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夢解紅樓》書摘：恭王府傳奇
北京什剎海環抱著一座神秘的古王府，那兒天天遊客盈門，國際嘉賓更是為數不少，令人格外矚目——這就是聞名寰宇的恭王府。此府，前部為邸第，包括九道大庭院；後部即府第之北是一座花園，目下開放的還只是花園的這一部分。
聽人說：人位德國客人，看了園子，對這座保護完整的私家花園極致驚喜激賞之意，表示應該列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的珍貴項目內，可與皇家園林、紫禁城比肩。國內呢，一個有趣的現象更為奇特：不少新婚的郎婦、伉麗相偕，專門要到此園來拍照，以為婚禮留念。
如此不同凡響。
那麼她(園子)的魅力何在呢？
要回答此問，長談須萬言大文，短講則只需一句白話——原來此園的地點(前身)曾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大有關係。
新婚的愛侶，特意要在「大觀園」留影，意味深長，那絕不會是要民清末的「六爺」(恭親王奕祈)結什麼「不解之緣」。
此園地點即大觀園遺址？誰說的？有證據嗎？
有證有據，話是清代及民初的民間父老、歷史學家、詩人、哲士……都這麼說的。
「恭王府」之名，並非不對，但只表明末代府主是恭親王罷了，它的前身歷史，極為豐富多彩。最早可以追溯到金代，這兒曾是皇家的東北郊園，離宮別苑——名叫萬寧宮。元、明兩代，什剎海畔留下了不少名園甲第，明代此處的大慈恩寺，有花園，宰臣李東陽、大太監李廣，都曾居此「蓬萊」仙境(湖、河環抱四圍)，都有園林；直到清代蔣廷錫的賜第在此，乾隆帝的御書匾仍然是「秀比蓬壺」四字。所以曹雪芹讓李紈作詩，開頭就是「秀水明山抱復迴(huai)，風流文采勝蓬萊。」字字合符，事事實境。
那一帶居民父老眾口一詞：六爺府為西府，就是小說中的榮國府(指地點遺存)。此說來歷久遠，到府園歸於輔仁大學時，從校長、教授到工友，都認同這個「閭巷傳聞」，信服不疑，——還把一位洋教授與其住處比為「林美人」與「瀟湘館」(園之東部垂花門內)。
《老殘遊記》作者劉鐵雲的子侄輩在三十年代住進了「東府」(康熙皇子胤-的故府，因是雍正的反對者，被廢)，其四公子劉大紳(留日學者，哲學家)為紀東、西兩府的歷史傳說及實境，寫了四首七律詩。其中「夾道中分榮國第」，正是數百來的二府相鄰、只隔一巷的實況之吟詠(可惜巷已拆改，全非舊貌)。
可見此種閭巷傳聞，大有文獻可證(獻，即耆宿口述史跡)，並不能以胡說斥之，論學要重文尊獻，豈可輕薄詆詞。
有人說，此府此園始自和珅(乾隆後期)，以前無有，云云。此純屬不考之過。和珅詩中明寫園中舊有「壽椿樓」，卻讓姬妾居於樓中，「壽椿」是敬父之詞，顯為舊主所築(如今也找不到此樓的遺跡，可知歷次易主拆改變化巨大)。園中「天香庭院」匾，早於和珅年代。出慎郡王之手筆。其它明代建築的鐵證，地下出土的明瓷，諸般反證，斷非和珅始建。
世上的事，目光不同，想法各異，乃是常情，於是恭王府園(前身)與大觀園是否有關，亦有仁智之見。例如有專家並無一項論證，卻公開表示二者無關。這就不屬於學術(史地)研究的性質了，故無從討論。再如一種說法，以為這可能是把明珠府的事混而為一了(因舊說謂《紅樓》所寫是明珠之子納蘭容若的事，屬「索隱派」主張)。這充其量又只不過是揣度而想當然，還是不屬學術研究範圍，因為明珠府在什剎海北岸西端，此地居民父老，世代為鄰，怎麼會把左鄰右舍都分之不清，鬧到一處去？況且那兒也沒有「夾道中分」的建築格局可言。所以當地老住戶聽那揣度，會覺得是「外鄉人」之「隔岸觀花」了。
只一句話，幾點空談，都無法否定證據重重的事實。恭王府之所以獨得保存，其實也正是紅學之力。離開學術文化，離開《紅樓夢》，只憑一個「恭王」，則此府此園能有多大的魅力？其生命血脈源流會有多大的積蓄？仁人智士，皆有深思。
戊寅閏五月，為府園修復10週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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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恭王府孤立起來，我連一句都不想講它，遑論三講。所以要講它，就是因為它與《紅樓夢》有關。
怎麼一個有關？說來話長，那是一部書的事，而不是一篇短文能說清的。只揀要點各講幾句，也就是了。要點之一，是府的建築佈局，九道大院落，橫看中東西三路，縱看前中後三進，儀門以內，各路之間，有夾道。最北(後)有後樓。這和雪芹所寫的榮國府，簡直一樣。我在四十年代憑小說畫出一幅草圖，那時我連「恭王府」的名字都不曉得，是後來輔仁大學數學系的一位老教授寫信告知於我，說：你畫的圖，和我校女生部這座老府的佈局一模一樣！他邀我去看看——這是1954年我剛從成都調回北京所接到的第一封信。
令人驚訝的不只這一點。此府的地理位置，也與芹書所寫吻合。《紅樓夢》寫的，以北京西城名目為多，而又偏北。比如，賈敬卒於郊外道觀中，其靈柩入城治喪，是進「北下門」。寶玉偷祭金釧，私出城門，從家裡後門上馬，那馬只拐了幾個彎就是「出北門的大道」。薛蟠被柳湘蓮用拳頭教訓了一頓，也是在「北門外」葦子坑裡。北京北面有二門，東為安定門，是上首；西為德勝門，是下首。可見「北下門」即指德勝門，而榮國府的模特兒實距德勝門不遠——這正是恭王府的位置。諸如此類的書中內證，我早年也舉了很多。
更令我驚訝的是，拙著1953年出版以後，才逐步地得知，這一帶老居民，本來早都傳說，這就是榮國府大觀園，而這種傳說，我找文字記載的痕跡的線索，最晚的也在道光末年，那時恭親王還沒住進這座大府，正在空著。那麼，這一傳說無法解釋為「受周汝昌的影響」，因為它比我「古老」得多呀。
還有很多層次的巧合，就使得本來不肯相信的人拿不出整個否定的好辦法。
但是否定最後的撒手鑭拋出了，計有兩點反對理由：一是據乾隆早期地圖，此處不是大府，是一般民宅。二是恭王一家人「喜歡」《紅樓夢》，所以他的後花園是仿照小說改的。
你聽，這都夠有力的吧。現在北京出的旅遊小冊子，有一本裡面就特筆大書云：「恭王府說」已由「不少」專家進行「大量」研究、查閱「大量」資料，組合予「否定」了！我給他洩洩底，所謂「不少」，所謂「大量」又加「大量」，不過就指上述兩點。
那兩點有科學價值嗎？我不敢妄斷，須由內行公議。據古建築專家陳從周先生考察，此府現存東牆最古，不會晚於明代嘉靖九年(1530年)建成的北京西城的帝王廟古跡，有早無晚。府與園內部。幾處皆有明代建築的確證。
我的友人園林界高級工程師趙光華先生，研究此一地帶歷史地理，恭王府這個「點」前後左右被幾所王府包圍著。他質疑說：難道有哪個平民老百姓能在這個「府堆」核心夾縫裡做住戶，而他的院牆比帝王廟氣勢還雄偉？他不相信這裡原是「空地」或「民居」說。
至於恭親王家竟會拿著一本《紅樓夢》去照貓畫個園虎，此說尤奇。前年此園部分開放時，《北京日報》有文章，載明採訪愛新覺羅氏原府主後人溥先生，問他這個問題，他答說：「恭王府裡根本就不許有《紅樓夢》。」
此語可供有關研究者參考思索。
倡此說者，忘記了一個歷史事實：拙考一句也沒有說園子「全像」大觀園，我畫出的只是府院圖。輔大老教授以及很多人驚訝於吻合的，也是指這處大府而言。假使有誰力主園子是「仿紅樓」的作品，我就要請問一句：難道一座王府，也會照小說來蓋造嗎？不知幾千年中華史上可有此例？
其實這只是一個簡單的邏輯小考題，根本夠不上什麼學術考辨。但也得絮絮如此，讀者能諒解嗎？如以為煩，而不加諒，我是一點兒也不覺意外的，因為誰能想得到裡面有那麼多事故呢。
這並非閒談一段，而是中華文化史上一大公案。六十年代初，滬《文匯報》登載了大觀園文章，受到「四人幫」的嚴厲的公開訓斥，「文革」中這題目成為該報的批鬥的主要項目之一，有關的幾位同志為此吃夠了苦頭！後來逼得出了一條人命——我是從報刊文章中窺見一二的，詳情自然不可盡曉。我舉這個例，是為了說明「恭王府說」能否令人信服，豈容自封自是；但是「人家也總有些理由」，人家也「進行了大量研究，查閱了大量資料」，才下的結論。
恭王府位於北海之北，什剎海之西，北京師範大學之東，早先是一處四面水抱的「蓬萊仙島」。
在明清兩代，這裡都屬於皇家宮中的太監或內務府管轄的範圍，宰相、掌權的大太監、親郡王的府邸，以及貴家的名園勝景，都聚於這個「特區」地帶。
最早的建築歷史，可以追溯到金代，金世宗在這兒興建了一處離宮，規模弘麗，——那時間，在杭州「行都」，還是南宋才宗的年代呢，也就是范石湖、楊誠齋、陸放翁這些大詩人生活的年代。
賈元春
雪芹為小說設色皴染，處處別具匠心。他寫看戲，也不是單為了熱鬧，圖一個取悅於世俗之人；而是各寓深意。清虛觀打醮，禮成之後，例有戲文娛樂，於是就在神前拈戲——用抽籤拈鬮的方式來決定戲目。這不禁令人想到：《紅樓夢》已經寫了兩次在大場面中的戲文節目，而兩次都與元妃有關係。一次是她來省親，一次就是傳諭打醮。兩番戲目，都由她引起。
脂硯批語，常常說到一個藝術用語，叫做「特犯不犯」。此是何義？蓋謂雪芹專門喜歡自尋這種難題——故意要與前文相犯，顯有某種重疊之處，可是在他寫來，卻又各有特色，各有精意，雖似有同，實又有異。比如只這看戲一節，前番是點戲，是請貴人按自己的心意去「圈定」節目；而此次是拈戲，全不由人作主。兩番的戲目，又有其相同之點——就是都隱寓著全部書的大局要旨，可是細一尋按，又兩番各有特異之處。這正是雪芹擅長的一個獨特的藝術手法。這是很難的事，俗手不敢如此自己難自己，勉強要作，結果也會是令人徒有疊床架屋之感，略無柳暗花明之致。咱們不妨借此機會，作一小小比較。
元妃省親時點戲戲目：第一出《豪宴》，第二出《乞巧》，第三出《仙緣》，第四出《離魂》。
榮府打醮時拈戲戲目：第一本《白蛇記》，第二本《滿床笏》，第三本《南柯記》。
脂硯批語揭明，省親時四出戲依次寓意是暗伏全部書的四大關目，即：伏賈府之敗，伏元妃之死，伏甄寶玉送玉，伏黛玉之死。依此可推，打醮時三出戲必然也有寓意可尋。相較之下，我們看到兩組戲目的所伏之事，都是隱喻賈府的盛極而衰。這是兩者相同的一面。但也有相異的一面，即是前組中家勢敗亡和寶黛之不幸兩條線交糅在一起，而後組則只是隱喻家勢敗亡的一面，並沒有寶黛之事顯示於戲目之中。
再一點不同之處，是省親時「正場」演罷之後，還有「加碼」，又找補了一出《相約相罵》；而打醮因是神前拈戲，自無追加之理。《相約相罵》，也是暗寓黛玉之事。
但是，如果稍一細心，便又會覺察出雪芹的筆法是極活的，富於變換的。比如省親一回，戲目裡既有了寶黛之事的隱喻在內，書文中則一字不及；而打醮一回，戲目裡不涉寶黛之事，可是書文中卻明寫二人因到清虛觀而引起的一場特大風波。即此以觀，同而不同，不同而又實同，說明了凡一涉元妃的場面，實際上卻總是暗中與寶黛之事大有關聯。
若從這一角度再來重讀張道士提親的文章，必然對雪芹的文心又增添一番體會。
說到此處，不妨作一小結，所得結論是：元春對於榮府的命運和寶黛的姻緣，都是一個至關緊要的人物。平安醮，卻包含無限不平不安之兆。
然而，元春對賈府敗亡的關係，容易理解；至於她對寶黛婚姻大事的關係到底是怎麼樣的，至今還是一個很大的問號。關於這個重大問題，實應另設專講細論才行，此刻只能單說一點：那元春在游幸大觀園點戲時，最欣賞的是齡官這個女孩子，所以才特諭著她加演一出——賈薔讓她演《遊園驚夢》，她執意不肯，這才改演《相約相罵》。而這齡官(就是「畫薔」的主角)不但性格屬於黛玉類型，就連相貌也酷似黛玉，書中明敘大家都看出她扮上戲，活像林姑娘，只不敢說出口來，卻被湘雲不管不顧，一語道破。再者就是黛玉後來在中秋月夜與湘雲聯吟時告訴湘雲說：像凸碧山莊、凹晶溪館等等許多匾額，都是當日寶玉未曾題完時由她補題的，賈政看了十分喜歡，就都採用了(當然也是要奏請元妃同意的)，這一切，都說明了元春對於黛玉並無惡感，正是非常愛賞於她。可是不知由於何故，等到賜下紅麝串的時候，不是黛玉與寶玉的賜品相同，卻是寶釵與寶玉的一樣。因此寶玉才十分疑心，說：「別是傳錯了吧？」
看來，隱隱約約，此中大有文章了！又由此可知，打醮一回書，特筆涉及寶黛，非無故矣！
《紅樓夢》，照魯迅先生的理解認識，是一部「正因寫實，轉成新鮮」的小說。書中明言「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流傳，雖歷百年……」所以書文的內涵，主體是雍正末年、乾隆改元，以至乾隆四五年間的事(此截至八十回而言)。清代皇族都是強弓硬馬的武將，到了「百年」時期，軍事戰爭已非主要功業，但滿洲皇室、貴族，仍然要保持習武的傳統。怎麼習呢？就是以打圍(獵)為習練騎射本領的重要方式。
皇帝每年都要到口外去避暑，去打圍。那地點相當於現今的河北省承德及其西北的圍場縣，距京八百里。那時的旗人貴家公子，因習於逸樂享受，已經視打圍為苦事了。書中第二十六回，有一段特提鐵網山打圍的事，看似閒文，卻正是伏筆要害。
那是薛蟠請客，神武將軍馮唐之子馮紫英忽然來了，因久不見，又臉上帶有一處青傷，問起緣故，方知就從三月二十八跟他父親到鐵網山打圍去了，臉上是讓鷹的翅膀劃傷的。這貴公子彼時就說：我沒法兒，只得去；不然咱們一起聚會多麼樂，會自去尋那苦惱去？還又說，此行有一件「不幸中之大幸」，前文還特提與「仇都尉」打架的事。隱隱約約，內藏無限丘壑，大有文章在後面。
原來，在歷史上，發生了一件大事變。
乾隆四年(1739)，皇族內四家老親王(康熙之子)的本人或子侄，許多人聯合密謀，另立了自己的「朝廷」機構，準備推翻乾隆(舊恩怨還是在報復雍正的殘殺骨肉)，至此暴露，獲罪者不計其數。到次年，乾隆又舉行「秋獮」，在圍場又遇到莊親王王子的密計，險遭不測，幸被發現，將主犯囚禁後，假裝無事，照樣行圍，以安人心。這種歷史事態，曲折地反映於小說之內。元春的死，正是在她隨駕到口外圍場期間，事變猝起，她亂中被敵對勢力的人員乘機殺害了。
這就是「望家鄉、路遠山高」的真情和痛語。
這也就是她的簿冊判詞所說的——
三春爭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夢歸。
虎兕，語出《論語》，兩種力最大的獸，比喻二強相鬥。元春死於非命，年方二十〔注〕。元春歸省，自己點的四出戲，第二出是《長生殿》，脂硯齋批語也點破了：這齣戲暗伏了元春之死。這怎麼講？原來此戲演的是唐明皇、楊貴妃的事跡，楊貴妃正是死在隨明皇入蜀逃難的路上，被迫縊死的！李義山的名句：「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六軍不行，妃子只好以自己的性命解圍了。這就是元春大小姐的悲劇。
註：元春的冊子上，畫有一張弓，此或諧音「宮」。但另一義即清代宮中有以弓弦縊死后妃的習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