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後記
本書目標是試論《紅樓》藝術的諸般特色，因此不涉內容思想等事，對於雪芹喜用的藝術手法，如人名各有諧音寓意之類，並非全不重要，但一般常講，為人熟知，我也是有意地避俗，不列為書中的一個項目，——除了避俗，還為了預防穿鑿附會，那也會成為「猜謎索隱」，滋生弊竇。但事情確是極其複雜的，比如開卷的幾個人名，無一不含諧音離意，大家公認的就有甄士隱——真事隱，賈雨村——假語存，封肅——風俗，霍啟——禍起，嬌杏——僥倖，沒有人說此皆附會強解。那麼，更值得注意的就落到了馮淵——逢冤、英蓮——應憐二人的身上。全書開卷即是一對不幸男女，就是世間萬眾應當相憐的被冤的人——如日這無寓意，皆可不論，那又誰能同意呢?
這麼一說，已可略悟講藝術還是為了理解內涵。本書雖說既定原則不涉內容，則希望讀者自己多作參會。
在這一點上，我不妨「畫蛇添足」:在我的領會中，所謂「金陵十二釵」的「釵」，表面讓人只向「裙釵——女流」一義上去尋求了，其實這和「裙釵」、「金釵十二行」等等並無干涉——這「釵」即「差」的諧音寓意。蓋雪芹之旨，原在為脂粉英才痛惜，這一群女子，每一個都蒙受了這樣那樣的冤誣屈枉、又各有自身的小弱點小差失而招致了最不幸的冤情結果!在這個曲折涵義上，才締結建構了《石頭記》原著的極其崇偉壯烈的大悲劇意義〔１〕。
這一層，說起來是很費力的，它也是中華文化發展到清朝中葉的一個最巨大的思想課題，須有高明者用學術專著來論述之，本人勢難兼及。然在此書的卷尾，應該略申鄙見，以供學術界讀者界共同參考指正。
本書三十章正文中，沒有一章是講到語言藝術的，責任編輯同志對此曾提出過詢問和建議。他的意見是很有道理的，因為文學的「載體」就是語言，如何反置而不論?我想了一下，作稿時所以沒列入語言藝術，大概原由有幾點:一，這首先要涉及《紅樓夢》的版本間題，異文情況之複雜萬狀，非一言可了，論析起來勢必非常麻煩而冗長，一加上它，則專章的篇幅比例將與全體大失平衡，不易處置。二，我們中國文苑是個最講究手筆高下的高級傳統，一字之推敲，都成佳話，遑論整體品格的懸殊。在這種識別高下優劣上，最易發生「仁智」之異見，這又繫於高層文化素養，亦非口舌所能爭論明白。比如自從四十年代我就與胡適先生爭論:我認為程、高之篡筆大抵點金成鐵，偽續四十回更是拙劣難讀，而他不謂然，始終喜歡那部「程乙本」，說它「更白話化了，潛寫也更細膩了」云云。二人之間便發生了根本而無法調和的分歧。二人如此，何況天下萬眾?又比如，古今眾多的續書、偽作，都自稱是依仿雪芹筆墨，自以為「很像」;實則沒有一個是略似雪芹手筆的，倒時時接近高鶚的筆調。由此可見，談語言藝術，特別是雪芹的文字風格特色，實在是件大難事。再三考慮，都闌入本書，必難容納協恰，不如暫付闕如，俟異日機緣，另為專著(我與家兄祜昌合著的《石頭記鑒真》，略可備參)。在此我只想指出三點:一是雪芹的敘事部分，並不真「白」，「文」的成份更濃;二是即使對話，也不是今日人們想像的，就照「口語」直錄;三是雪芹的文字也是「詩化」了的藝術品，並不同於胡適所謂的那種「白話文」。對此三點，胡先生卻很鈍覺，——或者是缺乏認識賞會，一味標榜「白話」，結果把漢字語文本身的「文」性掃地反對掉了。拿那種眼光標準來講《紅樓》語言藝術，就毫釐千里了。
撰寫成書，層次紛繁，目又甚艱，多得女兒倫苓為助。應在此表出一句。
責任編輯陳建根伺志為此書稿付出了很多心力，個別字句上助我推敲抉擇，並且代為查確了三處典故的來歷;我憑記憶而寫下的徵引古人的詩文語錄常有不甚準確的字句，他也一一為之校正無訛，減少了失誤。對他深表謝意。為校對、美工貢力的同志，同此致謝。
周汝昌
時在癸酉、甲戌餞歲迎春
之際寫訖於燕京東皋紅廟
〔１〕過去的《紅樓》悲劇論，有的只是解成了一個個別的「不幸事件」，並非悲劇意義。有的如王國維的人生痛苦「解脫」論。更不合雪芹定名「金陵十二釵」的命名本旨。至於要寫一○八名女子的英才屈枉大悲劇。是雪芹從《水滸》的一○八位屈枉英雄人材大悲劇而得到思想與藝術啟迪的，此義已在本書正文講「九」與「十二」的結構章中粗略說及了。這也實在需要很好的專題論證才行，此刻恕難詳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