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評論》和《石頭記索隱》
清末的《紅樓夢》研究,基本上就是評點式或索隱式的批注,以及隨筆式的筆記和雜評,但光緒三十年(1904)卻出現了紅學史上第一篇紅學專論,這就是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此文共有五章。第一章《人生及美術之概觀》,「美術」即今人所說的文藝。王國維在這一章中闡述了他的人生觀、文藝觀,重點在論說生活乃慾望和痛苦的海洋,人生是不幸的。第二章《紅樓夢之精神》,緊接上章基本觀點,著重論證《紅樓夢》的主題思想乃是宣傳「人生之苦與其解脫之道」。第三章《紅樓夢之美學上之價值》和第四章《紅樓夢之倫理學上之價值》,根據第一、二章的基本精神,分別稱讚《紅樓夢》的美學價值和倫理學價值。第五章《余論》,主要是論述他對《紅樓夢》研究的批評意見以及他對文學特徵的理解。
王國維的紅學研究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在紅學批評史上他首先運用西方哲學和西方文論對《紅樓夢》進行系統的研究,並且把《紅樓夢》確認為是可以與歌德的《浮士德》相媲美的偉大作品,從而給予《紅樓夢》以極高的評價:「夫歐洲近世文學中,所以推格代之《法斯德》為第一者,以其描寫博士法斯德之苦痛及其解脫之途徑最為精切故也。若《紅樓夢》之寫寶玉,又豈有以異於彼乎?」
王國維稱讚《紅樓夢》是一部「宇宙之大著述」,但其立論的基礎乃是消極虛無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他文中搬用的是叔本華的學說。叔本華認為「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我的意志」。而意志的本質就是痛苦。所以他斷言:「人生是在痛苦和無聊之間像鐘擺一樣的來回擺動著。事實上痛苦和無聊兩者也就是人生的兩種最終成分。」《紅樓夢評論》全文的思想邏輯和所得出的結論:「故人生者,如鐘錶之擺,實往復於苦痛與倦厭之間者也」,「人生之所欲既無以渝於生活,而生活之性質又不外乎苦痛,故『欲』與『生活』與『苦痛』三者之一而已矣。」其思想理論根源即在於此。
人生既然如此痛苦,那麼有什麼方法可以減輕或除去人們的痛苦呢?王國維認為文藝,尤其是《紅樓夢》這樣的悲劇作品就能夠起到這種作用。「《紅樓夢》一書,實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於自造,又示其解脫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所以,賈寶玉的「還玉」即是除去「生活之欲」,而人們一旦拋卻了「生活之欲」,也就得到了「解脫」。文藝的任務就「在描寫人生之苦痛與解脫之道」,而《紅樓夢》恰恰能夠很好地完成這樣的任務,所以王國維才肯定《紅樓夢》這部悲劇具有極高的美學價值和倫理學價值。對《紅樓夢》的崇高評價和對《紅樓夢》的錯誤闡釋,是這篇論文存在的一個不可克服的矛盾。《紅樓夢》並非沒有悲觀消極的思想內容,但怎麼能夠把這樣一部文學巨著,解釋成為是否定生活、否定人生的作品呢?
《紅樓夢評論》對《紅樓夢》研究中的索隱派和自傳說的批評,卻很有見地。對於前者他舉例說:納蘭性德《飲水集》與《紅樓夢》稍有文字關係,但這不能作為賈寶玉即是納蘭性德的理由。因為「詩人與小說家之用語,其偶合者固不少,苟執此例以求《紅樓夢》之主人公,吾恐其可以傅合者,斷不止容若一人而已。」對於後者,他說:「至謂《紅樓夢》為作者自道其生平者,其說本於此書第一回『竟不如我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一語。」他認為自傳說的這個理由也不能成立,因為「所謂親見親聞者,亦可自旁觀者之口言之,未必躬為劇中之人物。如謂書中種種境界,種種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則是《水滸傳》之作者必為大盜,《三國演義》之作者必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說也」。
王國維具有獨立的學術精神,不把《紅樓夢》看作是某種歷史著作的附庸或某些人物事跡的實錄,也不把《紅樓夢》看成只是茶餘飯後消閒解悶的材料,而是從一定理論高度把《紅樓夢》當作一部獨立的完整的文學創作來進行整體性的研究,這種開創性的學術研究是難能可貴的。
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出版於民國六年(1917),是舊紅學索隱派中比較後出但卻影響深遠的一部代表作。蔡元培也很重視《紅樓夢》這部文學巨著,認為它並非只寫兒女私情,而是一部「政治小說」。他之所以要搞《紅樓夢》「索隱」,目的是為了宣傳民族主義的政治思想。他對《紅樓夢》的基本看法是:「《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當時既慮觸文網,又欲別開生面,特於本事以上加以數層障冪,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狀況。」但是《石頭記索隱》的內容和方法,是把從小說《紅樓夢》裡宰割下來的東西,跟他所摘取的史事等互相比附,實際上是把文學創作和社會歷史混為一談,所以其研究方法和一般索隱派本質上是一樣的。
蔡元培說,他的「索隱」用的是三種方法或原則:「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征者,三、姓名相關者,」「自以為審慎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舉例說,用第一法,他認為小說中「寶釵之陰柔,妙玉之孤高」,分別與高江村、姜西溟二人之「品性相合」,便說寶釵是影射高江村,妙玉是影射姜西溟。用第二法,他就「以寶玉曾逢魔魘而推為允礽,以鳳姐哭向金陵而推為國柱」。用第三法,他就「以探春之名,與探花有關,而推為健庵;以寶琴之名,與學琴於師襄之故事有關,而推為辟疆。」蔡元培的索隱立有三條原則,這跟其也索隱家信口開河,隨意比附,看來有所不同,但問題在於,他腦子裡已經先確立了前提,然後用這三個方法去推求、證實它,這跟其他索隱派的思路和方法並沒有什麼兩樣。
實際上,蔡元培並未把他的三條原則統一地貫徹到底。他一會兒把小說中的人物說成是影射某一名人,一會兒又把他們說成是「賈府即偽朝」六部的某一部:「賈政者,偽朝之吏部也」,「賈赦,偽朝之刑部也」,「賈璉為戶部」,「李紈為禮部」。小說裡這幾個不同輩份的男人和女人,忽然都變成了清朝的吏部、刑部、戶部和禮部!可是六部中的兵部和工部,由賈府中誰來充當呢?因為找不到合適的人,他就不提起了。「悟真道人」的《紅樓夢索隱》根據董小宛愛梅、黛玉愛竹之類,斷定林黛玉就是董小宛;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則根據「絳球」影「朱」字、瀟湘館影竹坨之類,推定黛玉是朱竹坨。《紅樓夢索隱》說什麼「小宛書名,每去玉旁專書宛,故黛玉命名,特去宛旁專書玉」,以此判定林黛玉是董小宛;《石頭記索隱》則憑什麼「王字即柱字偏旁之省」之類,推定王熙鳳即是余國柱,如此等等。蔡先生批評別人的方法是「附會」,確實那是附會;但他自己這樣做就不是附會?就應當叫做「審慎之至」?
蔡元培想通過「索隱」《紅樓夢》配合政治宣傳,但牽強附會的做法實在並不可取。胡適說蔡氏的索隱是「猜笨謎」,這批評並非沒有道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插圖本大師經典叢書」,將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和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合編為其中之一種,囑余撰寫《前言》,茲略加摘述,供讀者參考。(作者單位:華東師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