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流派批評史
一
如果說，曹雪芹是星漢燦爛的文學星空中最醒目的一顆，那麼，《紅樓夢》在一座座文學的崇山峻嶺之間無疑可比作「世界屋脊」－－珠峰。因為研究這部奇偉瑰怪的鉅著和這位撲朔迷離的作者，遂形成了與中國傳統經學並立的另一門學問「紅學」。在國內，紅學與「甲骨學」、「敦煌學」鼎足而三，成為研究我國上古、中古、近古三個不同歷史時期具有典範意義的學科之一；在國際上，紅學堪與莎學雙峰並峙，成為世界性的學問而毫無愧色。
然而，紅學中的夢霧和難解疑迷太多了，以至於引起了很多學者包括一流學術大師去猜迷解夢，有的甚至為此耗費了畢生精力，心香燃盡，其治紅成果亦並未在學界達成共識。推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諸家研索的操作方式不同，學術思路迥異，這就在實際上形成了紅學史上能成一家之言的不同流派。從前，由於受主流意識形態和單一思維模式的影響，一些紅學研究者對某些缺陷明顯的紅學流派如索隱派等進行了簡單否定，對考證派亦大加撻伐，儘管碩果僅存的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得以「一花獨放」，但實踐證明，它並不能解決好也不可能包辦紅學研究中的所有問題。今天我們回過頭來進行學術反思，才深刻醒悟到：只有多元的紅學研究格局互補，且不斷拓展創新，才有可能使紅學研究產生真正意義上的飛躍。單一、封閉的研究模式，只能窒息自己的學術生命。應該承認，紅學研究中的每個流派對《紅樓夢》的解讀都有自己獨特的研究視角，為其它流派所無法取代；但同時，也因自己的立足點而導致偏差，雖然這些偏差又能被其它流派所補救。一個學人，一個學派，能客觀地看到別人的長處並冷靜地反觀自身，才是學術上成熟的表現。紅學索隱派也好，考證派也好，包括後來成為時代驕子的社會批評派紅學，恰恰在這方面不夠冷靜，它們建立了自己的學術體系後故步自封，作繭自縛，從而使得它們後來的發展越來越走向創立之初那種元氣淋漓的反面。這種代價是很沉重的，然而它又為紅學研究偏向的反撥提供了契機，從而為紅學研究在曲折道路上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使這門「顯學」獲得新的「涅磐」。我們對紅學諸流派這種興起及衰微的現象進行系統研究，本身就有獨特的學術價值。因為它對於紅學史的總結，乃至於對小說理論的建設，對於人們正確認識《紅樓夢》及其作者，讓人們在今後的研究中少走彎路，無庸置疑都是有重大意義的。
二
梳理、勾勒一下兩百多年的研紅史，倘若從脂硯齋評紅算起，那末脂評應該算是紅學評點派的萌芽；但若從一個流派的實際形成考察，評點派真正作為一個流派活躍在紅壇，則應該是道光以降的事了。因此，紅學史上最早的流派，當推題詠派。也許題詠、評點這種瑣屑的評紅方式不像後來出現的索隱、考證、批評諸派那樣能構成磅礡的氣勢，但涓涓細流，如評點派那樣娓娓道來、導人迷津，以至曲徑通幽，題詠派那樣詩情盎然，扣人心弦，以至如醉如癡，也同樣能引起人們對《紅樓夢》的留戀忘返。如果說評點派是以散文形式對《紅樓夢》進行散點輻射的話，那末，題詠派無疑是以韻文形式對《紅樓夢》進行聚焦透視。關於紅學評點派的研究，當代研究者已經給予了充分的重視，《八家評批紅樓夢》的整理面世，個別評點大家如王希濂研究的具體深入等，都是評點派研究成果的可喜表現，所以在此可略述簡談；相對而言，作為紅學史上產生較早的題詠派，迄今為止紅學史家們研究的卻最為薄弱。分析這種狀況形成的原因，從客觀方面講即題詠派本體而言，它往往隨感而發難成系統，自然難與其它著名紅學流派相比並；從主觀方面即接受者、研究者而言，「詩無達詁」，眾說紛紜，缺乏「定力」的東西，瑣碎的題紅詩也很難像索隱、考證、批評派那樣組成大塊文章；另外，解詩亦非易事，牽扯到研究者各方面的學養、功力，做這樣受累不討好的研究文章自然是人們不屑為之的。其實，流傳至今的數千首題詠作品是紅學研究中一座豐富的礦藏，它裡面蘊含的《紅樓夢》作者、版本、佚稿等方面的文獻史料尚待深層次、全方位地開掘。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講，以詩詞形式的評《紅樓夢》，在文字效果上更能弛魂奪魄，引人共鳴。對題詠派進行系統梳理和研究，使我們對那些作品體現的紅學觀念、審美理想及《紅樓夢》一書在當時的傳播及其影響的瞭解，都是極有價值的。這裡還有必要強調指出：「題詠派」並不全同於「題紅詩」，在形式上它還應該包容詞、曲、賦、贊等韻文；在內容上，它也應該吸納「題芹詩」。可惜的是，一粟《紅樓夢卷》在體例上囊括未盡，《紅樓夢大辭典》亦將二敦兄弟及張宜泉關於曹雪芹的那些酬唱、懷人、憑弔的作品摒除在外。也許這些詩雖然談到曹雪芹但並未直接涉及《紅樓夢》本身，故被割愛棄置。然而，這些不算很多的作品卻分明提供了曹雪芹的生平資料，而且是第一手的，這就彌足珍貴了！又豈容忽視？況且，離開了作者曹雪芹誰又能將《紅樓夢》說清楚？古人云：「知人論世」，這本屬常識，但近年的紅學研究中，有人卻將這譏諷為「曹學」或「紅外線」，強分紅學畛域，實則「曹學」、「紅學」應羽翼輔成，我們今天就是要打破「內學」與「外學」的樊籬，清除「曹學」與「紅學」的分野，實現文獻、文本乃至文化的溝通。從這樣的紅學新理念出發，我們認為題詠派應該是「題紅詩」與「題芹詩」的二水分流，它們各自形成一道亮麗的風景。另外，還要補充說明一點，關於紅學題詠派的上下限規定問題，一般研究者是以乾隆至道光為起訖，從舊紅學狹義上所講的題紅詩而言，這樣處理大致還是符合實際的。但如果我們把題詠派視為一個紅學流派做專題研究，則應該放開眼界，擴大該流派的時間範圍。若以歷史分期而論，我們認為從曹雪芹一開始創作《紅樓夢》直至程高本的面世，當為題詠派的第一階段。這一階段的作品主要局限於雪芹的親朋好友之間，因此「題芹詩」頗多，不僅頌讚其小說，還涉及其詩才畫藝以及品格風貌，所以值得鉤沉深研，尤其是早期脂評夾雜的詠紅之作應該做系統的抉剔爬梳，因為它們對於我們瞭解《紅樓夢》的創作過程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其中有些詩出於曹雪芹自擬，則需要考辨釐清；第二階段即乾隆五十六年程高本面世至道光評點派的勃興。這一階段主要是大量「題紅詩」的湧現，為題詠派的主脈，是我們研究的重點對象，大部分作品著眼於《紅樓夢》小說本身，鮮明地體現出時人的紅學觀和人物論，我們可以視其為特殊形式的評紅；第三階段為道光至１９２１年新紅學的誕生。這個階段評點、索隱兩派先後蔚為大國，題詠派與這兩派和平共處，共同苦撐著舊紅學的格局，但就題詠派本身而言，已呈衰微趨勢；第四階段，從胡適《紅樓夢考證》發表至今。考證派紅學既興，題詠派同評點、索隱等舊紅學的命運一樣，幾成絕響。然其餘波，則披尚廣遠，綿延不絕而至當代。其間又凡三變，當著考證紅學如日中天的新紅學鼎盛時期，人們更著迷於探賾作品本事；復兼戰亂頻仍，黍離之悲，文士儒冠亦大多一洗閨閣脂粉，由婉約而豪放，傷時感世，遂棄此香奩艷體而不為，由是題詠派眾芳搖落，一變也；此後中華立國，鼎革之際，特別是隨著１９５４年後批評派紅學的獨佔熬頭，題詠派這種載體遠遠不能適應紅學新勢態的需要，不能滿足人們詮釋《紅樓夢》的文化心理需要，其同整個舊紅學命運一樣，被新時代淘汰，理所固然，此題詠派在新的時代之二變也；「文革」結束，百廢俱興，吟紅詩詞承先輩之流風餘韻，頗有一些佳篇問世傳奇，可為紅壇添一花絮，此三變也，亦題詠派生生不息之明證。
從第一首題紅詩的緣起，到衍化成各式各樣的題詠派作品，其原因是複雜綜合的。從文化淵源上考察，與我國文學批評傳統的「以詩論詩」有關。如果我們注意一下唐宋元明以來的詩話、詞話、曲話之類的批評著作，還是能從中尋繹出以詩歌等韻文形式來評論小說的源流嬗變的，何況小說本來就是在講唱文學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因此，當小說這種形式被人們接受後，人們用詩詞來評論它也是水到渠成之事；特別是清代詩詞中興以及由此引發的詩壇酬唱盛況這種特殊的背景，無疑對紅學題詠派的催生提供了合適的土壤。《紅樓夢》又是那樣的博大精深，引無數騷人共折腰，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事。儘管有不少題紅詩，命意潛詞，俱未工穩，甚至逞才鬥艷，令人難以卒讀，對這種瑕瑜互見的現象，我們應該正視，但是對於整個紅學題詠派卻不能一筆抹倒，我們必須客觀地看到它對擴大《紅樓夢》影響所起到的其它流派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裡曾講過：
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合於其時代之要求者也。凡「時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時代，必文化昂進之時代也。其在我國，自秦以後，確能成為時代思潮者，則漢之經學，隨唐之佛學，宋及明之理學， 清之考證學，四者而已。
按照這個標準去衡量紅學諸流派，我們也可以這樣說，舊紅學時期的脂評乃至評點、題詠派，儘管有其獨特的價值，但總的來看，還不過是一種「隨感式」雜評，很難說構成了什麼「時代思潮」，其影響也僅局限於紅學領域，因此也就談不上對社會產生了多麼巨大的衝擊波。實際上，紅學的重大建樹，主要是出現在二十世紀。蔡、胡論戰以及稍前一些的王國維分別以自己的紅學實績奠定了2索隱派、考證派、批評派的主要格局，揭開了具有現代學術品質的紅學新頁，並給以後的紅學研究以深遠的影響。當我們回眸上個世紀的紅學成果時，恐怕都會有這樣的感覺：還沒有發現哪一門專學象「紅學」那樣，與二十世紀這一百年的民族興亡史、知識分子命運史、中華人文學術史聯繫得如此密切，以至於既有學界泰斗參與，又有政壇領袖介入，更有廣大民眾的關注與喜好，可以說民間、廟堂、學院均置身「紅樓」。因此，我們以二十世紀索隱、考證、批評這三派之間的衝突對壘與磨合重構作為重點個案分析，並兼及其它，應該說，大致還是抓住了紅學中的核心問題的。
辨彰學術，考鏡源流，是學術研究的必由之路。紅學中無論是較為注重史料鉤沉的索隱派、考證派還是偏向于思辨分析的批評派，就其根源上來講，它們與中國傳統經學史上的三大流派「西漢今文學派」、「東漢古文學派」、「宋學派」一脈相承，它們都是有著各自源流譜系的。如果我們廣開思路，再做些橫向比較研究，就不難發現，西方的「傳記式文學批評」與我們紅學中指向作品的索隱及指向作者的考證方法頗有異曲同工之妙。而我國當代的「社會歷史批評」，一方面直承「宋學派」的側重微言大意而來，但更重要的是，與「五﹒四」以來西方各種文藝思潮的影響有關。各種流派的研究方式只不過是一些人文表徵，它們的背後隱含著深厚的歷史底蘊。所以說，文化淵源與歷史背景的交互影響，才是紅學諸流派產生與發展的前提條件，單純的線性描述或簡單的肯定與否定，都不能圓滿解釋複雜的紅學流派興衰的原因。索隱派與考證派各樹營壘互相攻訐，其實它們本來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雙向互動關係。從本質上講，考證也是一種索隱，區別僅是它將曹家人物代替了清史人物對《紅樓夢》的附會而已。索隱派紅學的最大迷誤就在於它非要在文本意義詮釋領域中進行「史料還原」，以為將清代某些歷史與《紅樓夢》中的人事「關合處」一一坐實才算解讀了《紅樓夢》，其實，不管曹雪芹這部作品中存在多少真實的歷史信息，而這些信息一旦進入作家的審美心理結構、進入小說藝術整體中，它們就必然會被天才的作家所整合，從而被構造成為新的意義單位。考證派的癥結又何償不在這裡呢！它立足點的偏差也正是過分地將《紅樓夢》與「曹家」史實一一對應，以致從考證派創立之初的科學性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文學畢竟不同於科學，心靈感悟的東西單靠科學是難於得到圓滿解釋的。由於在學理上這兩派存在著通弊，它們後來均被社會歷史批評派摧陷廓清並最終被取而代之，也是紅學流派發展的必然邏輯歸宿。
當然，如果放到整個紅學流派發展史的角度考察，對於索隱派、考證派，我們又不能全盤否定。在索隱、考證兩大流派產生之前大量的「紅學」評論，題詠也好、評點也好，它們都是印象式隨筆，尚不足稱為自成體系的學術。從索隱派、考證派之後，才跳出先前「紅學」那種小的格局，出現了宏大氣象和各界普遍垂注《紅樓夢》的盛況。就索隱派本身而言，欲挖掘作品的微言大義，也有相當的合理性。《紅樓夢》中本來就存在著大量的隱語瘦詞和象徵意象，索隱派在這些方面的很多成功破解確實令考證派、社會歷史批評派無從措手。王夢阮和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認為：「大抵此書，改作在乾嘉之盛時；所紀篇章，多順、康之逸事。特以二三女子，親見親聞；兩代盛衰，可歌可泣。江山敝屣，其事為古今未有之奇談；閨閣風塵，其人亦兩間難得之尤物」，不能說這種推測毫無道理，問題在於求之過深，使本來有些道理的東西弄得反而不能自圓其說。當然，索隱派明確提出《紅樓夢》作者具有深摯的民族主義思想，是一部政治小說，這在紅學流派史上的意義更不可低估。因為這樣一來，實際上是擴大了對《紅樓夢》意蘊的理解。與先前題詠、評點派認為的《紅樓夢》是「閒書」、「情書」相比，畢竟是一次巨大的飛躍。相比索隱派而言，紅學考證派的影響就更大，然而遭到的批評也最多。美籍華裔學者余英時在這方面的論述就頗具代表性。１他認為考證派紅學因蛻變為「曹學」已陷入僵局，這個流派所能解決的問題遠比它所不能解決的問題為少，由於「自傳說」基礎上形成的考證派效用已發揮到極邊盡限，所以它已經到了「成功身退」的時候。余英時還指出考證派紅學「對材料的處理常常有反客為主或輕重倒置的情況」。應該承認，他的意見有著相當程度的合理性，其有關論述對於糾正考證派紅學的末流也有積極的作用。的確，考證派紅學發展到後來，由於過份地追求外證，結果是讓邊緣問題佔據了中心問題的位置，有的甚至遠遠偏離了《紅樓夢》文本這個軸心，這確實是該引起警醒的。然而，是不是由於考證派在發展中逐漸呈現的那些弊端，我們就要將其摒除於紅學之外，才能更好地「回歸文本」呢？答案是否定的，對任何事情不能矯枉過正，考證作為解讀《紅樓夢》的一種方法，它本身並無所謂對錯，關鍵是如何去進行考證。以余英時的國學根底，恐怕不會不清楚由於《紅樓夢》這部作品成書的特殊性從而使考證在紅學中顯得多麼重要。誠然，我們沒有理由認為，《紅樓夢》僅僅是曹家或清代歷史的譜牒記錄，但我們也很難設想，一個對清代歷史、對作者生平略無所知的研究者，會對《紅樓夢》的理解把握到什麼程度。況且《紅樓夢》的版本問題又是異常複雜，如果對脂鈔、程刻兩大系統都不能考辨清楚，詮釋對像不穩定，所謂「回歸文本」云云，豈不成了空中樓閣？我們可以指出某些考證對《紅樓夢》的解讀有沒有用，有沒有效，但卻不能完全歸咎於作為手段的考證本身。從紅學流派發展史上考察，考證派代替了索隱派，應該算是一種歷史進步。相比索隱派的猜笨謎，缺乏「定力」的學術質素而言，正是考證派，才使得紅學研究第一次納入了科學的軌道，從而在版本與家世等「實徵」材料的基礎上去探索《紅樓夢》的真諦，對這種貢獻，我們必須客觀承認。至於考證派在後來發展中表現的不足，尤其是僅僅限於歷史考據，而未能向更高層次的研索方向邁進，甚至其末流還束縛了人們對《紅樓夢》本身意蘊的追求，這是我們應該冷靜體悟到的。我們注意到出於對考證派的偏見，當前有不少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對考證曹雪芹身世失去了興趣。有的研究者還引福克納、海明威等世界名作家的話為依據，認為偉大的作家就應該退隱於作品身後。基於這種理論，當前紅學研究中出現了將「作家本位」與「作品本位」完全二元對立的新傾向。其實，這也是一種片面。應該看到，「曹學」的建立自有其補偏救弊的作用，尤其是曹雪芹身世的撲朔迷離更為《紅樓夢》的解讀帶來了相當障礙。從 「秦淮舊夢」到「燕市悲歌」，從「百年望族」到「樹倒猢猻散」，無根的漂泊是曹雪芹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輕。他必須在失衡的生存環境中重新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當然，特殊的時代限制了曹雪芹，他不可能像魯迅當年那樣，用文學去喚起「國人對於維新的重新嚮往」，但他一定會在作品中對自己及家族命運進行「天問」式的思考。《紅樓夢》雖然也寫了道士弄鬼和紅袖熏香，但絕不能據此就淺薄地把這部作品理解為「大旨談情」，也不能簡單地認為曹雪芹「夢醒了無路可走」便逃禪入莊，實際上，他在《紅樓夢》中對中國傳統的儒道等文化都進行了反思，就其深刻性而言，可以說達到了當時所能達到的最新思想高度。我們認為正是曹雪芹經歷的特殊性，使得對他的傳記資料研究就不能混同於一般作者。當然，在具體研究中，可以有所側重，人們之所以對那些連篇累牘的考證曹雪芹遠祖的文章有成見，主要原因恐怕還是很少直接涉及《紅樓夢》旨趣本身。本來材料是任何學問的必要條件，但相對於研究文本的主旨而言，材料的價值的確並不平等。這就要求我們處理好「史料還原」與「思辨索原」的關係，也就是讓考證更直接地為解讀《紅樓夢》服務。而且考證作為一種手段，也不能僅局限於文獻考證，還應與文學考證和諧統一起來。其實，曹雪芹的浮沉，我們從《紅樓夢》本身也是能尋繹出蛛絲馬跡的。「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應該說就是曹雪芹生活的最形象寫照。而且，從藝術感受出發的品悟，有時甚至比膠柱鼓瑟般的拼湊幾條零碎的「史料」更能說明問題。可惜的是我們很多研究者往往視其為「小說家言」，將如此重要的文字信息忽略，反而捨近求遠，寧願去浩瀚的典籍中挖掘那些與曹雪芹及《紅樓夢》略無瓜葛的文字，這也是一種偏執。
由「外學」轉型向「內學」即「回歸文本」，應該是紅學流派發展的正確方向。索隱派、考證派發展到後來，日益暴露出在解決紅學問題上的局限，而新的時代又要求一種新的治學範式，這樣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應運而生，也是大勢所趨。必須看到，這一派紅學對《紅樓夢》全新的價值判斷尤其是對考證派紅學獨霸紅壇局面起到的扭轉乾坤的意義，但與此同時，受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以「繁瑣」來貶低「考證」的作用，實際上也就意味著自動放棄了尋找對古典文學的闡釋與史料之間的天然聯繫的義務，從而使得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的理論在以後的發展中愈來愈顯示出後力不接，特別是這個流派過份強調《紅樓夢》中的社會歷史內容，使得它對《紅樓夢》的詮釋維度受到限定。把《紅樓夢》當作「歷史」來讀，或者說作為一面「鏡子」去反映社會，這種理解本身並沒有什麼特別不合理之處，因為如果離開歷史、社會而僅從作品本身去尋找答案，那麼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就變得難於理解；但這種方法並不能窮盡《紅樓夢》的全部，而僅僅是觸及了《紅樓夢》文化層面的一部分，即「歷史層面」，這就走向了以偏概全的歧途。由此可見，片面強調某一文化層面尤其是將「現實主義」作為簡單的公式，在加上「典型環境」、「典型形象」等舶來品的套用而不顧及《紅樓夢》文本整體的複雜性，發展到以後的「文革」時期，《紅樓夢》研究在通俗的同時也變得日益庸俗化，其專學意義和學術價值也隨之減弱，乃是勢所必然。誠如香港著名紅學家宋淇指出的：「壞的文學批評比考據和資料的整理更不著邊際。２」
正是由於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立足點的偏差，必然會導致紅學研究者們用其它治學範式對其失誤做出糾正。由於擺脫了以往政治功利觀念的影響，《紅樓夢》這部作品現在被更多的研究者看成是作家追求「心靈自由」的表述，這種新批評與傳統的社會歷史批評也就有了本質上的區別，因為在紅學社會學的詮釋下，《紅樓夢》僅僅被視為記錄一定歷史時期的文本材料，這就勢必在一定程
度上遮蔽了《紅樓夢》的審美視線，而新批評派強調從藝術結構整體上去把握作品的美學價值，特別是關注《紅樓夢》對人類命運的形上追問與哲學思考，這一點就更難能可貴。不錯，如同以往的流派一樣，新批評派紅學也並沒有達到兼美境界，在學理上它也存在著自身難以克服的弊病，但這一派紅學由於立足點頗高，境界不俗，從前景上看，尚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所以我們應該抱著盡量寬容的態度。對有缺陷的新事物的涵容，往往能使我們走出生生不息的平庸怪圈。
如果我們再從《鏡與燈》的作者所論述的文學四要素構成的角度考察紅學新批評派，就不難看到，在「世界—作者—作品—讀者」這個鏈環中，新批評實際上是特別強調作品這一項，即要求對《紅樓夢》進行主體價值學闡釋，而這正是對傳統庸俗社會學偏向的反撥，雖然在某些提法上陷入片面但又不失其深刻。對比傳統索隱派的犯呆犯傻、考證派的自結牢籠特別是社會歷史批評派發展到末流後那種一般性的思想、藝術分析，新紅學批評派的品格也就顯得更加難能可貴。不錯，「史料還原」式的索隱、考證以及社會歷史批評告訴人們《紅樓夢》中「有什麼」，但「有什麼」並不等同於「是什麼」，況且，即使考證清楚曹雪芹撲朔迷離的身世或者真的索隱出什麼歷史事件來，也未必能就能窮盡《紅樓夢》中的一切。像《紅樓夢》這樣偉大的作品，當然有它的歷史文獻價值，但更有其文學價值和哲學價值。新批評派這種範式，讓人們把目光聚焦於作品，將這一局部顯影放大，從而使人們看清了它的詳細構造，尤其是以心靈妙悟和文化融通為指歸，從更高的視點，更廣的維度、更深的層次去審視《紅樓夢》，體現出一種高層次的哲學思辨和文化關照，這對以往的任何流派而言，無疑是一次巨大的超越。當然，倘若把《紅樓夢》這部作品經過新批評派那樣微觀的顯影放大後，再吸納一些關於紅學「外部研究」的成果，即把《紅樓夢》放置到特定的時代背景上去進行宏觀考察，追溯作品之所以在此時出現的根由，新批評派紅學也就更加完善，對《紅樓夢》的解讀也就會更加圓滿、得體和到位。
除了對紅學新批評派的發展前景持樂觀態度外，還應該特別指出：關於紅學這一「顯學」的發展態勢，在學科空間全面拓展的大前提下，突破國門之限，與國際學術接軌，確立比較文學研究的新視角，乃是紅學方向的大勢所趨。因為兩種不同學術文化的比較研究，往往會得出同一文化立場、單一學術思維中難以產生的結論。實際上，早在一百年前，當紅學界依然被索隱派攪得渾渾噩噩之時，當《紅樓夢》依然被評點派當成「閒書」欣賞的時候，於中學西學間挹注彼此、摧開奇蕾叢簇的文化巨人王國維就已經通過《紅樓夢評論》開始了跨文化比較研究，以其博大的堂廡和不同凡響的建樹開拓瞭解讀《紅樓夢》的新向度。然而正如宋淇感慨的：「最可惜的是王國維在文學批評方面建立了橋頭堡，後繼無人，沒有人做更深入的研究」３。我們今天就應該把王國維當年開闢的研究方向進一步引向深入。儘管王國維紅學模式也存在某些清晰可見的誤區，但這些誤區又足以成為我們接踵而進的新起點。紅學既然被稱為古典文學的窗口，那麼就更不應該劃地為牢，而應該讓這一個領域成為各種模式的實驗場。至於新方法在引進紅學中表現出的不足，我們當然應該有清醒的認識並在實踐中糾正，但卻不能因此而放棄探索。
四
當前的紅學研究已呈現多元並存的格局，雖然審美研究成為紅學研究的主流已是大勢所趨，但乾嘉考據式的家世、版本研究因其自身不可磨滅的學術價值仍不斷成為「熱點」問題，索隱和社會歷史批評也還頗有市場。這些流派，分別從文學四要素的「世界—作者—作品—讀者」的不同角度去拓展了紅學研究的學術空間，因而有並存的必要；同時也由於任何一種研究範式都有它自身的局限，所以多視角的紅學研究也就具有某些互推互補性。實現文獻、文本、文化三者之間在紅學中的融通和創新，應該是紅學流派發展態勢的合理要求。
由於《紅樓夢》本身內涵的博大精深、其表現形式的精美絕倫以及留下的一個個未解之謎，給不同流派的研究者帶來困惑的同時又增加了繼續探索的興趣。從學術史分期的角度，紅學曾被劃為三個階段，即舊紅學、新紅學、當代紅學。不過，筆者倒是覺得，如果側重於紅學研究的本質體性質，從流派的研究角度考察，分流梳脈，也許更能體現出紅學發展的軌跡。因為紅學流派的衝突是一種客觀存在，而其磨合重構又是紅學發展的必然走向。以往出版的紅學史方面的專著一般是側重於紅學的歷史分期做橫向考察，主要是描述一定歷史時期的重大紅學現象，也總結出了一些帶有規律性的東西，功不可沒；但這種研究還不是從縱向發展對紅學流派做本體源流的追溯。劉夢溪《紅學》一書可謂鴻才河瀉，軼思超群，而且能自覺從流派的視角對紅學進行探討，許多精闢見解對研究者啟發很大，但此書主要是局限於對二十世紀紅學流派的批評，可以說是斷代紅學流派史的研究，從再版時易名為《紅樓夢與百年中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即可洞鑒。儘管對二十世紀索隱、考證、批評三大紅學流派的研究確實也抓住了紅學的主脈，但畢竟還不能勾勒紅學史的全貌，特別是當代紅學中新出現的一些流派沒有包容淨盡。鑒於這種實際狀況，立足於紅學史的整體，對於從脂硯齋以來迄今為止的各個紅學流派進行系統考察，力爭去完成一部類似紅學流派通史性質的專著，在目前是非常必要的。
當然，在具體操作中，紅學流派史研究也並不像想像的那麼簡單。對於一目瞭然的流派如索隱派、考證派等好說，而有些流派五花八門，就頗難分梳。較明顯的如「紅學探佚派」，究竟歸屬於「考證派」還是「批評派」，研究者往往莫衷一是。周汝昌先生將其納入紅學的四個分支（即曹學、版本學、脂學、探佚學）之一，這一派有成績的學者梁歸智又認為「探佚的本質是美學」（《石頭記探佚》）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認為應該以考證派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在美學層次上追求與曹雪芹心魂的契合與靈感的冥會。筆者也覺得有在紅學考證派之外單列「探佚派」論述的必要。又如關於舊紅學「評點派」，首先處理「脂批」就是一個難題。一般的研究者都是將其獨立看待，或者在涉及版本、曹雪芹身世問題時作為考證派的資料引據，或者在分析《紅樓夢》主旨、藝術時參考使用，很少有研究者將它與程高本問世後蜂起的評點家們混為一談；自然，它們是有區別的，但從根本上說，「脂批」也是評點，只不過是特殊的評點而已。它的價值不僅僅在於提供早期芹、紅史料，更不在於有什麼卓特的思想，而主要還是藝術見解方面。因此，將其在眾評點家中另辟一節，別派樹幟，以見其獨特性，還是很有必要的。再有就是差不多與評點派同時先後出現的一些清人筆記、從話、雜著，如二知道人的《紅樓夢說夢》、諸聯的《紅樓評夢》、塗瀛的《紅樓夢問答》以及洪秋蕃的《紅樓夢抉隱》等，對此，馮其庸先生主持纂校的《八家評批紅樓夢》（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將上述幾家收錄，並與王希濂、張新之、姚燮三位評點大家一起論列。如果從嚴格意義上的評點派講，所謂評點，應該是依附於《紅樓夢》正文，且有評、有圈點，而上引的幾種評紅論著，均脫離了《紅樓夢》而獨立存在，很難說是屬於評點派的文字，也與後起的紅學批評派不同，似宜別類研究，名之曰「雜評派」，或更符合紅學流派的實際。當然馮先生也不是沒意識到這一點，他在該書卷首的《重議評點派》一文中也做了分梳，只不過為了論述問題的需要，才將它們放在一起討論，以見出評點派紅學的源流嬗變及其走向。也可以這樣說，脫離了《紅樓夢》正文的那些「雜評派」紅學著作，恰恰是紅學評點派過渡到紅學批評派之間的一座橋樑。此外，考證派與批評派在當代紅學中呈現出的遺傳與變異現象最為複雜，倘若條分縷晰，考證派又可分出「家世考證」、「版本考證」、「文物考證」等，而批評派紅學如前所述又可分出「社會歷史批評」、「審美批評」以及「比較批評」等。研究紅學流派的發展史，自然應該把各個時期重要的學派盡量全數網羅，而不可以愛憎為去取，這就需要首先佔有各個流派的大量資料，在鉤沉、爬梳、整理這些資料的基礎上，將各個流派的特點提契出來，令人們有很明晰的觀念，在此基礎上主要是客觀地評價它們在紅學史上的地位；同時我們還認為，從流派的角度描述紅學發展的歷史，旨在從學理上解剖紅學這個具有典範意義的學科，因此，對各個流派涉及的具體問題的解決，並不是所要達到的終極目標，儘管對一些較為重要的問題也應該有所交代或探索。
像《紅樓夢》這樣偉大的作品，不可能是任何一個流派的研究方法所能籠罩住的。對於紅學各個流派的研究，正是為了找到它們的優點和弊病，從而探索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多元吸納」最終也是為了達到「一元凝聚」的境界。如果以注重文獻的紅學考證派為理論建構基礎，再以高屋建瓴的理論思維去革新考證派，同時在現代美學關照下拓展評點派、索隱派、社會歷史批評派的視野，使那些傳統的方法離瑣碎而遠大，摒狹隘而見宏闊，那將是一種建設性的新舊融通。因為研究方法總是在搖擺、對峙、反撥中發展的，我們建構紅學流派批評史的設想，其出發點也正是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