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我研究張愛玲的「紅學」
記者只能近距離與他交流。
周汝昌小傳
當代著名學者，集紅學研究、翻譯、古詩詞、書法研究於一身。１９１８年３月４日生於天津鹹水沽鎮，１９３９年考取燕京大學西語系，１９４７年涉足於紅學研究，成為繼胡適諸先生之後，新中國研究《紅樓夢》的第一人。
■採訪手記：
「我就是天真的老書生」
他５０年前就已雙耳失聰，３０年前就剩了右眼０．０１的視力；除了《紅樓夢》研究，他更是功力非凡的書法大師、外語專家、詩詞專家。聽說這位８６歲高齡的「國寶」級學者手頭有七本書亟待出版，時間之寶貴可以想像，——我對採訪真的有些擔心，如許多同行疑惑的那樣：如何與他交流？面對這位博學而坎坷的老人，又從何問起？
採訪的頭天晚上我竟一夜未眠。
１２月１７日下午，天陰著，在書法家史樹青先生的高足榮宏君先生的帶領下，我們趕到紅廟某小區老人家中，才知不久前剛去世的王朝聞先生的家與之相鄰。八十多平方米的老式房型，二十年前工薪家庭用的貼皮圓桌和折疊椅。沒有任何裝飾的泛黃的牆上，掛著三幅周老瘦金體的書法橫幅。堆滿了書的寫字桌後，一尊白色曹雪芹雕像赫然而臥。
周老的兩個女兒麗玲與倫玲招呼我們。有著滿頭白髮的清瘦老人從屋裡慢慢走過來，一臉從容、和藹、良善，卻對來人視而不見，聽到女兒大聲說這是記者，他趕緊有些歉意地說：記者好，來坐下！聲音洪亮清晰。這就是當年燕京校園裡那位與胡適雄辯紅樓的少年才子？這就是３５歲就以一部《紅樓夢新證》享譽海內外的紅學專家？５１年前的那屆北京文代會上，人手一冊《紅樓夢新證》讓文化界「人人都說周汝昌」……幾十年來他的學問已不能自理，那或身首異處或重疊在一起的文字都要由女兒連猜帶問後謄抄，看著面前的耄耋老人，突然間我有些心酸。
我被安排坐在周老右首。據說除了殘存的右眼視力，對著他戴著助聽器的右耳大聲嚷，他也能聽到微小聲音。「剛走了一批客人，我說的話多了，如果回答得簡單了請你別怪罪啊。」用和顏悅色來形容老人最是恰當。事先做過的功課沒有白費，老人見我對他還算瞭解，聊得非常高興，談到得意處，他會輕輕擊掌，露出一臉慈愛又頑皮的笑，恍惚間，彷彿他仍是那個吹拉彈唱的英氣少年。由紅樓而「紅」，又因紅樓而「黑」，得到校正時，他眼前的世界已是無形。「如果我眼睛不壞耳朵不壞，可能我今天不會是一個坐在書齋中的學者型的人……」他由衷感知天恩。
上天讓他遁入無形無聲世界，紛擾塵世並未忘卻他。由作家社出版的《紅樓奪目紅》半年內已加印八次，甚至地攤上都有五塊錢一本的盜印書，而周老為紅樓夢中人物所寫的１０８首詩，也由他親筆書就，《詩紅墨翠——周汝昌詠紅手記》，已有兩家出版社爭相出版，據說范曾有意為其配畫，更有拍賣公司主動上門想為其舉辦專場拍賣。而只管做學問的老人卻沒有絲毫名利概念，「我就是一個天真的老書生」，此話最真！李冰
記者只能近距離與他交流。
耳目壞了，是天意讓我做個書生
記者：周老您最近身體怎麼樣？每天的生活起居如何？
周汝昌：照我的年紀來說應該算不錯，畢竟都接近九十的人了。
我是一個散漫的人，生活沒什麼規律，年老了更是隨彎就彎。耳目都壞了，最管用的是頭腦，每天都想把思考的東西鋪到紙上，可是我寫出來的遠遠不如我想得多，我自認為思維還算活躍。
上午如果起得早寫會兒會歇一下，有時不吃午飯，下午接著寫，再休息會兒，然後寫到晚上，算是一日三班吧。
記者：您失聰又近失明多年，是什麼支撐您走過來？
周汝昌：說起來話長，不是那麼簡單能說清的。耳朵壞的原因很複雜，我不想多說，這個問題先把它放下。耳朵要壞了最多是交流的困難，可我本是一個活躍的愛說愛玩的人，當年也是笙管笛簫樣樣都愛的人，老天爺讓我失了聰等於一下把我拘起來了。可是眼睛當時還好啊！我小時用一燈如豆的油燈，寫最小的蠅頭小字，這眼睛能好得了嗎？到了七十年代突然眼睛就壞了，看東西都感覺是汪著一汪水。哎呀，那個治眼的經過也不能細說。第一次進了協和最好的眼科，因為《新證》正做增訂，根本躺不住，我和大夫說我得走，等我解決了出書的問題再來。後來做了手術女兒在一邊改我聽，這樣完成的，我要沒有一點精神毅力能完成嗎？我女兒當時說了一句話：爸我平生不知道什麼是頭疼，這次我頭疼了。
右眼讓一位女大夫治好了，左眼沒問題吧，卻讓一個男大夫給報銷了，當時還不興追究索賠。眼壞至今起碼寫了五百萬字吧。
記者：如果沒有這些身體的障礙，您感覺會有現在的周汝昌嗎？
周汝昌：如果我眼睛和耳朵不壞，可能不是一個坐在書齋中的學者型的人。你想我的英語非常好，我可能在國外做教授，可能在國內做文藝，我唱京戲登過台呢，可能成為什麼樣的人就很難說了，我自己沒法判斷。
耳目一壞，天意不讓我走那個路子，你就老老實實地做個書生，但那種熱情、能力與願望並不受影響。工作是我最大的幸福。這都是實話，絕非官腔。
《紅樓夢》的真正意義胡適沒研究出來
記者：我知道您不喜歡別人稱您紅學家，但您對紅學的研究也不可忽視，您認為自己對紅學最大的貢獻是什麼？
周汝昌：當然這只是我自己的見解：我平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把曹雪芹原詩原思想原藝術原見解原審美等真正特點弄清楚告訴世人，並把後四十回那因政治原因的「假作」用事實依據加以揭示。
《紅樓夢》出來三四十年後，沒有正確的全本傳抄下來，後來大概曹死後三十年出了一百二十回本，幾乎壟斷了二百年，真正的曹氏古抄本沒有流傳下來。
記者：聽說俄羅斯有一個全本的曹氏版《石頭記》，是真的嗎？
周汝昌：有傳說，但我們沒法證明。一個模糊渺茫的說法：有個俄國人在東北曾看到了一個抄本，他得到後帶回國了。當時有人看了一頁，其中有句話是說史湘雲和賈寶玉在一起，湘雲說「你怎麼越唱越俗氣了？」寶玉唱的什麼？在哪兒唱？據說剛看到這兒俄國人就收起來了，可靠與否我不敢說。
記者：您走上紅學之路與胡適是分不開的，是否可以說他引領您到了今天？
周汝昌：應該這麼說，胡適當時為了提倡白話文，找出最有影響的幾部小說，研究它們的來歷、版本、作者，不單是《紅樓夢》，對《水滸傳》、《海上花》等都做過考證，他並無偏重，沒說開始就要建立一門獨立的紅學，他沒意識到，也並不想做什麼紅學家。
是《紅樓夢》本身的偉大決定了這門學問自然要發展，不是出來一兩個胡適就建立起來的，《紅樓夢》的真正偉大意義胡適並沒研究出來，我說這話絲毫沒有貶低他的意思，但最基本的開端是他提出來的。
我只見過胡適一面。我研究《紅樓夢》跟他的鼓勵有關，實際上我更應該感謝我的一個哥哥，是他偶然翻到了胡的一個考證，說胡一直找不到曹雪芹好友敦敏的《懋齋詩鈔》，我哥哥建議我到燕京大學圖書館查查，果然就在那裡，沒有一個借閱痕跡！我寫了一篇小文，胡主動寫信來，我的文字與他的信同時發表了。胡適對我的觀點只贊成一半，我這個少年就跟他辯論，並非對他崇拜得五體投地。胡適這人也是特別平等，雖然知道我是學生，給我寫信都稱我為「先生」。兩人各不相讓，我就一定要說服他，就開始研究紅樓。
只通讀過《紅樓夢》兩三遍，許多地方沒弄懂
記者：為什麼不愛人稱您為紅學家？
周汝昌：我的本行不是弄紅學的，而是翻譯詩歌，對書法、音樂、戲劇等都愛，我的總研究對象是中華文化的總體精神，因為我學的是英語，感覺東西方的審美精神非常不同。我就想研究中國文化中的美學詩學書法學藝術學原理，後來一想，《紅樓夢》本身就是集大成的作品，我不能放棄，因而才加緊研究它，這一點外人根本不能理解。你在文章中要能為我說清楚，我非常感謝。
我對《紅樓夢》並不像有人一讀就是十幾遍。我並不迷戀《紅樓夢》，而是隨手翻開一讀就放不下，多是零碎閱讀，真正通讀只有二三遍。這個過程中，除了有自己的心得，有一些俗說法也會影響我，說一句絕不是謙虛客氣的話，許多地方到現在我並沒真讀懂。你問我正在做什麼，補課！前一陣出了《紅樓奪目紅》，有人問我寫的是什麼，一句話，原來不懂的現在明白了，把新見解用隨筆的形式寫出來，因為大部頭的論文寫不了了。
記者：紅學研究者中，您好像對張愛玲比較認可。
周汝昌：張愛玲！我的一本專著不久要出版了，到時你看看我對她的評價。我認為張了不起，不僅是作家更是個學者，她對紅學研究花了十年工夫，主要觀點我都贊同，我並非想抬高她，這本書是我專本研究張愛玲的紅學研究的。
記者：見過她嗎？
周汝昌：１９８７年，我去美國，當時不知道她在加州，否則我會專門去尋找她。聽說她晚年性格孤僻，不愛與人交往，我若求見她她也未必見我。但我對她的頭腦與心靈很佩服，她對《紅樓夢》是真懂。
記者：其他研究紅學的人呢？
周汝昌：（笑而不答）路子不同吧。
最大遺憾，沒見到《紅樓夢》後三十回真本
記者：最大遺憾是什麼？
倫玲：沒見著曹雪芹！（眾人笑）
記者：是嗎？
周汝昌：（不知是否聽清）對。張愛玲平生一大恨事，是想追尋那三十回真本，如果在我身後這三十回本子能發現我會欣然閉眼，我仍懷著這個熱烈盼Ｕ獠恢皇嗆炻攏侵謝幕鞝笫隆?br>記者：最大煩惱是什麼？
周汝昌：我曾一度很窮，身體也不好，調我到人民文學出版社上班後，有二十年寶貴黃金時代的精力與願望都消耗了。當年巴人——馮雪峰、聶紺弩都「黑」了，不讓我當小組長了，不讓我出想出的「程乙本」，我的詩詞研究也停了。七十年代撥亂反正了，我的眼睛也壞了，否則我的研究成果不知要多多少高多少。
記者：如果讓您重新選擇職業，會是什麼？
周汝昌：還是當教授，教翻譯，中英文的翻譯就是一個文化交流，不是「狗是ＤＯＧ」那麼簡單。
當然，如果我被學校聘去教授搞翻譯的同時，剩下的時間，晚上我會再研究《紅樓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