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在紅學史上地位的重估
人們對於二十世紀初「新紅學」創建期研究方法的認定雖有多種看法１，但為大家普遍認同的方法與運用某方法而形成的流派大體不外三類：索隱派、考證派、評論派。而當時的一位重要的紅學專家俞平伯則往往被劃入「考證派」中。事實上，俞平伯先生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算作考證派的。因為考證派是以史料為據來說明《紅樓夢》的作者、家世、時代、版本等歷史事實。其思維走向不外歷史——文本——歷史，性質是一種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俞平伯的興奮點不在於《紅樓夢》的史料（他在史料上幾乎沒有任何新發現）而在於《紅樓夢》文本。即通過細讀、對前八十、後四十回的比較分析，意在還原《紅樓夢》文本的原貌（文字的與文學的）。其思維走向不外文本——版本——文本。它也不同於王國維先生的《紅樓夢評論》。《紅樓夢評論》以理論為關注的重心，由理論到以文本說明理論，最終回到理論。由此看來，俞平伯先生的研究方法不在這三種方法之內，而是在方法研究上另辟新徑。若俞平伯先生研究《紅樓夢》的方法是索隱、考證、評論三種方法之外的另一種，那麼說明，新紅學創建之初的研究模式不是三種而是四種，同樣也進一步說明在《紅樓夢》研究史上曾出現的方法模式不是三種而四種或四種以上。這不是一個小問題，不單是一個對俞平伯本人學術研究認知的偏誤問題，而且是對紅學史研究方法疏理的一個重要缺漏，故而頗有認真探討的必要。
那麼，俞平伯早期研究《紅樓夢》到底採用何種方法，屬於何種模式呢？愚以為屬於文本分析模式。所謂「文本分析模式」，有三個規定性：一是以文本為研究對像和論證的依據、最終的目的是說明文本；二是與文本緊密相聯繫的文學眼光。因為《紅樓夢》文本的性質是文學，而將文學文本作為研究對象，必不得離開文學的本質。而不離文學之本質，則要求研究者必須使用文學的眼光，即以文學為關注的中心，最終說明文學。三是分析的方法。即對文本、文學的說明必須是有根有據的分析，而非無根據無分析過程的直覺、感想，非經不起推敲的空理論與說大話。依據這三個規定性，單純的版本校勘只合乎第一個規定性，故而不能算作文本分析模式，只有將文字的校勘與文學的眼光和分析的方法結合起來才算得上研究中的文本分析模式。用文學眼光分析文本，吳宓的《紅樓夢新談》算得上較早的一篇，然而將三種方法結合起來，對《紅樓夢》加以系統研究，且產生了更大影響的是俞平伯的《紅樓夢辨》，故而我以為這條路是由吳宓與俞平伯共同開創出來的２。俞平伯之後，曾虛白《紅樓夢前三回結構的研究》、王家域《紅樓夢之結構》、李長之《紅樓夢之批判》、李辰冬《紅樓夢研究》等皆是運用這一模式（儘管他們也都受到了王國維《紅樓夢評論》影響，但他們依然側重於文本分析，與理論評論派不盡相同）研究《紅樓夢》的典範。
二
很長一段時間，俞平伯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並不那麼高。似乎論考證的功夫與功績不及胡適，理論評論不及王國維，對《紅樓夢》歷史地位的評價不及魯迅，他不過是在胡適耕耘過的夾縫中，做了一點較細緻的補充性工作。事實上，這是一種誤讀。是用理論評論與考證兩類研究方式與成果為價值參照系來描述更複雜的紅學現象而得出的錯覺。現在重新閱讀那個時期研究《紅樓夢》的論著，發現俞平伯及其《紅樓夢辨》在紅學史的地位應重新評價，至少就方法論的意義而言，他是在王國維、胡適之後另辟新徑的一位學術大師，且正因為繼王國維、胡適所開闢的大道之後而再拓新，故而更為不易。正因不易，所以更應引起後人的注意。
那麼，就研究方法而言，俞平伯的拓新表現在哪些方面呢？筆者以為可歸結為三個方面。
首先，開拓了一條以文本為研究對象，從文本出發，依托於文本，最終回到文本的文學研究途徑。運用這種研究方法研究文學的可稱為文本分析學派。文本分析學派一個最大的特點是視文本為命，處處將其擺在第一的位置、核心的位置，這與考證派以史料為命，評論派以理論為命是絕不相同的。也許有人會說，無論考證還是評論都不能不讀文本，這當然沒錯。不過一定要弄清楚，考證派的讀文本是為了印證其史料的真實性，文本不過是第二種史料。評論派讀文本，不過是為了說明理論，以文本來印證理論，文本不過是說明理論的材料。他們也從文本始，但是單就這一個「始」字也有兩個明顯的不同，一是文本在研究者心中的位置不同，考證派與評論派都未將其置於第一位置；二是由此出發走向的目標不同，不是走向文本而是或走向史實或走向理論。
先看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該書也是從文本出發的，因為作者不但閱讀了《紅樓夢》，而且文中多次成段地引用《紅樓夢》的某章節內容，其所引的內容分別來自於第一回、百十七回、第五回、八十一回、九十六回，即引用最多的是八十回以後的文字──並非出自曹雪芹之手的───不可靠的文字，可見論者尚無版本意識。因何沒有版本意識？恐怕還是未將文本放在第一位置的緣故。也許有人會說，王國維寫《紅樓夢評論》時，尚未發現《紅樓夢》的手抄本，只有程偉元、高鶚的百二十回本，所以他在引用時也就不可能加以甄別。然而，我們也可以從另一方面想，如果王國維像重視理論一樣重視文本，必會細讀文本，憑他的藝術鑒賞力，當會發現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那不能掩飾的巨大差別；必會得出前、後必非出於一人之手的結論；引入文章中時，也自當會格外的小心。況且，程偉元的序與高鶚的序說得明明白白，「《紅樓夢》膾炙人口者，幾二十餘年，然無全璧。」３「今所傳祗八十卷，殊非全本」，４即原抄本僅有八十回，後四十回是他們後來才得到的。這個材料足以與他的閱讀感覺相印證啊，因此，不管怎樣為王國維辯護，有一點是肯定的，即，他沒有將文本放在第一的位置。
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所引用的大部分為《紅樓夢》文本之外的史料，如對《紅樓夢》作者的考證。先引用袁枚的《隨園詩話》，說明《紅樓夢》是曹寅的後代曹雪芹作的；又引用俞樾《小浮梅閒話》、吳修《昭代明人尺牘小傳》、《揚州畫舫錄》、韓葵（炎）《有懷堂文稿》中的《楝亭記》、章學誠《丙辰札記》、宋和《陳鵬年傳》、《江南通志》江寧織造與蘇州織造職官表及顧頡剛的相關考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所記有關曹寅的情況及其著述、《八旗氏族通譜》等，考證出有關曹寅及其世系情況；又據《八旗人詩抄》所留敦氏兄弟的一卷詩中，考察出曹雪芹其人及其生卒年。雖也有兩處引用了《紅樓夢》某章節的內容，一來這些內容與史料相比，在數量上幾可忽略不記；二來，所引的兩處也不過是作為用來證明《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的證據之一，不過是用來說明小說中的文字與史料間的關係，最終意在證明《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所以胡適是從史料出發而不是從文本出發，這是最明白不過的了。
說到走向，《紅樓夢考證》由史料走向史實，最終說明《紅樓夢》的作者、家世、產生的時代、小說中所描寫的歷史事實以及本子的流傳等歷史面貌。《紅樓夢評論》則由文本走向理論，具體的說是理論──文本──理論。這從全書幾章的目錄可以看出來，第一章：人生及美術之概觀，純為理論闡釋，也是全文理論的出發點與歸宿。以下三章（《紅樓夢》之精神、《紅樓夢》美學上之價值、《紅樓夢》之倫理學上之價值）所論述的中心問題是：《紅樓夢》所言乃男女之欲及其由此男女之欲帶來的苦痛與解脫之道。「實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於自造，又示其解脫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其美學之價值在於它是我國文學中悲劇之悲劇，其倫理學上之價值在於其解脫之道。若就其對某一問題的論述的思維結構也是理論──文本──理論。如其所言《紅樓夢》是悲劇中之悲劇。先言叔本華三種悲劇說，再言紅樓夢是第三種悲劇，最終歸於叔本華悲劇理論第三種：悲劇中之悲劇。請看他的具體論述：
由叔本華之說，悲劇之中又有三種之別：第一種之悲劇，由極惡之人極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構之者。第二種由於盲目的運命者。第三種之悲劇，由於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係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蠍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種悲劇，其感人賢於前二者遠甚。何則？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若前二種之悲劇，吾人對蛇蠍之人物與盲目之命運，未嘗不悚然戰慄然，以其罕見之故，猶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種，則見此非常之勢力足以破壞人生之福祉者，無時而不可墜於吾前。且此等慘酷之行，不但時時可受諸己，而或可加諸人，躬丁其酷，而無不平之可鳴，此可謂天下之至慘也。若《紅樓夢》，則正第三種悲劇也。茲就寶玉黛玉之事言之：賈母愛寶釵之婉嫕而懲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說而思壓寶玉之病。王夫人固親於薛氏，鳳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於己也。襲人承尤二姐、香菱之事，聞黛玉「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之語（第八十一回），懼禍之及而自同於鳳姐，亦自然之勢也。寶玉之於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於最愛之祖母，則普通之道德使然，況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種種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離，又豈有蛇蠍之人物、非常之變故行於其間哉？不過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為之而已。由此觀之，《紅樓夢》者，可謂悲劇中之悲劇也。５
這段引文似乎長了，但若不將其引出來，怎能體會理論派對文本的態度到底是什麼樣子，到底與文本派有何不同呢？所引上片是理論下片將文本內容與理論相對照而後便是結論，不過最重要的一點是結論最終又回到了理論——「由此觀之，《紅樓夢》者，可謂悲劇中之悲劇也」。就好像帶著紅色的眼境看世界，眼鏡是紅色的，看到的東西也是紅色的，結論自然說世界都是紅色的一樣。
俞平伯則不然，文本是他的研究的出發點與歸宿，是他整個學術思維的核心。他在《引論》中是這樣介紹這本書的內容的：
這書共分三卷。上卷專論高鶚續書一事，因為如不把百二十回與八十回分清楚，《紅樓夢》便無從談起。中卷專就八十回立論，並述我個人對於八十回以後的揣測，附帶討論《紅樓夢》的時與地這兩個問題。下卷最主要的是考證兩種高本以外的續書。６
他所關注與討論的問題始終沒離開文本。他所討論的文本問題不外兩個：文本的還原與文本的文學意義。關於前者，他自己講得很清楚：「我只希望《紅樓夢》刊行之後，漸漸把讀者底眼光轉移，使這書底本來面目得以顯露。……很想開闢出一條道路，一條還原的道路。」７這還原的道路不是借文本外的史料來還原，也非依據脂硯齋的評語去推測，而所據乃前八十回的文字，由前八十回比較後四十回，推衍後四十回，弄清後四十回的目錄，後四十回的原情節，高鶚補寫文字存在的問題以及功過得失等等。而這些都是建立在細讀基礎上的，特別是《高鶚續書的依據》、《後四十回》的批評兩節，尤見著者細讀的功力與分析辨別之能力，這種耐心與能力此後很少有人能超過他。關於後者——文本的文學意義，主要見於《作者底態度》、《紅樓夢的風格》兩章（對其具體內容我們將在接下去的一節討論）。總之，不管怎麼說，俞平伯是從前八十回說明後四十回，從文本出發，依據的是文本，最後說明的還是文本。其實這種方法顧頡剛已說得很明白：「適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發見，但我和平伯都沒找著歷史上的材料，所以專在《紅樓夢》的本文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高鶚的續書。」８但顧氏並未意識到，他們這種「專在本文上用力」開拓出了研究《紅樓夢》的新路子|──研究文本的路子（只是他沒有注意到前八十回是否經高鶚、俞平伯改過）。 他們既不是評論派，也不同於考據派，而是於評論、考據之外另立的一派──文本分析派。
三
俞平伯《紅樓夢辨》在紅學研究方法史上的第二個貢獻是開拓出一條以分析文本為中心又吸納考證、評論文本之方法的文本分析之路。既拓寬了考證方法的用武之地，又克服了評論派易犯的無根之談的毛病，使文本的研究真正步入科學階段。
考證的方法是研究歷史的方法，其所依據的是史料，從史料出發說明歷史事實，或也采文本事實以作為說明史實的內證。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則幾乎是文本分析一邊倒，幾乎是全靠文本文字說話，最終說明的是文本，是文本語言（或明或暗）所顯示的事實，而非考證文本之外的歷史事實。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說，它算不上考證。也不同於隨著感覺走或隨著理論走的評論。儘管它也有評論的章節（如《後四十回的批評》）。
《紅樓夢辨》上卷不過是評論高鶚續的後四十回之優劣，以便使讀者曉得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並非一人筆墨，並非全是曹雪芹的意思。然而他摒棄了以前憑讀者閱讀經驗與直覺便下結論的評論方法，而是處處依證據說話，從證據中推導出結論。所以他先從後四十回的回目是否為《石頭記》原有，還是高鶚自己所撰入手，以前八十回為據，看此後的四十回是否與原八十回一致，經過一番考察之後，發現，「現行底後四十回底本文回目都是高鶚一手做的」。９接著從顧頡剛一句話「後四十回的事情在前八十回都能找到他的線索」中受到啟發，進而考察《高鶚續書底依據》，找出高續各回內容依據的分別是什麼，這種依據的可靠與不可靠。這兩章為以後幾章對後四十回的評價立下了基石。然而，平心而論，俞平伯這兩章的文字或許是受了考據方法的影響，但算不上真正的考證。譬如在《高鶚續書底依據》一章中，先以內容情節為目，再列出這些內容情節在前八十回中的蛛絲馬跡一二三四條，然後對這個依據是否可靠做一簡短的評說。為了使本文不至於拖沓，我們擇引一段最短的文字，以見其一斑。
（N）妙玉被污。
（1） 冊子上畫著一塊美玉，落在污泥之中。詞曰：「欲潔何曾潔，雲空未必空。可憐金玉質，終陷淖泥中！」
（2） 曲子中《世難容》折，「……卻不知好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髒違心願，好一似無瑕白璧遭泥陷……」（均見第五回）
高鶚在一百十二回，寫妙玉被人輕薄，本此。但他只寫她不知所終，雖在第一百十七回，隱隱約約地說她被殺，也只是「夢話」罷了。他又何嘗能充分描寫出所謂「風塵骯髒違心願 」呢？凡看到這些地方，我總覺得後四十回只是一本賬簿，即使處處有依據，也至多不過是本很精細的賬簿而已。十
前引兩行字本於前八十回，意在說明後四十回所寫故事的依據，即從後四十回中找前八十回的蛛絲馬跡，從而發現前後的關係，這有點類似考證派的列舉證據說明事實。然而，高鶚的後四十回是否寫出了前八十回曹雪芹的本意，俞平伯總有自己的評論，說他「何嘗能充分描寫出所謂『風塵骯髒違心願』呢？「後四十回只是一本賬簿」云云便是他的評論。這些評語既是建立於前八十回的事實，又是建立於事實之上的文學描寫的情形，而對文學描寫的感受，較之事實更難避免主觀性的成分（如審美情感等）。然而這些評論儘管較之無根據的直感、即興式的議論來得可靠，但比之好的考證又覺得多了些情感之類的主觀因素。所以我們說，這種有根有據的論評是將考證與評論融合到一起後的一種中間性的研究方法，一種適合於文本研究的更多一層分析成分的方法。正是這種處處依靠證據式的分析，方使得《紅樓夢》的研究由評點式、評說式的前科學狀態真正步入科學的階段。
特別需指出的是，俞平伯與顧頡剛是在有意識地使用這一方法，他們所以有意識地使用這一方法卻是基於對此前的評論方法不滿之上的。俞平伯自己說：
批評原是主觀性的，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兩三個人的意見尚且不會相同，更不要說更多的人。因為這個困難，有許多地方不能不以原書為憑籍；好在高氏底的著作，他自己既合之於《紅樓夢》中，我們用八十回來攻四十回，也可以勉強算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我想，以前評《紅樓夢》的人，不知凡幾，所以沒有什麼成績可言，正因為他們底說話全是任意的，無標準的，是些循環反覆的游談。11
這段話的意思講得很明白，以前「批評是主觀性的」，現在他要使批評客觀化，方法是「以原書為憑藉」，這種改造說白了就是將考證與評論相結合。顧頡剛在該書的序文中也特別地加以指出：「紅學研究了近一百年，沒有什麼成績；適之先生做了《紅樓夢考證》之後，不過一年，就有這一部系統完備的著作，這並不是從前人特別糊塗，我們特別聰穎，只是研究的方法改過來了。從前人的研究方法，不注重於實際的材料而注重於猜度力的敏銳，所以他們專歡喜用冥想去求解釋。猜度力的敏銳固然是好事體，但沒有實際的材料供它的運用，也徒然成了神經過敏的病症；病症一天深似一天，眼睛裡只看見憧憧往來的幻象，反自以為實際的事物，這不是自欺欺人嗎？這種研究的不能算作研究，正如海市蜃樓不能算做建築一樣。所以紅學的成立雖然有了很久的歷史，究竟支持不起理性上的攻擊，我們處處把實際的材料做前導，雖是知道的事很不完備，但這些事實總是極確實的，別人打不掉的。」12其實顧頡剛在這裡說的方法與俞平伯說的方法並非一回事。顧所言，還是考據的方法，至少我們從他的話裡，看不出與考據的方法有什麼質的差異。而俞平伯上段話所說的方法則是「以原書為憑籍」，「用八十回來攻四十回」，即以文本為證據來說明文本。儘管有差異，但兩人所說的共同性還是明顯的，即與此前的研究方法（評點派、索隱派、詩詞派）的根本性差別，在於由主觀性步入客觀性，由感性躍為理性，由「專歡喜用冥想去求解釋」到「處處把實際的材料做前導」，一句話研究的方法由非科學到科學。且這一變化是他們在方法論意識上自覺革新的結果
俞平伯《紅樓夢辨》中將考據與評論揉合在一起的文本分析模式，其獨到處至少有兩點，第一點處處借用文本中的語言材料加以分析論證。它與考據派的根本不同處在於，一個是以歷史材料為命，一個是以文本語言材料為據。與舊方法的差別在於，前者靠評說者的靈感，後者靠依據材料的詳細分析。譬如《紅樓夢》第五回寫寶玉見那《金陵十二釵正冊》，那冊子上畫一座高樓，上有美人懸樑自盡，判詞云：「情天情海幻情深……」。護花主人的評語是：「第十一幅是秦氏，鴛鴦其替身也。」又道：「詞是秦氏，畫是鴛鴦。」根據何在，既沒有說，也沒有分析，只有這麼一個結論。顧頡剛認為這個結論是錯誤的。讓我們看一下顧頡剛的分析
然鴛鴦自縊是出於高鶚的續作，高鶚所以寫鴛鴦尋死時，秦氏作縊鬼狀領導上吊的緣故，正是要圓滿冊子上的一詩一畫。後來的人讀了高鶚的續作，便說此幅是二人拼合而成。其實冊子以「又副」屬婢，「副」屬妾，「正」屬小姐奶奶是很明白的，鴛鴦絕不會入正冊。13
鴛鴦是丫環，不會將其放入正冊，這一分析便將評點者「詞是秦氏，畫是鴛鴦」這一幅是兩人合併的錯誤說法給擊倒了。所以能將其錯誤擊倒，就在於顧頡剛對《金陵十二釵》正冊、副冊、又副冊所畫的畫主的身份作了系統分析，從而發現了各冊人物類型的規律。而評點者就缺少這一層分析。那麼秦可卿是否上吊而死的呢？俞平伯在得出其結論之前網絡了幾乎當時他能找到的所有證據14而後分析道：
《紅樓夢佚話》上說，『秦可卿與賈珍私通，被婢撞見，羞憤自縊死的。』此話甚確。何以確？由本書證之。所謂婢者，即是寶珠與瑞珠兩個人。瑞珠之死想是因闖了大禍，恐不得了，故觸柱而死。且原文云『也觸柱而亡』，似上文若有人曾觸柱而亡者然，此真怪事。其實懸樑觸柱皆不得其死，故曰『也』也。寶珠也是闖禍之人，特他沒死，故願為可卿義女，以明其心跡，以取媚求榮於賈珍；珍本懷鬼胎，懼其洩言而露醜，故因而獎許之，使人呼之曰小姐云爾。且下文凡寫寶珠之事莫不與世相通。第十四回說：『寶珠自行未嫁女之禮，引喪駕靈，十分哀告。』第十五回說：『寶珠執意不肯回家，賈珍只得另派婦女相伴。』按上文絕無寶珠與秦氏主僕如何相得，何以可卿死而寶珠十分哀苦？一可怪也。賈氏名門大族，即秦氏無出，何可以婢為義女？寶珠何得而請之，賈珍又何愛於此，何樂於此，而遂行許之？勉強許之已不通，乃曰：『甚喜』，何喜之有？二可怪也。秦氏停靈於寺，即令寶珠為其親女，亦卒哭而反為已足，何以執意不肯回家，乃自明其不洩，希賈珍之優容也。秦氏二婢，一死一去，而中冓之羞於是得掩。15
此段分析何其嚴謹精細，秦可卿因何而死，二婢女因而一伴死一伴靈，賈珍因而一喜再喜，且從情理心理分析得活靈活現，令人歎服，《紅樓佚話》上的傳聞，因有了這樣的論證分析方具有其可信性，否則也不過是隨便聽聽的奇談而己，即使知道其奇談的話，也不會對文本有如此細微的入木三分的理解。而這種分析非靠靈感與閱讀經驗，而是依據文本事實，非是為了說明歷史的真實，而是意在發掘文本深意。這正是文本分析派的研究方法的第二個特點：意在發掘文本語言中所蘊含著的不易被人發現或弄明白的「內故事」、「隱藏義」，意在更真實的還原文本、解讀文本。
四
俞平伯《紅樓夢辨》在紅學研究方法史上的第三個貢獻是將經改造過的分析方法，應用於真正的研究文學，開拓出了研究文學的新方法模式。以前的文學研究嚴格地說並非真正地研究文學，而是研究文學中的社會狀況、歷史狀況、哲學、思想等等的東西。對此陳獨秀在《紅樓夢新序》中有明確的批評：「什麼誨淫不誨淫，固然不是文學的批評法；拿什麼理想，什麼主義，什麼哲學思想來批評《石頭記》，也失了批評文學作品底旨趣；至於考證《石頭記》是指何代何人的事跡，這也是把《石頭記》當作敘述故事的歷史，不是把他當作善寫人情的小說。」16
陳獨秀只是把這個問題指出來了，並沒有實實在在地去做文學的、小說的研究，而且就時間來說，他的這一見解可能大約與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同時，都是1921年。俞平伯的《紅樓夢辨》上卷的《後四十回的批評》與中卷的《作者的態度》《紅樓夢的風格》三章，既明確提出了用研究文學的方法研究《紅樓夢》，又以具體研究的實績為此後的研究文學樹立了標本，影響日廣，從而開拓了如何研究文學的新方法途徑。
特別需要指出，用文學的方法研究《紅樓夢》，並非筆者的歸納，並非筆者故意將這一條硬貼到俞平伯頭上去的，而是俞平伯先生有意識這樣做的，就像胡適先生有意識地用考證的方法打倒舊的紅學一樣。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底風格》一文開篇明義談研究方法：「這篇全是從文學的眼光來讀《紅樓夢》，原來批評文學眼光是很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無標準。俗話所謂『麻油拌韭菜，各人心裡愛』，就是這類情景的寫照了。我在這裡想竭力避免那些可能排去的偏見私好，至於排不乾淨的主觀色彩，只好請讀者原諒了。」17顧頡剛在《序》中，專門談及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方法：「平伯又提出一個大計劃，他想和我合辦一個研究《紅樓夢》的月刊，內容分論文、通信、遺著、叢刊、版本校刊記等。論文與通訊又分兩類：（1）把歷史的方法做考證的。（2）用文學的眼光做批評的。」可見「用文學的眼光做批評」是俞平伯研究文學在方法上的一貫主張。他還透露，這一點是受了他的友人的影響。「一九二0年，偕孟真在歐行船上，……孟真每以文學的眼光來批評他，時有妙論，我遂能深一層瞭解這書底意義、價值。」18
其實，俞平伯一向主張將歷史考證的方法與文學批評的方法結合在一起。結合的目的不外「盡力避免那些可能排去的偏見私好」。那麼何以見得是將分析、論述的方法也與考證方法結合在一起的呢？批評往往需有一個標準，而後用特定的標準一一檢驗被批評的對象，最後做出判斷。而論述則需有一個論點，而後用能說明論點的論據從不同角度或深度證明論點，最終得出結論。分析就是將被分析對像一層層剝開去，將那些阻擋人們認知視線的東西，一一剝去，而後露出其內在的真實來。而俞平伯則是將處處靠證據說話的考證法運用於研究文學中，常常是文學的標準，文本的依據，分析與論述相結合的方法。譬如，他在批評《紅樓夢》後四十回時，先立了一個批評的標準：「高作四十回書既是一種小說，就得受兩種拘束：（1）所敘述的有情理嗎？（2）所敘述的能深切地感動我們嗎？如果兩個答案都是否定的，這當然批評的斷語也在否定這一方面了。……在另一方面想，高作是續《紅樓夢》而作的，並非獨立的小說，所以得另受一種拘束，就是『和八十回底風格相類似嗎？所敘述的相應和嗎？』……因為前八十回，大體上實在是很合情理，很感人的，所以這兩類標準在實用上並沒有什麼明確的界限。」也就是說，第三個標準是前兩個標準的另一表現方式。那麼這兩個是什麼性質的標準呢？所謂「有情理嗎？」是指情真，情真是文學動人的基礎、前提。文學創作無論怎樣想像、虛構，都須合乎情理，都不能離開情真這個核心。否則就不可能被接受，不可能有更多的讀者，更不會有永久的讀者。「能深切地感動我們嗎？」是文學批評的最終標準。文學的性質就是滿足人們的情感、美感需要，這種滿足的程度、感動人的程度，便是文學成就高低的試金石。誠如柏格森所言：「藝術家把我們帶到情感的領域，情感所引起的觀念越豐富，情感越充滿著感覺和情緒，那麼，我們覺得所表現的美就越加深刻，越加高貴。」19由此看來，俞平伯在這裡所提出的標準是文學的標準，是建立於進步文學觀基礎上的文學標準。（第三個標準除合乎這兩條標準外的另一層意思是，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是否吻合，表明俞平伯以前八十回的文本為依據）下面則看他是如何運用文學的標準批評後四十回的。
他在進行總批評之前，「先把四十回內最大的毛病」一一列出。而後以此標準加以評判。他指出的第一個大毛病是「寶玉修舉業，中第七名舉人」俞平伯對其作了如下的分析：
高鶚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寫了六回書，去敘述這件事，卻鑄了一個大錯。何以呢？（1）寶玉向來罵這些談經濟文章的人是「祿蠹」，怎麼會自己學著去做祿蠹？又怎麼能以極短之時期，成就舉業，高魁鄉榜？說他是奇才，決奇不至此。這是大不合情理了，謬一。（2）寶玉高發了，使我們覺得他終於做了舉人老爺。有這樣一個腸肥腹滿的書中主人翁，有何風趣？這是使人不能感動，謬二。（3）雪芹明說：「一技無成，半生潦倒」，「風塵碌碌」，「獨自己無才不得入選」等語，怎麼會平白地中了舉人呢？難道曹雪芹也和那些濫俗的小說家一般見識，因自己的落魄寫書中人大闊特闊，以作解嘲嗎？既決不是的！那麼高氏補這件事，大違反作者底原意，不得為《紅樓夢》底的續書，謬三。在我底三標準下，這件事沒有一點可以容合的，所以我斷定這是高鶚底不知妄作，不應當和《紅樓夢》八十回相混合。20
由此，我們發現俞平伯這段文字已明顯不同於以往的評點派的批評，它不再是把閱讀直感印象與感受直接記錄下來的簡單形式，而是先立標準，再依據實例加以分析論說，最終得出評判、結論。在這裡分析與論證是渾合在一起的，我們很難將其一一分掰清楚。他的眼光與視角是文學的，所以其分析也是文學的分析，結論是文學的結論。
關於以研究文學為中心，《紅樓夢的風格》一章中表現得更突出。其論證的邏輯結構如下：《紅樓夢》的風格在舊小說中是最高的，那是因為作者的態度與其他舊小說作者們的態度不同的緣故，這個不同就是《紅樓夢》的目的是自傳，行文的手段是寫生。且由此生發出兩種風格，其一是善寫人情，逼近真情。所謂善寫人情指「凡寫書中人沒有一個不適如其分際，沒有一個過火的。」適如其分際表現為所寫的人格都是「弱點較為顯露」的「極平凡的人物」，真的人物。其二是「不落窠臼，敢於得罪讀者」。這一點不僅表現為結構上打破團圓迷；寫人，打破了社會上流行的紅臉、黑臉、好人、壞人的相反對照的模式；更重要的是寫出了半部大悲劇，「這半部絕妙的悲劇」是「文藝界空前的傑作」。若從全書是為十二釵立傳，是曹雪芹懺悔情孽的書觀之，從這裡發生的文章風格則是「怨而不怒」。「怨而不怒的風格在舊小說中為《紅樓夢》所獨有。」21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兩點：一是俞平伯的論述很有次第，富於邏輯性，且始終以文學為思考的中心與敘述的主線。二是他的結論，如果將前一章《作者的態度》放在一起（前一章的結論是：《紅樓夢》是感歎自己身世的；《紅樓夢》是情場懺悔之作；《紅樓夢》是為十二釵作本傳的），那麼，其結論與觀點所涵蓋的範圍，不但有可能連魯迅也從中受到啟發（如傳統思想與寫法都打破了的觀點），而且影響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紅樓夢》研究。
總而言之，新紅學創建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自覺的方法革新意識，且在這種意識的促使下而產生的幾部紅學經典著作無不貫穿著獨特的研究《紅樓夢》的新方法。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標誌著用西方系統理論評論《紅樓夢》的理論評論模式的建立；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則突現出歷史考據模式的巨大誘惑力與生命力，然而這兩種研究模式皆非以文學為本（前者以理論為本，後者也史料為本）。俞平伯在他的《紅樓夢辨》中貫穿著一種介於二者之間的自覺的理論方法，他將文本的校刊與文學的觀念結合起來，以文本為立足點與關注點，以分析的方法包納、融合材料考證與理論分析，開始了真正的文學研究，創立了文本分析派的研究模式2223。這一模式在文學研究方法上的貢獻有三，一是開拓了一條以文本為研究對象，從文本出發，依托於文本，最終回到文本的研究路徑；二是創建了一種以分析文本為中心又吸納史料考證、理論評論方法的文本分析的研究範式，此種研究範式既拓寬了考證方法的用武之地，又克服了評論派易犯的無根之談的毛病，使文本的研究真正步入科學的階段；三是將經改造過的分析方法，應用於真正的研究文學，開拓出了研究文學的新方法模式。由此而知，此後的「紅學」研究方法的歷史是由三種模式：側重於形而下的考證模式、側重於形而上的理論評論模式與介於二者之間的文本分析模式交相運動的歷史24。傳統的以為是考證方法與理論評論兩種方法構成的紅學的研究方法史的觀點應當加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