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樣研究「紅學」索隱派
近半個世紀，尤其是七十年代以來，海內外出現不少索隱派紅學著述，較突出的有潘重規的《紅樓夢新解》，杜世傑的《紅樓夢考釋》，李知其的《紅樓夢謎》，霍國玲、霍紀平、霍力君的《紅樓解夢》等。這些書或者繼續鉤沉索隱，尋覓《紅樓夢》「反清復明」的寓意；或者說《紅樓夢》原作者另有其人，曹雪芹三字是「抄寫勤」的諧音，世上並無此人；或者說《紅樓夢》是一部「夢謎」，既然如此，對它的研究就必須用「詳夢」的方法；或竟聳人聽聞，說《紅樓夢》隱寫的是這樣一段「史實」：曹雪芹及其戀人「竺香玉」（林黛玉原型）合謀「弒帝」，林黛玉「竟是謀害雍正皇帝的元兇」，如此等等。這種情況，從索隱派觀點看來，可說是索隱派紅學的復興；從批評者觀點說來，則是索隱派紅學的復辟；而從《紅樓夢》研究史的角度來說，則是當年胡適和蔡元培新舊紅學爭論的繼續。
（一）胡適是一直對索隱派紅學持批評態度的。1951年，胡適讀了潘重規有關《紅樓夢》的文章，曾發表《對潘夏先生論〈紅樓夢〉的一封信》，表示「不能贊同潘君的論點」，認為「潘君的論點還是『索隱』式的看法，他的『方法』，
還是我三十年前稱為『猜笨謎』的方法。」批評潘的論點和方法的非僅胡適，還有他人，如1974年發表的陳炳良《近年的紅學述評》。儘管胡適、陳炳良等人對潘重規的索隱派觀點和方法持批評意見，潘重規繼續著有《紅學五十年》、《紅學六十年》，堅持《紅樓夢》「以賈府影射偽朝」、旨在「反清復明」的舊說。同時，支持潘重規的索隱派作者也陸續出版他們的索隱著述。如杜世傑，他於1971年在台灣出版《紅樓夢悲金悼玉實考》，經修訂後於1972年印行《紅樓夢原理》，1995年由中國文學出版社出版上述兩書的增補本《紅樓夢考釋》。該書自序稱：「余研究《紅樓夢》數十年」，所撰紅學著述，在於「說明《紅樓夢》涵民族大義，以復禮興漢為宗旨。」他認為《紅樓夢》反清復明就隱藏在《紅樓夢》引子「演出這悲金悼玉的《紅樓夢》」裡。「所謂『悲』。是痛恨的意思。『金』是金人、金國」，「悲金」即痛恨滿人；而「玉」，是「頑石」、「土石」也即「故土「、」悼玉「乃哀悼故國云云。
八十年代，香港有自號「不過如是齋」的李知其，也寫出了篇幅很大的索隱派紅學著作《紅樓夢謎》。該書於1984年出版上篇，有文24節；1985年出版下篇，有文28節；1988年又出版續篇，以程甲本120回為猜謎對象，有文120節。該書的基本觀點仍是《紅樓夢》寓意乃「反清復明」，並提出人們應當「有信心遵循蔡元培、王夢阮、沈瓶庵、潘重規、杜世傑等正確而高明的導航線，繼續把謎語猜下去。」（上篇第二節）《紅樓夢謎》一個重要特點，是竭力推出一個重要的概念，即「夢」的概念。他公開提出《紅樓夢》創作過程就是「做夢」，《紅樓夢》既然是「做夢」的產物，那麼研究它的方法也就必須是「詳夢」的方法。在《紅樓夢謎》一書中，猜謎的隨意性，方法的隨意性比起蔡元培的方法來更加不受束縛。我們知道，紅學索隱派的研究方法是以主觀隨意性為其根本特徵的，李知其自知他的索隱有時候未免使人覺得匪夷所思、近乎說夢，索性把文學的創作和研究統統理解為一種非理性的活動，用一個「夢」字來搪塞。對於這樣的理論和方法，還有啥話可說呢！
繼上述索隱派之後，近年國內也出現了一些索隱派的書，其中就有霍國玲等的《紅樓解夢》。該書1989年由燕山出版社出版，其後出版增訂本第一集（1995年中國文學出版社）、第二集（1996年中國華僑出版社）、第三集（上下冊，1997年中國文學出版社）。《紅樓解夢》索隱出來的竟是如此聳人聽聞的「史實」：「雍正八年，他（曹雪芹）16歲時，宮中選秀女，又把他傾心愛戀的姑娘竺香玉奪入宮中先作御用少尼，後來納作妃子，進而封為皇后。這一切，給這對年輕的戀人帶來了不可言喻的痛苦。為了抗議這種強暴和不公正的命運，他二人合力將雍正帝用丹砂毒死。」（增訂本第一集）
「竺香玉」是何許人？史書上並無此人，小說裡也沒有出現此人，到哪裡去找這個人呢？原來，霍氏姐弟是從小說第76回妙玉所作的一首詩裡尋覓出來的。他們還說：「妙玉是竺香玉守寡後的一個分身；『空帳懸文鳳，閒屏掩彩鴛』兩句話，透露出香玉守寡後又與曹天□私通的史實。」（同上）霍書認為曹天□就是曹雪芹，同時又是小說中的賈寶玉，又說林黛玉和妙玉這兩人同是小說中根本沒有出現過的所謂「竺香玉」的化身或分身。其實所謂「妙玉是竺香玉守寡後的一個分身」，以及香玉守寡後與曹天□「私通」、生子之類的說法，不過是主觀編造而已。《紅樓解夢》中，常將歷史人物、小說作者、小說中人物乃至索隱家「發現」出來的人物捏合在一起，根據自己的需要去營造人物之間的關係和編造人物的故事情節。霍書說小說第3回兩首《西江月》詞「別有深意」。其實哪有他們所說的什麼「深意」？人們所見的卻是，在主觀虛構、隨意猜想的強力作用下，科學研究被異化成為一種戲劇編演。在這裡，曹天□、曹雪芹和小說裡的人物形象賈寶玉、林黛玉、妙玉，以及被「發現」出來的「竺香玉」，連同雍正皇帝，在《紅樓解夢》著者的導演下演了一出「合謀害死雍正」的戲，但導演卻不說這是一場新編的戲，卻說成是《紅樓夢》研究的新成果。而在他們已經「提示出來」的駭人聽聞的「此案」中，林黛玉竟是「謀害雍正皇帝的元兇」。這難道不是以莫須有的罪名誣陷林黛玉嗎？
（二）索隱家們都為自己的索隱方法塗上一層科學的色彩，把主觀索隱的方法說成是科學考證的方法。其實，科學考證和主觀索隱二者其性質是不同的，我們必須把它們區別開來。那麼，科學考證和主觀索隱有何不同、如何區別呢？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加以考察。
第一，就提出論題而言。考證家的論題一般地說具有一定的現實性和依據，論題的提出以考證家對研究對象的初步觀察和瞭解為基礎，強調論題來自客觀對像、客觀事實；索隱家的論題的提出則往往是來自某種先入之見、某種既定的主觀懸念，其論題的提出具有強烈的主觀隨意性。在索隱派紅學著述裡，許多論題即所謂「謎」，並非《紅樓夢》作者的寓意，而是這些猜謎家自己製造出來的。歷史上根本就沒有過一個入宮為女尼後來又為妃子、為皇后，並且毒殺皇上的「竺香玉」其人其事，曹雪芹又何嘗有什麼「弒帝」的念頭和行動？他有什麼必要通過寫作兩首《西江月》詞，來「為自己與香玉合謀害死雍正打掩護」呢？可見兩首《西江月》詞這個所謂「謎」以及這個「謎」中隱藏的所謂曹雪芹的「用心」，都是索隱家主觀設定、編造出來的。
第二，就論證過程而言。考證家的論證過程強調遵循邏輯、尊重客觀實際，其思維方法的基本特徵和走向是從材料到結論；索隱家在這一點上常與考證家恰好相反，他們在論證過程中，其思維方法的基本特徵和走向是從結論到材料。索隱派著述中，其論證過程和方法往往是支離破碎、東拉西湊、想像、虛構真是無所拘束，自由得很，既不講究科學邏輯，也不尊重客觀事實和材料，有時是把事實和材料裁剪、組合得符合自己的主觀需要，有時甚至隨意設想、製造出一些「事實」和「材料」，例如根據自己的需要，想當然、牽強附會地構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種關係或聯繫。黛玉取笑湘雲說話有點「咬舌子，」把「二哥哥」叫成「愛哥哥」，那末「一二三」又該叫「麼愛三」了。李知其就索隱說：「只見有一二三而無四，無四諧讀胡死」，可知湘雲口裡叫寶玉「愛哥哥」，心裡是在詛咒「胡人的死亡」。（《紅樓夢謎》上篇第八節）這類情況不勝枚舉，此處不贅。
第三，就結論驗證而言。考證家在主客觀條件比較充份的情況下，其考證的結果是比較切實的，因而是可信可靠的。當然，受到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有時候考證家也可能難以得出科學的結論，考證結論可能有失誤，但科學考證結論無論是對是錯，一般地說是可以驗證的。索隱家的情況就不同了，他們往往對自己索隱所得的結論評價甚高，自詡為曹雪芹的隔世知己，《紅樓夢》的真正解人，其實他們的結論既然是主觀猜想的產物，自難做到切實可靠。同時，索隱派主觀猜測所得的結論是否正確，往往是死無對證、無從檢驗的。且問，人們有什麼辦法驗證曹雪芹確實參與謀殺雍正皇帝？又如何驗證他筆下人物史湘雲口裡叫「愛哥哥」而心裡卻是在詛咒胡人死亡？
第四，就研究價值而言。科學考證的目的和作用，是通過認真踏實的研究去探討一些實際存在的科學問題，在研究過程中遵循科學規律，依靠已知的科學知識，從已知到未知，幫助人們解決疑難問題，獲得新的認識。而索隱家們的索隱，其具體目的和動機有所不同，或由於好奇心的驅使，或為了證實某一政治成見、哲學或心理觀念，或則借此自炫博學、善於解謎，甚或借此消磨時日，以驅遣文字自娛。看來索隱家們真正追求的並不是他們索隱所得的結論是否符合客觀實際，他們追求的是某種樂趣，是自己和同好者心理上的滿足。但也正由於他們的研究所固有的主觀猜測、隨意附會的通病，他們的索隱就常常破綻百出，不能自圓其說。讀者不但不能從中獲得有益的新知，腦子裡反倒被塞進許多想入非非的虛幻故事和無益有害的思想觀念。《紅樓解夢》告訴人們，曹雪芹和他的戀人合謀「弒帝」，以及林黛玉的原型「竺香玉」守寡後與人「私通」、生子即屬此類。
（三）總起來說，科學的考證本身要求尊重客觀實際和依據，考證家某些具體考證有時可能產生失誤，但他們畢竟受到科學研究的規律和原則的規範和約束；而索隱派的測字猜謎，儘管在某些人看來頗有一種樂趣，但是以主觀隨意性為其本質特徵的索隱派研究方法，使索隱派紅學著述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非科學的有時是故意違反科學的傾向，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科學研究最忌研究工作者持有主觀隨意的指導思想和研究方法，而半個世紀以來紅學索隱派的理論和實踐，再次暴露紅學索隱派研究方法最突出的性質和特點就是它的主觀隨意性，這是整個索隱派紅學自身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和嚴重缺陷。只有認清索隱派研究方法非科學的性質，不斷克服《紅樓夢》研究中反覆出現的非科學傾向，才有可能提高紅學研究工作者的科學素質和《紅樓夢》研究的科學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