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讀「紅樓」?
段啟明（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人們所說的「紅學」，就是研究《紅樓夢》及相關問題的學問。按照清朝人的說法，研究學問，作文章，就要講究辭章、義理、考據，而且以「三端相濟」為最佳。研究紅學，亦當如此。如果說「辭章」求其「美」，「考據」求其「真」，那麼「義理」則是求其「善」，用今天的話來說，或即《紅樓夢》一書究竟表達了怎樣的思想觀念、人生追求、價值取向。竊以為，在當前的《紅樓夢》研究中，這一方面都是最羸弱的環節。書中說：「滿紙荒唐言……誰解其中味」，什麼「味」呢，我想，就是人生之「味」，文學之「味」。因此，我們研究和閱讀《紅樓夢》的唯一正確的路子就是把它作為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來對待。這話雖屬老生常談，毫無「創意」，但確是最接近真理的共識，因為唯其如此，才有可能逐步體悟到它的文學與人生之「味」，才能不被那種猜謎怪論所誤導。
為此，我們首先應給大力提倡研讀《紅樓夢》文本，包括不同的版本。不可想像，根本沒有認真研讀過文本，就能夠發表宏論，就能夠扮演電視劇中的紅樓人物；其次，對研究者來說，更應該提倡加強「理論」的修養。由於歷史的原因，一提「理論」，可能會聯想到條條框框，空話套話，其實不然，就紅學研究而言，提倡理論，不外是提倡一種思辨、一種理解和感悟，它應該是充滿靈性、悟性、具有無窮魅力的。而當前理論的貧乏與淡漠恰恰是種種奇談怪論得以孳生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總之，紅學的研究，正可謂任重而道遠。
關四平（哈爾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閱讀中國古代小說的最高峰——《紅樓夢》，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第一，摸清《紅樓夢》的版本系統。這包括「脂評本」和「程高本」兩個系統。前者是手抄本，上面有脂硯齋等人的評語，其中保存最完整的是78回的「庚辰本」（1760）；後者是120回的排印本，包括「程甲本」（1791）和「程乙本」（1792）。第二，全面理解主要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特點，諸如：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史湘雲、王熙鳳、賈母、賈政、探春、晴雯、劉姥姥等，皆栩栩如生，個性鮮明。第三，理解全書的思想內涵。學界現有的「愛情主題說」「四大家族衰亡主題說」「賈寶玉叛逆道路說」「解脫說」「色空說」等，皆是從不同角度探討《紅樓夢》多元文化意蘊的一個層面，可互補共存，而關鍵是應發掘其中真、善、美的深層意蘊。第四，掌握全書的藝術創新，如：人物塑造上的「正邪兩賦」、美醜並舉，結構藝術上總綱的設置與網狀結構的建構等等，皆打破了傳統的思想和寫法。
郭豫適（華東師範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紅樓夢學會顧問）：劉心武「揭秘《紅樓夢》」是新索隱派的做法，他不是依據文本的實際狀況發表意見，而是頭腦中先有觀點，然後從書中東拼西湊地找出一些材料，再加上主觀猜測來論證。我在《擬曹雪芹「答客問」——論紅學索隱派的研究方法》中的《代自序》和《後記》裡對他的「秦學」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嚴謹的紅學家們根本無法認同他那些秦可卿是廢太子允礽的女兒寄養在賈府、秦可卿之死是由於執行來自某一政治密令之類的說法。劉心武否認自己是索隱派，認為自己是考證派。嚴格地說，他的「揭秘」和所謂的「秦學」不但不能稱之為考證，而且也不是學術研究。
《齊魯學刊》1999年第3期上有我的《索隱派紅學的研究方法及其歷史經驗教訓》一文，其中部分內容以《主觀猜測，還是科學考證》為題，發表在同年10月16日《文匯報》上，多方面地論述了科學考證和主觀索隱兩者的不同性質。科學考證的論題具有一定的歷史或現實依據，來自於客觀事實；主觀索隱的論題的提出則往往是來自某種先入之見和某種既定的主觀懸念，具有強烈的主觀隨意性。考證家的論證強調遵循邏輯、尊重客觀事實；索隱家的論證過程和方法往往是既不講究科學邏輯，也不尊重客觀事實。有時把事實通過裁剪、組合以至歪曲，使之符合自己的主觀需要，有時甚至隨意設想、編造出一些「事實」和「材料」。考證家的考證結論無論對錯，一般地說是可以驗證的；索隱家的情況就不同了，他們對自己索隱所得的結論自我評價很高，其主觀猜測所得的結論是否正確，往往是無從驗證的。科學考證可以幫助人們解決疑難問題，獲得新的認識；而主觀索隱追求的是某種玩索的樂趣，是自己和好奇者心理上的滿足。
20世紀80年代，香港李知其的《紅樓夢謎》裡談到《紅樓夢》第八十七回的一個細節。紫鵑問黛玉：「我叫雪雁告訴廚房裡給姑娘做一碗火肉白菜湯，加了一點蝦米兒，配了點青筍紫菜好麼？」他認為「火肉」諧音鵝肉，白菜鵝肉就是「天鵝肉」；「蝦米兒」讀「蛤蟆兒」；「青筍紫菜」是「清順治來」。這一碗湯是說：弘光帝那個癩蛤蟆，只為好色想吃天鵝肉，看看快把江山配給順治帝了。李知其的這種猜謎法真是匪夷所思，而劉心武對《紅樓夢》裡張友士為秦可卿所開藥方的解釋與之如出一轍。劉心武認為「友士」顯然諧的是「有事」這兩個字的音，張友士是京裡派來的「政治間諜」，其藥方是一道政治密令。藥方里開的明明是五種藥：「人參、白朮、雲苓、熟地、歸身」，他卻把這五種藥改造成兩句話：「人參白朮云：苓熟地歸身」。其實「白朮」作為一種中藥，「術」應當讀zhu，音「竹」，是不能讀作「數」的，將「白朮」說成諧音「半數」，這種轉換從諧音法的運用來說，就是論述失據，即人們所說的硬傷。他把「雲苓」隔開，「雲」作說解，「苓」作命令解，這樣他就把藥方硬說是：上面命令秦可卿在熟地自盡。劉心武的這種考證只不過是牽強附會的主觀索隱。他將秦可卿之死寫成因政治集團奪權陰謀敗露而導致的政治性自殺，並且說王蒙沒有讀懂這個地方。對秦可卿之死，王蒙以及紅學家們的解釋是秦氏因與賈珍有染而懸樑自盡，這不但可以揭開《紅樓夢》中的很多疑團，而且確實也是一種可信的說法。劉心武還把秦可卿與賈珍二人的私通說成是出於愛情，這樣講也是不恰當的。
考證應該堅持求真務實的態度，應以客觀事實為依據，切忌主觀猜測。說秦可卿是廢太子之女，張太醫是政治間諜，藥方是政治命令等等，都查無實據。憑想像和猜測編造小說的作法，不是科學考證，劉心武自稱考證派，其實是並不恰當的。
現在有的「紅學」研究者錯誤地認為只要有助於激發人們閱讀《紅樓夢》的興趣就行了。《紅樓夢》劇組在全國範圍內挑選林黛玉、薛寶釵、賈寶玉等演員候選人，據說報名人數已達二十餘萬，這完全是商業炒作。片面強調出新，片面強調娛樂化，容易導致學術研究品味降低。「標新立異」，很難簡單化地說這是好事還是壞事。闡明新想法、新觀點不畏畏縮縮，這是對的，從多角度鑒賞文學作品也是不錯的，但要把握原則，不能不負責任地隨便亂講。做學問要認真嚴謹，有一定的行為準則，不能把自己的主觀猜測作為科學理論在大庭廣眾間傳播。時下有一種觀念，似乎正統或傳統的學術研究就是過時、僵死的，而來自「民間的」「草根的」就是先進的。這種學者應當珍惜目前寬鬆的學術研究環境，對聽眾、對讀者，尤其是對年輕人不能隨便散佈不負責任的言論，也要為自己負責。對於「民間的」「草根的」「反傳統」的旗號，應該實事求是，客觀認真地分析。年輕人（當然不僅是年輕人）還是要學會認真嚴謹地治學，博學多思，不斷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做研究工作不能片面追求轟動效應，也不能太功利主義。
郜元寶（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用多種方式來闡釋文學作品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出現劉心武「揭秘紅樓」也是很正常的。我認為有三個問題值得考慮：一是我們的強勢媒體中央電視台推出這個節目，它是否還可以有更大的空間做更多、更有意義的文化節目？二是民間大眾需要文化，就很容易讓這種節目乘虛而入；三是當前我們的批評家、書評家們對這件事的關注脫離主題，很少有人去談論名著本身，而只是糾纏於劉心武談問題的方式恰當不恰當。我們知道，《紅樓夢》之所以被當成中國文學作品的正統，應歸功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當時錢玄同、魯迅等人對《紅樓夢》的評價並不是很高，只是新文化運動的需要才達成共識把這部作品當作中國的經典名著。毋庸置疑，「紅樓」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認為中國文學經典名著不能被批評，是不正確的。今天，有的人拿著傳統文學經典到處招搖，而在五四時期這些作品還沒有成為經典的時候，它們是作為文學批判和文化反省的對象。今天的人和五四時期的人比起來有很大的差異，今人有很多迷信思想卻沒有對此引起足夠的警惕，我們好像很容易圈定一個話題，卻不善於揭開這個話題看其背後的真相，這可能是文化大眾化、平面化的共性。我希望在這個共性面前出現一些批評家，並且希望這些批評的聲音能夠佔據一定的話語地位，能夠在大眾文化體制裡開闢一條路子。
何滿子（文藝理論家）：目前，《紅樓夢》很「熱」，吃「紅樓」飯的人很多。《紅樓夢》是中國長篇小說創作的巔峰之作。我認為一部優秀的小說著作是具有多義性的，可以讓讀者有多元解讀。劉心武有劉心武的解釋，王蒙有王蒙的解釋，他們都是聰明人，「紅樓」是他們自己眼中的「紅樓」，這就是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
寧宗一（南開大學文學院東方文化藝術系教授、中國紅樓夢學會常務理事）：實事求是地說，面對《紅樓夢》，我的閱讀心態始終是永恆的困惑。這樣一種苦惱，既是閱讀與研究對像深邃意蘊所致，但也往往是在大師和經典面前的一種說不出的無能為力。我無意把《紅樓夢》神化，認為它是不可解之謎，也不認為它帶有東方神秘主義的色彩而難於把握。我只是認為在它的面前，暴露出了我們文學智慧的欠缺和審美思維力的貧乏。然而，又有另外一面，那就是《紅樓夢》在知識界、在歷經了人生坎坷、具有了咀嚼人生況味的讀書界和研究界，它的藝術魅力總是促使人們進行一次次的探險，或者說，它一次次引發你去閱讀和發表對它感悟的衝動，於是在讀書界、研究界給我們打開了《紅樓夢》閱讀史上的前所未有的景觀。
正是基於此，我認為，無論從宏觀小說學角度看還是從微觀小說學角度看，《紅樓夢》文本都是一切讀者關注的對象。因此，對於所有讀者來說讀「懂」文本這是最起碼的基本功，至於對任何一位真誠的《紅樓夢》的研究者來說，細讀文本和尊重、敬畏文本都是第一要義。
如果說文學大師的敘述，記錄的是人類的心靈史，經典是大師的精神遺囑的話，那麼，《紅樓夢》是為典型。《紅樓夢》在最準確意義上為我們記錄了人類的心靈史，《紅樓夢》是曹雪芹給予我們的精神遺囑。因為曹雪芹把自己的生命和小說連接在了一起。曹雪芹的天才，在於他利用小說這種文體展現了人生的多層面（幾乎沒有一個作家可以與之媲美）。他給小說提供了一種無限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詮釋了小說精神。我的興趣是想在哲學和美學意義上膜拜曹雪芹。因為，他的小說總在暗示我們：曹氏是一個詩人、一個美學家、一個倫理學家、一個心理學家、一個哲學家、一個絕好的知己。無論在哪一個意義上，他都是不可取代、不可超越的。
曲沐（中國紅樓夢學會理事、貴州紅樓夢學會副會長）：如今，《紅樓夢》研究領域異常複雜，各種觀念都有，什麼「紅樓解夢」「紅樓揭秘」「紅樓索隱」等等，讓人跟花繚亂。面對這種複雜局面，究竟應該怎樣閱讀《紅樓夢》呢？我認為至少應該樹立三個觀念：
第一，原典觀念。閱讀經典著作，要讀原典（即原著）。什麼是《紅樓夢》原著呢?現在書市上的《紅樓夢》非常混亂，各種版本都有，一不小心就容易上當受騙。所謂「原典」非它，即程偉元、高鶚於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萃文書屋木活字擺印本及翌年之修訂本，簡稱程甲本、程乙本。所謂脂抄本，皆1927年以後出現的，它們殘缺不全，文字錯訛低俗，令人無法卒讀。近幾年紅學界研究表明：「脂本乃後出之偽本，而程本方為《紅樓夢》》真本。比如1992年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根據脂本庚辰本編的本子，配以程甲本第六十四、第六十七兩回及後四十回，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成為現今普及本(下稱「藝院本」)。「正統」紅學家稱庚辰本保持了曹雪芹「原稿面貌」，其實這是一個極為晚出的本子，我們將它與程甲本對勘，發現數十處「竄行脫文」，由此證明它是抄自程甲本而來，抄錯、漏抄、妄改者比比皆是。俞平伯說它「不能卒讀」：1960年台灣蘇雪林女士多次批評這個本子「別字連篇」「文理蹇澀」「造句常不自然」；1986年美國周策縱先生僅從藝院本開卷第一回第一頁就指出其中不少文字「不通」「累贅」，甚至「大煞風景」「大不合情理」。(香港《紅樓夢大觀》周序)。而且這個本子歪曲賈寶玉、林黛玉、芳官、尤三姐等人物形象。所以藝院本誤人子弟，決不可從。
第二，整體觀念。明確120回程本《紅樓夢》是一個完整的有機藝術整體。當年胡適提出後四十回為高鶚所續的四條證據早已被推翻，但有些人相信脂硯齋的胡言亂語仍信從高鶚續書說，其實這是錯誤的。俞平伯幾乎一生都在從事腰斬《紅樓夢》的工作，到臨終前終於大徹大悟，寫下：「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程偉元、高鶚是保全《紅樓夢》的，有功。大是大非。」所以，120回《紅樓夢》都是曹雪芹的藝術創造，高鶚並沒有《紅樓夢》著作權。
第三，小說觀念。明確《紅樓夢》是一部小說，不是什麼人的「自傳」和「曹寅家史」，也不是「宮闈秘事」和「謎語大全」，應該將《紅樓夢》作為小說閱讀，充分認識它的審美價值。這樣才是閱讀經典名著《紅樓夢》的正確途徑。
齊裕焜（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早期的《紅樓夢》索隱派不同意考證派的結論，即作者是曹雪芹，所寫的內容與曹家家世有密切的關係。但是到了20世紀50年代以後，索隱派就充分利用了考證派的成果。如趙同利用考證派的研究成果，即《紅樓夢》所反映的生活與曹雪芹的家世有密切的關係，把索隱派與考證派結合起來，顯示了索隱派發展的方向，可以稱為「新索隱派」。劉心武就是走的這條路子。他充分利用考證派的成果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宮廷內部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和曹家的興衰史結合起來，以此來「揭密」《紅樓夢》。周汝昌先生在致劉心武的一封信中說：「你這篇書簡寫得好，內容十分重要。１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討論，通過相互啟發切磋和共識，已然逐漸顯示清晰，可說是紅學史上一大「突破」。因為，這實質上是第一次把蔡元培和胡適兩位大師的「索隱」和「考證」之分流，真正地匯合統一起來，歸於一個真源，解開了歷時一個世紀的紛爭，而解讀破譯了紅樓奧秘。」
索隱派和考證派打了近百年的官司，但兩派實際上是有共同點的。考證派的大師俞平伯先生在晚年對此作了公正而深刻的評論。他認為：索隱、自傳兩派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但他們都把《紅樓夢》當作歷史資料這一點卻是完全相同的。只是蔡元培把它當作政治野史，而胡適把它看成是一姓的家傳。儘管兩派各立門庭，但出發點是一個，而且還都有著一個共同的誤會：《紅樓夢》是小說，這一點大家好像都不懷疑，而事實上卻並非如此。兩派總想把它當作一種史料來研究，像考古學家那樣，敲敲打打，似乎非如此便不能過癮，好像會貶低了《紅樓夢》的身價。其實這種作法都出自一個誤會，那就是鑽牛角尖。結果非但不能有更深一步的研究，反而把自己也給弄糊塗了。２正因為索隱派和考證派都把《紅樓夢》當歷史來研究，因此，劉心武等利用考證派的成果，進行索隱，形成新索隱派，也正因此，劉心武的「探秘」為考證派的周汝昌所激賞。
王光東：（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如果揭秘《紅樓夢》是為了普及歷史文化知識，讓大家對古典文學名著產生新理解，是值得贊同的；但如果把傳統的經典作品完全用新潮化、通俗化、娛樂化的語言進行解讀，重在這方面求新求異，就沒有什麼意義了。中國傳統文化有其自身價值，有其莊嚴性，我們要尊重固有的歷史文化傳統，要維護傳統文化的尊嚴，這對民族發展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沒必要為了迎合娛樂消費，為了迎合大眾趣味，而把傳統經典的東西給解構掉，使之淪為流行的大眾文化。我不贊成「新說」風，它們雖然很「火」，但這只是世俗層面的成功，在文學層面上絕不能算是成功。
俞曉紅（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明清小說研究室主任、中國紅樓夢學會理事）：《紅樓夢》第23回，在明媚柔麗的大觀園裡，先是賈寶玉和林黛玉共讀《西廂》，後留下黛玉一人聆聽《牡丹亭》。一是讀戲劇腳本，一是聽戲文演唱，均構成《紅樓夢》中的戲中戲。張生彈曲表意，鶯鶯借詩傳情，張生吟詩酬和，鶯鶯拜月焚香，都是在花園裡演出的。杜麗娘自小受到父母的嚴格管束，過著一種簡淡冰冷、封閉壓抑的深閨生活，長到一十七歲，居然不知自家有一座後花園，而一旦置身於春光明媚、花紅柳綠的花園，其內心的自然天性立刻就被喚醒了。瀰漫自然力的花園是兩劇情節的一個重要契機，是女主人公感情歷程的起點，也是作者用以闡發該劇題旨的一個聚焦景觀。《紅樓夢》用《西廂記》鋪墊著寶黛心中對朦朧愛情的共同的喜悅，然後又用《牡丹亭》中《遊園驚夢》的曲詞來撥動黛玉的心弦，激發黛玉內心深處對自己處境、命運的傷感式聯想，黛玉最終「心痛神癡，眼中落淚」。戲中情是戲外人之情，戲外人正體驗著戲中人的特定情境，這樣黛玉在想什麼，讀者也就通過兩部戲的內容知道的清清楚楚了。顯然，作者將《西廂記》和《牡丹亭》安排在同一回中出現，是其匠心所在：一來點染了寶黛當時所處的環境氛圍，二來表現了寶黛的精神生活和審美趣味，三來推動了情節的不斷發展。戲中戲，成了寶黛愛情的催化劑。讀古典名著，我們可以從多方面、多層次受到優美高質的熏陶。
鄭鐵生（天津外國語學院教授，中國紅樓夢學會理事。專著《劉心武紅學之疑》，由新華出版社2006年出版）：如何讀《紅樓夢》？常常有人讓我推薦一兩本解讀《紅樓夢》的書，我便犯難。開一個長長的書單，對普通的讀者不合適，而列舉一兩本書又於事無補。正如葉朗先生所說：「《紅樓夢》，意蘊極其豐美，『橫看成嶺側成峰』，一種闡釋往往只能照亮它的一個側面，而不可能窮盡它的全部意蘊。因此，對這類作品的闡釋，就可以無限地繼續下去。」如何為「大眾欣賞」提供一個審美的開放的解讀範本，便是「說不完的《紅樓夢》」這一話題。無論是紙質文本，還是影視媒體，都是形式問題，我以為核心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好「小眾學術，大眾欣賞」關係。
「小眾學術」，是指研究紅學的學者、專家，從文本到版本，從作者到家世，上窮典籍，下考文物，孜孜以求，一言以概之，學術也。「小眾學術」為紅學藝術大廈奠定了基石，並從不同的層面、不同的角度開拓了紅學研究的領域。不僅成為研究《紅樓夢》的必讀之書，而且為「大眾欣賞」提供了文本審美的解讀結構。《紅樓夢》在未被讀者解讀之前，是一種雪藏狀態的審美現實，是潛在的藝術世界，是開放的心靈家園。只有通過讀者的欣賞，《紅樓夢》才能成為有生命的審美現實，《紅樓夢》文本的審美意義才能進入讀者理解的意向結構之中。而解讀的深淺粗細，往往決定兩個方面：一是《紅樓夢》文本所顯示的形式和內容；一是讀者自身所具有的感悟、情感和體驗。而且二者處於互動的形態，相互作用，「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為了彰顯《紅樓夢》文本，「小眾學術」就是要不斷地創造性地解讀《紅樓夢》文本的形式和內容，為「大眾欣賞」提供審美的開放的解讀範本。欣賞也是不斷提升的過程，「大眾欣賞」與「小眾學術」的兩極差越小，「大眾欣賞」的整體水平就越高，從某種意義上講，「小眾學術」達到的最高極至應當是雅俗共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