賞析<紅樓夢>中的人物欣賞,思想內容,藝術特色
紅樓夢》出現在十八世紀中葉的中國封建社會,簡直使人感到是一個奇跡。這部小說在創作成就上,已經達到西歐後期現實主義的成熟水平,可是,它的作者曹雪芹,卻比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狄更斯等名聞全球的藝術大師,還要早約一個世紀就登上世界文學的高峰。在曹雪芹從事創作的年代,雖然中國文學已經有了兩千多年的悠久傳統,但在小說創作上似乎還沒有提供足以產生象《紅樓夢》這樣高度成熟作品的藝術經驗。是的,在《紅樓夢》以前已經出現了《水滸》、《三國》、《西遊》這樣的傑作,但這些作品無論在藝術風格上、在反映生活的方式上都和《紅樓夢》不同。顯然,志在“不借此套”[1]的曹雪芹,必須從事藝術上的開闢和創造,才能把他寄寓了無限感慨的“一番夢幻”,以長篇小說的形式表現出來。藝術中國 “自從《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2]。魯迅先生的這句話,確是說出了《紅樓夢》的獨步千古之處。首先使我們看到的是。它以那樣細密精工而又深沉闊大的現實主義筆力,對封建社會、特別是貴族統治階級作了擘肌分理的藝術剖視,並從而展示出這個階級及其所寄生的封建社會不能不走向衰亡的命運。《紅樓夢》,這是一部對封建社會感到絕望和悲憤的書,它的偉大價值首先是表現在思想的、社會的意義上,這自然是毋需多說的。但是,不能不看到:如果曹雪芹缺乏極高的藝術表現能力,他對封建社會的批判,就不可能這樣有力、這樣動人地發揮出來。: 一個作品,思想性當然是第一重要,但第一並不等於唯一。藝術性也是一個作品不可缺少的要素。否則,文藝之所以是文藝就失去存在的特點。真正傑出的作品,總是把高度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藝術性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如果忽略了藝術的提高,不僅“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而且還可能因為藝術表現的譾陋而損害到思想內容的表達。毛澤東同志早就指出:“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3]因此,在提高思想性的前提下,同時注意藝術性的提高,這也是一個作家的當然職責。曹雪芹正是在這方面同樣顯示出作為一個藝術大師的卓越成就。他不但把中國古典小說的創作藝術發展到最高峰,而且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貢獻.(二) 文學史告訴我們:精湛的藝術,總是來自辛勤的創作勞動,並不是依靠作家的天賦。 為曹雪芹所欣賞的唐代詩人李賀[4],曾以二十七歲的短促生命,在文學史上留下優異的成績,這可算是一位天才人物了,可是他母親責怪他寫詩“要嘔出心乃已”的故事,每為人所樂道;詩人自己也說。“長歌破衣襟,短歌斷白髮”[5]。可見,李賀也是從艱苦的創作實踐中磨練出來的。較之李賀,曹雪芹在創作上所付出的勞動無疑要艱巨得多。他在《紅樓夢》一開始就告訴讀者:“曾在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又說“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然而,這部用“血”凝成的書,讀起來卻如行雲流水,舒捲自如,全不覺得它是在嘔心鏤骨的“辛苦”中產生出來的。是的,真正成熟的藝術,應當是得之艱辛,出之舒徐,它不但給讀者以思想營養,而且還給讀者以藝術享受。藝術中國 《紅樓夢》正是在令人驚歎的程度上,達到了如上所說的藝術境界。這部作品寫了那麼多的社會生活現象,從封建社會上層的皇親國戚、王府官衙,到市井商戶、小巷寒門、寺廟妓院,一直伸展到村野農家……出現在書中的各色人物,據統計有四百數十人之多[6]。把這麼多的人和事安排在一部小說裡,不難想像作家曾經費了多少慘淡經營!所謂“字字皆血”,誠非虛語。S 然而,那許多大大小小、彼此交織在一起的生活畫面在《紅樓夢》裡展開時,卻是顯得那樣地層見疊出,而又從容自如。讀著這部作品,完全不需要為它的繁多的頭緒而費心思憶,只需愉快地跟著作者的筆觸,有如坐在一隻隨風飄去的船上,看著那些山、水、雲、樹……互相連結而又變態多姿地交映而過。一切,是顯得那樣天造地設,自然渾成。生活,在《紅樓夢》中的“再現”,好像並沒有經過作家辛苦的提煉和精心的刻劃,只不過是按照它原有的樣子,任其自然地流瀉到紙上,就像一幅天長地闊的自然風光,不加修飾地呈現在窗子面前一樣。它是有界限的,然而又是那樣的沒有界限!這種妙奪天工而又不露人巧地反映生活的本領,是《紅樓夢》藝術上的一大特色,也是世界文學寶庫裡的罕見貢獻。正是由於這個特色,使我們在《紅樓夢》裡幾乎看不見虛構和誇張[7],好像一切都是“追蹤躡跡”地照實摹寫下來的。實際上,藝術總是離不開虛構和誇張,沒有虛構和誇張就沒有藝術。劉勰曾說:“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誇飾恆存”[8]。問題是“誇飾”不能任意為之,必須合乎生活的邏輯。“飾窮其要”的誇張,不僅不排斥作品的真實性,而是更加有助於突出事物的本質。{ 由於《紅樓夢》是以所謂“親睹親聞”的生活經驗作為創作的基礎,而又經過藝術上的反覆錘煉,所以它能把誇張,虛構這些為創作所不可缺少的藝術手法運用到天衣無縫的境地,以致只見它的自然逼真,而不見人工斧鑿之痕。藝術中國 /象《紅樓夢》這樣自然逼真到去盡誇飾的作品,在中外文學史上都是十分罕見的現象。譬如《三國演義》這部小說,在藝術上也是有其不可忽視的成就;但它常常是採取特異的行動和令人驚奇的情節來加強故事性或刻劃人物。誇張,成為它的一個主要藝術手法,即使在許多細節描寫上,也莫不如此。如關羽使的那把重八十二斤的青龍偃月刀,不僅於史無據,事實上這樣重的刀並不適於作戰,違背了古代兵器所要求的鋒利輕便。漢代兵書《太公六韜》上規定最重的刀也才八斤,至於明人茅元儀所著的《武備志》,更說這種刀只不過是供儀仗之用。但是,《三國演義》的作者通過藝術上的誇張,不僅大大地加重了關羽的刀,同時也生動地渲染出關羽的勇武絕倫的性格。誇張在這裡起到了它一定的藝術效果。然而,誇張的手法,如果運用不當或過度,又容易使讀者產生可觀而不可信的副作用。《三國演義》就不免這樣的缺點,即如對關羽的描寫就有些近於神化。至於《三國誌平話》中張飛的一聲怒吼,便使“橋樑皆斷”,其描寫雖很驚人,但卻更加使人感到那不過是“小說家言”了。而《紅樓夢》卻絕少令人產生“小說家言”的感覺。相反地,它卻使一些“紅學家”以為那是一部“實錄自傳”,甚至是一部真人真事、按年按月的記錄。在這裡倒是提出一個引人思索的問題。為什麼在中國文學史上,沒有一部小說象《紅樓夢》那樣地引起人們的“考據癖”呢?藝術中國 這生動地說明了《紅樓夢》的一大特色一一真。它真到使人忘記那是一部小說的程度。雖然,作者在書中一開始就聲明那不過是“假語村言”,可是那些“假語村言”竟好像比生活本身還要真實、還要有跡可尋。它不僅經得住細細咀嚼,反覆推敲,而且當推敲得愈深愈細的時候,就愈是感到合乎“事體情理”[9];無論是人物的活動或情節的發展,都有宦可以經得起深究的生活根據,都是所謂“不敢稍加穿鑿”地寫下來的。彷彿一切都已經在生活中安排好了,作家只不過是隨手拈來,照實地記錄下來。無怪,“紅學家”們在這種極為嚴密的現實主義筆力底下感到眩惑了,以至大費苦心地去尋訪故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