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與《世說》
《紅樓夢》的產生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和久遠的文化繼承，這其中自然也包括魏晉的思想與文化。其實早就有人指出曹雪芹深受阮籍、嵇康們的影響，也早就有人將《紅樓夢》中人物比附魏晉名士。余英時先生的《曹雪芹的反傳統思想》一文還從曹雪芹的社會背景和思想來源兩方面來發掘他的反傳統的本質，認為「曹雪芹的反傳統思想，基本上是屬於魏晉反禮法的一型。」[1]P361但這些論述要麼為隻言片語，要麼專於一隅，並未全面展開。筆者卻要以《世說新語》為切入點展開論述，一則因為《世說新語》是魏晉名士的教科書，二則因為在《紅樓夢》中的確可以找出很多《世說新語》中的事典、語典，三則因為以《世說新語》為題更能集中地闡發魏晉風流與《世說》精神對《紅樓夢》的影響，也更利於我們從精神層面來解讀《紅樓夢》。至於「蹤跡」二字，當分開理解，「蹤」者，跡也；「影」者，心影、靈魂、精神也。先看這「蹤」：
一、《紅樓夢》中的《世說》之「蹤」
為了確證《世說新語》對《紅樓夢》的影響，我們不妨先找出《紅樓夢》所用《世說新語》的事典與語典。
第三十七回，探春與寶玉書云：「若蒙棹雪而來，娣則掃花以待。此謹奉。」[2]P499這「棹雪而來」典出《世說新語》王子猷夜訪戴安道事。探春用此典無疑為她的邀請增添了不少雅趣。
第五回的薛、林判詞以「詠絮才」比林黛玉，則是用的謝道韞的典故。曹雪芹將這一著名的典故用在黛玉身上，即可見出釵、黛之別，也說明了曹氏自己對這一人物的鍾愛。
第七十五回寫中秋夜擊鼓傳花取樂，賈政看了寶玉、賈環作的詩後說：「可見是弟兄了。……妙在古人中有『二難』，你兩個也可以稱『二難』了。只是你兩個的『難』字，卻是作難以教訓之『難』字講才好。……」[2]P1078這「二難」之典其實也出自《世說新語·德行》：東漢陳寔有長子元方，少子季方，元方和季方之子各論其父功德，爭持不下，便去問祖父，陳寔說，「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3]P10，意思是兄弟二人才德俱優，難分高下。這裡卻是反用其意而用之。
第七十七回寫晴雯之姑舅哥嫂：
偏又娶了個多情美色之妻，見他不顧身命，不知風月，一味死吃酒，便不免有蒹葭倚玉之歎，紅顏寂寞之悲。[2]P1107
「蒹葭倚玉」即「蒹葭倚玉樹」，典出《世說新語·容止》：魏明帝使後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3]P607。蒹葭指毛曾，玉樹指夏侯玄，謂兩人品德才貌極不相稱。這裡則趣指多渾蟲不配和燈姑娘結為夫婦。
第七十九回寫賈赦將迎春許與孫紹祖，云「賈赦見是世交之孫，且人品家當都相稱合，遂青目擇為東床嬌婿」。[2]P1143這「青目」自然源自阮籍，而「東床嬌婿」則指人人樂道的王羲之坦腹贏得美嬌娘事。魏晉名士提倡用率真坦白的態度處世，所以坦腹而臥的王羲之被郗太傅選為女婿，而其他故作莊嚴，矜持拘束的「王家諸郎」雖「皆可嘉」，卻不在考慮之列。
再看《紅樓》中所用《世說》語典。
第三十八回薛寶釵詠螃蟹詩云：「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裡春秋空黑黃。」[2] P531這「皮裡春秋」便出自《世說新語·賞譽》：「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裡陽秋。』謂其裁中也。」[3]P460陽秋，即春秋，晉人避簡文宣太后阿春諱，以「陽」代「春」。孔子作《春秋》，每每以微言含蓄著大義，故後世稱其為「春秋筆法」。皮裡春秋則指表面不露好惡、不表態度，但內心實際上是有褒貶的。裁中：即指在內心進行褒貶。此處用來寫螃蟹卻是指蟹肚裡有黑、黃兩種不同的顏色，以「春秋」指花色，「空黑黃」，就是花樣多也徒勞的意思，因蟹不免會被人所煮食。這一句詩既新穎別緻而又寓意深遠。怪不得有人因此說寶釵深有城府。
第五回中王熙鳳判詞以「凡鳥」二字暗寓「鳳」字，語出《世說新語·簡傲》：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欣故作。「鳳」字，凡鳥也。[3]P769
嵇喜不懂呂安笑他是「凡鳥」的本意，還以為稱自己是鳳凰。這裡反過來直以「凡鳥」說「鳳」，也有於高天外看春秋之意。又本回寫王熙鳳的曲子《聰明累》中有：「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2]P88之句，「卿卿」二字，語本《世說新語·惑溺》：
(王安豐)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恆聽之。[3]P922
這「卿卿」本為夫婦、朋友間一種親暱的稱呼，此處用「卿卿」，則既有憐惜之意、也有嘲弄之味。
第十七回寫賈政評點大觀園建築說：「非此一山，一進來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則有何趣。」眾清客則附和說：「極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想及此。」[2]P226《世說新語·巧藝》云：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岩石裡。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3]P720
可知「丘壑」一詞的來歷。
第十五回寫水溶目寶玉為「面若春花，目如點漆」[2]P199。「點漆」二字是《世說》中人物品評的字眼。《世說新語·容止》云：「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3]P619
第四十八回寫香菱向黛玉學作詩，寶玉聽了說：「既是這樣，也不用看詩。會心處不在多，聽你說了這兩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2]P666這「會心處不在多」實出於《世說新語·言語》之「會心處不必在遠」。
第六十六回寫尤三姐自殺：
……可憐「揉碎桃花紅滿地，玉山傾倒再難扶」，芳靈蕙性，渺渺冥冥，不知那邊去了。[2]P945
這「玉山傾倒」也是《世說》中常用語彙，《容止》篇載：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將崩。」[3]P607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3]P607
這裡用作身死倒地的婉辭。「玉山」則用來形容儀容之美好。
第七十七回寫黛玉聽了寶玉為晴雯寫的《芙蓉女兒誄》後，說「好新奇的祭文！可與曹娥碑並傳了」。[2]P1141曹娥本東漢孝女，因父溺於江，尋屍不得，沿江號哭，最後也投江而死，當地長官度尚悲憫其義，為之立碑，並命其弟子作誄刻於碑上。這也見於《世說新語·捷悟》及劉峻之注。[3]P597相傳東漢文學家蔡邕曾稱碑文為「絕妙好辭」，從此曹娥碑幾乎成了祭文的典範。
其他如第十八回林黛玉題詩中的「名園」、「金谷」[１]，第四十一回妙玉茶杯上的「晉王愷珍玩」字樣。第五十回紋兒以山濤為謎底。第八十一回，寫寶玉讀晉文，讀到王羲之《蘭亭序》時，嘴裡咕咕噥噥的說：「好一個『放浪形骸之外』！」等等，都多少與《世說新語》存在著關聯。
二、《紅樓》中的《世說》之「影」
以上都是顯明的文本借用，足見《世說新語》對《紅樓夢》的影響，不過更重要的傳承還在於內在的心影與精神的滲透，在《紅樓夢》中可以顯而易見地看到《世說新語》時代的文采風流與真性真情。
（一）《世說》時代的文采風流
《世說新語》時代的文采風流表現在魏晉名士的風神外貌、才情言論、任性行為，也表現在他們的聚會沙龍與審美嗜好。
1、 風神外貌
魏晉時期人們沉迷於人物的容貌、氣度、與精神的美,並形成了一種社會風尚,《世說新語》中有不少這方面的記錄。「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3]P607「時人目王右軍:『飄若游雲,矯若驚龍。』」[3]P621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3]P625這種對人物風神外貌的描繪與讚美也多見於《紅樓夢》，《紅樓夢》中有些詞彙與寫法還直接來源於《世說新語》。比如第三回描寫林黛玉是：
兩彎似蹙非蹙罥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閑靜時如姣花照水，行動處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2]P51
看得出來，這裡重在顧愷之所倡導的「傳神寫照」，而以柳為喻，也出自《世說新語》。《言語》篇云：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發早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3]P117
以蒲柳之姿來比喻林黛玉，傳神而又貼切。
又比如第二十五回寫癩頭和尚的模樣是「鼻如懸膽兩眉長，目似明星蓄寶光」，[2]P356第十五回寫北靜王「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2]P199說寶玉「面若春花，目如點漆」。[2]P199這種比喻在《世說新語》中也很常見，更有結構相同者，《言語》篇云：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3]P147
其餘「風流」、「秀麗」、「秀美」、「標緻」、「玉樹臨風」之類詞語也常用來描繪人物。第七回寫秦鍾：「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靦腆含糊。」[2]P115而秦鍾見寶玉也是「形容出眾，舉止不凡」。第八回寫賈母見秦鍾：「形容標緻，舉止溫柔」[2]P132寫秦可卿「生的形容裊娜，性格風流」。（第八回）[2]P133第十四回寫北靜王「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謙和。」[2]P196說寶玉從父兄親友早就得知「水溶是個賢王，且生得才貌雙全，風流瀟灑，每不以官俗國體所縛。」[2]P197第九十三回寫蔣玉菡「面如傅粉，唇若塗朱，鮮潤如出水芙蕖，飄揚似臨風玉樹。」[2]P1316如此種種，頗讓人想起既重女色也重男色的《世說》時代。
2、 才情言論
至於以言論見人物才情，也是《世說》與《紅樓》的共同特質。魏晉是談玄的時代，精於言論可謂名士的徽章，《世說新語》事實上也是清談論辨的彙編。至於《紅樓夢》，從內容言，寫的是閨閣中的女子，而且是「大旨談情」，從形式來看，卻又以這些閨閣女子的言論居多。可以說言語行為是《紅樓夢》中至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在這裡，筆者不想就此作專門的研究，而只是要提醒大家看看《世說》與《紅樓》人物言論的聯繫及其共有的機鋒。
《紅樓》姐妹中，以釵、黛兩人最為出色，於言論而言也不例外。第二十五回寫寶釵拿黛玉開玩笑：
聞得吃了米湯，省了人事，別人未開口，林黛玉先就唸了一聲「阿彌陀佛」。薛寶釵便回頭看了他半日，嗤的一聲笑。眾人都不會意，賈惜春道：「寶姐姐，好好的笑什麼？」寶釵笑道：「我笑如來佛比人還忙：又要講經說法，又要普渡眾生，這如今寶玉、鳳姐姐病了，又燒香還願，賜福消災，今才好些，又管林姑娘的姻緣了。你說忙的可笑不可笑。」[2]P358
寶釵的這一段話由黛玉的一聲「阿彌陀佛」導出，可說是去此就彼、由遠及近、含蘊深廣而又幽默恢諧，而其話語形態卻得益於《世說新語·言語》中庾亮所言佛祖度人「疲於津梁」的名言。
第二十二回「聽曲文寶玉悟憚機」寫寶玉入癡迷之境，黛、釵二人前來解救：
一進來，黛玉便笑道：「寶玉，我問你：至貴者是『寶』，至堅者是『玉』。爾有何貴？爾有何堅？」寶玉竟不能答。三人拍手笑道：「這樣鈍愚，還參禪呢。」黛玉又道：「你那偈末雲，『無可雲證，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據我看，還未盡善。我再續兩句在後。」因念云：「無立足境，是方乾淨。」…… [2]P308
這一大段言語純然是禪宗的意趣，但我們應該看到機敏、詼諧而又寬鬆、靈動的《世說》中言語，實為後世禪門中人大開了方便之門，進一步激活了禪僧們即境示人時的思辨性、靈活性和趣味性。
至於《世說新語》中的人物品語，到了《紅樓夢》中便常常成了戲謔的話題。單舉關乎黛玉的三事為例。其一，第二十八回寫寶玉見了寶釵不同於黛玉的嫵媚風流後，不覺看呆了。黛玉因此戲稱他為「呆雁」。[2]P402第二，第三十七回寫眾人結詩社、取別號，探春自取「蕉下客」為號，眾人都道別緻有趣，林黛玉卻戲解說：「古人曾云『蕉葉覆鹿』。他自稱『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了？快做了鹿脯來。」探春見其忙中使巧，也替她取了個「美號」：「當日娥皇女英灑淚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都叫他作『瀟湘妃子』就完了。」這話說到了點子上，林黛玉便低了頭不再言語。[2]P501第三是第四十二回「瀟湘子雅謔補餘香」寫黛玉給劉姥姥取了個綽號「母蝗蟲」。這「母蝗蟲」真正形象恢諧，正如寶釵所言：「世上的話，到了鳳丫頭嘴裡也就盡了。幸而鳳丫頭不認得字，不大通，不過一概是市俗取笑，更有顰兒這促狹嘴，他用『春秋』的法子，將市俗的粗話，撮其要，刪其繁，再加潤色比方出來，一句是一句。這『母蝗蟲』三字，把昨兒那些形景都現出來了。虧他想的倒也快。」[2]P584下文當惜春為畫大觀園而發愁時，黛玉越發以「母蝗蟲」取樂，弄得眾人哄然大笑。寶釵的評點與眾人的哄然大笑已經證明黛玉為劉姥姥所取別號的言語效果，而這「母蝗蟲」三字則很容易讓人想到《世說新語·文學》中，王夷甫對阮宣子「老莊與聖教」「將無同」之說「三語掾」的賞識與提拔。在這一回的末了，黛玉還戲稱寶釵給惜春開的畫料單如同「嫁妝單子」，當寶釵要擰她時，她又話中有話，拉扯進前番寶釵教她不要看雜書的事，真正機敏伶俐。
3、 任性行為
晉人的道德觀和禮法觀也不同於前代,它的特點是任情任性,放蕩不羈。其中阮籍行為最為任誕，蔑視禮法也最為徹底。《世說新語·任誕》篇載：「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3]P730可謂名士放達的宣言。不料這一宣言，到了《紅樓夢》中竟成了女兒們的行為準則，史湘雲說：「是真名士自風流」。[2]P684史湘雲確是天真無邪，豪放爽朗的人物，判詞說她「幸生來,英豪闊大寬宏量,從未將兒女私情略縈心上。好一似,霽月風光耀玉堂。」(第5回)[2]P86她身上無脂粉氣而有男人風範。她的話多令人聯想到魏晉人的高談闊論,她的醉酒令人想到阮籍、劉伶這類高人。怪不得有人說「史湘雲純是晉人風味」(二知道人《紅樓夢說夢》)[4]P95。或者說:「青絲拖於枕畔，白臂撂於床沿：態度決裂，豪睡可人。至燒鹿大嚼，蔭藥眠酣，尤有千仞振衣、萬里濯足之慨，更覺豪之豪也。不可以千古與!」（塗瀛《紅樓夢論贊》）[4]P127看來尚率真、惡矯偽作為一種魏晉的美學範式對曹雪芹塑造史湘雲這個人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湘雲而外，任性之事尚多，以晴雯為例，其最為引人注目的撕扇（第三十一回）與補裘（第五十二回），就極容易讓人想起《世說》中石崇宴客斬美人的氣概，與阮籍母喪時照樣吃酒食肉而一旦臨葬大號一聲吐血數升之真情。
任性的背後，往往是任情，任情之極便成了情癡，寶玉自然可以擔當起「情癡」這一名號，便是司棋、尤三姐在愛情問題上也不愧這一稱號。不過第三十回，齡官劃「薔」之事卻更具晉人風味：
只見他雖然用金簪劃地，並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畫字。寶玉用眼隨著簪子的起落，一直一畫一點一勾的看了去，數一數，十八筆。自己又在手心裡用指頭按著他方才下筆的規矩寫了，猜是個什麼字。寫成一想，原來就是個薔薇花的「薔」字。……外面的不覺也看癡了，兩個眼睛珠兒只管隨著簪子動，心裡卻想…… [3]P425、426
這真是癡情人作癡情事，癡情人看癡情人。不僅癡情源於魏晉，便是這劃「薔」的行為模式也出於《世說新語》，《黜免》篇載：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恆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3]P856
魏晉風度在行為上除了曠放之外，卻還有雅俗之別、鎮定與急躁之別。度量寬宏、容色鎮定是名士行為中的高境界，俗言俗語、急躁疏漏則自然成為名士們笑話的對象。所以當王敦把別人廁所裡用來塞鼻的干棗吃了還以為是「干飯」時，「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世說新語·紕漏》）[3]P910。有了這樣的歷史教訓，像阮籍一樣既任性而又至慎的黛玉初進賈府時便處處小心翼翼。如果不是小心翼翼，恐怕也會像王敦一樣，把漱口的水當成茶喝了。脂評看出了這一區別，因此引《世說》王敦事以反比黛玉。
反面的典型自然是劉姥姥。第四十回寫劉姥姥食雞子是《紅樓》中的又一大笑點：
劉姥姥拿起箸來，只覺不聽使，又說道：「這裡的雞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肏攮一個。」……劉姥姥便伸箸子要夾，那裡夾的起來，滿碗裡鬧了一陣好的，好容易撮起一個來，才伸著脖子要吃，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忙放下箸子要親自去撿，早有地下的人撿了出去了。劉姥姥歎道：「一兩銀子，也沒聽見響聲兒就沒了。」眾人已沒心吃飯，都看著他笑。[3]P551
大笑之餘我們也不難想起《世說新語·忿娟》中所載王藍田吃雞子的事來。又第二十九回寫寶玉摔玉也頗為相似：
那寶玉又聽見他說「好姻緣」三個字，越發逆了己意，心裡干噎，口裡說不出話來，便賭氣向頸上抓下通靈寶玉，咬牙恨命往地下一摔，道：「什麼撈什骨子，我砸了你完事！」偏生那玉堅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風沒動。寶玉見沒摔碎，便回身找東西來砸。……寶玉冷笑道：「我砸我的東西，與你們什麼相干！」[2]P415
看來劉姥姥之舉得王藍田之形，寶玉之舉則得其神，真性真情之神。
4、 聚會沙龍
明、清的詩社活動相當活躍，曹雪芹自己也是詩社中人，因此《紅樓》中的結社聚會未必是魏晉名士宴集清談直接影響的結果，但蘭亭集會、東山雅聚、金谷詩對，包括宴集清談卻作為文士風流的典範早已印入後來文人的心中，並時常成為他們傚法的對象。第三十七回，探春與寶玉書中「宴集詩人」、「棹雪而來」、「東山之雅會」[2]P498等語則顯見晉人蹤跡。
5、 審美嗜好
魏晉時人，追求生活藝術常常達到入癡入迷的程度。王羲之長子王子猷，對俗務漠不關心，別人問他任何職務，他說好像是馬曹，問他馬匹有多少，他說從不過問馬的事。這樣一個不關俗務的人，對自然山水卻充滿了興致。尤其喜愛竹子，人稱「竹癖」。實際上，大凡進入藝術殿堂的人，都具有癡迷的特點，魏晉中人不乏這樣的例子。嵇康精通音樂，而且喜歡鍛鐵。大畫家顧愷之，時有「三絕」之稱：「才絕、畫絕、癡絕」。也是一個醉心藝術而疏於世故的人。王羲之、謝安、許詢等迷戀於自然山水，支道林好鶴，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杜預有「《左傳》癖」。何晏服藥、劉伶嗜酒。都可視為對生活真諦和藝術境界的追求。山水、藝術、飲酒、服藥等等共同構成魏晉人藝術人生之圖景。當然這藝術的真諦還是離不開質性自然的人性追求與審美理想。
《紅樓夢》中寶、林二玉是最能得此真諦的。第十七回，寶玉一番「天然」的高論否定了人力穿鑿而成的稻香村。《紅樓樓》中多次寫到寶玉愛吃人家嘴上胭脂膏子的嗜好，似乎不近人情，其實不妨理解為曹雪芹所用的象徵手法，這愛「紅」的「毛病」，其實也是愛「女兒」的習性，更深一層便是愛美好人性的天然氣質，癡之極、嗜之極便是愛之極。而第八回中寶玉聞香的描寫[2]P126則得益於《世說新語·惑溺》中韓壽偷香的典故。
黛玉的癡情與愛好除了純真的愛情與詩詞歌賦之外，尚有竹林名士所鍾愛的琴和竹。當日大觀園分配住所時，黛玉心裡便盤算著要住瀟湘館，因為「愛那幾竿竹子隱著一道曲欄，比別處更覺幽靜」。[2]P321沒想到與寶玉的想法一拍即合。後來探春又給她取了個「瀟湘妃子」的別號[2]P501。黛玉愛竹不見得像王子猷那樣達到了癡迷的程度，但毫無疑問地稟承了這種雅愛清幽的情操。
酒與《離騷》一樣，都是魏晉名士的徽章，《紅樓夢》中也有很多的對飲酒場面的出色描寫，這裡不作介紹，單舉寶釵的見識來說明《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對魏晉名士飲酒服藥的嗜好的爛熟。第八回講：
這裡寶玉又說：「不必溫暖了，我只愛吃冷的。」薛姨媽忙道：「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寫字手打颭兒。」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旁收的，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以五臟去暖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快不要吃那冷的了。」寶玉聽這話有情理，便放下冷酒，命人暖來方飲。[2]P127
魏晉人自何晏始好服「五石散」，服了藥以後要讓它「散發」，散發的辦法有行散（即步行）、脫衣、以冷水澆身、吃冷東西等，因此五石散又名寒石散，只有酒要喝熱的。可見寶釵對此是瞭解的。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的講演中專門提到過這個問題。這種常人看來是「雜學」的東西，卻正是曹雪芹及其筆下人物的至愛。
（二）《世說》時代的真性真情
對於《世說新語》，人們常津津樂道其狂放傲世、不拘禮法、任性率真的行為方式，其實就其內涵而言，魏晉風度更在於人性的至真至淳。魏晉是文采風流的時代，也是真性真情的時代。
人之情誼，莫重於生離死別，《世說新語》中《傷逝》篇總共19條，全寫魏晉名士對死者的哀悼和慟哭，集中而強烈地表徵著魏晉人有情、重情、鍾情的人生價值觀念。其中第4條所載王戎喪子後的感歎可視為這種人生價值觀的宣言：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3]P737
這種生死憂思本於人類對永恆生命的追求、對超越死亡的期待。由這種對生命殞落的慟哭發散開去，便是對包括親子、手足、友朋與男女在內的一切人倫之情的深沉而強烈的執著，甚而廣披天下蒼生。《任誕》篇說：「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3]P756而《言語》則記載：桓溫發兵北征，經過金城，看見他以前做琅邪內史時所種的柳樹都已長成十圍粗的時候，發表感慨：「木猶如此，人何以堪」！邊說邊攀折柳條，情不自禁地落下了眼淚。這實際上已不止於某種具體情感的抒發，而是一種泛化了的對宇宙人生的深沉喟歎。正如李澤厚先生所言：「它超出了一般的情緒發洩的簡單內容，而以對人生蒼涼的感喟，來表達出某種本體的探詢。即是說，魏晉時代的『情』的抒發，由於總與對人生——生死——存在的意向、探詢、疑惑相交織，從而達到哲理的高層。」[5]P141
這種對於生命本真的追尋在《紅樓夢》中得以更為形象而深邃的表現。曹雪芹不只表達其對現實社會的不滿與抗爭，更有意地探尋著生命價值和存在意義這樣的終極問題。在第二回中，曹雪芹就借賈雨村之口，論說天地間人，他以「清明靈秀」為「天地之正氣」，認為古今情癡情種、逸人高士乃至奇優名倡，莫不秉持清明靈秀之氣而又偶感一絲半縷殘忍乖僻之邪氣，以致這些人「置之於萬萬人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2]P30這開篇論人的言語雖說正邪參雜、真假難辨，卻是全書探索人的問題的綱領。沿此綱領，再對照魏晉名士的人生實踐與哲學思辨來解讀《紅樓夢》，自可讓我們獲得別樣的感觸與認識。試舉釵黛優劣、寶玉形象意義與「千紅一窟」之「紅」的理解為例。
（一） 釵黛優劣
釵、黛優劣向來就是人們紛爭的話題，林黛玉和薛寶釵各以其冰雪聰明、純真孤傲與淑慧賢能、練達大度而贏得千千萬萬讀者的青睞。分歧緣於各自的立場與評判標準，但大體而言，不外乎理想與現實兩大傾向。鍾情於林黛玉者多一分理想的氣稟，多一種詩性的關懷，傾注於薛寶釵者則多一成現實的成分，多一重俗世的情誼。這種各有所好的選擇原本既是大千世界豐富多彩的真實表現，也是芸芸眾生適性生存的客觀需要。但文學畢竟不會，也不應該是對現實世界完全原生態的、純自然的摹繪。文學多少寄寓著人們的理想與追尋，多少表徵著對現實生活的些許超拔。或者乾脆說，真正喜歡文學的人不會完全把文學當成工具，也不會純然將文學讀成應用辭典。對於真正喜好文學或者比文學更形而上的哲學的人來說，理解釵、黛的優劣自然要從精神層面入手，而不能僅僅出於一已成家立業之考慮，就曹雪芹的本意而言，他也是更傾情於林黛玉的。林黛玉是優秀文化、優秀人格的積澱，在林黛玉身上具有超凡脫俗的傲骨和靈氣，按《世說新語》時代的標準而言，林黛玉是真正的名士。曹雪芹的人生理想很多就反映在林黛玉的身上。[２]
就形貌而言，林黛玉是絳珠仙草所化的人形，這使她「身體面龐雖怯弱不勝，卻有一段自然的風流態度」（第三回）[2]P40，以致於寶玉一見她就稱她「神仙似的妹妹」，連薛姨媽身邊的婆子也說她長得「真似天仙似的」，這倒不全在其容貌體態之美，更在其超凡脫俗的氣質之美。所以第十六回寫黛玉探親歸來後，寶玉「心中品度黛玉，越發出落的超逸了」，第八十九回寫寶玉再看黛玉時，只見她「亭亭玉樹臨風立，冉冉香蓮帶露開」[2]P1274。寶釵則不同，第五回寫到：「不想如今忽然來了一個薛寶釵，年歲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多謂黛玉所不及。」[2]P69相對而言寶釵之可貴更在於形而下之外貌體態。寶釵引寶玉注目之處也常在此，第二十八回寫寶釵生的肌膚豐澤，寶玉在「在旁看著雪白一段酥臂，不覺動了羨慕之心，暗暗想道：『這個膀子要長在林妹妹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生長在他身上。』」[2]P401這靈肉之別，於此可見一斑。
就言談舉止與才情德性而言，一般以為寶釵行為豁達，隨分從時，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而第五回的薛、林判詞中「停機德」、「詠絮才」之語則更可為識別兩人之符碼。相對而言，寶釵長於德、性，黛玉富有才、氣。德、性是後天修養所致，所以拘於時空的限制；才、氣更近先天稟賦，是以更能持久。婚姻的靈肉之別姑且不說，單以寫詩而言，氣格的高低便往往影響著詩格的高低。元妃省親時，令眾姐妹在大觀園題匾吟詩，這顯屬「應制」，寶釵自然中規中矩，而黛玉卻並不盡興，並將匾額題為與應制體詩格格不入的「世外桃源」，表明她超脫的名士之心與對桃源般生活的嚮往。在大觀園的詩社活動中，兩人似乎也是不相上下，一個的詩「風流別緻」，另一個的詩則「含蓄渾厚」。但詩格源於人格，黛玉生就一副天生的「傲骨」，寶釵則不無「俗骨」，所以黛玉的詩往往在氣格上高於寶釵。在菊花詩會上，黛玉尤以《詠菊》、《問菊》、《菊夢》三首，壓倒群芳，一舉奪魁。黛玉對菊、竹的喜愛，其實也是包括曹雪芹在內的中國歷代文人的心性的體現。
其實，就以黛玉常常遭人遣責的行事處世而言，也要辯證看待。算來黛玉在眾人中是最無家庭背景的，她對周邊環境的敏感其實也是保護其精神上的尊貴地位的本能反應與回擊。黛玉對下人卻是非常慷慨的，分錢給丫頭們時見小丫頭佳蕙來了順手就抓了兩把給她，也不計多少。相對而言，妙玉更喜黛玉，香菱最終找黛玉而不是寶釵學作詩，寶琴為寶釵之妹卻又心儀黛玉。這都說明黛玉在同輩或下人中也不乏知音。在《紅樓夢》裡，黛玉所缺者，實際上只是順上的手段。
《紅樓夢》中「大有林黛玉之態」或與林黛玉習性相近的晴雯、妙玉、齡官、小紅、金釧、四兒、蘆官等人大都聰明靈透，個性張揚，敢於抗爭，儘管她們的抗爭是悲劇性，卻帶有崇高的意味。而近於寶釵的襲人、秋紋之輩雖也以自己生命的價值換取了某種道德人格，也具有悲劇性，卻不給人以崇高感。
實際上，釵、黛的區別在於釵雖然是現實生活中為人處世的典範，但不具有任何超越性。而黛則顯然融入了作家本人乃至大眾、民族、人類不滿現狀、追求純真人格的理想性，因而黛玉形象更具超拔性。李劼曾把人類的基本處境劃分為三個層面：生存——創造——審美。認為薛寶釵、襲人、王夫人所處的生存層面呈現的是綿羊和走狗的世界，以王熙鳳和探春為象徵的創造世界是進取的豹的世界，而寶、林與晴雯則屬於具有崇高意味的審美的豹的世界。[３]這種觀點未必能得到多數人的認同，但對於我們從心靈的層面、精神的層面來理解《紅樓夢》及其作者，卻不無啟發。
（二） 寶玉形象的意義
寶玉的形象是多面性的，你可以說他是富貴閒人、紈褲子弟，也可以說他是名園情種、精神貴族。正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但儘管性格複雜、形象多變,賈寶玉還是有一個軸心性格,那就是任性和多情，並擔荷著精神探索的重任。
富貴和閒暇難得而又令人艷羨，然而寶玉並未不因此而得到精神的愉悅和心靈的自由。二十六回寫薛蟠過生日誠邀寶玉，戲問送何壽禮，寶玉說：「我可有什麼可送的？若論銀錢吃的穿的東西，究竟還不是我的，惟有我寫一張字，畫一張畫，才算是我的。」[2]P368四十七回對柳湘蓮的表白更說出了心中的無奈：「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裡,一點兒做不得主，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勸的，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2]P652可見「富貴」對賈寶玉沒有意義。但由此卻可以見出賈寶玉是一個具有反思能力的人，時常反思的寶玉較為清醒，能夠體察此種生活悲劇背後的精神悲劇。
當然這種反思往往表現為類同於魏晉名士的任性與多情。這種任性與多情在衛道的世俗之人眼裡自然是「無故尋愁覓恨」、「潦倒不通世務」、「行為偏僻性乖張」、「於國於家無望」。實際卻正是曹雪芹藉以探尋人性本真的新人形象。因此在第一一五回，曹雪芹借賈寶玉之口，以反面襯托的手法，寫出了世俗以為難得的甄寶玉形象，可是當寶玉見日夜思盼的，都說極像自己的甄寶玉也不過是個「祿蠹」時，竟說連自己的相貌也不要了。由此可見，曹雪芹在「真真假假」之中寄寓著對世俗人性虛偽的深切悲哀和理想的本真人性的殷切期盼。當同樣純真的足為寶玉知已的黛玉去世之後，寶玉便靈機頓失，真正徒具皮囊。從某種意義上說，賈寶玉是靈魂的守護者，本真人性的守護者。用李劼的話說，是「一個雖曾被色慾所惑但又不迷失本性依然心地純正的情種」。[6]P9
最後需要提醒的是，純真人格與自然風流是極具感染力的，就是在政老爺的眼裡，寶玉也有「神彩飄逸，秀色奪人」（第二十三回）[2]P320的一面。
（三） 「千紅一窟」之「紅」
周汝昌先生認為《紅樓》文化有「三綱」：一曰玉，二曰紅，三曰情。周先生解釋說：
「紅」，對我們來說，是七彩之首，是美麗、歡樂、喜慶、興隆的境界氣氛的代表色。它還代表鮮花，代表少女。[7]P11
中華人的審美眼光，是以「紅」為世界上最美的色彩。[7]P12
因為「最美」，《紅樓夢》便把許多美好的品質都賦予了紅樓女子，就連值得肯定的男人也多是女兒氣極重的。寶玉自不用說，寶玉心儀認可的幾個男人如秦鍾、北靜王、柳湘蓮、蔣玉菡之類都是有女性化傾向的，而賈寶玉對女性的頌揚也只限於最美的未婚女性，由此看來，這「千紅一窟」之「紅」，形而下的看待，是指女性，尤指未婚女子；而就精神層面而言，則實指未受濁世污染的純真人性。曹雪芹和他筆下的男主人公寶玉之所以鍾情於女兒，就在於她們的性靈是清潔純樸的，她們的存在，具有復歸素樸自然的本真人性的昭示意義。男人之所以是「鬚眉濁物」，就在於男人們在沽名釣譽的俗世之爭中迷失了本真的人性。因此，原本清淨潔白的女兒一旦沾染男人氣息，就殊為可惜。因為「女兒」一旦沾染上了男人的氣味便失去了「女兒」原有的本真即真淳純淨之性。因此寶玉最大的心願就是要同「女兒」們一同守住那未經污染的真性。
但《紅樓夢》中的抱樸守真畢竟不同於老莊式的絕巧棄智、去欲無為與順應自然。《紅樓》中的女兒們個個都才情橫溢、不隨流俗而又崇尚自由並敢於抗爭。即使身為奴才,《紅樓》女兒也較少具有奴性。跟著懦弱平庸、沒有地位的人稱「二木頭」的迎春的司棋，敢於邈視輕視自己的柳嫂子，敢於戀愛而又敢於承擔責任。跟隨賈母的鴛鴦，誓死不從賈赦，在賈母去世後以死抗爭，毅然殉葬。最為桀驁不馴的當然是晴雯，她雖然「身為下賤」，卻「心比天高」，始終保持著倔強不馴的傲然之氣。她藐視王夫人為籠絡丫頭所施的小恩小惠，嘲諷向主子討好邀寵的襲人是哈巴狗，對藕官等「手撕頭撞」作威虐待芳官的趙姨娘大為稱心，抄檢大觀園時將箱子掀翻在地以示抗議，即便對寶玉也非逆來順受。然而正是她毫無奴性的個性使她獲得了寶玉的同情與喜愛，在她抱屈夭亡之後，寶玉特意為她寫了一篇至長至情的悼詞，說她「高標見嫉，閨幃恨比長沙；直烈遭危，巾幗慘於羽野」，以發抒自己內心的哀痛與憤恨。晴雯的個性與遭遇，易讓人想起「非湯武而薄周孔」而又敢於與司馬氏公然決裂的魏晉名士之首——嵇康。[４]
其實，對女性精神人格的關注，在《世說新語》中早已發端。《世說新語》單列「賢媛」一門，就已見出對女性的重視，更可貴的是，《世說新語·賢媛》所載女性多不同於列朝史書中的列女貞婦。她們敢於愛戀，敢於評判；她們也愛美嫉美，但一旦見到真美，卻又甘拜下風；她們也像男人們一樣「神情散朗」，有「林下風氣」；更可貴的是，危難當頭，她們也能鎮定自若[５]。如此種種，莫不見出《紅樓》女子與《世說》賢媛的相似相通。
三、「蹤」、「影」何來
在發現了文本間如此多的內在相通之後，我們不禁要問，是什麼原因促成了這種相通？為什麼《紅樓夢》可以從《世說新語》那裡承繼如此多的因素？答案是多方面的，其中作家個人性格與時代風尚是主要原因。
（一） 個人性格
從個人性格來看，曹雪芹近於魏晉名士。曹雪芹字夢阮，此「阮」即阮籍，可見他對阮籍十分傾慕。曹雪芹的好友敦誠曾在贈詩稱他「步兵白眼向人斜」（《贈曹雪芹》）[4]P1，即以阮籍的狂放傲世來比曹雪芹的不隨流俗。在輓詩中敦誠又把曹氏與縱酒放達的劉伶相提並論：「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插葬劉伶」。（《挽曹雪芹》）[4]P2並借向秀「山陽聞笛」、羊曇「行不由西州路」的故事表達對曹氏的哀悼之情：「鄴下才人應有恨，山陽殘笛不堪聞。他時瘦馬西州路，宿草寒煙對落曛。」（《挽曹雪芹》（二））[4]P2此外，敦誠《寄懷曹雪芹》之「少陵昔贈曹將軍，曾曰魏武之子孫。君又無奈將軍後，於今環堵蓬蒿屯。揚州舊夢久已覺，且著臨邛犢鼻褌……接籬倒著容君傲,高談雄辯虱手捫」[4]P1，敦敏《題芹圃畫石》之「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見此支離。醉余奮掃如椽筆,寫出胸中塊磊時」[4]P6，張宜泉《題芹溪居士》之「羹調未羨青蓮寵，苑召難忘立本羞。借問古來誰得似，野心應被白雲留」[4]P8等朋友們的詩句，也都或比唐代畫家曹霸的遭遇、晚唐詩人杜牧的放浪形骸，或雲不羨李白曾受皇帝調羹賜食的寵幸、不忘閻立本應召到御苑畫畫所留下的羞恥，並都強調他的一身傲骨，如石頭般堅韌的傲骨與名士悠悠山野的放達之心、高談雄辯的風流之態。
其實以曹雪芹的工詩善畫、高才博學，即便在家族敗落之後，只要他肯於周旋應酬、摧眉折腰，也不至於窮困潦倒的，但這樣的行止卻與他的本性格格不入，他傲視庸俗之徒，鄙夷利祿之輩，與阮籍般「白眼向人斜」。[６]曹氏的這種個性才情與人格風範自然也表現在他所創作的《紅樓夢》裡。當然反過來，《紅樓夢》也應證著曹氏的文采風流與人格追求。在第二回中，他借賈雨村之口，提到了一連串的魏晉人物和群體的名字：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可見他對於魏晉風度的鍾情。這其中他又比較集中地從魏晉名士的代表——阮籍身上尋找人格範式。因為阮、嵇所倡導與踐行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張，本質上是一場個性解放運動，而且同晚明士子的思想與言論相比，這種解放是先在而又成熟的。它以魏晉玄學作為理論基礎，借助道家的真切自然來恢復孔子所倡導的真性情，真血性。[７]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晚明思潮繼承者的曹雪芹自然更樂意從這種思潮的先行者阮籍那裡尋找與自己個性氣質相一致的人格範式。當然，他從阮籍那裡繼承了真性真情的一面，捨棄了他全身遠害的態度。
個性才情往往影響到作家的創作心理與方法，從寫作理念的角度而言，曹雪芹也在很多方面與劉義慶不謀而合。《世說新語》「或者掇拾舊聞，或者記述近事」，「不過叢殘小語」（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語），劉義慶寫《世說新語》也不是為了青史留名,或者立德立功,而是為了為了審美的需要和娛樂的需要。對這種重娛樂而輕實用的創作態度，魯迅先生曾作過精闢的論述:「記人間事者已甚古,列禦寇、韓非皆有錄載,惟其所以錄載者,列在用以喻道,韓在儲以論政。若為賞心而作,則實萌芽於魏而盛大於晉,雖不免追隨俗尚,或供揣摩,然要為遠實用而近娛樂矣。」(《中國小說史略》)[8]P41劉義慶這種「遠實用近娛樂」的寫作態度令人想起了曹雪芹在《紅樓夢》楔子裡所說的「消愁破悶」、「噴飯供酒」而「非關理治」的寫作目的。至於大旨談情、實錄其事、務求新奇（俱見第一回）之說也與《世說新語》的風格頗為相近。這說明，性情的相契已自覺或不自覺地滲入到了創作理念的層面。
（二） 時代風尚
《世說》時代的文采風流與真性真情不只停留在非行為的意識與文字表述裡，而是體現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節裡，用宗白華先生的話說，這是一個「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9]P208因為這個時代沒有科舉的牢籠[８]，也沒有貫穿始終的思想枷鎖[９]。
這樣的時代自然最令人向望的時代。渴望心性解放的時代尤其如此，所以明代成了《世說》空前盛行的時代。明代《世說》的各種刻本層出不窮，據王能憲《世說新語研究》「不完全統計」，竟有二十六種之多。其中何良俊撰有《何氏語林》，後來王世貞、王世懋兄弟將其與劉義慶《世說》刪併合刊，大大擴充了《世說》的影響，而凌瀛初、凌濛初兄弟刊行劉辰翁批點本，太倉王氏刊行李卓吾批點本等，對於《世說》的普及與傳播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清代康熙、乾隆年間也刊行過不少《世說》的版本。[十]
應該說，《世說》精神的內在之美與《世說》書刊的客觀流布為曹雪芹們接受《世說》的影響提供了客觀對象與物質條件。吳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便足以說明曹雪芹對《世說》的鍾情決非偶合。比曹雪芹（1715-1763？）大十四歲的吳敬梓(1701——1754)也是魏晉風度的仰慕者，他的好友程晉芳曾說「敏軒生近世，而抱六代情」。（《寄懷嚴東有》）也有朋友說徑以阮籍比他：「烏衣門第皆依舊，止見阮氏判南北」。（金兩銘《泰然齋詩集》卷2）他自己也在作品中對阮籍表示稱道與嚮往：「身將隱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醉」（《買陂塘》詞）正是出於對魏晉風度的仰慕與追崇，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寫出了與魏晉風度相似和對立的兩組人物。這裡也許有個人性格乃至地域因素（兩人都曾居住南京）的影響，但阮籍人格中的叛逆性與批判性恐怕才是他們共同的精神文化取向。
這種取向在思想領域其實也有表現。明亡清興的社會巨變曾經震撼著廣大漢族知識分子的心靈，引起了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敏銳深沉的思想家們對社會歷史與人文學術的全面反思。他們將明代的個性解放思想延伸為社會解放的理想，將思想領域的反傳統拓展為社會制度方面的批判與探索。到了曹雪芹所在的清代中葉，啟蒙的思潮受到扼制，有所消沉，但對社會歷史的思索沒有停止，而是在文化學術領域中以較為隱秘然而卻又更加深刻的方式表現出來。比曹雪芹晚八年出生的戴震（1723-1777），從考據中開出義理，在《孟子字義疏證》中，發揮自然人性論的思想，以大無畏的勇氣，嚴厲審視著被統治者僵化了的官方理學，尖銳地揭露「後儒以理殺人」的罪過，其對於封建綱常倫理的批判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被梁啟超稱為「八百年來思想界之一大革命」。周作人在談到魯迅思想的淵源時曾說：「中國封建禮教過去有長遠的歷史，……歷代學者能夠知道並且揭穿這個毛病的，屈指可數，漢末孔融與嵇康，明季李卓吾，清朝戴東原與俞理初這幾而已。」[10]P444這正好道出了由魏晉到明末到清中葉在反禮教問題上的同一性。
總言之，考察《世說》與《紅樓》的關係，既有利於瞭解文化傳承的脈絡與規律，也有利於更深入地把握兩者各自的文采風流與精神氣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