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劉心武揭秘紅樓夢》
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往往具有十分廣闊的詮釋空間。這種詮釋空間的形成，首先決定於作品本身藝術生命力的永久性、所含信息的多樣性以及思想內涵的豐富性。但是，這種詮釋空間又不是無限的和不確定的。一方面，文學作品一經創作出來，自身便具有了歷史客觀性，這種歷史客觀性包含這樣幾個因素：一是固定的文本形態，二是作品文獻史料、典章制度等方面的規定性，三是作者所處社會環境的歷史客觀性。作品所表述的形象、所蘊涵的意義都無法擺脫這些因素的範圍和限定。從另一方面來說，這種詮釋空間能否被充分發現和挖掘，還取決於詮釋者的審美能力、藝術悟性、人生經驗、歷史知識、邏輯推理以及哲學思想等詮釋能力。在某一方面特定的歷史時期，對同一部作品的意義之所以會產生種種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詮釋，並不是因為作品文本發生了變化，而是詮釋者自身主觀因素有著許多差異，甚至是巨大的差異。自《紅樓夢》問世以來，人們對其意義的詮釋就從未停止過。正如詮釋學理論所主張的那樣，在讀者與文本的互動中，《紅樓夢》的意義被不斷發現、不斷豐富、不斷擴大、不斷更新；同時不可否認，也時被誤讀或扭曲。只有那些具備了最為充分條件的詮釋者，才有可能對其作出全面、豐富、準確、深刻的詮釋。
一
一般地說，一部文學作品的文本形態是固定的，《紅樓夢》自然也不例外。如果說有什麼特殊性的話，那就是《紅樓夢》的版本比較複雜，人們根據不同的版本會作出不同的詮釋。但從《紅樓夢》詮釋的歷史和現狀來看，版本的不同的確曾經導致某些歧義的產生，然而它並非產生歧義的主要原因。那麼，《紅樓夢》文本形態的客觀規定性有那些具體內涵呢？
首先，文本所敘故事的時間是客觀存在的，文本時間與故事時間及現實時間之間具有一定的對應關係，由此決定了文本形態的客觀規定性。關於《紅樓夢》文本的敘事時間，今有周汝昌先生《紅樓紀歷》、周紹良先生《紅樓夢系年》、張笑俠先生的《紅樓夢年表》和秦淮夢先生《紅樓夢本事編年新探》以及部分論文等專論此事。儘管《紅樓夢》中有關歲時節序、人物年齡的描述存在某些矛盾和混淆不清之處，但從整體上看，其敘事的時間脈絡還是基本清楚的。《紅樓夢》[1]第一回「甄士隱夢幻識通靈，賈雨村風塵懷閨秀」，寫甄士隱夢中見一僧一道攜頑石下凡歷劫，周汝昌先生認為：「是即暗寫寶玉降世之時，故六十二、三回敘寶玉生辰在夏天，約當四月下旬。」周紹良先生也認為：「頑石下凡歷世，自指寶玉降生而言，當即《紅樓夢》之開始。」秦淮夢先生則認為頑石並非寶玉，神瑛侍者才是寶玉的前身，頑石夾帶於其中得以來到人世，因此寶玉降辰是在第二年。其間雖有爭議，但相差也不過僅有一年。[2]
小說中不時透露出有關人物年齡或歲時節令的信息，只要認真閱讀，並不難把握。如第一回說甄士隱之女英蓮「年方三歲」， 第二回寫黛玉「年方五歲」，
賈雨村應聘作了黛玉的老師。小說接著寫道「看看又是一載的光景」，從語氣上說，賈雨村在林家應是第二年了，黛玉應為七歲。冷子興對賈雨村稱寶玉「如今長了七八歲」。寶玉比黛玉年長一歲，故應為八歲。又說「賈蓉今年才十六歲」比寶玉年長八歲。至第十三回為使秦可卿喪禮風光，賈蓉捐官填寫履歷表，年二十歲。因此可以推斷自第二回至第十三回小說文本所敘故事時間為四年。第二十五回寶玉被馬道婆所害，癩頭和尚撫摸玉石說：「青埂峰一別，展眼已過了十三載矣！」寶玉此時週歲應為十三歲，虛歲則為十四歲。因此可以推斷從第二回至第二十五回，小說文本所講述的故事時間是十三年，從第十三回至第二十五回則應為一年多。第二十二回鳳姐說「薛大妹妹今年十五歲」，一般是指虛歲，寶玉比寶釵小一歲，故應為十四歲。從第十八回至第八十回共寫三年之事，因此至第八十回時，寶玉的年齡為十六歲。
由此可見，《紅樓夢》文本的敘事時間是基本清楚的。劉心武先生在其《揭秘》中也多處以文本敘事時間作為依據，但他為了證明自己的「秦學」之說，卻歪曲了文本的敘事時間。如他說：「實際上《紅樓夢》的第一回到第八十回，整個兒是寫的清朝從康熙、雍正到乾隆朝的故事，其中，第十八回後半部到第八十回都是乾隆時期的事。」[3]為了證明這一論點，他舉出第二十七回中曾說這一年的四月二十六日是芒種節，根據《萬年曆》，乾隆元年就是這一天交芒種節，因此他認為從第十八回後半回到第五十三回上半回寫的是一年之事，即乾隆元年事。如此說來，時年十四歲的寶玉應生於十四年之前，即雍正元年（1723），故事也應開始於這一年。劉心武先生又說秦可卿是在太子胤礽「第二次被廢的關鍵時刻落生的，所以在那個時候，為了避免這個女兒也跟他一起被圈禁起來，就偷運出宮，托曹家照應」[4]。太子胤礽第二次被廢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按劉先生的說法，秦可卿應生於這一年，這樣一來就比寶玉年長十一歲。但前面已從文本時間得知，賈蓉比寶玉年長八歲，如果秦可卿比寶玉年長十一歲的話，則秦可卿比自己的丈夫賈蓉還要大三歲。但劉先生在《紅樓望月·元春為什麼見不得「玉」字》中又明白告訴我們：「秦可卿『畫梁春盡落香塵』時應恰是二十歲」[5]小說文本也明確指出，為秦可卿喪禮風光，賈蓉捐官填寫的是二十歲。那麼，秦可卿與丈夫究竟同歲呢？還是年長三歲呢？
不妨再換一角度來看。按劉先生的說法，秦可卿生於太子被廢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秦可卿死於哪一年呢？劉先生說：「當然第十三回、十四回、十五回，應該說還是清楚的，包括第十六回，內容都是雍正暴亡、乾隆登基那個時候發生的一些事情。」這就是說，秦可卿死於雍正十三年（1735）。照此推算，秦可卿死時又成了二十三歲。由於劉心武先生為證明自己的觀點而背離了文本的敘事時間，因而陷入了自我矛盾之中。
劉先生還有一個觀點，即認為小說「第一回至第十六回，應該大體上是雍正時期，更具體地說，是在雍正朝晚期，也就差不多是雍正暴死之前。」「第十六回實際上講的是雍正暴亡和乾隆登基的情況。」[6]但前面他已述及，小說從第十八回後半回至第五十三回上半回都是乾隆元年之事，那麼按照這種說法，從第十六回至第十八回的前半回這兩回半的時間也應是同一年之事。實際情況如何呢？請看小說文本的敘述：第十六回大觀園開始動工修建是在賈璉和黛玉從南方返回之後，因此賈璉和黛玉從南方返回之時，即大觀園動工修建之日。第十二回結尾處寫道：「誰知這年冬底，林如海的書信寄來，卻為身染重病，寫書特來接林黛玉回去。」「作速擇了日期，賈璉與林黛玉辭別了賈母等，帶領僕從，登舟往揚州去了。」第十四回交代「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日巳時沒的，二爺帶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爺靈到蘇州，大約趕年底就回來。」第十六回又說「林如海已葬入祖墳了，諸事停妥，賈璉方進京的。本該出月到家，因聞得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一路俱各平安」。賈璉原定年底到家，後又說「出月到家」，從前後語氣推測，所謂「出月」，應是指「出十一月」。因聽到元春晉封為鳳藻宮尚書的喜訊而「晝夜兼程」，於是又提前了幾天，也就是說十一月底之前即回到家中了。賈璉回來的「次日」，「便往寧府中來，合同老管事的人等，並幾位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審察兩府地方，繕畫省親殿宇，一面察督辦理人丁」。也就是說，賈璉回來的第二天，就開始了大觀園的修建。第十七回開頭便說：「又不知歷幾何時，這日賈珍等來回賈政：『園內工程俱已告竣……』」於是賈政率眾人入園題匾額，園中景像是「佳木蘢蔥，奇花閃灼」，當是初夏時令。從前一年的冬天到第二年初夏，大觀園的主體工程基本竣工，也符合實際。「王夫人等日日忙亂，直到十遠將盡，幸皆全備」，「於是賈政方擇日題本」，恩准次年正月十五日賈妃省親。顯然，修建大觀園前後用了近一年的時間，也正符合後文黛玉所說「大觀園蓋才蓋了一年」。
由此可見，第十六回元春晉封為鳳藻宮尚書是在十一月份，第十七回大觀園建成是在第二年的初夏，第十八回元春省親則在轉過年來的正月十五了。因此從第十六回到第十八回，文本講述了三個年頭之事。如果按劉心武先生的說法，第十六回是「雍正暴亡和乾隆登基」，乾隆登基是九月初三，元春這時被冊封為貴妃，接下來就是乾隆元年元春省親，那大觀園是何時修建的呢？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而置小說文本的敘述時間於不顧，當然難以令人信服。
二
文本中對人物身份、人物之間關係的描述，也是詮釋的重要依據。如第二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時說道：「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著官；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祖父最疼，原欲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外，問還有兒子，立刻引見，遂額外賜了這政老爹一個主事之銜，令其入部習學，如今現已升了員外郎了。」這裡交代地明明白白，兩個兒子都是賈母所生，不存在過繼的問題。但是，劉心武先生卻認為曹雪芹「過分地忠於生活原型，他太寫實了」，小說中的賈政就是現實生活中曹寅的侄子曹頫\，因曹寅唯一的兒子早逝，曹頫\便過繼給了曹寅。由此推斷，小說中的賈政也是過繼來的，所以賈母和賈政的關係十分冷淡。[7]
劉心武先生試圖以此證明《紅樓夢》中的人物都是有生活原型的，然而不難看出其邏輯上的混亂。如果賈政真過繼給了賈代善，那麼賈赦就不應當被稱為長子，更不應當讓賈赦襲官。如果與現實生活中的曹家相對應，也是曹頫\繼任了江寧織造，而不是他那未過繼的幾位哥哥。再說，也絕無兄弟中一人過繼給伯伯或叔叔，其他兄弟也都跟著去當兒子的道理。曹頫\是曹寅弟弟曹宣（荃）之子，如果曹寅相當於小說中的賈代善，曹宣就相當於小說中的賈代化。小說中的賈政、賈赦豈非都成了賈代化的兒子？現實生活中曹寅是長子，曹宣是次子，又與小說中賈代化居長不合。因此，小說文本中人物的身份是不能夠隨意與現實生活中的人一一比附的。至於小說中為何讓賈政居住在正廳正房，應與「祖父最疼」四字相關。榮國府在榮國公去世後，賈代善成為主人，由於祖父的疼愛，賈政一直住在府中，長孫賈赦成家後另居別院。賈代善去世後，賈母健在，自然就與賈政住在了一起。劉心武先生一會兒說曹雪芹「太寫實了」，一會兒又說「實際上榮國府只有這麼一個過繼的兒子，為什麼他要寫賈赦呢？這點就是他發揮他的藝術想像力，以及他的藝術虛構了，如果太忠實於生活的真實寫起來就很麻煩，所以他就歸並同類項，因為賈赦確實在小說裡面是賈政的哥哥，在生活原型當中也確實是曹頫\的哥哥，他和賈政之間他們是親兄弟，但是他沒有過繼給賈母，明白嗎？他沒過繼給賈母，他怎麼能住在榮國府的院子裡呢？他當然是在另外一個院落居住，明白這個邏輯了吧？」[8]劉心武先生認為他的論證很有邏輯性，但是我們不禁要問：既然賈赦因為沒有過繼給賈母，就不能住在榮國府的院子裡，那小說又為什麼讓他成為了賈母的長子？又為什麼讓他襲了官呢？這又是什麼邏輯呢？
再來看小說中對秦可卿的描述，第八回結尾處說得十分明白，她是秦業從養生堂抱來的。「長大時，生的形容裊娜，性格風流。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許與賈蓉為妻」。她不僅「生的裊娜纖巧」，「行事又溫柔和平」，因此賈母把她視為「重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第五回）這些描述本來並無特殊之處，但劉心武先生卻做起了文章，認為以賈家之地位，決不可能與養生堂抱來的野種結親，於是先來揭示「賈府婚配之謎」。然而在揭示這一謎底時，劉心武先生又曲解了文本的描述，犯了邏輯上的錯誤。劉心武先生以賈代善、賈政、賈璉或與「四大家族」中的史家結親，或與「四大家族」中的王家結親為例，證明「四大家族是互相婚配的，娶媳婦絕不能隨便，而且首先考慮四大家族裡面有沒有合適的。」如果四大家族中一時沒有合適的，也要找一個「詩禮大家」的女兒作媳婦，比如李紈就是如此。[9]
然而，榮、寧二府中的媳婦並非都出身於顯赫家庭，劉心武先生也看到了這一點，如邢夫人、尤氏等。對此應作如何解釋呢？劉先生認為那是因為邢夫人、尤氏都是填房的緣故。填房即續娶之妻，是元配夫人過世後又明媒正娶的妻子，是第二任正室夫人，與元配夫人相比，地位絲毫沒有降低，那為何家庭條件就一定會降低呢？如果說因為填房的年齡較小，或容貌嬌媚，因此家庭條件有所降低，也還說得過去。但小說中的邢夫人年齡、相貌均無甚優長之處，尤氏的年齡與賈珍也無多大懸殊，其容貌則顯然不及尤二姐和尤三姐。所以劉心武先生論證的這一邏輯並不嚴謹，但他卻按照這一邏輯繼續推論：「那麼根據整個的這些描寫，我們可以形成這樣一個邏輯，就是賈氏宗族在為賈蓉選擇媳婦的時候能夠不重視嗎？即便四大家族裡面找不到合適的，類似李紈這樣的家庭背景的能不能找一個，如果這樣也找不到的話，起碼可以以賈赦的填房和他自己的繼母為坐標系，找一個過得去的，血緣很清楚，家境也還過得去，身份也還可以的這樣一個女子吧。」「秦可卿的寒微出身，顯然與賈府這個百年大族的地位極不匹配，她成了賈府眾多媳婦中的一個例外。」[10]
前面已經引述了小說中的描寫，秦可卿是秦業從養生堂抱來的，因此其出身就應當以秦業的家庭為背景，而不必再去追問她親生父母的家境如何。秦業「現任營繕郎」，且「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尤其是秦可卿「長大時，生得形容裊娜，性格風流」。就這些條件看，絲毫不亞於邢夫人和尤氏。秦業五旬之上得的兒子秦鐘，在王熙鳳眼中竟把寶玉比下去了。秦業為秦鍾延師讀書，「因去歲業師亡故，未暇延請高明之士，只得暫時在家溫習舊課」。秦業雖然「宦曩羞澀」，但還是「東拼西湊的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親自帶了秦鐘，來代儒家拜見了。」（第八回）可見與邢家、尤家相比，家境也並非更為寒酸。因此秦可卿嫁與賈蓉為妻，並非不可想像。至於賈母為何特別喜歡秦可卿，小說中也交代得清清楚楚：「賈母素知秦氏是個極妥當的人，生的裊娜纖巧，行事又溫柔和平，乃重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第五回）這裡所說的「重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應指整個家族而言。因為賈家是一個百年大族，依賈母的輩分而論，此時的重孫媳婦除秦可卿外，尚有他人。第十三回聽到秦可卿去世的消息，賈菖、賈菱、賈芸、賈芹、賈蓁、賈萍、賈藻、賈蘅、賈芬、賈芳等與賈蓉平輩的便來了十幾位，其中應有已娶妻者。但劉心武先生卻說「賈母就等於有一個預言，就是以後賈璉你也生了一個兒子，也娶了一個媳婦，我現在都不用動腦筋，肯定比不了秦可卿；或者你賈寶玉今後也有一個兒子，也娶媳婦，或者賈環也有兒子，也娶媳婦，但都比不了秦可卿。……怎麼能夠事先就斷定，賈蘭不管娶什麼媳婦，秦可卿都永遠是第一得意之人呢？」[11]賈母又不是神仙，怎麼能夠會作出這種荒唐的預言呢？退一步說，賈母讚賞的是秦可卿做事妥當，溫柔和平，這與她的血統、出身也根本挨不上，倒是一位出身平民之家的媳婦更有可能具備這些優點。
劉心武先生還從脂本與程高本個別不同之處尋找到了根據，這就是脂本中秦業的名字在程高本中改成了「秦邦業」。劉心武先生認為這一改動事關重大，他解釋道：「可見高鶚和程偉元對這個名字是敏感的，為什麼？因為在古本《紅樓夢》上，脂硯齋在批語裡面對『秦業』這個名字是有非常明確的評論的。脂硯齋怎麼評論的呢？她說『妙名，業者孽也』。」「秦就是諧音『感情』的這個『情』，業就是諧音『孽』，合起來的意思就是因為有感情而造成罪惡。」「高鶚、程偉元他們也可能看出這個含義了，他們不想因為這個書稿惹事，甚至還有更壞的想法，所以就把它改了。」[12]為了證明秦可卿非同小可的出身，劉心武先生真可謂動了腦子，但脂硯齋對秦業名字及其官職的批語並非僅有劉心武先生所引的這幾個字，下面緊接著又批道：「蓋雲情因孽而生也。官職更妙！設雲因情孽而繕此一書之意。」脂批明明說「情因孽而生」，但劉心武先生卻反過來說「因為有感情而造成罪惡」。不要小看這一改動，因為它直接關係到劉心武先生的立論基礎。「情因孽而生」，是說情產生於孽障，試看秦業的一兒一女，皆因孽情而命喪黃泉，這就是小說要表明的用意。正如秦可卿的判詞所說：「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秦鍾、秦可卿的短暫一生證明了孽情之不可取。但如按照劉心武先生的理解，「因為感情而造成罪惡」，那就是賈珍和秦可卿因為有了感情，結果導致了不顧大局的罪惡。再說，如果秦業這個名字如此敏感，不改動就會「惹禍」，那麼比這更為敏感的地方太多了，如劉心武先生反覆強調的「義忠親王老千歲」，這些地方難道程、高就不怕「惹禍」嗎？實際上，程、高改秦業之名為「秦邦業」，是為了淡化秦可卿「淫喪」的事實，與脂硯批語建議刪改的用意盡量相一致。
第五回秦可卿引寶玉到上房休息，寶玉見屋內掛著《燃藜圖》，又有一副對聯，寫的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便堅決不肯在此休息，於是秦可卿將他帶到了自己的臥室。小說對秦可卿臥室作了一番細緻的描述，其用意顯然是與上房的莊重世俗形成鮮明對比。上房乃賈珍與尤氏的居室，從其佈置可見出兩人生活的平庸乏味。秦可卿的臥室如此奢華淫糜，則暗寓其與賈珍的曖昧關係。所以甲戌本在此批道：「艷極，淫極。」在「案上設著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下批道：「設譬調侃耳。若真以為然，則又被作者瞞過。」武則天本為太宗之妃，卻成為高宗之後，這就是其調侃之意。但是，劉心武先生卻認為這些描寫是為了證明秦可卿的公主身份，所以他對「壽昌公主」和「同昌公主」的典故特別感興趣，但小說中接著說「展開了西子浣過的紗衾，移了紅娘抱過的鴛枕」，莫非秦可卿又成了為國犧牲愛情的西施和與張生大膽幽會的鶯鶯嗎？看來，劉心武先生真被脂硯所言中，「又被作者瞞過」了。
三
《紅樓夢》是一部描寫現實生活的文學作品，其文本中有關文物史料、典章制度等信息即成為詮釋的客觀依據。如第五十三回寫榮國府元宵開夜宴，宴席上陳設著一件「纓絡」屏風，然後說道：「凡這屏上所繡之花卉，皆仿的是唐、宋、元、明各名家的折枝花卉……」因此小說所講述的故事應發生在明代之後。此回中還提及「御田胭脂米」，「庚辰本」批曰：「《在園雜誌》有此說。」《在園雜誌》乃清人劉廷璣所作，又知劉廷璣為遼陽人，康熙四十二年曹寅曾有詩贈別劉廷璣。[13]因此可進一步得知，《紅樓夢》的創作時間應在康熙、雍正年間之後。經過幾代學者的不倦努力，對《紅樓夢》文本中的文物史料、典章制度等已經作出了許多可信的考證，對文本作出詮釋時，必須遵循這些客觀依據。
《紅樓夢》第十三回賈珍要為秦可卿尋一副好棺木，可巧薛蟠店裡有一副檣木板，「原系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拿去」。所謂「千歲」，是封建時代對諸王乃至於皇后的稱呼，並非專指太子，常見於小說、戲曲之中。但劉心武先生卻說：「我認為，千歲在這裡就是指太子，就是指在皇帝薨逝以後，登基當新皇帝的那個人。」大概劉心武先生也感到這樣說有些武斷，所以他接著擺出了立論的前提：「清朝跟明朝很不一樣，清朝皇帝對其兒子的分封，從來都不是均等的。比如康熙分封諸皇子，那時候叫他們阿哥，他就不是一律都封王，就是有的只封為貝子，有的只封為貝勒，有的，像十三阿哥胤祥，都成年了，比他歲數小的十四阿哥都封爵位了，他還沒被冊封，他是直到康熙死了雍正當了皇帝，才被封為親王的。明朝皇帝的兒子受封後，去封地居住為王，清朝皇子分封後，都留在京城裡，極個別的讓其住在城外，但也不是封到外省為王。在清朝的政治生活裡，本來並沒有千歲這樣一種稱呼；但是清朝在康熙那一朝，康熙曾經冊立過太子，而且明確地告示天下，在他眾多的兒子裡，太子就是唯一被指定的皇位繼承人，因此，曹雪芹筆下的『義忠親王老千歲』，就是喻指康熙立的太子胤礽。」[14]
說實在的，筆者也十分希望劉先生的這一立論前提能夠成立，因為這樣一來，許多問題便可迎刃而解。但認真讀了這段話後，卻感覺是在繞圈子，繞來繞去，還是原地未動。又因為這直接關係到劉心武先生立論的基礎，為了不至於誤解劉先生的原意，所以下面逐句作一辨析。劉先生說：「康熙分封諸皇子，那時候叫他們阿哥，他就不是一律都封王，就是有的只封為貝子，有的只封為貝勒，有的，像十三阿哥胤祥，都成年了，比他歲數小的十四阿哥都封爵位了，他還沒被冊封，他是直到康熙死了雍正當了皇帝，才被封為親王的。」不錯，康熙的確沒有對所有皇子都封王，然而現在的問題是，除了太子胤礽外，是否其他皇子都未封王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這其實並不是什麼秘密，史籍載之甚明：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封皇三子胤祉為誠親王、皇四子胤禎為雍親王、皇五子胤祺為恆親王。同時還封皇七子胤祐為淳郡王、皇十子胤俄（示+我）為敦郡王，皇九子胤禟、皇十二子胤裪、皇十四子胤禵俱為貝勒。[15]而在此之前康熙三十七年三月，曾封長子為直郡王、三子為誠郡王，四子、五子、七子、八子俱為貝勒，可見康熙冊封諸子，首先要看其年齡，另外還要看其表現。如長子允褆雖曾被封為直郡王，但康熙四十七年因「咒詛太子」而被革爵，當然不可能再被封為親王。皇十子被封為郡王，而皇九子卻被封為貝勒。因此只要表現良好，到了一定年齡便可得到冊封，在這一問題上，康熙並沒有什麼偏向。十三阿哥沒被冊封，而十四阿哥卻被冊封，也事出有因。十四阿哥頗有指揮才能，如康熙五十七年被任命為撫遠大將軍，視師青海。而三子當時未被冊封，當然是因為其表現尚不太令人滿意的結果。
劉先生又說：「明朝皇帝的兒子受封後，去封地居住為王，清朝皇子分封後，都留在京城裡，極個別的讓其住在城外，但也不是封到外省為王。」這與論題似無關係，不知道劉先生說這番話的用意何在。如果說是繞彎子，也繞得太遠了些。
劉先生接著又說：「在清朝的政治生活裡，本來並沒有千歲這樣一種稱呼；但是清朝在康熙那一朝，康熙曾經冊立過太子，而且明確地告示天下，在他眾多的兒子裡，太子就是唯一被指定的皇位繼承人。」不知劉先生所說的「政治生活」是何含義，如果是指朝廷政治，那麼，在哪一朝代的政治生活裡有千歲這種稱呼呢？「千歲」這一稱呼主要見於小說、戲曲之中，《紅樓夢》就是明證。康熙首次冊立太子是在康熙十四年，太子時年僅兩歲，因此當時康熙還沒擁有「眾多的兒子」，僅有非嫡出的長子胤褆和太子胤礽。至於說「太子就是唯一被指定的皇位繼承人」，簡直就等於什麼也沒說。然而問題在於，劉先生在這兒巧妙地改換了概念，他直接把「千歲」與「太子」劃了等號。於是便堂而皇之地宣稱：「因此，曹雪芹筆下的『義忠親王老千歲』，就是暗喻康熙立的太子胤礽。」劉先生自認為論證得十分嚴謹，但問題恰恰就出在這裡。試想，一切都是那麼確定無疑，太子就是千歲，而且只有太子能夠被稱為千歲，那還用什麼「暗喻」？簡直是洞若觀火！然而，這樣一來，曹雪芹不太明目張膽了嗎？劉先生所破解的謎還有什麼神秘性可言！一個「秦業」之名，都那麼敏感，以至於程偉元、高鶚為不「惹禍」而改為了「秦邦業」，為何如此容易「惹禍」之處，反視而不見了呢？
劉先生的彎子至此還未結束，他又說：「對這個人物，曹雪芹使用的語言非常地精到，他叫做『壞了事』。為什麼這個人後來沒把這個棺木拿去做棺材呢？這個人後來『壞了事』。『壞了事』這個含義既含混又清晰。含混在哪裡呢？就是如果你不懂清朝政治的話，你就會覺得糊里糊塗，是不是死掉了呀？不是。為什麼說它很準確呢？如果他死了，就說他死了，不就結了嗎？但是它又很準確地傳遞出一個信息，他沒說這個人死。」[14]實際上沒有劉先生說得那麼深奧，就是不懂清朝政治，也明白「壞了事」和「死了」不是一個概念。然後說「它又很準確地傳遞出一個信息」，這個信息是什麼呢？即「他沒說這個人死」。關鍵是「這個人」指的是誰，劉先生繞了許多圈子後，卻絲毫沒有任何進展。劉先生意在證明所謂「壞了事」，就是指太子被廢。太子首次被廢是在康熙四十六年，時年三十四歲。康熙四十八年復立，五十一年二次被廢，時年三十九歲。可見第二次被廢，或按劉先生的理解「壞了事」，太子還不滿四十歲。很難想像，一個正當壯年且準備登基的太子卻早早為自己準備好了棺木。再說廢太子於雍正二年（1724）去世後，雍正追封為和碩理親王，謚曰「密」，這樣一種地位，也不至於死後不敢使用一副上等棺木。如果一定要找出小說文本所說的那位「壞了事」的「義忠親王老千歲」究竟是誰，那麼雍正朝被治罪的親王非止一人，尤其是雍正四年被改名為「阿其那」 、「削籍離宗」的廉親王，不久即病故於禁所。還有雍正八年被革除爵位的誠親王允祉，宗人府等衙門議奏其「行事殘刻，罪惡日稔，應削去和碩親王，革退宗室，即行正法」。[16]這兩位親王似乎更符合小說中的描述，道理很簡單，廢太子對雍正已構不成什麼威脅，倒是允祉、允禟等人內外盤結，相機而動，雍正宣佈他們的罪惡之一便是「陷害故太子」。因此，說那位壞了事的義忠親王老千歲是指廢太子，顯然於理不通。再退一步說，如果秦可卿果然是一位出身高貴的公主，那賈政又何必勸說「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呢？可見，秦可卿還是一位常人。
四
文學作品的作者生活在一定的社會歷史環境中，這一社會歷史環境具有客觀規定性，是對作品進行詮釋時的重要客觀依據。現存脂本《石頭記》的早期抄本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儘管是過錄本，但其創作時間卻是可以肯定的，即在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年間，「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本」《石頭記》已經面世了。該本殘存十六回，其中包括第十四回「林如海捐館揚州城，賈寶玉路謁北靜王」。回前脂硯齋有批曰：「路謁北靜王，是寶玉正文。」這就是說，小說文本中的北靜王形象最遲在乾隆十九年已經塑造出來了。但是，劉心武先生在第十一講「北靜王之謎」中卻說：「北靜王叫什麼名字呢？他叫水溶，那麼在清朝的皇家裡面有沒有一個人叫水溶呢？沒有，但是有一個人叫永瑢。……明擺著，水溶是從永瑢這個名字演化來的。那麼永瑢是誰呢？永瑢是乾隆的一個兒子……他借用了永瑢這個名字，各去一點，構成小說當中水溶這個名字……」[17]劉先生很會聯想，但只要認真核實一下，其似是而非的真實面貌就昭然若揭了。不錯，乾隆的確有個兒子叫永瑢，但他生於乾隆八年（1746），至甲戌本抄成時，他才十二歲。但小說中卻說他「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謙和。……自己五更入朝，公事一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古人二十為弱冠，北靜王雖然年輕，但也應為十八、九歲。無論如何不能設想，一個未滿十二歲的少年便能入朝為官。劉先生又說北靜王的另一個原型是康熙的第二十一個兒子允禧，其根據就是他的謚號是「靖」，「北靜王的『靜』字，很可能就是從『靖』字演化過來」[18]。但是允禧死於乾隆二十三年（1758），只有死後才能得到「靖」的謚號，而此時甲戌本已問世四年之久了。[19]由此可見，違背了小說作者所生活時代的歷史規定性，所作出的詮釋就會漏洞百出，難以讓人信服。
劉先生所謂的「秦學」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曹家與太子關係十分密切，因此曹家才會冒著風險，在太子二次被廢的關鍵時候，藏匿了太子的女兒秦可卿。在第八講「曹家浮沉之謎」中說道：「曹家和康熙、和太子胤礽的這種親密關係，被寫進了《紅樓夢》。」曹家與康熙關係密切，從曹璽到曹寅、再到曹顒、曹頫\，三代四人連任江寧織造，深得康熙顧眷，這是人人皆知的事實。但說曹家與太子的關係也十分密切，就必須拿出確鑿的證據了。劉先生所舉出的最重要的證據就是「林黛玉在榮國府所看到的那副銀聯，和真實生活當中胤礽在做太子的時候寫的對聯加以對比，你就會發現這兩副對聯是有血緣關係的」。[20]接著劉先生費了很多筆墨、繞了很多彎子來證明這副對聯為太子所寫，但僅憑劉先生的這種推論是難以讓人信服的。我們不妨換一個思路來考察曹家與太子的關係。首先，曹家對康熙的感情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康熙對太子的態度直接決定著曹家對太子的態度。在太子二次被廢之前的康熙五十年十月，康熙對太子已徹底失去了信心，請看史實[21]：
「康熙五十年十月，上察諸大臣為太子結黨會飲，譴責步軍統領託合齊，尚書耿額、齊世武，都統鄂繕、迓圖。託合齊兼坐受戶部缺主沈天生賄罪，絞；又以鎮國公景熙首告貪婪不法諸事，未決，死於獄，命剉屍焚之。齊世武、耿額亦以得沈天生賄，絞死。鄂繕奪官，幽禁。迓圖入辛者庫，守安親王墓。上諭謂：『諸事皆因允礽。允礽不仁不孝，徒以言語貨財囑此輩貪得讒媚之人，潛通消息，尤無恥之甚。』」儘管康熙還沒有宣佈再廢太子，但其態度已很鮮明。凡與太子結黨營私者，不論官職高低，均受到嚴懲。在這種情況下，曹家還要藏匿太子之女，那真有些不可思議了。
其次，再看太子二次被廢後的情況。康熙五十二年，趙申喬疏請立太子，康熙有一段較長的諭旨，對廢太子評論說：「允礽儀表、學問、才技俱有可觀，而行事乖謬，不仁不孝，非狂易而何？凡人幼時猶可教訓，及長而誘於黨類，便各有所為，不復能拘制矣。立皇太子事，未可輕定。」
康熙五十四年，允礽趁為福晉看病之機，「以礬水作書相往來，復囑普奇舉為大將軍，事發，普奇等皆得罪。五十六年，大學士王掞疏請建儲，越數日，御史陳嘉猷等八人疏繼上，上疑其結黨，疏留中不下。五十七年二月，翰林院檢討朱天保請復立允礽為太子，上親詔詰責，辭連其父侍郎朱都納，及都統銜齊世，副都統戴保、常賚，內閣學士金寶。朱天保、戴保誅死，朱都納及常賚、金寶交步軍統領枷示，齊世交宗人府幽禁。」
康熙六十年三月，「掞復申前請建儲。越數日，御史陶彝等十二人疏繼上。上乃嚴旨斥掞為奸，並以諸大臣請逮掞等治罪，上令掞及彝等發軍前委署額外章京。」
可見，自康熙五十年十月太子二次被廢之前，直到康熙去世，康熙對太子的態度極為鮮明，曹家對此當然十分清楚。反過來，此時康熙對曹家的關照卻非同一般，在太子被廢當年，曹寅患瘧疾而亡，康熙即令其子曹顒補放織造郎中，繼任江寧織造。康熙五十三年底，曹顒因赴都染病身故。康熙曾傳諭內務府，對曹顒給予很高的評價。內務府按照康熙旨意，「將曹頫\給曹寅之妻為嗣，並補放曹顒江寧織造之缺，亦給主事職銜」。康熙對曹頫\始終非常重視。因此，無論是曹顒，還是曹頫\，都不可能置康熙的嚴命而不顧，去交結廢太子一黨。
反而是到了雍正朝，情況發生了變化。雍正繼位後，便封允礽子弘皙為理郡王。雍正二年十二月，允礽去世，追封謚。雍正六年，弘皙進封親王。可見雍正對廢太子父子十分寬厚。但對曹家卻迥然不同了，曹頫\每因故被斥責，直至雍正五年被撤職抄家，「枷號催追」。[22]在這種情況下，曹家怎麼可能與太子一派勾勾搭搭呢？
最後看乾隆剛剛即位時的情況。劉先生認為這時的政治形勢極為複雜，他說道：「李白當時有一句詩叫做『雙懸日月照乾坤』。史湘雲引用這句詩就意味著在乾隆朝的時候，在現實生活當中的曹家的頭上出現了日月雙懸的情況，……『日』當然是乾隆了，『月』是誰啊？有沒有月？有月啊！好大一個月亮！他是誰？」「如果乾隆他是太陽的話，弘皙就被人們認為是月亮。」劉先生並再三強調「這個論斷是有論據支撐的」[23]。這些論據是什麼呢？就是乾隆曾說「弘皙『擅敢仿照國制，設立會計、掌儀等七司』」。還說「弘皙『自以為舊日東宮之嫡子，居心甚不可問』」。按照劉先生的觀點，《紅樓夢》中的「月亮是有特殊的寓意的，喻誰的？就是喻廢太子以及他的兒子，更具體地說，是弘皙的一個代號」。但他接著又說：「我說月喻太子，完整的意思是，《紅樓夢》裡許多地方出現的關於月亮的文字，都是在明喻或暗喻或借喻義忠親王老千歲及其殘餘勢力。就其生活原型而言，不僅包括胤礽，也包括弘皙，『太子』是一個復合的概念。」[24]不難看出劉先生思維的混亂，如果「月喻太子」中的太子指的是允礽，那麼他在第二次被廢時，康熙仍健在，不可能有什麼「雙懸日月」出現。雍正即位的第二年他即死去，也構不成「雙懸日月」的局面。因此劉先生認為賈雨村《口號一絕》「天上一輪才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喻指「月亮已經非常地膨脹了」，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按照劉先生所推斷的文本敘述時間，小說故事此時剛剛開始、賈雨村初登場應在康熙末、雍正初，怎麼能說這時的「月」就「已經非常地膨脹了」呢？
如果月專指弘皙，「雙懸日月」專指乾隆即位時的政治情形，那也與史不合。
乾隆元年即封允礽之孫永璥為輔國公，說明乾隆並未將廢太子之後視為權力的覬覦者。到了乾隆四年冬十月，「允祿與弘皙、弘昇、弘昌、弘皎等，私相交結，往來詭秘」。「弘皙聽信安泰邪術，大逆不道」。[26]「宗人府議削爵圈禁」，乾隆的態度卻沒有那麼嚴厲，他的諭旨是：「莊親王寬免。理親王弘皙、貝勒弘昌、貝子弘普俱削爵。弘昇永遠圈禁。弘皎王爵，系奉皇考特旨，從寬留王號，停俸。」[27]很快又「以允礽第十子弘為（日+為）襲郡王。……允礽第三子弘晉、第六子弘曣、第七子弘眺、第十三子弘晥皆封輔國公。」[21]可見發生在乾隆四年的這場政治風波，乾隆本人並沒有看得多麼嚴重，怎能構成「雙懸日月」的政治局勢呢？
《紅樓夢》真實地展現了封建社會末期貴族之家由盛到衰的演變過程，並且揭示了其中的原因。榮、寧二府的盛主要是依靠政治的原因，是憑藉著朝廷的封賞。其由盛轉衰的原因卻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非常隱晦又非常深刻的原因，便是朝廷內部的傾軋，瞬息萬變的政治風雲。這些原因不僅無法避免，而且還不能明說。曹雪芹不愧是一位高手，他用撲朔迷離之筆隱而不露地暗示著賈府衰落的政治原因，從而造成了更大的恐懼和憂患效果。封建專制的殘酷狠毒與變幻不定足令人不寒而慄，一旦捲入朝廷政治漩渦之中，命運便難以自行把握。賈府的興衰與朝廷政治發生了關聯，便時時存有不祥的預感，說不定什麼時候災難便會降臨到自己頭上，從而使人產生人生如夢的幻滅感。這正是曹雪芹給讀者開闢的廣闊的詮釋空間，如果一定要像劉心武先生那樣，將小說中的藝術描寫與歷史事件和人物一一對號入座，恐怕只能再次陷入「猜笨謎」的窘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