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紅樓夢》語言形成的社會文化因素(一)
以自己的一部作品成為一個時代語言總匯的作家，在世界上只有寥廖可數的幾位。曹雪芹正屬於人類文化史上這種為數不多的一代民族語言宗匠。他對中國民族語言所做的貢獻就像十四、十五世紀的但丁對於現代意大利語言，十六、十七世紀莎士比亞對於現代英語，十八、十九世紀普希金對於現代俄羅斯語言一樣。唯其如此，析評《紅樓夢》這樣一部優秀的文學名著，無疑是一項艱巨的工作，非有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分頭並進不能奏效。就語言學研究而言，其本身也是一個龐大的課題。它涉及到語義學、語音學、語法學、詞彙學等方面的內容，顯然不能夠畢其功於一役。從語言學的角度看，《紅樓夢》是一座真正的詞語，曹雪芹忠實地記錄和提煉了當時的標準語，又根據作品的需要大量吸收了當時極富表現力的口語、方言詞語和文言詞語以及生動貼切的成語、俗語、歇後語等。這些詞語彙合在一起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眾所周知，一個人或一本著作所使用的詞語的總匯，稱作這個人或這本著作的詞彙。《紅樓夢》的語言所反映的龐大的詞彙系統，一直到今天我們仍在說和寫。自乾隆末年創立以來，即有學者留意於對《紅樓夢》的習語、典故引據書冊，尋繹解釋。但是這類註釋往往把對典章故實、服飾、建築等特殊詞語的註解放在突出位置，忽視了對普通詞語規律的總結，且較少照應詞與詞之間的聯繫。這種研究方法缺乏科學性和系統性，不能適應《紅樓夢》研究的需要。在論著篇什浩繁的研究領域，語言研究有待精進。
每個時代都有獨具特色的詞彙，十八世紀中國人那些帶有特徵的說話形式和詞語都表露出時代風氣的共性。《紅樓夢》的書面語言在詞彙規範方面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正是因為這些詞彙是歷時人們在一定地域共同生活圈活動的產物。具有四個特性：兼容性、普及性、創造性、具象性。它雄辯地證明一個天才的語言大師在客觀語言面前決不是無能為力的，他必然注重對詞彙使用狀況和對詞義動態的觀察，最大限度地發揮詞彙的潛在特性，把對非文學詞彙的馴化發揮到最高境界。因此，從一個宏觀的角度對《紅樓夢》的語言加以整體的觀照無疑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據於此，本文擬從詞彙學的角度對《紅樓夢》的語言做一些不盡完善的敘述和探討。《紅樓夢》究竟誕生在怎樣的生態環境裡，促使得到整化的社會文化因素又是什麼?下面分三個方面略作考述。
(1)社會的統一使語言發生整化的趨勢
康雍乾三代，中國的社會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農業、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商業資本和手工業生產的結合又促進了城市的繁榮，原有的一些工商業城市包括在清初戰爭中遭受毀滅性破壞的城市，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發達起來。劉繼莊在《廣陽雜記》中說：當時的政治城市北京，正像《紅樓夢》第三回所說：江寧、蘇州、杭州是絲織業的中心，揚州是鹽商聚集的城市，作為江南工商業的中心城市，這幾處的繁華亦不在四聚以下。以當時的金陵為例，它不但保持了明代的銅鐵坊、皮市、履鞋坊、簾箔市、木器街、木匠營、弓箭坊、織錦坊、顏料坊等，還增加了珠寶廊、書坊等新的市肆。《續板橋雜記》中這樣寫道：
社會經濟的發展對共同語提出了要求。將真事隱去的《紅樓夢》中涉及其社會經濟背景之處不在少數。第二回出現了一個在都中古董行中貿易的商人冷子興，第四回又說到一個家有百萬之富，現領著內帑錢糧，採辦雜料的薛蟠，第二十四回引出一個開香料鋪的商人卜世仁，第五十回講薛寶琴的父親也是一個大商人，曾在交趾和南海各地做過買賣。《紅樓夢》的商人有開古董行的有開香料鋪的，有開當鋪、錢鋪、木店、茶葉鋪、藥鋪的，有到外國做買賣的，還有搞金融投資的。第十六回提到造船業，趙嬤嬤道：反映了當時蘇州、揚州都設有官營造船廠。第十六回說到王熙鳳的爺爺專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語言交流是一個社會進步的重要推動力。很難想像在政治、經濟活動交流日益頻繁的情況下，人們能安於的境地。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自古以來就存在著的問題（莎彝尊《正音咀華·證鄉談法》）。李斗在《揚州畫舫錄》中寫道：可見，表演形式方言化的亂彈即便是別具一格的曲藝藝術，但對於外地人來說仍有如，這說明語言的隔膜造成了對藝術的隔膜。語言，正是為了適應人們在交際、交流思想中達到互相瞭解、以協調共同勞動和各種活動而產生的。為了（潘逄禧《正音通俗表》），對於共同語的要求必然要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統治者所施行的強制措施。大抵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的朝代，文化上總會有所作為。清代政治統治的法寶之一就是收買、奴化知識分子。從順治始就已經意識到推行文治重要。於是，他們一方面籠絡漢族文人學士為我所用；另一方面在滿族統治階級內部加緊補課，命令子弟皆須讀書。降至雍正朝，對於滿漢官員在文化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其一、通曉官話是選拔官員的標準。清代統治者對於土音之謬曾他們認為：雍正六年發佈了一道上諭：但雍正考慮到：（《大清世宗皇帝實錄》卷七十二）於是發佈法令：在廣東、福建著地方官訓導，設立正音書館。舉人、生員、監生、童生、不諳官話者、不准選試。據俞正燮《揆巳存稿》（九）載：上書房行走者，粵東口音，於授讀不甚相宜。徐珂《清稗類鈔》（二）也寫道：可見清代統治者推行民族共同語的決心是很大的。
其二、《紅樓夢》是學習官話理想的教科書。共同語即，自明代以來稱為官話。從元代迄至清末，北京一直是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中國的共同語正是京語。《紅樓夢》本是一部集大成之作。曹雪芹寫它，脂硯齋們注它只是為了一吐胸中的快壘，並不希望書成後付梓發行。至少他們生前沒作打算，只想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小圈子裡流傳。《石頭記》起筆於乾隆九年，十五年前已成書，十六年至十五年脂硯齋四次批閱校評，是為庚辰本。然而，它問世後不久，很快就流傳到士大夫手上。自坊間本印行後，乃至百姓亦以手持一本為榮。根據四川涪陵馮鎮巒的《椒山房筆記》可知，當時學習《紅樓夢》的語言，在全國蔚然成風。楊懋建《京塵雜錄》中載錄：近年出版的《清代北京竹枝詞》裡收了嘉慶二十二年出版的《草珠一串》，其中也有：之句。這個詩句曾被許多研究者反覆引用，充分證明了當時《紅樓夢》聲聞日廣、的炎炎之勢和社會風尚。同治七年（1868）莎彝尊輯的《紅樓夢摘華》一書在廣州應運而生，作者在《簡端語》中寫道：這本書選編了《劉老老設法媒生計》等十二篇故事和《好了歌》等七首詩詞，是莎彝尊繼咸豐三年（1853）出版的《正音咀華》、同治六年（1867）出版的《正音再華》後選編的。他在《正音咀華·自題》中說：。這個節選本短短的十年間刻了兩次，一直被統治者當作學習官話理想的教材。《紅樓夢》為什麼會被統治者當作學習官話的教材？為了誇示文治，兼行書禁，本文要談的是，清代統治者屢次下昭，訪求遺書。他們的文治是以嚴格的拘縻政策為保障，其文字獄之烈前無古人。他們搜集了成千上萬的加以禁毀。《紅樓夢》應該難逃法網。但是這一篇石破驚天的偉著絕構非但沒有被淹埋，反而不脛而走。文人筆記曾載《紅樓夢》私下傳抄流布時，立刻引動了人們的心目。一次，乾隆某家，見到一本《石頭記》，大為注意，，其人無奈，只得。據版本學家們考證：正是，以至，才有了前八十回殘本，後百二十回全本之由來。版本學研究還提供了許多旁證，說明高鶚成就的是假《紅樓夢》。本文認為，《紅樓夢》從藏書者閱傳抄走向書賈公開刊印牟利，至少說明一點：沒有清庭的首肯、提倡、甚或委派專人增刪改寫以出爐一個官方標準本，它是難以傳世的。不信請看，乾隆五十六年程甲本出籠後，仗著印刷整齊和故事完整以及硬梆梆的政治背景馬上風靡天下。第二年，再次印行程乙本。道光十一年後，王希廉評本整整壟斷了《紅樓夢》市面八十年。可以想像，《石頭記》以其獨特的語言魅力深入人心，正組編空前絕後的大部頭《四庫全書》的乾隆皇帝，大約想邀得更多的名聲，便順應歷史潮流，使《紅樓夢》為統治階級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