲劇，由極惡之人，極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構之者。第二種，由於盲目的命運者。第三種之悲劇，由於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係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蠍之性質，與以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遍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也。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種悲劇，其感人賢於前兩者遠甚。何則？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所固有故也。若前二種之悲劇，吾人對蛇蠍之人物，與盲目之命運，未嘗不悚然戰慄。然以其罕見之故，猶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種，則見此非常之勢力，足以破壞人生之福祉者，無時而不可墜於吾前。且此等殘酷之行，不但時時可受諸己而至慘也。若《紅樓夢》則正第三種之悲劇也。（註：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王國維遺書》第五冊《靜安文集》第50至51頁。）王國維所引叔本華之說，認為第三種悲劇產生之契機，系「由於劇中之人物位置及關係而不得不然者」，也就是悲劇構成的必然性，這和亞理斯多德提出的「按照必然律或常規自然的上承某事」，屬同一機杼，因此在意象上也都略同於柳詞的「春日釀成秋日雨」的追溯悲劇成因的句意。這也就是寅恪先生釋證陳（子龍）柳（如是）情事，何以要與亞氏詩學和王國維論《紅樓夢》連類取比的緣由。
五
《柳如是別傳》第四章釋證黃陶庵不合錢牧齋之催妝詞，對黃的學品人品作了極為詳盡的考證。黃嘉定人，名淳耀，字蘊生，人品剛正高潔，尤善八股文。朱鶴令《愚庵小集》稱：「先生行誼節概，卓絕千秋，四子經義，既為有明三百年一人，其所作樂府，復旨遠詞高，義精響厲，真儒者之詩也。」（註：《柳如是別傳》中冊第508頁。）正因為如此，經程孟陽的推薦，錢牧齋專意聘請黃陶庵來家中坐館，課其子孫愛，時間在明崇禎十二年至十四年。寅恪先生考證此事首尾的同時，對四書文有所評騭，始則引《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九十「欽定四書文」條，說明《四書文》所選之文「大抵皆詞達理醇，可以傳世行遠」（註：《柳如是別傳》中冊第510頁。）； 次則引欽定四書文卷首乾隆元年六月十八日上諭：「有明制義諸體皆備，如王〔鏊〕唐〔順之〕歸〔有光〕胡〔友信〕金〔聲〕陳〔際泰〕章〔世純〕黃〔淳耀〕諸大家，卓然可傳。今朕欲□集有明及本朝諸大家制義，精選數百篇，匯為一集，頒布天下。學士方苞於四書問義法，夙嘗究心，著司選文之事，務將入選之文，發揮題義清切之處，逐一批抉，俾學者了然心目間，用為模楷。」（註：《柳如是別傳》中冊第511頁。）明列黃陶庵為明代八大家之一。 嗣後又引欽定四書文的「凡例」，標出韓愈關於古文的觀點。這都不足為奇。令人驚異的是，緊接著又引錄《紅樓夢》第八十二回的大段文字，揭出林黛玉對八股文的看法。這段文字如下：
黛玉微微的一笑，因叫紫鵑：「把我的龍井茶給二爺沏一碗。二爺如今唸書了，比不得頭裡。」紫鵑笑著答應，去拿茶葉，叫小丫頭子沏茶。寶玉接著說道：「還提什麼唸書？我最厭這些道學話。最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誆功名，混飯吃也罷了，還要說代聖賢立言。好些的，不過拿些經書湊搭湊搭也罷了。更有一種可笑的，肚子裡原沒有什麼，東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還自以為博學。這哪裡是闡發聖賢的道理。目下老爺口口聲聲叫我學這個，我又不敢違拗，你這會子還提唸書呢！」黛玉道：「我們女孩兒家雖然不要這個，但小時跟著你們雨村先生唸書，也曾看過。內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遠的。那時雖然不大懂，也覺得好，不可一概抹倒。況且你要取功名，這個也清貴些。」賈寶玉聽到這裡，覺得不甚入耳，因思黛玉從來不是這樣人，怎麼也這樣勢欲熏心起來？又不敢在他跟前駁回，只在鼻子眼裡笑了一聲。寅恪先生為什麼要在這裡引錄大段的《紅樓夢》的文字呢？且看先生的解釋：「清高宗列陶庵之四書文為明代八大家之一，望溪又舉退之習之為言，尤與牧齋之語相符合。今檢方氏所選陶庵文多至二十篇，足證上引朱長儒『陶庵先生四子經義，為有明三百年一人』之語，實非過情之譽。至林黛玉謂『內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輕微淡遠的』，即四庫總目所謂『清真雅正』及『詞達理醇』者，如陶庵之經義，皆此類也。噫！道學先生竟能得林妹妹為知己，可視樂善堂主人（清高宗御制樂善堂文集，初刻原有制義一卷，後來定本刪去。見四庫全書總目一七三別集類『御制樂善堂定本』條）及錢朱方三老之推挹為不足道矣。一笑！」（註：《柳如是別傳》中冊第512頁。）表面觀之， 似乎是寅恪先生涉筆成趣，開了一個玩笑；實際上則是用小說來證史，通過寶黛之間對八股文的辯難，來提升論證的說服力。錢牧齋、朱長儒、方望溪以及乾隆帝推崇四書文之優秀者，固不待言。性氣孤高、目無下塵的林黛玉，對四書文也取分析的態度，而且是在與具反叛意識的情哥哥面前大膽陳言，這種釋證方法，即便是頑固執拗的讀者也會被說服而無異見。
《別傳》第五章證發錢柳暗中進行反清復明活動，涉及錢牧齋和彩生的關係。彩生系一*女，剛烈而有民族氣節。牧齋由是懸想，如果彩生也如董小宛似的因征歌選色被掠入京華，則清主的性命庶可掌握。當然這只不過是牧齋的一方想像之詞，實際上根本沒有此種可能。由此可見晚年的牧齋為反清已無孔不入了。他寫的《陸子玄真置酒墓田丙捨，*彩生持扇索詩，醉後戲題八首》，其四云：「殘妝池畔映余霞，漏月歌聲起暮鴉。枯木寒林都解語，海棠十月夜催花。」詩中的「漏月」一典，指荊軻刺秦事，牧齋詩遵王注本在另一首「十指琴心傳漏月」句下有注（註：遵王引楊慎《禪林鉤玄》云：「漏月事見燕丹子，漏月傳意於秦王，果脫荊軻之手。相如寄聲於桌氏，終獲文君之身。皆絲桐傳意也。秦王為荊軻所持，王曰，乞聽琴聲而死。琴女名漏月，彈音曰，羅轂單衣，可掣而絕。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廬之劍，可負而拔。王如其言，遂暫荊軻。」參見《柳如是別傳》下冊第1120頁。）。第四句「海棠十月夜催花」，寅恪先生引謝肇制五雜俎為證：「大凡天地之氣，陽極生陰，陰極生陽。當純陰純陽用事之日，而陰陽之潛伏者，已浸浸萌孽矣。故四月有亢龍之戒，而十月有陽月之稱。即天地之氣，四月多寒，而十月多暖，有桃李生華者，俗謂之小陽春。」（註：《柳如是別傳》下冊第1121頁。）本來釋證至此，詩句的含義已清楚無誤，不會有人對「十月催花」再生疑竇。然而寅恪仍不罷休，還要引證《紅樓夢》裡賈母的話予以參證，事見第九十四回「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大家說笑了一回，講究這花（指海棠）開得古怪。賈母道：「這花兒應在三月裡開的，如今雖是十一月，因節氣遲，還算十月，應著小陽春的天氣，因為和暖，開花也是有的。」我們不得不佩服寅恪先生的考證工夫。必得把牧齋詩中「十月催花」的花名海棠也找到有力的旁證，才感到愜意。《紅樓夢》裡的老祖宗賈母，是一極有經驗閱歷的老夫人，她對十一月猶見海棠開花的怪現象，作了富有說服力的解釋。寅恪先生此刻引來《紅樓夢》裡最具權威地位的人士的話給予旁證，說服力的程度可想而知。
六
河東君的形貌特點，據記載是「為人短小，結束俏利」，而身體特點則是耐寒。後者的依據是陳子龍的《蝶戀花·春曉》詞：「故脫余綿，忍耐寒時節。」以及錢牧齋《河東春日詩有夢裡愁端之句，憐其作憔悴之語，聊廣其意》詩，其中有句：「早梅半面留殘臘，翠柳全身耐曉寒。」寅恪先生寫道：「此耐寒習慣，亦非堅忍性特強之人不易辦。或者河東君當時已如中國舊日之乞丐，歐洲維也納之婦女，略服砒劑，既可御寒，復可令面頰紅潤。斯乃極謬妄之假說，姑記於此，以俟當世醫學考古學人之善美容術者教正。」（註：《柳如是別傳》中冊第562頁。）至於河東君是否已掌握此種美容技術，當然不好論定，因此寅恪先生只是作為假說提出來供大家討論。但寅老下面的論說，直接關乎《柳如是別傳》與《紅樓夢》的人物之間的比較，尤其值得我們注意： 茲有一事可論者，吾國舊時婦女化裝美容之術，似分外用內服兩種。屬於外用者，如脂粉及香熏之類，不必多舉，屬於內服者，如河東君有服砒之可能及薛寶釵服冷香丸（見石頭記第七及第八兩回），即是其例。前引臥子為河東君而作之《長相思》詩云：「別時餘香在君袖，香若有情尚依舊，但令君心識故人（寅恪按，此句用後漢書列傳四十四楊震傳『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之語，甚為巧妙，足見文才之一斑），綺窗何必長相守。」然則河東君之香乃熱香，薛寶釵之香乃冷香，冷香猶令寶玉移情，熱香更使臥子消魂矣。 （註：《柳如是別傳》中冊第562頁。）《紅樓夢》裡的薛寶釵服冷香丸，曾引起讀者的極大興趣，而且猜測不一；研究者的看法也不盡一致。寅恪先生的看法很明確，認為是為了美容，並以此反證河東君有服少量砒霜的可能。《紅樓》人物的趣事奧典，成為史家釋詩證史的隨手拈來的有用資料，只有寅恪先生才能做得如此得心應手。
還有一個例子是《別傳》第五章，考證錢牧齋牽連於黃毓祺案被逮至南京，下獄四十天後經過河東君的拚死營救得以獲釋。黃毓祺系江陰人，乙酉清兵南下，倡義守城，城不守則起兵策應，實為一抗清英雄。順治五年事發囚黃於泰州獄，後轉囚南京，凜然不屈而死。黃的門生即常熟人，牧齋與黃毓祺相識並有所往還，應該是事實。雖然柳如是曾去海上犒賞黃毓祺的部隊的說法不一定可*，牧齋與黃案確有牽連，還是事出有因。河東君營救牧齋，走的是梁慎可的門路，她在南京住慎可家中，甚得梁母吳太夫人歡心。而慎可當順治初年極有可能參與南下軍帥馬國拄或洪承疇的軍府，寄寓江寧。因此極有可能是梁母的旨意，慎可出面與之說情，牧齋才得以獲釋。後來牧齋寫「梁母吳太夫人壽序」以及「致鎮台」手札，都對河東君在梁府曾得老夫人厚愛一事念念不忘，蓋因於此。寅恪先生一路考釋之後復歸結說：
第三章引錢肇螯質直談耳，謂河東君在周道登家為群妾所譴，幾至殺身，賴周母之力得免於死。觀牧齋「梁母吳太夫人壽序」可證河東君與慎可母之關係，與應付周旋念西母者，正復相同。河東君善博老夫人之歡心一至於此。噫！天下之「老祖宗」固不少，而「鳳丫頭」豈能多得者哉？牧齋之免禍，非偶然也。（註：《柳如是別傳》下冊第898 頁。）最後寅恪先生又引出了《紅樓》人物，比河東君於王熙鳳。這一比擬是十分確切的，因為河東君身上確有王熙鳳的特點。機智、幽默、靈活、懂禮，善解人意，很難講這兩個人誰更像誰。正因此《紅樓夢》裡的人物並不是空中樓閣，而是有真實的生活依據的。雖然我們不好斷定生當乾隆時期的曹雪芹，在構思作品情節的時候，已經對百年前的錢柳因緣和陳柳情緣有所感會，因而取作為素材的藍本。
說到這裡，我不能不順便提到陳寅恪的《元白詩箋證稿》一書，其第四章論元稹的「艷詩及悼亡詩」，也曾以《紅樓夢》與之比較，寫道：「微之夢遊春自傳之詩，與近日研究紅樓夢之『微言大義』派所言者，有可參證者焉。昔王靜安先生論紅樓夢，其釋『秉風情，擅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意謂風情月貌為天性所賦，而終不能不敗家者，乃人性與社會之衝突。其旨與西土亞理斯多德之論悲劇，及盧梭之第雄論文暗合。其實微之之為人，乃合甄賈寶玉於一人。其婚姻則同於賈，而仕宦則符於甄。」（註：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第96至9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元稹一生熱中仕宦，在這一點上和甄寶玉相似；而在感情生活上，又極風流放誕，表現在對寒族出身的雙方始亂終棄，轉而娶出身高門之韋氏。這點和棄黛娶釵的寶玉有形式上的相似，因寶玉是被動的不得不如是。由於元稹的夢遊春詩主要寫自身的經歷體驗，因而可發之覆甚多。基於此一點，寅恪認為研究《紅樓夢》的尋求「微言大義」的一派所使用的方法，可作為研究元稹詩作的參考。至於王國維論《紅樓夢》和亞理斯多德的論悲劇的觀念，上面已從別一角度談及，限於篇幅，此處不再深入為說。
七
更可注意者，陳寅恪先生撰寫《柳如是別傳》的過程中，不僅隨手牽引《紅樓》人物的故事和語言，以為釋解錢柳因緣詩和陳柳情緣之作的重要參證，而且直接把《別傳》的傳主柳如是和《紅樓夢》的女主人公林黛玉聯繫起來，指證其人物性格之間具有並非偶然的一致性。問題的提出是由於河東君與錢牧齋結縭之後，很長時間都處於身體不適和精神不佳的狀態之中，而原因不排除仍在思念舊情人陳子龍以及日常飲酒過量，所以牧齋詩有「薄病輕寒禁酒天」、「薄病如中酒」等句。寅恪先生於此寫道：
今日思之，抑可傷矣。清代曹雪芹糅合王實甫「多愁多病身」及「傾國傾城貌」，形容張崔兩方之詞，成為一理想之林黛玉。殊不知雍乾百年之前，吳越一隅之地，實有將此理想而具體化之河東君。真如湯玉茗所寫柳春卿夢中之美人，杜麗娘夢中之書生。後來果成為南安道院之小姐，廣州學宮之秀才。居然中國老聃所謂「虛者實之」者，可與希臘柏拉圖意識形態之學說，互相證發，豈不異哉！（註：《柳如是別傳》中冊第572至573頁。）請注意，寅恪先生認為林黛玉這一形象，是糅合《西廂記》裡鶯鶯和張生兩個人物的特點塑造而成的，不啻為《紅樓夢》研究的孤明先發之見。筆者涉獵紅學有年，從未見有另外的研究者表述過如此的看法。另外寅恪先生明確提出，河東君就是林黛玉；只不過前者是生活中的實有人物，後者是生活中實有人物的文學理想；後者對前者而言，恰合於老子的「虛者實之」之意，同時也與柏拉圖的理念是最真實的哲學思想不期而合。
《別傳》在釋證和復原柳如是與當時吳越勝流往還交遊的盛況時，也曾拿河東君等南國名姝與《聊齋誌異》裡的諸狐女相比並，從而得出何以柳如是比林黛玉相同的結論。這段文字是這樣寫的：「寅恪嘗謂河東君及其同時名姝，多善吟詠，工書畫，與吳越黨社勝流交遊，以男女之情兼師友之誼，記載流傳，今古樂道。推原其故，雖由於諸人天資明慧，虛心向學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閨房之閉處，無禮法之拘牽，遂得從容與一時名士往來，受其影響，有以致之也。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齡聊齋誌異所記諸狐女，大都妍質清言，風流放誕，蓋留仙以齊魯之文士，不滿其社會環境之限制，遂發遐思，聊托靈怪以寫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實則自明季吳越勝流觀之，此輩狐女，乃真實之人，且為蘺壁間物，不待寓意遊戲之文，於夢寐中以求之也。若河東君者，工吟善虐，往來飄忽，尤與留仙所述之物語＠１＠２近似，雖可發笑，亦足以藉此窺見三百年前南北社會風氣歧異之點矣。」（註：《柳如是別傳》上冊第75頁。）這就是說，如果以河東君比之《聊齋誌異》裡的諸狐女，也可以說是「虛者實之」之意。
我個人的看法，寅恪先生在把河東君與《紅樓夢》裡的人物相比較的同時（實際上還有《牡丹亭》裡的人物），又與《聊齋誌異》裡的諸狐女相比較，這種釋證古典文獻的方法，不僅對所涉及的相關著作，而且對整個明清文化思潮的研究，也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論的意義。不可否認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時期，在文化上是一極專制的時代，因而《紅樓夢》作者才虛擬一個大觀園，讓十三、四歲的小兒女勾心鬥角、談情說愛，還盡可能地攙雜著對君臣大倫以及聖賢經典的揶揄排擊之論，很可能是預先打掩護，寓童言無忌之意。而蒲松齡則談狐說鬼，把人間的不平、罪惡挪到非人的世界，雖是給自己佔地步，其「狼子野心」不免昭然若揭。河東君等南國名姝與吳越黨社勝流，生當明末，政治環境比曹雪芹、蒲松齡的時期要寬鬆一些，因此他們不僅談情說愛肆無忌憚，而且結社議政、黨同伐異、聚眾鬧事，也毫無顧忌。《別傳》作者盛讚傳主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同時意圖說明，這種精神與思想也需要相應的環境來支撐。
八
「明清痛史新兼舊，好事何人共討論。」（註：《柳如是別傳》第一章「緣起」之題詩，上冊第7頁。 ）陳寅恪先生釋證錢柳因緣詩作和論述《再生緣》及其作者陳端生，每每牽及小說《紅樓夢》已如上述。其實並不偶然。這些作品的作者和人物，都活動於明清之際以及清朝的乾隆時期的社會舞台，也就是當政權更迭和新朝的統治特別嚴酷的時候，此種歷史時刻，更能見出士人的出處進退的立身大節。如果說陳先生晚年撰寫《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是在「頌紅妝」（註：陳寅恪《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慶來廣州承詢近況賦此答之》詩有句：「留命任教加白眼，著書唯剩頌紅妝。」《陳寅恪詩集》第113頁。）， 那末《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再生緣》的作者陳端生，早於他三百多年就在那裡大「頌」特「頌紅妝」了。人所共知，曹、陳（端生）的「頌紅妝」是有歷史時代的緣由的。那末寅恪先生呢？他何以要在衰病之年以千鈞之力來寫《柳如是別傳》和《論再生緣》？「點佛弟之額粉，久已先干。」（註：陳寅恪：《論再生緣校補後序》，《寒柳堂集》第96頁。）《論再生緣》後序如是說。「縱回楊愛千斤笑，終剩歸莊萬古愁。」（註：《柳如是別傳》上冊第1頁。）《柳如是別傳》第一章「緣起」第一首題詩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