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意蘊
曹雪芹彷彿預感到了後人解讀《紅樓夢》的困惑和歧見，在開卷第一回便寫下了這樣一首詩：「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的確，對於《紅樓夢》這樣一部內容豐富涵義深邃的作品而言，「解味」誠非易事。自小說問世以來，無論是激賞讚歎、還是詆毀蔑棄，人們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出發，對其進行解釋、評說、猜測、推考。正如魯迅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所描述的那樣：「《紅樓夢》是中國許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這名目的書。誰是作者和續者姑且勿論，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事情正是這樣，經學家煞有介事地認為《紅樓夢》藏讖緯、明易象，可以預卜吉凶；道學家板起面孔認為《紅樓夢》「啟人淫竇，導人邪機」，「理當一火而焚之」；革命家則嚴肅地執著地認定《紅樓夢》是政治小說，充滿了民族主義的情感；還有的並不執於一端，而認為「吾國之小說，莫奇於《紅樓夢》，可謂之政治小說，可謂之倫理小說，可謂之社會小說，可謂之哲學小說、道德小說……」等等。最早的評家和讀者，通過批語、評贊、題詠、札記以至閒談來表達各自的見解；舊紅學用索隱、新紅學用考證，對小說作出了自己獨特的解釋，卓然成家。
可見，由於時代的變遷和觀念的更迭，對《紅樓夢》的闡釋在不斷地變化、發展。舊紅學帶有民族革命的印記，新紅學感應著「五四」的風氣。到了新中國建立，社會經歷了巨大的變動，人們自然會用全新的眼光來重新觀察和解釋《紅樓夢》這部作品。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倡導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研究社會科學和文學，當時還是剛從大學畢業不久的兩名青年李希凡和藍翎，寫成了《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評〈紅樓夢研究〉》等文章，對俞平伯的紅學研究提出了批評。李、藍在文章中指出，俞平伯的研究在觀點和方法上，沒有脫離舊的窠臼，是唯心主義的，離開了文學的現實主義的批評原則：認為俞著把《紅樓夢》當作作者「感歎身世」和「情場懺悔」的自傳，從而否定了對封建社會的典型概括的意義；再者俞著關於「色空」、「怨而不怒」、「釵黛合一」等論點，抹殺了小說鮮明的反封建的思想傾向；俞著在論及《紅樓夢》的傳統性時，進行了形式主義的簡單比附，否定了《紅樓夢》的獨創性。李、藍力求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認識和評價《紅樓夢》，他們寫了一系列的文章比較全面地闡述紅樓夢的思想傾向和藝術特徵，特別是對賈寶玉這個人物身上存在的新的因素及其與時代思潮、社會經濟結構的關係作了分析論證。認為當時社會的進步思潮包括了工商業者反封建壓迫的要求，提出了《紅樓夢》反映資本主義萌芽的市民說。本來，俞平伯紅學研究的功過得失和李、藍批評論說的是非深淺完全可以在正常的學術討論中辨明和發展。然而，由於政治權力的介入和干預，這一學術批評迅速發展為一場聲勢浩大影響久遠的思想批判和政治批判。毛澤東在1954年10月給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說：「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事情是由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則阻攔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甘作資產階級的俘虜。」由於學術批判納入了政治運動的軌道，完全喪失了平等探討自由爭鳴的可能，俞平伯由此長時期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這場批判的發展及其後果也為「小人物」所始料不及。
毛澤東本人喜歡讀《紅樓夢》，在本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多次談到《紅樓夢》，他對《紅樓夢》評價很高，主張把它當作歷史來讀。其主要的意思，一是要人們瞭解小說在怎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反映了怎樣的歷史要求，再是要通過這部小說形象地瞭解中國封建社會的生活。他的重視第四回、著眼「四大家族」的興衰都與此相關。作為閱讀《紅樓夢》的一種視角，即政治歷史的視角，本來並無不可，因為這也是一種闡釋，不妨可以在魯迅的那一段話後面再續上「革命者看見階級鬥爭」。但如果以此作為唯一視角，只看見階級鬥爭，幾十條人命，排斥其它視角，甚至不承認作為小說主體的愛情描寫，這就大謬不然了。至於在「文革」期間畸形的評紅熱以及為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那就更是另一範疇的問題了。
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致力於《紅樓夢》內容的研究並作出重要成果的還有何其芳，他的發表於1957年的《論紅樓夢》是一篇七萬字的專門論著，這是他平生「寫議論文以來準備最久，也寫得最長的一篇。從閱讀材料到寫成論文，約有一年之久」，足見其用力之深。論文全面地論述了《紅樓夢》的思想藝術及其對一些有爭議問題的看法，全文共分十三節，高度評價了《紅樓夢》是我國古典小說藝術的最高峰，小說批判了整個封建社會以及上層建築，嚮往合理的幸福的生活，表現了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寶黛愛情是貫穿全書的中心故事，其內容的豐富和深刻遠遠超過了以往的著名同類故事，賈寶玉成為一個典型的共名；小說表現的不是市民思想而基本上是封建叛逆者的立場。作為詩人兼學者，何其芳從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出發進行細緻的分析論證，儘管引起了某些質疑和商榷，但這依然是一篇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紅樓夢》的力作。該文的節縮曾作為人民文學出版社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的代序。
初版於1959年的蔣和森的《紅樓夢論稿》，也是一部很有影響的書，主要是以細膩的藝術分析和優美的文筆打動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的心。他的寫作受到何其芳的鼓勵和幫助，觀點相近。全書共收七篇文章，《曹雪芹和他的紅樓夢》可看作總論，最為人熟知的當數《賈寶玉論》和《林黛玉論》。作者認為對於《紅樓夢》這樣一部充滿詩意的書，不能以冰結的感情或數學式的智力來對待，明智的哲學頭腦應是熱烈感情的昇華。因此作者幾乎是用詩的語言來評論人物感染讀者。本書於1981年增訂再版。
這裡還必須提到著名的政治活動家王崑崙所寫的《紅樓夢人物論》。早在本世紀四十年代的重慶和上海，王崑崙就用太愚的筆名發表了十九篇紅樓夢的人物論，膾炙人口。此前，還沒有人對《紅樓夢》裡的重要人物進行這樣系統和透闢的分析，《紅樓夢》裡的重要人物都論到了，而且都有獨到之見。這部論著不僅具有鮮明的思想傾向和時代氣息，而且方法得力，切中腠理，文筆鮮活，富於啟發性和感染力。這些文章在1948年就已結集出版，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又加以改寫再度發表。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再次重版，足見其深受讀者歡迎。
在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即1963年前後，各報紙刊物包括各大學學報發表了一批文章，茅盾的《關於曹雪芹》、何其芳的《曹雪芹的貢獻》等重要文章就寫於此時。在這期間頗有學術質量較高的論文，可以代表「文革」前曹雪芹與紅樓夢研究的水平。
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紅學研究進入了一個空前繁榮的新時期，由於1980年中國紅樓夢學會的成立和在此前後兩種紅樓夢學術專刊的創刊，因而學術交流的機會增多了，學術成果也有了更多發表的園地。這無疑大大地推動了紅學的發展，粗略估計，二十多年來發表的研究文字約當五千萬字以上，出版的論著逾百種。其中，對《紅樓夢》作品本身的研究當然還是主體。
改革開放的大環境帶來的學術思想的活躍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也反映在《紅樓夢》研究中，總的說來，對《紅樓夢》的主旨和內容的闡述已趨向多元和多層，人們早已摒棄了對小說政治圖解式的闡釋和簡單比附的說教，而逐漸達成一種共識，認識到一部偉大的深刻的文學作品，很難用一種主題、一種角度、一種解釋來限定和概括，更不可能窮盡它。過去人們之所以對《紅樓夢》有如此紛繁的歧見和解說，除了讀者眼光的不同而外，還因為作品本身的豐富複雜和獨特。在這一前提下，研究者不論其從何種角度、用什麼方法，只要是認真探求，有所發現，就都是有益的，都能給人以啟發，都將有助於接近作家的主觀命意和解讀作品的客觀意蘊。
既然《紅樓夢》是一部文學作品，那麼人們理所當然地應把它作為一個審美對像來看待，因此大量的研究文章著眼於審美的角度，透過藝術形象來把握作品的內容和意義。首先，小說是以貴族家庭的日常生活為場景素材，以青年女性為主要描寫對象，在這裡，作家對人物的安排、形象的組合、著筆的輕重、褒貶的分寸，都有一種獨特的方式。正如人們所熟知的賈寶玉的名言：「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女兒被看作是天地間靈氣所鍾的生命的精華，男子則為世俗濁物。基於對生命和生活這樣的獨特理解，在小說裡，以賈寶玉和金陵十二釵為核心的青年女性人物是純潔的、充實的、美好的，而男性和受到世俗污染的女人則是委瑣的、空虛的、腐朽的。如果簡單地用階級來劃分或用正反面人物來劃分都難以符合小說的實際。為「閨閣」昭傳，表現這些年輕的、純真的，鮮活的生命之美，以及美的毀滅，正是《紅樓夢》文學審美層面主旨之所在。於是作家順理成章地以其主要筆力展現了生命之重要課題的愛情婚姻天地，處於中心位置的是寶、黛、釵的愛情婚姻悲劇。以相知相契為基礎的生死不渝的「木石前盟」和以家世利益為前提的世俗稱羨的「金玉良緣」包含著豐富複雜的社會內容，寶黛之間刻骨銘心、纏綿固結的情感經歷打動了千百萬讀者的心。這種以思想性格和人生道路的認同為基礎的愛情，超越了傳統的惜才悅色的模式，帶有某種現代性質。圍繞著這個中心，小說展現了不同類型、不同性質的愛情和婚姻悲劇：元春的入宮、李紈的早寡、迎春的抵債、香菱的受虐、金釧的投井、晴雯的遭誣，以及尤氏姐妹的飲劍和吞金、鴛鴦的矢志不嫁和司棋的因情被逐，等等，此外，湘雲的悲劇，妙玉和惜春的悲劇，還有鳳姐和探春的悲劇則更多地因為時乖命舛，生於末世，她們的青春、才幹、志向終究歸於幻滅，無一例外地歸入了薄命司。正如太虛幻境中聯語所示：「厚地高天，堪歎古今情不盡」，情是永恆的，世間的一切似乎都幻滅了，唯有兒女真情不可磨滅，所以作者才宣稱，本書「大旨談情」。把握住這一點，有助於讀者對小說進行總體的審美觀照，不致迷眩困惑，因小失大。小說像一軸巨幅的畫卷，絢麗多彩，筆墨酣暢；又像一首大型的交響樂，既奏響了青春和生命的頌歌，又是人生和命運的悲歌，每一個人物都有自己的旋律，最終匯合成了紅樓夢這一部以真情譜就的交響詩。
前面提到，把《紅樓夢》當作政治歷史小說來讀，作為一種視角，而不排斥其它，本無不可。因為《紅樓夢》並不是一部普通的純粹的言情小說，它具有深刻的歷史感和強烈的批判現實的鋒芒，雖則作家明言無朝代年紀、不干涉時世，而實際的藝術描寫卻流露出對歷史和現實的深廣憂憤。即以人們熟知的第四回有關「護官符」的描寫以及省親、交租、抄家等情節，本身就是對封建官僚政治和皇權的譏刺和揭露。更多的是在曲筆和隱寓中蘊含深意，包括作為小說主體的那些愛情婚姻糾葛的背景和動因，需要讀者細心加以體察和探求。當然，不少執著於微言大意抉發幽隱的文章，未免求之過深，可以看作索隱派在現代的復活；但這種現象也適足以說明《紅樓夢》的獨特性，說明有隱可索，含蘊深厚。如果不執於政治索隱，而是從小說實際的藝術內容出發，作合理的推求發掘和科學的分析論證，突出它的批判鋒芒和歷史容量，那麼這應當看作為紅學的一家之言，不僅容許，而且必要，事實上在這方面不乏有深度的研究論著。
《紅樓夢》還有一般作品難以企及的深層結構，即由藝術形象層、歷史內容層延伸而達到的哲學意味層。這是作者對人生真諦的刻骨銘心的體驗，是屬於作品深層的一種超越時空的、具有永恆性質的人生精義和心理蘊含，是偉大作品獲得不朽魅力的重要原因。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關注併力求在這一層面上進行探究和闡釋，這是紅學研究向縱深發展的標誌之一。
有的研究者或從小說第二回賈雨村關於正邪二氣的宏論和湘雲主僕關於陰陽的對話來論證曹雪芹對於宇宙本體的認識是傾向唯物的、辯證的，並且聯繫當時的社會思潮哲學觀念，加以比較分析。這樣的研究對瞭解作家思想雖不無補益，但曹雪芹並非在寫哲學講義，而是創造藝術作品。透過藝術的機體所啟示的對宇宙和人生的感悟才是小說內在的哲理意蘊。通常認為第一回《好了歌》及其解注是小說哲理層面的主題歌：「世人都說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揚，曾為歌舞場。……」脂評曾經這樣批道：「先說場面忽新忽敗，忽麗忽朽，已見得反覆不了。一段妻妾迎新送死，倏恩倏愛，悠痛悠悲，纏綿不了。一段石火光明，悲喜不了，風露草霜，富貴嗜欲，貪婪不了。一段兒女死後無憑，生前空為籌劃計算，癡心不了。一段功名升黜無時，強奪苦爭，喜懼不了。總收古今億兆癡人共歷此幻場幻事，擾擾紛紛，無日可了。」這盛衰悲喜、升沉榮辱、生死貧富確是古往今來億兆眾生共同經歷無可擺脫的人生軌跡，作家把它濃縮於此，形象而精粹地概括為「好」「了」之歌和透徹之解，突出了其間的轉換嬗遞，核心在於一個「變」字。變動不居既然是世界的常態，也就沒有什麼永世長存的定理和秩序，這就不能不引向對現存制度的深刻懷疑。變動不居也是人生的常規，「翻過個觔斗」來的閱歷之士就可以淡泊功名富貴、妻妾兒孫的世俗追求，達到精神的自我超越。然而《紅樓夢》並非出世之書，曹雪芹也並未看破紅塵，他是那樣執著於現實、熱愛生命、珍惜生活中一切美好的東西，色空之論解脫之說並不能解釋小說的哲學底蘊。「色」作為佛家用語，當作為有形之萬物的總稱，略同於好了歌中之「好」，「空」約當於「了」。「色即是空」亦可視作「好便是了」的同義表述。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在色空之間引入了「情」的觀念，即所謂「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第一回)這個「情」即「兒女真情」，情與生命同在，與萬物同在，世界因為有真情而可愛，而變得有聲有色可歌可泣，正是這一思想貫穿於整個《紅樓夢》，支撐著作家在艱難困頓中堅持創作。為「僧」而有「情」，彷彿是矛盾的，正是這個矛盾的統一使《紅樓夢》裡的「情」達到了一種哲理的昇華。
情的哲學昇華可以理解為以禪治情。有研究者專門探討了曹雪芹的情禪思想，認為禪宗的本心是佛，張揚個性和心靈自由的主張以及圓通開放的思維是情禪的內在依據。在小說中具體以賈寶玉的「情僧」形象和「情不情」境界表現出來。情僧並非捨情歸空，而指從情的征實躍向情的空靈，賈寶玉從情癡到情悟是一個痛苦的蟬蛻過程，現實生活中的情感悲劇和情幻況味折磨著他的靈魂，愛情帶來的無盡苦惱使之尋求情感的精神出路而棲心禪寂，他的「懸崖撒手」，並非斬情，是由情悟而證情，說明情觀戰勝了空觀，達到感情禪化的「情不情」境界。論者認為不能把「情不情」解讀為通常人們理解的「情於不情」的那種意義，而是超越於「情」與「不情」之上的「不情之情」，二者相即相通，泯滅界限，渾然整一，是一種情極而無情、無情而情至的徹悟境界。情的禪化是對情癡的昇華和超越，不是宗教而是一種亞宗教形態的精神寄托。「情禪」表現了對人類情感命運的終極關懷和本體思考，昭示了情感追求的歷史必然性和內在超越性。
愈來愈多的研究者關注《紅樓夢》對人生的思考所達到的本體論高度，作家的「色空」體驗不是單純佛老意義上的，而是人生本體意義上的存在體驗。生活是如此苦難，又是如此令人留戀。「色即是空」是對人生存的痛苦體驗的表達，而「空不離色」則是人在痛苦體驗中尋求意義而又建立不起新的價值信仰時彷徨狀態的表述。曹雪芹的人生體驗之所以憾人心魄，不在於他體驗到萬境歸空，而在於他體驗到萬境終於不能歸空。就是說既深切地體驗到生存的痛苦，又深刻地感悟到解脫之不可能，這種對人生意義的追問本身賦予《紅樓夢》一種內在的永久的魅力。從哲學的層面上進行探索，著意開掘作品的深層意蘊，這是近年來許多研究者關注和傾心的課題。
世紀之交，回顧過往的學術歷程，檢閱紅學在文獻研究、文本研究、文化研究三個方面的成果，學界提出了將三者融為一體，在融通中尋求創新。也就是說要以文獻研究為基礎、以文本研究為軸心、以文化研究為指歸，從而拓展紅學研究的新路徑、建構紅學研究的新格局。這一格局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綜合性和開放性，會吸引更多不同人生經歷、不同學科背景、不同年齡層次的人進入這片學術園地，《紅樓夢》的豐厚意蘊將得到新的更為深廣的發現與開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