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與太谷學派
太谷學派是產生於清代中後期的一個民間學術團體，後來演化為民間宗教。創始人為周太谷（？—1832），名穀，字星恆，一字太谷，自號空同子。安徽石埭人。清道光年間在揚州開宗講學，道光十二年（1832）逝世，其後，太谷弟子張積中、李光炘繼續傳播太谷學說。張積中去山東黃崖山建立講學基地，是為北宗；李光炘先後在揚州、泰州等地講學授徒，是為南宗。同治五年（1806），黃崖教案爆發，張積中與黃崖弟子死難，北宗遂不振。此後，太谷學派第三代弟子黃葆年、劉鶚等在蘇州創立歸群草堂，合南北宗為一，傳授太谷學說。太谷學說成員遍佈長江南北，產生了巨大影響。
太谷學派的學者們用宗教形式替代正統的學術組織，在學術上不拘門戶之見，廣博眾家，建立以「原始儒學」為主的大雜燴似的學說，以充分表達自己的思想。主張教養兼濟，學以致用。提出以「希賢、希聖、希天」和「立功、立言、立德」作為學習聖功的具體方法，要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反對封建土地所有制，憧憬君師合一的政治制度。他們在科舉、道德、教育等方面也都提出了自己富有特色的主張。太谷學派傳承方法以口耳遞受，不形諸文字，著述筆錄也僅限手抄，禁止刊印，而且只能在學派內部傳閱，秘不示人。
張積中曾要求弟子「以德行進，以言語進，以政事進，以文學進」，可見，太谷學派與儒家傳統的立身原則不盡相同，除重視經典文化外，還不廢文學創作，尤其是重視通俗文學的教化和審美功能。太谷的數傳弟子都與《紅樓夢》結下了不解之緣就是明證。
一、張積中與《紅樓夢》
張積中（1806—1866）是周太谷的大弟子，字石琴，號白石山人，江蘇儀徵人，為世家子，科場屢試不中，遂從太谷學。太谷死後，講學山東黃崖，從學者日多。同治四年（1806），山東巡撫閻敬銘以黃崖通匪為言，派兵鎮壓。張積中拒絕投降，舉火自焚，門人弟子及其家屬殉難者數錢人。
張積中作有《題〈紅樓夢〉後》一文。當時的《紅樓夢》研究一般以評點形式為主，《題〈紅樓夢〉後》是一篇完整的書評，它的內容主要有兩點：
首先，否定了當時盛極一時的影射譏刺論，認為《紅樓夢》的主題是「夢幻說通靈，風塵懷閨秀」的「自況」。他說：
作者之意，托於空空，通於玄玄。其辭曰：「滿紙荒唐言，一把酸辛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易》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古之才人，三百篇而後至於《離騷》；逮乎漢魏，洎乎六代，近自唐宋，下及元明，得其說於斯者，莫不意有所悲，情有所寄。才者之所以為才，曠千秋而獨立也。《紅樓》之旨，盡於一楔。楔曰：「夢幻說通靈，風塵懷閨秀。」通靈也而夢幻說之，正如天寶宮人，垂垂白髮，閒話玄宗，言者如何，聞者何如！[1]
顯然，張積中認為《紅樓夢》是一部以夢幻的形式追憶昔日繁華歲月和「風塵閨秀」的小說，帶有作者的自傳痕跡，「其言寶玉，怪奇詭譎，一往情深，蓋自況也。」由此可見，張積中首提「自傳說」，對近百年後的王國維的「色空論」和胡適的「自傳說」有所啟發。而且，這部「風塵懷閨秀」的小說引發了張積中的深深共鳴，他在文未寫道：「試看興寄無端，青衫淚落；益信音難自擇，碧血心飛。為不得已之言，聲聲雁冷；作無如何之想，字字鵑冤。化身在蓮藕身中，也是甘心萬死；結隊在鴛鴦隊裡，任教苦趣三生。人笑其誣，總謂枝言八九；我憐其拙，居然實錄二三。不堪為外人道也，意其為我輩設耳！千里懷人，一燈聽雨。霜風四壁，凍墨半池。聊寄數言，顧影獨歎。」張積中之所以發出同病相憐的「解味之言」，與其個人的身世和遭遇大有關係。他本為世家子弟，「慷慨有大略，讀書有文名」，但在科場卻屢試不售，後憤帖括之學不足有為於世，遂師從周太谷。他的哥哥張積功，曾知臨清州，全家死於太平軍北伐之役。其身世其家庭與寶玉和賈家有不少相似之處。
其次，對《紅樓夢》中的主要人物和小說的思想價值、藝術水平作了高度概括和評價。他寫道：
其言寶玉，怪奇詭譎，一往情深，蓋自況也。其言黛玉，窈窕幽閒，空山獨步，意中人也。其言寶釵，清淑有餘，空超未足，亦意中人也。妙玉孤高，若近若遠。湘雲豪邁，似親非親。襲人婉順，惜失其清。晴雯妖嬈，惜失其雅。凡諸艷質，莫匪同心。若寶琴則麗而不癡；探春則俊而未韻；五兒情以暫合，正復無聊；惜春交以淡成，亦非有意；更若香菱、平兒輩，又皆脂粉叢中，閒閒著意而非莫逆也。朝生錦繡之場，暮入荒涼之捨，思玉人而不見，悄今昔其如何！待將盡數生平，總不過脂香粉氣，轉欲一空。往事再休提花影釵聲。且也霜鬢侵人，一身如寄；青山笑我，萬壑爭哀。情中景，景中情，春風老矣；畫中人，人中畫，秋風淒其。便將喚醒癡人，一回頭又歸蝶夢。[2]
張積中對《紅樓夢》人物形象的把握非常準確，對人物性格的概括尤為精到，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首提「釵黛合一」說，認為黛玉和寶釵都是作者的「意中人」，黛玉「空超」，寶釵「清淑」，最完美的形象應是「空超」和「清淑」的珠聯璧合。
綰而言之，《題〈紅樓夢〉後》雖是一篇短文，但它提出了若干重要的觀點，對後來的紅學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
另外，據太谷學派第三代弟子劉大紳先生介紹，郭則澐的《紅樓真夢》也受到張積中思想的影響。
郭則澐，字嘯麓，別號龍顧山人，福建閩侯人。清末探花，入翰林院，後改任金華知府。入民國後，被北洋政府聘為公府秘書長，後辭官寓居北平，與江叔海、傅阮叔、夏敬觀、方策六諸名公相往返，作文酒之會。著有《十朝詩乘》、《清詞玉屑》、《舊德述聞》、《洞靈小志》等多種。其《紅樓真夢》寫於抗戰初期，民國二十九年(1940)印出單行本。
《紅樓真夢》第六回寫賈寶玉到太虛幻境之後，先是跟隨茫茫大士修煉禪功，後又拜在渺渺真人門下，究習玄功。一天晚上，渺渺真人將寶玉喚至石室，從石函中取出一本秘書，命寶玉細閱：
那石室並無燈火，只有一顆神珠嵌在壁上，四照通明。即在珠光之下逐頁翻看，全是白紙，並無隻字。便向真人叩問，真人道：「你且耐心細看。心定慧生，自有靈妙。」寶玉領會，先凝神息慮，然後從頭看起。翻至數頁，忽見白紙上現出一個「福」字，不解其意。正要再問，忽聽真人說道：「你試按畫寫來。」寶玉領命，從頭上一點起，用指頭仔細摹寫，直寫到下邊田字。真人道：「道在此矣！非有福人不能得道。福從何起？只在心田，這是入道的第一訣。」真人講解過了，那書上的字便漸變漸淡，以至隱滅，仍是一張白紙。
後渺渺真人每天給寶玉一個字悟解，直至百字，玄功始成，「由靜生慧，由慧啟悟，由悟入化，由化通神」。
郭則澐乃清末大學者俞樾的愛婿，據郭則澐女兒郭豸後來告知劉大紳，這段描寫並非空穴來風，乃俞樾家傳秘法，郭豸之母曾按此法修煉過，頗有成效。劉大紳後來又問過俞平伯，俞平伯說俞家確有此法，但得自何人則不得而知。劉大紳認為是從張積中的《十三經六書說文略》所收118個字而來。[3]可能是記憶有誤，劉大紳說《紅樓真夢》中寶玉修煉的是「天」、「地」、「人」等字，其實寶玉修煉的是「福」、「祿」、「竹」等字；而且寶玉所修煉的100字與《十三經六書說文略》中的118字也不完全相同。兩者是否真有關係，筆者只能存疑。但結合張積中的《題〈紅樓夢〉後》和劉大紳的這篇文章，或許俞平伯後來從事《紅樓夢》研究與太谷學派有某種關係。
二、劉鶚與《紅樓夢》
劉鶚是太谷學派第二代弟子，師從李光炘。《老殘遊記》作於晚年，頗受《紅樓夢》的影響。
《老殘遊記》第10至11回，璵姑和黃龍子以月球為喻，闡述事物的對立統一關係：
子平問：「是好是壞呢？」
（璵姑）答：「自然是壞。然壞即是好，好即是壞；非壞不好，非好不壞。」子平道：「這話我真正不懂了。好就是好，壞就是壞。像先生這種說法，豈不是好環不分了嗎？務請指示一二。不才往常見人讀佛經，什麼『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種無理之口頭禪，常覺得頭昏腦悶。今日遇見先生，以為如撥雲霧見了青天，不想又說出這套懵懂話來，豈不令人悶煞。」
…………
黃龍子道：「你既明白這個道理，應須知道好即是壞，壞即是好，同那月球的明暗，是一個道理。」子平道：「這個道理實不能同。月球雖無圓缺，實有明暗。因永遠是半個明的，半個暗的，所以明的半邊朝人，人就說月圓了；暗的半邊朝人，人就說月黑了。初八、對三，人正對他側聞，所以覺得半明半暗，就叫做上弦、下弦。因人所看的方面不同，喚做個盈虧圓缺。若在二十八九，月亮全黑的時候，人若能飛到月球上邊去看，自然仍是明的。這就是明暗的道理，我們都懂得的。然究竟半個明的，半個暗的，是一定不移的道理。半個明的終久是明，半個暗的終久是暗。若說暗即是明，明即是暗，理性總不能通。」
至第11回，璵姑又進一步解釋道：「你方才說月球半個明的，終久是明的。試思月球在天，是動的呢，是不動的呢？月球繞地是人人都曉得的。既知道他繞地，則不能不動，即不能不轉，是很明顯的道理了。月球既轉，何以對著太陽的一面永遠明呢？可見月球全身都是一樣的質地，無論轉到那一面，凡對太陽的總是明的了，由此可知，無論其為明為暗，其於月球本體，毫無增減，亦無生滅。其理本來易明，都被宋以後的三教子孫挾了一肚子欺人自欺的心去做經注，把那三教聖人的精義都注歪了。所以天降奇災，北拳南革，要將歷代聖賢一筆抹煞，此也是自然之理，不足為奇的事。不生不死，不死不生；即生即死，即死即生，那裡會錯過一絲毫呢？」
黃龍子和璵姑都反對「攻乎異端」，即膠著於兩端，認為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物，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果。事物的對立兩極既互相依存，也互相轉化，它們之間沒有界限。黃龍子和璵姑的話很容易使我們聯想到《紅樓夢》中的《好了歌》，跛腳道人對甄士隱解釋「好」、「了」道：「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當燃，他們共同的思想淵源是老莊哲學。
《老殘遊記》中還數次提到《紅樓夢》中的人物，如第15回寫賈老翁有個女兒，「像貌長得如花似玉，又加之人又能幹，家裡大小事情，都是他做主，因此本村人替他起了個渾名，叫做『賈探春』。老二娶的也是本村一個讀書人家的女兒，性格極其溫柔，輕易不肯開口，所以人越發看他老實沒用，起他一個渾名叫『二呆子』」。「賈探春」後與吳二浪子私通，害死全家，卻嫁禍於「二呆子」。從這段描寫中，我們可以看出太谷學派的價值取向。太谷學派受王學左派泰州學派的影響很深，柳詒征、範文瀾等都認為太谷學派是王學左派在新條件下的產物，屬王艮泰州學派一脈，稱之為「新泰州學派」。關於太谷學派與泰州學派的關係，馬西沙、韓秉文先生有詳細的論述[4]，我們只就其與本文有關的一點進行比較。
王艮提倡「自率其性」[5]。李贄提出「不必矯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動，是為真佛。」[6]他發表了著名的《童心說》，主張人人都應葆持童心，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人。[7]他對《水滸傳》中的李逵、魯智深等人，極為稱賞，認為他們直心而動，是為「天人」。王學左派充分肯定那些童心未泯的「癡人」、「拙人」，反對機械巧詐，虛偽墮落。太谷學派深受其影響，如張積中《示及門諸子》中說：
夫所謂學者，學乎言行者也，非學乎聰明者也。庸行謹而後明，庸言信而後聰；庸行謹而精藏，庸言信而氣聚。不修其德而惟聰明之務，小慧浮於外，大德喪於中。人欲以機械而橫流，天理以昏盲而否塞，道之不明，斯為極矣！道之不行，豈待言哉？[8]
明乎此，我們就不難理解劉鶚為何要褒揚「二呆子」而貶斥「賈探春」的態度了。
在《老殘遊記外編》中，劉鶚還以《紅樓夢》中的有關描寫解釋北京的風俗習慣：
看官，你道這小蓉為甚麼管東閣子叫小明子呢？豈不輕慢得很嗎？其實不然，因為這北京是天子腳下，富貴的大半是旗人。那旗人的性情，最惡嫌人稱某老爺的，所以這些班子裡揣摩風氣，凡人進來，請問貴姓後，立刻就要請問行幾的。初次見面，可以稱某大爺，某二爺，漢人稱姓，旗人稱名。你看《紅樓夢》上，薛蟠是漢軍，稱薛大爺，賈璉、賈環就稱璉二爺、環三爺了，就是這個體例。在《紅樓夢》的時候，璉二爺始終稱璉二爺，環三爺始終稱環三爺。北京風俗，初見一二面時稱璉二爺、環三爺，若到第三面時，再稱璉二爺、環三爺，客人就要發膘鬧脾氣，送官、封門等類的辭頭汨汨的冒出口來的，必定要先稱他二爺、三爺才罷。此之謂普通親熱。若特別的親熱呢，便應該叫小璉子、小環子。漢人呢，姓張的、姓李的，由張二爺、李三爺漸漸的熬到小張子、小李子為度。這個道理不但北方如此。
三、王伯沆與《紅樓夢》
王伯沆（1871—1944）是太谷學派第三代弟子，江蘇溧水人，名瀣，一字伯謙，晚年自號冬飲，又別署沆一、伯涵、伯韓、無想居士等，是清末至民國年間著名的國學大師。早年曾受學於端木采、高子安，後見知於文廷式、陳三立、俞明震。曾先後執教於兩江師範學堂、南京高等師範學校、金陵女子大學、東南大學、中央大學等院校。以才氣見長，詩文、書畫、篆刻均卓有成就。王伯沆四十歲後，曾去蘇州師從泰州學派第三代掌門人黃葆年，學習詞章和心性之學。據王伯沆弟子盧翼野先生說：「黃門有二大弟子焉：吾師王瀣伯沆、鍾泰鍾山也。黃葆年每指王師而言曰：『彼有書在腹中，足以為怪。』曩余從師研習理學，師治學精且博，於時人少當意者。以鐘師故，謁黃於吳門，一見低首下心，五體投地。曾語予曰：我雖傲岸一世，見黃先生，不知不覺間，不能不令人拜服。其學無範圍，無門戶，剛健中正，博大精深，講學大師，無出其右。」[9]說明黃葆年非常器重王伯沆，王伯沆先生對黃葆年也非常敬仰。王伯沆的續絃周育卿，也是太谷學派中人，而為兩人做媒的正是黃葆年。王伯沆屢屢拜帖於黃葆年門下，黃葆年知其為當世名宿，性格剛強，欲使王伯沆稍就柔退，所以特地字之為「伯謙」。王伯沆與劉鶚及太谷學派的第四代掌門人李泰階、第五代掌門人鍾泰之間都有很深的友誼。
王伯沆終生嗜讀《紅樓夢》，從1915年夏應聘南高師任教的前夕，開始對《紅樓夢》進行評點。他先後精讀自己收藏的王雪香評本百二十回《紅樓夢》20 遍，從讀第16 遍起，分別用朱、綠、黃、墨、紫五色筆圈點批注，每次批注都用不同墨色，總共評批五次。在這些不同顏色的批語中：硃筆批語共有1385 條，黃筆批語共有2961 條，綠筆批語共有2200 條，墨筆批語共有5411 條，紫筆批語共有430 條，五種顏色的批語總計為12387 條。在這12387 條批語中，除了三十多條屬於行間夾批和回末總批之外，其餘都是眉批和底批。
王伯沆批點《紅樓夢》用功甚深，成就頗大，得到了學術界的肯定，談鳳梁、趙國璋在《王伯沆〈紅樓夢〉批語彙錄•前言》中說：「辛亥革命以後，對《紅樓夢》繼續進行評點，用功最深、成就最大要算王伯沆（瀣）先生了。近年來，我們有機會看到王先生用五色筆手批的《紅樓夢》，深深感到：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了王雪香評本。」「王氏關於《紅樓夢》藝術特色的鑒賞和分析，是值得重視的一份學術遺產。對於搞文藝創作、研究、教學的各種人都有參考借鑒的作用。」[10]王伯沆對《紅樓夢》評價極高，稱它是「幽奇圓妙之作」，「百讀不厭之文」。他的評點，內容很廣，涉及思想內涵、人物褒貶、藝術鑒賞、版本、事典、詞語考釋、摘誤糾謬等。其價值已有不少學者作了評介，筆者在此不再重複，只想指出王伯沆批語與太谷學派思想相同或相的地方。
王伯沆在批點中常引用佛典和道藏，如第《紅樓夢》第5回描寫秦可卿臥室中的擺設，「案上設著武則天……」，伯沆批道：「以下寫去是六欲境界。」[11]警幻仙姑說「寶玉如爾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伯沆批曰：「是儒家之乾坤二元，是道家之先天，是佛家之法界性。」[12]第19回寫寶玉聞到黛玉身上一股幽香，伯沆批曰：「此性香也，身香為上」。[13]第44回賈母罵賈璉等一干人：「成日家偷雞摸狗」，伯沆批曰：「若是皮囊，無不腥臭。非有性功德香，不能身香。」[14]由此可見，王伯沆受到儒、道、佛思想的綜合影響。王伯沆在金陵任教時，常去聽佛學大家歐陽競無的演講，而太谷學派也有三教合一的傾向，張積中雖批評佛教「絕而君臣，棄而父子，無兵刑禮樂之士，無士農工賈之倫，外視其身，何有乎人；外視其人，何有乎事，循佛之說，人類絕矣！」但同時又褒揚佛老，以為其有功於世，「後儒攻佛老，而佛老愈盛，其何故也？蓋有天焉。身心性命，人之所以為人也。……五霸假聖人之跡，佛老明聖人之心，去其跡而人類亡，去其心而天理滅，天故存之。世運衰微，天心仁愛，從可見矣。諸儒泥其象而攻之，亦門戶之見也，奚有當乎？佛氏明心見性之說，即大學致知說也。……致知之旨，賴佛以顯。」[15]所以，太谷學派以儒學為主，同時又吸收了佛老中的有益養料，太谷學派「命由師傳」傳承方式即與禪宗衣缽相傳相同。關於太谷學派三教合一的思想，《老殘遊記》中借黃龍子之口作了詳盡而又形象的闡述。
王伯沆在批語中，還抨擊了宋儒滅人欲，提倡以率性為宗，如第5回警幻仙姑稱自己「司人間之風情月債……」伯沆批道：「吟風弄月，便是儒家聖境；民無怨曠，便是文王治功。莫把風月、男女，看得太壞。」[16]第13回批曰：「好色、知情，聖賢所不能免也。」[17]第56回批曰：「寶釵慣說此等理學話，真是可厭。」[18]第36回寫獨有黛玉，自幼不曾勸寶玉去立身揚名，批曰：「聖賢仙佛，只以率性為宗，方成無為絕學。」[19]太谷學派受王學左派的影響，對宋儒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劉鶚就在《老殘遊記》中借璵姑之口批判了宋儒的禁慾主義。太谷學派的重量級人物都不廢男女之情，如周太谷、李龍川、劉鶚，或鍾情房術，或留情煙花。
在第11回的批點中，王伯沆還提到了張積中在山東講學的肥城，鳳姐道：「因為看見寶兄弟吃桃兒」， 伯沆批曰：「已開菊花，猶吃桃兒，似與時令不合。或雲肥城至秋九月始熟。余笑曰，不知是否。」[20]張積中寫有《桃花賦》，說其居處「種桃子兮千株」。[21]其《小王屋山居自述》中描繪道：「嵐氣往來，拂人襟袖。兩說通流，字曰雙溪。雙溪之間多植桃，命曰『桃花浮嶼溪』」。[22]劉鶚以張積中肥城黃崖為藍本，寫成了《老殘遊記》中著名的「桃花山論道」章節。
從太谷學者們的著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對通俗小說諸如《西遊記》、《水滸傳》、《官場現形記》等都非常熟悉，並且把小說創作和研究作為「立言」的方式之一。他們以太谷學派的思想去接受《紅樓夢》，同時，《紅樓夢》又反過來影響了他們的創作和人生觀念。他們通過對《紅樓夢》的閱讀和評點，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學術觀點，為紅學研究做出了獨特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