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研究範式的轉型

紅學研究範式的轉型

紅學研究範式的轉型

紅樓評論

            

「紅學「已被公認為是當代顯學,就國內而言,「紅學」與「甲骨學」、「敦煌學」鼎足而三,成為研究我國上古、中古、近古三個不同歷史時期具有典範意義的學科之一;就國際而言,「紅學」堪與「莎學」並立而毫無愧色,且已逐漸形成一門世界性的學問。很多西方學者看中國,實際上並不是從《十三經》或《二十四史》的煩難途徑去考察,而恰恰是通過相對曉暢的藝術美文《紅樓夢》去瞭解,從而去把握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生存狀態。「紅學」之所以能成為顯學,無庸置疑,首先是由於《紅樓夢》的獨特性、《紅樓夢》內涵的博大精深、《紅樓夢》表現形式的精美絕倫,同時也與一大批脂殘本以及曹雪芹家世等新材料的相繼發現有關,正如發現了甲骨文和敦煌殘卷必然也就伴隨著上述兩門永久性的學問建立一樣,而「紅學」中的很多爭議,又大都與考據密不可分,像作者身世、成書過程、續書作者、脂硯為誰這些關鍵性的問題,留下了一個個未解之謎,給研究者帶來困惑的同時也增加了探索興趣。此外,「紅學」容許並期待著其它學科向它延伸,也就是能向文學以外的領域敞開,這種超學科的特點,使得許多歷史學家、思想史家、經濟學家、科學家等也都熱心與「紅學」結緣,這樣勢必拓展了《紅樓夢》的研究空間;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一大批一流學者的介入,像王國維、蔡元培、胡適、俞平伯等,包括新文學的開山魯迅,也在其學術著作《中國小說史略》中設專章考論,可以說「紅學」初期基礎打得就已經相當不錯,以後又有周汝昌、馮其庸以及李希凡、何其芳包括海外的周策縱等著名紅學家以各種方式的推動,特別是政治領袖毛澤東的介入,導致「紅學」震撼朝野上下、席捲了大江南北。試問:中國文學史上有哪一部作品能像《紅樓夢》那麼走紅?又有哪一門學問像「紅學」那樣達到了如此的空前鼎盛?當然,《紅樓夢》淪為了政治鬥爭的載體和附庸,使得「紅學」研究在通俗化的同時也日益走向了庸俗化,這個歷史教訓確實應該深刻反思,但一個重要的事實是,《紅樓夢》和「紅學」研究在中國和世界上的影響力、知名度得到了「史無前例」的提升,這是有目共睹的。        

    沒有哪一門專學能像「紅學」那樣,讓民間、廟堂、學院均入「樓」中,也沒有哪一門專學能像「紅學」那樣,與二十世紀百年民族興亡史、知識分子命運史、中華人文學術史聯繫得如此緊密,可以說,「紅學」當之無愧地是二十世紀最典型的學術個案。「紅樓情結」始終令人魂牽夢縈、執著眷戀,「剪不斷,理還亂」。《紅樓夢》是我們民族優秀文化的結晶,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並體現了他們艱辛探索的心路歷程,如果說《紅樓夢》在一座座文學的崇山峻嶺之間可比作「世界屋脊」——珠峰,那麼,曹雪芹無疑就是星漢燦爛的文學星空中最醒目的一顆;如果說《紅樓夢》是一株聳入雲霄的參天古樹,那麼,在它週身依附纏繞、衍生不息的枝蔓——研究範式迥異的各種「紅學」理論則不知是多少「菟絲附女蘿」!然而,正如莊子「言不盡意」那個古老哲學命題所揭示的,兩百年來,我們一方面看到的是評點派、題詠派、索隱派、考證派、探佚派、社會歷史批評派以及當代五花八門的新批評派等「紅學」研究範式的不斷轉型,曾幾何時,它們「各領風騷數十年」,有的範式還成為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紅學的「新典範」,但同時我們也看到了另一方面可悲的現象,即「紅學」中的無論哪一派,它們在《紅樓夢》這株永不凋謝的「長青樹」前,都因為遠離文本或詮釋過度而淪為了僵化甚至是灰色的理論,誠如老一輩紅學家俞平伯所感言的「紅學愈顯,紅樓愈隱」,這雖為一時的偏激之辭,但也一語中的,道出了研究範式與文本解讀之間有時難以避免的二律背反現象。由於多維視野的文學理論的爭鳴與發展,形成了「紅學」研究者彼此的視角和研究範圍的不同,根據庫恩理論,昨天的「新典範」很可能就喪失了革命性,在某種程度上反而還成了該學科發展的反動力。我們對兩百年來「紅學」諸流派興起的歷史文化背景及走向衰微的原因進行掃瞄和多方位的透視,對於這門東方顯學進行前瞻性的總結,對於當代「紅學」新批評視野的建構,無疑都有著重大的理論價值和建設性意義。

二  

              

早期的「紅學」應該從評點派算起。可以說,整個清代「紅學」,基本上是評點派的天下。廣義上評點派的作品當然指的是道光以後附在百二十回本上的批評文字,如著名的王希廉、張新之、姚燮「三家評」等,但毫無疑問,脂硯齋評紅應該是最早的評點,而且提供了大量的有關作者曹雪芹的家世背景材料特別是八十回後佚稿的情況,因此顯得彌足珍貴,紅學界一般將它視為獨立的系統進行研究,已經出版的專著有孫遜先生的《紅樓夢脂評初探》。從前人們雖重視脂本,但主要是局限在版本學意義層面和它的資料文獻價值,現在研究者的視閾早已拓寬,將脂評放到中國小說評點的歷史長河中進行坐標定位,並與毛宗崗、金聖歎、張竹坡這些明清小說史上的評點大家進行宏觀比較,從而確立脂評在批評史上的獨特地位。這方面的研究難點和容易陷入的誤區是,由於材料的限制,脂硯齋是誰目前尚未弄清楚,這個難題已經成為了紅學研究中的著名「死結」之一,同時也由於脂批文出眾手,導致了有的研究者尤其是有些欲否定脂本的研究者,總是千方百計地尋找破綻即所謂「自相矛盾」處或批語本身「迂腐不堪」云云,脂硯齋固然不能和曹雪芹的境界同日而語,但要把「諸惡」都歸其一身,顯然也是很不公平的,因為脂硯齋並非一人,是一個群體。這就需要條分縷析,進行艱苦的、紮實的「史料還原」性質的基礎工作,先理清那些纏夾不清的批語歸屬問題,否則,一切結論只能是沙上建塔或逞臆妄談,那樣的所謂「震撼紅學的新說」又能有多少學術含金量呢?與此相聯繫的另一種現象也要引起注意,由於「新紅學」取得的輝煌學術實績,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裡紅學界形成了「重脂輕程」的傾向,影響所及,甚至連附驥程本而流傳的評點文字也不屑一顧。其實那些百二十回本蜂起後的評點文字才真正屬於典型的評點派代表作。誠然,包括「三家評」在內的評點大家們的確有濃厚的綱常名教意識,不少文字還存在八股化的程式上的通弊,但評點派對《紅樓夢》藝術尤其是結構方面的分析,往往是非常精闢的,評點派在這方面的貢獻,甚至連後來居上的批評派都難以企及。令人振奮的是,隨著紅學研究的不斷深化和拓展,當代紅學家終於開始對這個流派給予了重視。馮其庸先生主持纂校的《八家評批紅樓夢》,可以說是對評點派第一次全面系統的清理,為以後的研究者打下了厚重的文獻基礎,嘉惠士林,功德無量。當然,像二知道人的《紅樓夢說夢》、諸聯的《紅樓評夢》、塗瀛的《紅樓夢問答》以及洪秋蕃的《紅樓夢抉隱》等清人筆記、叢話、雜著,它們是否屬於評點派,在紅學研究者中是有不同看法的,爭論的焦點是如何介定「評點」,如果從嚴格意義上說,所謂「評點」,應該是依附於《紅樓夢》正文,且有評論,有圈點,而上引的幾種紅學論著,雖然也與其它評點派作品差不多處於同一歷史階段,但卻均脫離了《紅樓夢》而獨立存在,文字性質也與後來的紅學批評派不同,名之曰「雜評派」或更符合紅學流派的實際。馮先生也清楚這一點,為此他在該書卷首的《重議評點派》一文中做了分梳,其實那些脫離了《紅樓夢》正文的「雜評派」紅學著作,是紅學評點派過渡到現代紅學批評派之間的一座重要橋樑,將它們放到一起研究,更能清晰地尋索評點派紅學源流嬗變的脈絡及其走向。

    如果說評點派是以散文形式對《紅樓夢》進行散點輻射的話,題詠派則是以韻文形式對《紅樓夢》進行聚焦透視的一個早期流派。隨著乾隆五十六年程高本的面世,結束了《紅樓夢》僅以鈔本流傳的時代,這部名著的響面大大地得到擴展,相應的,紅學題詠派的人數也在激增,幾乎囊括了社會上各個階層的人。他們或對紅樓人物進行評價,或對其中事件陳述看法,或對紅樓藝術表達見解,特別是通過《紅樓夢》寄托自己的某種觀念和心理,從而體現了對《紅樓夢》獨特的品評,也可以這樣說,他們的作品,就是形象的《紅樓夢》評論集。由於篇幅所限,這些作品自然難於做到對《紅樓夢》評價的面面俱到,但其中的優秀篇章,往往能「以少勝多」,因而其涵概也就更加豐厚、深廣,這與詩詞等韻文形式本身的特點有關,「詩緣情而綺靡」的說法,本身說明詩更適合於抒發作者主觀的情感,因而能使讀者引起強烈的共鳴。從接受美學的角度講,作為文學四要素之一的讀者對其作品參與的也就更多一些。題詠派的自由馳騁相像,緊緊扣住《紅樓夢》藝術形象去率意而發、縱筆抒懷,其視野的相對開闊,確實多元地拓展了《紅樓夢》的詮釋維度。但迄今為止,紅學史家們對這一流派的研究卻最為薄弱。其實題詠派作品蘊含的《紅樓夢》作者、版本、佚稿等方面的文獻史料尚待深層次、全方位地開掘。比如幾位與曹雪芹有直接或間接的交往者,敦敏、敦誠兄弟、張宜泉以及明義等,在《紅樓夢》作者史料奇缺的情況下,他們留傳下來的文字就更顯得彌足珍貴了。題詠派作品頗多,一粟《紅樓夢卷》收錄千餘首仍囊括未盡,筆者統計至少還有五千首以上遺漏。限於篇幅,這裡僅拈出早期明義的一組題紅詩來討論。若單純從詩的藝術角度看,這一組詩總體水平確實並不高明。紅學界之所以重視,主要是由於明義的作品及詩序提供了有關《紅樓夢》版本及作者生平的史料。關於這組詩的具體解讀、詮釋,研究者曾從不同視角做過探考,雖仁智互見,但大多傾向於明義見到的是八十回鈔本,故所詠主要集中在前八十回的有關情節,詩前小序「備記風月繁華之盛」或即註腳。研究者們還引「已酉本」《紅樓夢》卷首舒元炳「沁園春」題詞「恨未窺全豹」為證,以說明當時流傳的多是八十回鈔本。不過,我反覆看了這二十首詩,倒是有一些相左的看法。我揣測應該是題詠全部《紅樓夢》的,儘管當時明義所得到的還只是個「世人鮮知」的「鈔本」,甚至該鈔本可能還處在「批閱增刪」階段,但全書主要框架、情節已經具備。概而言之,前八十回內容更多一些,接近於我們今天見到的定稿,因此,明義的前十七首中基本得到了反映,占組詩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至於最後三首,所詠分明是八十回後至全書結束,我們不妨看一下相關情節:

        

             傷心一首葬花詞,似讖成真自不知;

             安得返魂香一縷,起卿沉痼續紅絲。

             莫問金姻與玉緣,聚如春夢散如煙;

             石歸山下無靈氣,縱使能言亦枉然。

               饌玉炊金未幾春,王孫瘦損骨嶙峋;

             青娥紅粉歸何處,慚愧當年石季倫。

    從詩文上考察,雖然我們不能斷定這三首詩囊括了八十回後的全部內容,但以此也可以反證,明義看到的鈔本後半部確實篇幅不是太多,至少尚未構成程高本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那樣的2:1比例;但僅僅從這三首詩分析,還看不出它與程高本後四十回的情節有明顯的差異,即以第十七首為例,如果不拘泥於個別字眼,就認為是詠「苦絳珠魂歸離恨天」,亦未嘗不可。儘管我並不認為程高本後四十回系曹雪芹一人獨立完成,但後四十回中還是應該有相當一部分系曹雪芹原作,而並非零星殘稿。 種種跡象表明,曹雪芹早期手稿的傳播和閱讀接受者,大體分為兩個圈子,一是以脂硯齋為代表的家族群體,二是以明義、墨香、永忠等為代表的朋友群體,而版本系統也有區別。家族群體中傳閱的是側重寫盛衰之變的,一般書名叫《石頭記》,而將大觀園兒女做為載體,所以脂硯齋等人的批語中頗多家世興亡之感,他們甚至還能干涉雪芹的創作自由,如「遂命芹溪刪去」天香樓一節秦可卿有關文字,即是明證;朋友圈子中傳閱的主要是為「閨閣昭傳」,一般書名都叫《紅樓夢》,即雪芹開卷反覆強調的「大旨談情」,「都只為風月情濃」,而將家族興亡作為「千紅一哭」的具體背景。但曹雪芹接近定稿的作品,則應該是愛情離合與家族興亡兩條主線的有機結合。由於是在朋友群體中,無所避忌,雪芹更能放開筆自由抒寫,因此我們看到的明義題紅詩側重的正是為諸芳傳影寫照的內容。從這裡可以看出,對題詠派進行系統梳理和深入研究,使我們對《紅樓夢》在當時的傳播影響及其版本源流的瞭解,都是極有價值的。  

        

  三

  

     當然,無論是紅學評點派還是題詠派,由於其瑣碎難成系統的批評模式,還僅僅停留在隨感式印象式雜評階段,特別是由於沒有受過「新紅學」的洗禮,沒有紅學版本意識,這兩派雖然是從《紅樓夢》文本出發,但一般都將前八十回後四十回混為一體籠統評論,導出的論斷也就勢必缺乏科學性,因此,尚不足以支撐起自成體系的學術。放到紅學史的角度考察,真正使紅學成為一門「顯學」獲得學術界公認,還應該從蔡元培、胡適圍繞的索隱派與考證派的論戰算起,這次論戰導致了紅學研究範式的轉型和「新典範」的確立,應該說構成了第一次紅學革命。從今天取得的紅學知識和新批評方法看,也許這兩派都不同程度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缺陷,但簡單地指出紅學流派的長處或缺陷,還僅僅是停留在表淺的研究層面上,更重要的是應在不同學派的衝突與磨合、影響與反影響、滲透與反滲透的張力中尋求紅學突破的契機。對考證與索隱這兩大紅學流派的反思,迄今為止,表述最為簡潔醒豁、深刻全面的,還是新紅學創始人之一的俞平伯在《索隱與自傳說閒評》中講過的一段話:

   索隱派憑虛,求工於猜謎;自傳說務實,得力於考證······索隱、自傳殊途,其視本書為歷史資料則正相同,只蔡視同政治的野史,胡看作一姓家乘耳。

   這反映出老一輩紅學家對自己研究路徑深刻反思後形成的思維亮點。俞先生在同一篇文章還指出:「索隱逆入,自傳順流」。用今天的話講,索隱是指向情節的作品考證,自傳是指向家世的作者考證。然而,我們總不能說「考證情節」就沒有價值,如果從今天「回歸文本」的提法上看,紅學索隱派更注重與作品本身掛鉤,注重內斂,恰恰是胡適研紅範式離開文本、重心外移的缺失。再從文化淵源上逆向考察,紅學索隱派走的是「西漢今文學派」的治學路數,而紅學考證派則沿「東漢古文學派」一脈而下,近承乾嘉學風,所以索隱派注意的是《紅樓夢》中存在的大量隱語和象徵意象,這樣也就很容易陷入猜謎和牽強附會,索隱派理論因其內在缺陷而導致無法克服的理論困境;而考證派更注重「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頗有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所說的「正統派」樸學學風的遺韻,因此在作者家世文獻鉤沉、整理方面往往是很扎實的,用顧頡剛為俞平伯《紅樓夢辨》做序時所說的,就是「用新方法去駕馭實際的材料,使得噓氣結成的仙山樓閣換做了磚石砌成的奇偉建築。」也正因為如此,「自傳說」比起索隱紅學,更能贏得人們的信任。但這兩派又都是把《紅樓夢》當作「信史」,區別僅是將曹家人物代替了清史人物對《紅樓夢》的附會而已,這反映出我國小說理論相對於創作的嚴重滯後。「文史合一」的思維定式,直到今天,還在一個不小的研究者群體中發揮著消極作用,就連作家劉心武都難免此弊,非要去建構「秦學」,還美其名曰「原型研究」,其實,不要說在浩如煙海的史籍中找不到秦可卿的所謂「原型」,退一步講,就算是有,她和曹雪芹熔鑄在《紅樓夢》中的藝術形象也不能相提並論。本來,劉心武應該是深諳創作三昧的,他早年的小說有文學史意義,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轉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居然也深陷索隱泥潭而不能自拔,作為一個有相當影響的新時代文化人,不能引領風騷反而與先進的價值文化體系背道而馳,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還應該看到,由於劉心武和蔡元培等人所處的時代不同,導致了不同時代人們對索隱派的價值判斷迥異。在推翻滿清、走向共和的特殊歷史背景下,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迎合了當時的文化思潮,因而引起舉國共鳴是必然的,再比如抗日戰爭前後梓行的景梅九索隱著作《紅樓夢真諦》,由於迎合了民族興亡時代的社會普遍心態而在當時影響頗大,雖然這部著作所兼容的索隱派種種舊說,差不多都被新紅學派掃蕩過,但在那個烽火連綿的救亡年代,人們寧願相信這部著作隱含了清宮秘史的刀光劍影,而不忍在山河破碎、「黍離麥秀」的國難中去品位什麼紅樓兒女情長。除了歷史文化原因外,索隱派在當時能夠盤踞學術界,也與這個流派本身對解讀《紅樓夢》潛存著特殊的優勢有關,而這種優勢又非其它紅學流派所能完全替代,比如說,對《紅樓夢》隱語叟詞的闡釋、象徵意蘊的挖掘尤其是對這部作品微言大義、政治傾向的探索,不能說沒有一些合理的因素,就是今天,《紅樓夢》究竟有沒有「反滿」思想,也還可以作為一個學術問題繼續討論;還有就是我們前面談到的,索隱派是繼評點派、題詠派之後出現的一個較大流派,它的意義在於結束了印象式批評,從而支撐起自成體系的學術,跳出了從前那種「紅學」小的氣象,這在紅學發展史上的意義就不能低估,當然,索隱派的很多具體結論是不正確的,從根本上講,還是個方法論問題,主要弊端是非要在文本意義詮釋領域對《紅樓夢》進行史料還原,也就是將作品人物與歷史人物機械對應。今天,索隱派早已失去了時代風潮的支撐,即使有市場經濟下媒體的炒作,而且新索隱還將其理論建立在當代紅學中的「社會歷史批評派」的基礎之上,並吸納了考證、探佚派的一些長處,但在新的時代,由於紅學界有更先進的思想武器做指導,這個流派也就不可能成為紅學的主流力量去推動當代紅學的發展。

從紅學流派發展史上考察,考證派代替索隱派,是一種歷史進步和必然的趨勢。目前紅學界有一種新觀點,認為具有現代意義的「新」紅學,應該從王國維算起,對此筆者頗難苟同。若單從紅學方法論上看,王國維確實凌跨索隱、考證兩派而令人耳目一新,這位於中學西學間挹注彼此、摧開奇蕾叢簇的文化巨人,通過《紅樓夢評論》開始了跨文化比較研究,以其博大的堂廡和不同凡響的建樹開拓瞭解讀《紅樓夢》的新向度,王國維在紅學發展史上的地位,紅學史家是應該給出高度的評價;但當時紅學的主要歷史任務是要澄清索隱派的迷霧,然後才談得上去建立一個新「典範」,不破不立,不把當時占統治地位的以索隱為代表的舊紅學的消極影響摧陷廓清,又怎麼能去劈空出新呢?因為學術的發展畢竟應該有一定的延續性,由於不適應西學東漸之前的中華學術慣性,更由於缺乏當時學術群體的支撐,王氏評紅的模式遂成絕響,也是必然的歷史命運,可以說生不逢時,它降生的太早了!按說王國維、蔡元培、胡適在當時雖都是文化巨匠,但若論輩分和資望,王國維可以和梁啟超算一代人,是舉世公認的甲骨學和詞曲泰斗,蔡元培是國學大師和著名教育家,還擔任著胡適所在單位的北大校長,而胡適雖然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暴得大名,可在年齡上畢竟還屬於晚輩,但由於「新紅學」旨在通過《紅樓夢》的史料還原,弘揚一種科學的啟蒙精神,這就順應了那個時代「科學與民主」的「新思潮」,特別是《紅樓夢考證》三萬多的文字完全是靠硬扎扎的材料說話,於是摧毀違背「科學精神」的帶有神秘色彩的索隱派的任務,也就歷史地落在了胡適的肩上,也就是說,這次紅學範式的轉型,不可能由王國維或其他人來完成。王國維研紅範式的接軌及其價值的發揮,只能在經受了「新紅學」的洗禮之後。不然的話,缺乏文獻基礎的「思辨索原」,是很難得出科學結論的。是考證派才使得紅學研究第一次納入了科學的軌道,從而在家世與版本等實徵材料的基礎上去探求《紅樓夢》的創作企圖,對這種歷史貢獻,我們必須客觀承認。可以這樣說,「新紅學」真正構成了紅學史上的第一次革命,而以「自傳說」為基礎形成的考證研紅模式就是相對整個舊紅學的「新典範」。

考證派紅學雄視紅壇數十載,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才受到了真正的挑戰。八十年代以來又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復興,現在分工是越來越細,有家世、版本、探佚和脂學幾個分支,此外,還有紅學文物方面的考證等。起胡適於九泉之下,恐怕都會自歎佛如。一門學科分工的日趨細密,是該學科成熟化的標誌之一,但由此也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梁啟超論學術思潮,分為啟蒙、全盛、蛻分、衰落四期,並以佛家「流轉相」之生、住、異、滅概括。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的具體論述,至今都還能給人以深刻的啟示:

     啟蒙期者,對於舊思潮初起反動之期也。舊思潮經全盛之後,如果之極熟而致爛,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則反動不得不起。反動者,凡以求建設新思潮也。然建設必先之以破壞,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於破壞,而建設蓋有所未遑,所謂未遑者,非閣置之謂。其建設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間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謂「開國規模」者然。雖然,其條理未確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間錯試驗中,棄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恆駁而不純,但在淆亂粗糙之中,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此啟蒙期之特色也,當佛說所謂「生」相。於是進為全盛期。破壞事業已告終,舊思潮屏息伏懾,不復能抗顏行,更無須攻擊防衛以糜精力。而經前期醞釀培灌之結果,思想內容,日以充實;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門戶堂奧,次第建樹,繼長增高,「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璨然矣。一世才智之士,以此為好尚,相與淬礪精進;溻冗者猶希聲附和,以不獲廁於其林為恥。此全盛期之特色也,當佛說所謂「住」相。更進則入於蛻分期。境界國土,為前期人士開闢殆盡,然學者之聰明才力,終不能無所用也。只得取局部問題,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應用之於別方面,於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時之環境,必有以異乎前。晚出之派,進取氣較盛,易與環境順應,故往往以附庸蔚為大國,則新衍之別派與舊傳之正統派成對峙之形勢,或且侵侵乎奪其席。此蛻分期之特色也,當佛說所謂「異」相。過此以往,則衰落期至焉。凡一學派當全盛之後,社會中希附末光者日眾,陳陳相因,固已可厭。其時此派中精要之義,則先輩已浚發無餘,承其流者,不過捃摭末節以弄詭辯。且支派分裂,排軋隨之,益自暴露其缺點。環境既已變易,社會需要,別轉一方向,而猶欲以全盛期之權威臨之,則稍有志者必不樂受,而豪傑之士,欲創新必先推舊,遂以彼為破壞之目標。於是入第二思潮之啟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終焉。此衰落期無可逃避之運命,當佛說所謂「滅」相。

在進行了如上的分析之後,梁啟超還總結說:「吾觀中外古今之所謂『思潮』者,皆循此歷程以遞相流轉」,如果我們以此為參照,觀察一下考證派的流變情況,也會看到一些類似的現象。遙想胡適當年,僅憑一篇《紅樓夢考證》就能對如日中天的索隱派形成了摧枯拉朽之勢,文字還不是很精審、嚴密,但「淆亂粗糙之中,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而今天的紅學考證派掌握、挖掘的史料要比胡適多得多,研究的視野、維度也遠比胡適宏闊,可謂「支派分裂」的考證「日以精密」,如前所述的探佚、家世、版本、脂學等,但為什麼在總體上沒有出現預期的比胡適更大的紅學新突破呢?這其中蘊涵著什麼學術規律和我們值得反思的問題?美籍華裔學者余英時曾勸紅學考證派「功成身退」,這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而是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我們把余先生的那篇鴻文《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與前引梁啟超論學術思潮的那段話進行比較,就不難發現,余先生論考證派末流的通弊,的確有過人的深刻之處,但若論歷史眼光、發展眼光看問題的全面性,尤其是在辨證思維方面,那就遠遠不如梁啟超了。事實上,考證派真的退出紅壇,《紅樓夢》研究就真的會有一個新氣像麼?恐怕也並不那麼樂觀。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考證派一度在紅壇沉寂,可以說「屏息伏懾」幾三十年,但這期間紅學研究的實績又如何呢?所以說根本上還是一個對考證派如何擺位和如何具體考證的問題。考證派獨霸紅壇是不對的,它對解讀《紅樓夢》有作用但也有限度,不能指望讓這個流派所承擔的任務超過它的功能極限,應該勇敢地承認,包括考證在內的任何紅學流派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有所侍必然有所失,儘管每個流派也都有自身的優長和獨特的研究視角,並且為其它流派所無法取代。紅學考證派解決問題的途徑主要是通過考察曹雪芹的身世來說明《紅樓夢》的主題和情節,且不說曹雪芹的身世是不是那麼快就容易弄清楚,因為新材料的發現畢竟有限,但真的弄清楚曹雪芹一生的全部經歷,就一定能使《紅樓夢》的解讀昇華到一個高境界麼?恐怕也並不那麼樂觀,如前所述,考證的作用是有限度的,力爭把一些基本事實弄清楚是對的,也有必要,否則會淪入癡人說夢,但我們也不能機械地理解文本與文獻的關係,或者一定要等待考證派出了成果才去研究文本;再有就是,我們更多需要的是圍繞《紅樓夢》文本這個軸心的真正有意義的考證,而不要旁逸斜出、東拉西扯、離紅萬里的那種為了考證而考證。以考證派中的探佚而論,依據脂批和前八十回有關謎語、詩詞去探索《紅樓夢》後半部情節,不失為一條途徑,但如果刻意求深,抓住隻言片語就想入非非,那是用主觀想像代替客觀實證,也勢必會走到探佚派創立之初要「回歸文本」、「還曹雪芹原著真面」的反面,特別是探佚派還有一個通弊,就是過分迷信脂批和眼光僅局限於前八十回,而對後四十回可能摻雜的曹雪芹部分原稿不肯正視,從而敝於一曲而失其正求,這更是一種偏執;再以考證派中的版本和成書過程研究來說,本來,這應該是紅學研究中最基礎性的史料還原,真正把《紅樓夢》原始文字的源流衍變的脈絡梳理清楚,當然是很有意義的,但近年有的版本研究者津津樂道於無關宏旨的一字之辨、一事一考,支離破碎,使得許多重大的紅學現象往往有意無意地被置身於腦後,有的研究成書過程的學者僅僅根據尚未漏出廬山真面的《風月寶鑒》,以及僅僅抓住《紅樓夢》中某些獨特語言現象就不加節制地笨拙猜想,結果不但得出的結論缺乏可信度,而且還有把曹雪芹嘔心瀝血、精雕細琢的藝術品解構作未成型的粗糙毛坯之嫌。恐怕也正是由於紅學考證派自身存在的一些問題,特別是發展到末流時對《紅樓夢》審美視線的遮蔽,紅學界的有志之士才發出了「回歸文本」的呼籲。

    其實,著重對文本闡釋的研究路向,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已經揭開了序幕,這就是以「典型論」為核心理論的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與胡適考證派紅學的交鋒。余英時在上引那篇文章中曾認為這種批評範式是「根據政治的需要而產生的,不是被紅學發展的內在邏輯逼出來的」,所以「革命的紅學」尚不能構成「紅學的革命」,這種看法也還有商榷的餘地。作為一種可能的研究視角和認知方法,「社會學」也並不外在於「紅學」研究的內在邏輯,因為如果離開歷史、社會而僅僅從作品本身去尋找答案,那麼人物形象也就變得難於理解甚至解讀流於隨意性,這方面,恰恰是「典型論」對「自傳說」的可貴反拔。胡適開創的「新紅學」研究範式只強調「作者」與「版本」兩項,雖然也提及「時代」,但僅是一筆帶過,並沒有取得什麼驕人的研究實績。對「時代背景」的深入考察,是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的重要貢獻,不容抹煞。可以說,「典型論」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紅樓夢》研究的學術空間。對於考證派獨霸紅壇的歷史而言,它也確實構成了一場「紅學的革命」,可以這樣表述,就紅學的發展歷程看,「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是繼「新紅學」之後的第二次紅學革命。當然,這種新範式也並不是唯一正確的「紅學觀」,事實上它也不可能窮盡《紅樓夢》的全部。就其根本缺陷而言,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對世界與作品之間的關係看得過重,這就不但矯枉過正而且也勢必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紅樓夢》藝術賞鑒的審美視線。實際上社會歷史批評僅僅是觸及了《紅樓夢》文化層面的一部分,即「歷史層面」,也就是把作品當作反映社會的「一面鏡子」,但是包括《紅樓夢》在內的所有優秀文學作品也並不只有這一層面,此外尚有語言層面、哲理層面、文化層面等等。  

第三次紅學革命或者說紅學的轉型是在我國的改革開放以後。與前兩次不同的是,第三次紅學革命雖然實現了對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的顛覆,但並沒有像前兩次一樣建立起第三個「新典範」,余英時在掃蕩了「自傳說」和「革命紅學」之後,雖然也標榜過他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是新的研究方式,但並沒有獲得紅學界人士的普遍認同,事實上,他也沒有真正建立起什麼「新典範」。看來,建立一種在一個相對穩定時期內被學術界廣泛接受的新研究範式洵非易事,需要一個艱辛的探索和實驗過程,鑒於前兩次「新典範」的教訓,這一次學者們表現的更理智和冷靜,也許認為根本不需要什麼「新典範」,因為像《紅樓夢》這樣偉大的作品,不可能是任何一個紅學流派或「新典範」所能籠罩住的。第三次紅學革命的意義在於「破」而不是「立」,當然「破」是「立」的前提,因而這次紅學的轉型仍然有著積極的意義。第三次紅學轉型雖然沒有立哪一新派為紅學的楷模,但各種新批評模式都有一個共同的宗旨,就是要求對《紅樓夢》進行主題價值學闡釋,這實際上正是對傳統治學範式偏向的反撥,新批評這種範式,讓人們把目光聚焦於作品並將其顯影放大,尤其是以心靈妙悟和文化融通為指歸,關注《紅樓夢》對人類命運的形上追問與哲學思考,這對以往的紅學流派而言,無疑是一次巨大的超越。當然,第三次紅學革命中湧現的任何一種新研紅範式,都不可能達到兼美的境界,但由於其立足點高,前景上有很大發展空間,所以我們應抱盡量寬容的態度。對有缺陷的那些「片面深刻」的新範式的涵容,往往能使我們走出平庸的怪圈。一位勇於開拓的研究者不是在自我封閉的心態中進行思維的,而是在與外界對話中不斷攝取新的信息並調整自己的理論意識中進行的,認識不到自己的局限才是真正的局限。應該看到,在文化開放、價值多元的全球化文化語境下,「紅學」這一東方顯學研究的起點已經被墊高,如何開闢新的方向,是紅學界共同關心的問題。「辨彰學術,考鏡源流」也正是為了全面瞭解紅學各個流派的特徵,從而使多視角的研究具有某種互推互補性,為新世紀紅學「新典範」的建構作出深情的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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