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紅學流派的發展態勢
如果從脂硯齋評紅算起１，「紅學」的誕生業已兩百多年。然而，梳理一下紅學的發展歷史，脂評乃至於清代的題詠派、評點派還不過是一種「隨感式」雜評，而紅學的重大建樹主要出現在二十世紀。蔡、胡論戰以及稍前一些的王國維，分別以自己的紅學實績奠定了索隱派、考證派、批評派的主要格局，揭開了具有現代學術品質的紅學新頁，並給以後的紅學研究以深遠影響。當我們回眸上個世紀的紅學成果時，恐怕都會有這樣的感覺：還沒有發現哪一門專學象「紅學」那樣，與二十世紀這一百年的民族興亡史、知識分子命運史、中華人文學術史聯繫得如此緊密，以致於既有象王國維、蔡元培、胡適、魯迅那樣的學界泰斗參與，又有象毛澤東那樣的政壇領袖介入，更有廣大民眾的關注與喜好，可以說民間、廟堂、學院均入「樓」中。正如有人形象描繪的：「《紅樓夢》裡彷彿裝有整個的中國，每個中國人又都能從中找到自己」２。這樣，我們說「紅學」是二十世紀這一百年中最典型的學術個案，應該算是不過份的。
從學術史分期的角度，二十世紀的紅學曾被劃為三個階段：舊紅學、新紅學、當代紅學。有人不同意這種處理，而將這一百年的紅學以流派命名，即索隱派、考證派、批評派３。理由大約是「新」「舊」兩派都是研索《紅樓夢》「本事」，並無根本分歧，只不過一派認為是寫別人，而另一派則主張是寫「自己」。既然「舊紅學」原本是一個不曾存在的假想名義，那麼「新」之對應稱號也自然該取消了。其實，這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一個側重於歷史分期，一個側重於紅學研究本體性質。不過，筆者倒是覺得，從紅學流派的研究角度而言，這樣劃分倒也有敘述上的方便。實際上，二十世紀的百年紅學，我們說主要是索隱、考證、批評這三派之間的衝突對壘與磨合重構，大致還是勾勒了紅學的歷史面貌的。
一
關於索隱、考證、批評這三派的歷史淵源，顧頡剛在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序中曾講過：
我原來想，凡是一種風氣必有它的來源：自從有了《紅樓夢》之後，「模仿」、「批評」和「考證」的東西如此的多，自然由於讀者的注意，但為什麼做出的東西總是浮淺的模仿、尖刻的批評和附會的考證？這種思想來源是何處？我要解釋這三類東西的來源，很想借了這一篇序文，說明浮淺的模仿出於《尚書》之學，尖刻的批評出於《春秋》之學，附會的考證出於《詩經》之學。
辨彰學術，考鏡源流，是顧頡剛治學的特點。應該承認，紅學中的流派的確都有各自的源流譜系，比如索隱派的形成，就與「漢儒解經」的文化傳統密不可分４。《紅樓夢》出現後，因乾隆帝說了句「此蓋為明珠家作也」，於是朝野翕然從風，後來「明珠說」又一步步演變為「納蘭說」、「順治、董妃說」以及「康熙朝政治狀態說」等，可見，這一派脈系分明，可以循按；然而，這樣的描述也還只是線性描述，而人文科學中的某些現象往往呈現著非線性嬗變，因為學術流派的嬗變沿革還有其更為深刻的時代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的根源。因此，這樣解釋尚不能真正說明索隱派等紅學流派產生的複雜原因。應該看到：出現在二十世紀的紅學流派，是與這個世紀特定時期的文化思潮相呼應的，各種流派的研究方式只不過是一些人文表徵，它們的背後隱含著更深厚的歷史底蘊。比如在清末民初特定的時代背景下，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出版後竟連續印了十來次，這是紅學被意識形態化的結果。如果逆流溯源，恐怕又可以尋繹到梁啟超小說理論的潛移默化影響。而從索隱派過渡到考證派，出現在蔡元培紅學之後的胡適研紅模式，從表象上看，是實現了宋學側重闡發作品微言大義的學術旨趣向乾嘉學派側重「實徵」的學術旨趣的轉化，然而如果結合當時的特殊文化思潮，我們也可以說這種治學特點恰恰標誌著科學意識的自覺，是「五·四」時期「科學、民主」人文精神的反映。從前人們對胡適在「五·四」前後的一些言論如「整理國故」、「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等進行過激烈批評，有些批評意見當然是正確的，但也有的批評斷章取義，對胡適並不十分客觀公正。事實上，如果全面地看胡適的言行，他也並非一般地反對「主義」，他提倡的整理「國故」也並非完全是讓人們鑽入學術「象牙塔」，這與乾嘉學派時代的社會狀況還不完全一樣。誠如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所言，他是系統主張「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５，當時的「新思潮」就是「科學和民主」。而提倡「整理國故」，具體到「新紅學」來說，就是通過《紅樓夢》的考證，提倡一種科學的啟蒙精神。所以我們說，紅學考證派的形成，同樣離不開當時的歷史條件，是胡適所處時代的文化背景提供的。至於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的「評紅」運動，曾震撼朝野上下，席捲大江南北，《紅樓夢》不止一次成為政治鬥爭的載體，那更是意識形態滲入到紅學中的極形象的一頁。而八、九十年代以來的《紅樓夢》文化熱，得力於該時代學術界對於文學與文化關係的全新認識。所以說，整個二十世紀紅學流派的出現及其嬗變，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翻新的，單純的線性描述並不能圓滿解釋複雜的紅學現象。時空的縱橫穿插、文化淵源與歷史背景的交互影響，才是紅學諸流派產生、發展的條件。當然，索隱、考證等範式的出現並流行至今，除了上述兩方面的原因外，也與中國小說的本體性質－－是「史」的一個支流、特別是更與《紅樓夢》本身的特點有關。此書開卷第一回作者自云「將真事隱去」，又提及「已往所賴天恩祖德」，於是，很多人猜測《紅樓夢》寫的是清初某「勳貴家事」就是很自然的，因為一般的家庭不會與「天恩」發生聯繫，所以索隱派的產生倒也是順理成章；而作者又有「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的話，特別是《紅樓夢》中寫到的「元妃省親」、「賈府被抄」等等，也與曹雪芹家世頗似，這樣，由這些暗示了作品「自傳」性質的語言，啟發了學者們去做考證工作，並最終使一個學派產生並蔚為大國，也是有跡可循的。可以這樣說，紅學中的很多爭議，一般都是由這部作品本身引發的，或者說是曹雪芹自己造成的。其如「著作權」等問題的產生，亦當做如是觀。
二
在我們考察了二十世紀紅學諸流派產生的原因後，勢必要對這些流派的衝突對立、交互影響以及它們在《紅樓夢》解讀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進行評價；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今人對這些流派的看法，這當然又會涉及到紅學流派的評價反思問題。實際上，世紀之交，學科反思，是每個學科都在進行的工作，不獨紅學是這樣－－只不過，由於紅學這門學科是這一百年來最典型的學術個案，更值得反思而已。
舊紅學索隱派的最大毛病就在於它非要在文本意義詮釋領域中進行「史料還原」，以為這樣的「還原」才算解讀了《紅樓夢》。其實，不管《紅樓夢》裡存在著多少真實歷史信息，而這些信息一旦進入小說藝術整體中，它們就被天才的作家所整合，從而被構造成為新的意義單位。由於索隱派這種理論上的先天不足，它自然是當不住胡適派新紅學的摧陷廓清的，特別是離開了清末明初的「反滿」背景，時代風潮對索隱派的支撐作用已經失去，今天的人們對這個流派現得也就越來越冷淡。儘管後來索隱派在海外特別是台灣曾出現「復活」，近些年在國內也不時有著作面世，但這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台灣索隱著作的頻頻出現，與海峽兩岸隔絕的歷史－－台灣人偏安一隅的心態有關；國內索隱派的復活，還由於新「索隱」吸納了考證派和批評派的許多優點。「新索隱」著作不僅在方法上比舊索隱派靈活，眼界也大為開闊，而且還將其理論基礎建立在當代紅學中的「社會歷史學派」的基礎上，如名噪一時的霍氏姊弟的《紅樓解夢》，其核心論點是「曹雪芹、竺香玉毒殺雍正帝」，其說固屬荒誕不經，已有學人進行考辨６，但這部著作多處揉合了考證派的方法，比如對賈寶玉生日的探考，持之有故，可備一說。著者在《紅樓解夢》的前言中明確表示他們有別於傳統的崑索隱派，而應稱為「分析、考證、推理索隱派」，所謂考證是「方法」，索隱是「目的」，這些都反映了新索隱派的聰明，他們與舊索隱派的犯呆犯傻還有所區別，這種不同表明：索隱、考證、批評派之間並不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他們之間有衝突，但在交鋒中也會出現融合與互補。
儘管如此，由於索隱派在學理上失去了存在的依據，不管這個流派如何千變萬化，單靠索隱派去推進當代紅學的發展，肯定是不可行的。
當然，如果放到紅學史的角度考察，對索隱派，我們又不能全盤否定。因為在索隱派產生之前的大量「紅學」評論，正如我們前面講到的，它們都是印象式隨筆，尚不足稱為自成體系的學術。真正使紅學成為一門「顯學」的，應從蔡、胡論戰算起。索隱派沒有考證派的攻伐影響不彰，而考證派沒有索隱派的出現根本也無從建立；至於索隱派想挖掘作品的微言大義，也有較大的合理性。中國文學講究意在言外，講「像外之象」，這與作品中存在的大量隱語瘦詞密切相關，而小說這種文學樣式更容易容納象徵意象，何況《紅樓夢》包孕又是那麼豐厚。其實，從古至今，偉大的作品都不可能是簡單的破悶消閒之作，《桃花扇》能夠「借離合之情，抒興亡之感」，《紅樓夢》為什麼就不能有寄托或不允許去索解作者的婉曲隱衷？問題在於如何具體看待《紅樓夢》裡的人和事，索隱派的致命弱點是求之過深，使本來有些道理東西弄得不能自圓其說，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曾尖銳地批評考索「作品情節」是「猜笨謎」，可謂一語中的；但他將索隱派一筆抹倒，則有失公允。因為蔡元培正是通過那些情節的考索，明確提出《紅樓夢》是一部政治小說，認為作者具有深摯的民族主義思想，這在紅學史上的意義不可低估，這樣一來便擴大了對《紅樓夢》意蘊的理解。與那些題詠、評點派認為的《紅樓夢》是「閒書」、「情書」相比，在紅學史上畢竟是一種進步。至於他考索的「情節」是否符合曹雪芹創作的實際，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在承認考證派、批評派比索隱派更為進步的前提下，也不得不遺憾地指出：儘管考證派立足於資料的佔有及分析，為後來的紅學研究打下了較好的基礎，但過分地將《紅樓夢》與曹家史實一一對應，從這一點上說，還不如索隱派眼光的宏闊；儘管批評派在摧垮索隱、考證兩派方面都起到了別的流派不能替代的作用，而且強調分析小說的社會意義，這確實凌跨兩派而一枝獨秀，但在具體操作方面，又會片面強調某一論點，而不是從《紅樓夢》的客觀本體中得出的結論，從這一點上說，還不如索隱派的慎思明辨和注重《紅樓夢》歷史意蘊的闡發更誘人入勝。這也可以說明，索隱派的復活，並不是這個流派方法多麼科學，恰恰是由於當代紅學中的「社會歷史學派」對《紅樓夢》的解讀尚不能完全令讀者滿意造成的，而新索隱派鑽了這個空子，由於讀者不滿足一般性的對《紅樓夢》的解釋，於是有些人就偏要去滿足讀者的某種獵奇心理，所謂「雍正被毒殺」、「康熙太子被廢」等清宮軼聞，靠著《紅樓夢》這個載體，靠著商品經濟下媒體的炒作，也就應運而生了。
三
在二十世紀紅學流派中，自然以考證派的影響為最大，因而遭到的非議也最多。最有代表性的批評，恐怕要算是余英時先生的大作「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了。他是這樣批評考證派的：
胡適可以說是紅學史上一個新「典範」的建立者。這個新「典範」，簡單地說，便是以《紅樓夢》為曹雪芹的自敘傳。而其具體解決難題的途徑則是從考證曹雪芹的身世來說明《紅樓夢》的主題和情節。胡適的自傳說的新「典範」支配了《紅樓夢》研究達半個世紀之久，而且餘波至今未息。這個新紅學的傳統至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一九五三年）的出版而登峰造極。在《新證》裡，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周汝昌是把歷史上的曹家和《紅樓夢》小說中的賈家完全等同起來了。其中「人物考」和「雪芹生卒與紅樓年表」兩章尤其具體地說明了新紅學的最後趨向。換句話說，考證派紅學實質上已蛻變為曹學了。……其更為極端者則橫逸斜出，考證敦敏、敦誠乃至松齋、高鶚。我並不是說這類的考證與《紅樓夢》毫無關係。我只是想指出：考證派這樣過份地追求外證，必然要流於不能驅遣材料而反為材料驅遣的地步 ，結果是讓邊緣問題佔據了中心問題的位置。極其所至，我們甚至可以不必通讀一通《紅樓夢》而成為紅學考證專家。這正是乾嘉末流經學考證的舊陷阱（7）余英時先生的文章，發表後立即引起反響，特別是在中青年紅學研究者中被普遍推崇，這當然又有多種原因。從客觀方面講，余先生本文是從學術史的角度探討紅學發展的歷程，目的是尋找紅學研究的突破口。他對紅學史上的索隱派、新批評派（社會歷史學派）特別是考證派的批評有著相當程度的合理性，上引他的有關論述對於糾正考證派紅學末流也有積極的作用，所以我們有理由向他捧獻自己的敬意；再從主觀方面講，中青年紅學研究者往往缺乏老一輩訓練有素的考證功力，而多視角的文本研究卻正是自己的長處與興趣所在。另外，考證憑藉新材料的發現，而原始材料畢竟是有限的，但文本研究發揮度卻大得多。這樣，余英時先生的鴻文介紹到國內後，在紅學界引起軒然大波，並得到了相當一部分研究者的共識或同情，就可以理解了。余先生的文章也有不少可議之處。
他認為二十世紀紅學的主流都是把《紅樓夢》當作歷史文件去讀，這種性質的閱讀仰賴於《紅樓夢》以外的歷史材料。而一旦新材料不復出現，整個研究工作勢必陷於停頓，這就是考證派紅學「危機」的原因，所以必須實現紅學的轉向。而這種轉向，就是要「回歸文本」，即按照余先生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的研究新「典範」去操作。
余先生的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他對胡適以來的紅學估計未免以偏概全，主要是忽略了紅學史上的小說批評派綿延發展的傳統。如果一般地說索隱派之後有考證派，而批評派取代了考證紅學，就紅學發展歷史看，這樣表述並無大錯；但索隱、考證、批評三派又是一種空間並存的關係，我們不能用單純的線性嬗變去描述，而且從紅學史上看，王國維開創的小說批評派其實反而更早一些。因此簡單地說，「考證派籠罩了紅學半個多世紀」，恐怕不盡符合紅學史實際。
余先生最根本的失誤，是他對紅學考證工作的難度及其重要性估計不足。他譏諷「紅學」蛻變成「曹學」，認為是「紅外線」，其臧否傾向，已盡含其中了。以余先生的國學根底，恐怕不會不清楚由於《紅樓夢》這部作品成書的特殊性使考證在紅學中的地位顯得多麼重要。誠然，我們沒有理由認為，《紅樓夢》僅僅是曹家或清代歷史的譜牒記錄，但我們也很難設想，一個對清代歷史、對作者生平一無所知的讀者，會對《紅樓夢》的理解把握到什麼程度。況且《紅樓夢》還存在著複雜的版本問題，如果對脂鈔、程刻兩個系統不能考辨清楚，詮釋對像不穩定，所謂「回歸文本」云云，豈不成了空中樓閣？余先生指出考證派紅學「更為極端者則橫逸斜出」，一般地講並無大錯，但具體問題似也不能一概而論。即以余先生批評的某些研究者「考證敦敏、敦誠乃至松齋、高鶚」而論，這就不能籠統地講是「橫逸斜出」，高鶚之重要固不待辨，如果研究得法，直接可以幫助確定後四十回的真偽，而通過考察二敦詩文，可以瞭解雪芹的精神風貌，就能反過來更準確地理解《紅樓夢》的品格。依此類推，研究張宜泉，可以根據《春柳堂詩稿》中「傷芹溪居士」小注「（雪芹）年未五旬而卒」，再結合雪芹卒年，大致逆推其生年。而曹雪芹生年中的「乙未說」和「甲辰說」看似是考證中的一個小問題，實際上牽涉到曹雪芹生在康熙或雍正朝對社會的不同感受問題。時代提前了，雪芹的生活環境、心理感受不同，自然不能說對《紅樓夢》創作沒有影響，我們很難說他經過的那些「秦淮舊夢」與《紅樓夢》中「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的生活巨變沒有聯繫；考證這些大大小小的問題，應該算是紅學中比較有價值的考證。我們可以指出某些考證對紅學研究有沒有用，有沒有效，但卻不能指責紅學考證本身。有時候，一個小問題的考證，能牽連到《紅樓夢》解讀的大問題，而「大問題」的考證，如果「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８般的空疏，那也是無補於研究作品實際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余先生對考證派紅學末流的批評，應該說是非常及時，也非常正確的。至於強調紅學要有一個「新典範」，亦即實現從考證到「回歸文本」研究的轉型，從紅學發展大趨勢看，由「外學」轉向「內學」，當然也是正確的，因為考證本身不是目的，科學的考證能更好地為解讀《紅樓夢》這部作品服務，而某個問題隨著新材料的發現，經過考證，一旦成為定讞，又可以消解從前人們的紅學觀念。
四
由「外學」轉向「內學」即「回歸文本」，是批評派紅學的理論主張和操作範式。早在五十年代，那場紅學界劃時代的運動在表現形式上就是呼喚「文本」研究的回歸。例如有人提出：
把這部小說僅僅看成是作家曹雪芹個人和家庭生活的實錄，完全抹殺了它們所反映的巨大的社會內容，取消了這部小說暴露和批判封建制度的歷史價值，因而，也徹底否定了它的藝術典型的概括意義。……把分析和研究藝術形象的工作變成了剔骨撥刺，以瑣細的考證凌遲了人物和情節，使《紅樓夢》的完整的藝術形象從社會現象中孤立出來，成為偶然的事實碎片９。
這段話對紅學考證派的批評相當能擊中要害。可以說「新批評派」紅學對《紅樓夢》全新的價值判斷特別是那種新的治學方法，對流行已久的古典文學研究範式－－考證派獨霸紅壇的局面確實具有一舉扭轉乾坤的意義，但與此同時，受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以「煩瑣」來貶低「考證」的作用和價值，實際上也就意味著自動放棄了尋找對古典文學的闡釋與史料之間的天然聯繫的義務，從而使「新批評派」的紅學理論在以後的發展中愈來愈顯示出後力不接。這也說明，紅學中的「史料還原」與「思辨索原」缺一不可，我們應該追求的是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的辯證統一。
如果從吸取教訓的角度看，五十年代以來的「新批評派」在紅學研究中似乎又過份看重《紅樓夢》中的社會歷史內容，以至於又被人們稱為「社會歷史學派」，但「社會歷史學派」對《紅樓夢》的詮釋維度是有限的。把《紅樓夢》當作「歷史」來讀 ，這種說法並沒有什麼特別不合理之處，但《紅樓夢》又不僅僅是寫了「歷史」,而且即使寫了「歷史」，也不能說僅僅是寫了「封建社會的衰亡史」，《紅樓夢》是從「女媧補天」寫起，從這一段「歷史」到曹雪芹的時代，「歷史」跨度那麼漫長，遠非「封建社會」所能囊括。曹雪芹實際是寫了人類進化、人的命運、人才的命運，而且，就是反映了曹雪芹所在的清代「封建社會」，從作品實際看，也不是一味暴露。《紅樓夢》既寫了「遍披涼霧」的悲劇，又寫了中華文化儀態萬方的「華林」讚歌。魯迅講「自有《紅樓夢》以來，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這固是卓見，但長期以來，紅學研究者側重的是「打破」，而較少注意曹雪芹的「回歸」亦即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問題。
還應該看到，社會學詮釋的維度僅限於物質態文化，而「物質態文化」人們一般比較容易看清，形而上的「精神態文化」卻不大容易把握。依照海明威的「冰山理論」，露出水面的冰山只要不一葉障目誰都能得見，但水面下的冰體恐怕是冰山體積的若干倍。《紅樓夢》這部偉大的作品就猶如海洋中的冰山，目光可及之及，已經讓人們高山仰止，但目光不可及之處，還蘊藏著更大的能量。其深邃讓任何人不能究其底，其廣博讓任何人不能望其涯。這樣說可能又陷入了康德所論的天才作品的「不可知性」，有點「東方神秘主義」，但這恰恰是《紅樓夢》炫惑人的真正藝術魅力之所在。
對《紅樓夢》「精神態文化」的探索，如果逆流溯源考察，應肇始於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這篇長文的典範意義首先在於超越了傳統的評點、叢話模式，而以哲學體系框架支撐其小說評論。不錯，王國維是用西方的理論體系去解構《紅樓夢》的，並且由於沒有研究為基礎，造成了諸多疏失和誤讀，這是客觀存在，不必為賢者諱；但一個重要的事實是：在二十世紀初的歷史條件下，當紅學界依然被「索隱派」攪得渾渾噩噩之時，王國維卻通過對《紅樓夢》的評論開始了跨文化比較研究，這就頗具哲人眼光，從而開啟了具有現代學術品質的紅學研究先聲。對於這種貢獻，我們怎樣評價都不過份。
王國維之後，經過索隱派與考證派的反覆交鋒、消解、變形與重構，經過三、四十年代的民族救亡，到了建國後的五十年代，復興紅學的重任終於歷史地落到「批評派」的肩上，這固然與當時的政治背景密切相關，同時也是紅學內部演化的必然邏輯歸宿。索隱派、考證派發展到後來，日益暴露出在解決紅學問題上的局限，而新的時代又要求一種新的治學範式，這樣，諸因素的綜合作用，新批評派立即成了紅學的驕子而被普遍接受，而且今天也一直受到大部分主張「回歸文本」研究的人的普遍歡迎。從紅學流派的發展角度，這也是一種「回歸」，從終點又回到了起點，讓紅學重新回到了王國維開創的範式。
然而，歷史發展並不是簡單的重複，紅學流派的回歸更呈現出複雜的遺傳與變異現象。進入二十世紀末以來出現的新一輪「回歸文本」的呼聲，實際上，這個命題並不僅是針對索隱、考證兩派的，以寧宗一先生「反思與取向：中國文學史研究四十年」十為例，他讓我們明白了新一輪「回歸文本」的具體內涵。寧先生除了批評紅學考證有很多「幾乎都沒有和小說文本掛上鉤」外，還特別談到「回歸不僅僅是從考證回到文本，而是回歸『心靈文本』」，他認為以往的文本研究多關注文本構成的形式和作家的世界觀，而忽略了「作家的個性、氣質、性靈、心態和審美體驗方式」，而文本「本質上是作家的心靈寫照，所以文本，在本質上就是『心靈文本』，回歸文本本質上也就是指回歸『心靈文本』」。在這裡，我們看到勃蘭兌斯文藝理論、「接受美學」理論對寧先生的重要影響。
當然，寧先生的所謂「回歸文本」，實際上，正如他所闡釋的，是要「重建作品的閱讀空間」，而閱讀空間，正如有人指出的，它會永遠處於期待拓展的狀態之中。從操作方式看，閱讀空間是要求讀者去拓展的，而並不是去「回歸」的問題。
儘管如此，我還是要對寧先生持論的苦心孤詣表一種深切的同情。因為真正偉大的作家無不關注人類的生存價值與意義，無不充盈著對人類命運的形上追問與思考。關於《紅樓夢》的「意義」，紅學中的「社會歷史學派」已經闡釋得淋漓盡致；然而關於作品的「意味」，寥落百載，誰人解味？！所以我認為寧先生的探索還是意味深長的。我甚至覺得：《紅樓夢》也許並不像後人理解的那麼晦澀，曹雪芹實際上是對社會的大質疑、大悲憫，他提出了每個人都要回答的切身問題，這就是－－
一、愛與不愛的問題
二、干與不幹的問題
圍繞著這兩個人生問題，或者說「永恆的主題」，曹雪芹用他那生花妙筆寫出了賈寶玉的「愛博而心勞」，寫出了他的從「苦戀」到「苦悟」，寫出了他的「拯救與逍遙」，寫出了專制時期必然會出現的人文精神的萎縮以及在賈寶玉身上的百折不撓，寫出了理想之夢的幻破，寫出了多麼折磨人而又使人眷戀的「富貴閒人」般的紅樓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在「回歸文本」的呼籲聲中，還有人提出「文本」不僅指《紅樓夢》文本，而且還指中國文化「大文本」，並要求以文化研究為指歸，從更高的視點、更廣的維度、更深的層次去審視和解讀《紅樓夢》，這有點類似於西方現代的「互文性」理論。應該說，這是對「回歸文本」又一層面的超越。《紅樓夢》是中華文化的「主脈」，是中華文化的活生生的傳播感染的偉大表現與載體。我們研究的紅樓文化，確實應該是這樣一種能體現國民靈魂的高層次的文化關照，從而在與世界對話中體現出自己的民族精神和哲學思辨精神。
五
經過百年洗禮的紅學，索隱派、考證派、批評派經過交鋒對壘與磨合重構，各派均改變了本身的面貌，並以新的姿態出現在紅壇，這當然是件好事，而且這也是紅學諸流派想得到生存、發展的必然趨勢。一個學人，一個學派，能客觀地看到別人的長處並冷靜地反觀自身，是學術上成熟的表現。從索隱派到考證派再到批評派紅學的「回歸」並指向文化研究，體現了人們力求消除曹學與紅學的分野，打破「內線」與「外線」的樊籬的願望。１９９９年在金華召開的全國中青年紅學會議，又提出了實現文獻、文本、文化研究在紅學中的融通和創新的戰略構想。「三文」融通是近年來紅學流派發展態勢的必然邏輯歸宿，是新世紀紅學的較佳範式，也是當代中青年紅學研究者對老一輩紅學家研究路徑深刻反思後的思維亮點。當然，為了開拓新世紀紅學研究新格局，多極探索中也會出現不同的研究範式。建立新的研究範式，去適應和推動新世紀紅學的轉型，這種願望無疑是好的；不過任何一種新範式都有它的局限性，二十一世紀的紅學範式應該盡量站在當代科學的制高點上，盡量吸收二十世紀一百年來幾個紅學流派的長處與優點，使多視角的研究具有某種互推互補性。
紅學研究是一個學識與功力聚沙成塔的過程。不論是誰，只是在紅學的百花園一隅「耕作」。這種耕作的深度與廣度就靠個人的學識天賦了。只有將天賦、學識、文字技巧三者綜合起來，才是較為理想的紅學研究者素質。為什麼有的大手筆寫的紅學文章，膽怯者不敢學，力弱者不能學？恐怕還是功夫不到之緣故。功夫到了，「高境界」自然能水到渠成，而真功夫靠的是長期的苦心孤詣、潛心向學。應該海納百川，就像人的食物結構，越雜營養結構才越豐富。紅學研究的入道階段更需要廣采博取、循序漸進，將各個流派（特別是考證派、批評派）融納於胸中。但「廣博」不是目的，就如蜜蜂采百花，正是為了釀成自己的蜜。又如書法家臨百帖讀千碑，也為的是形成自家風格。紅學研究要形成自己風格，就必須既有師承又要跳出師承；當然有的人形成自己風格僅是如蛇蛻皮，這還不是根本的形態改變，而有的人形成自家風格如蠶變蛾或者說猶如風凰涅磐，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創新。反映到紅學研究中，我以為摒除虛浮，不作怪惑之語，更靠的是「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慢功，靠的是默默的浸潤，雖然暫時沒有「太極紅樓夢」那種所謂「震驚人類」的「新發現」的轟動效應，但這種「紅學」會更加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