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靠的證據
《中華讀書報》8月6日的「學術雙週刊」，用了差不多一個版的篇幅，刊登了鄧牛頓先生的文章《〈紅樓夢〉植根湘土湘音》，還加了編者按語，足見重視。編者按說：「上海學者鄧牛頓經考辨後提出新解——《紅樓夢》的原始之作，是用湘語寫成的。《紅樓夢》的原始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一位有在湖南長期生活經歷的人士。這位作者，或出生於湖南，土生土長；或幼年少年時期，隨家庭進入湖南；或從小在湖南長大，青壯年時期遷徙異地。這位作者，因各種原因來到兩江地區，跟曹雪芹結成了或朋友、或親戚、或家屬的關係。這位作者，經歷過或目睹過家庭的興衰，有相當的人生閱歷和較高的文學素養。」鄧文的主要論點，這段編者按倒是說得比較明白。至於鄧先生自己對此文的期許，好像更要高得多，認為從中「可以獲得《紅樓夢》研究方面的全新認識」。
如果鄧先生確實做了認真考辨，拿出站得住的根據，證明了《紅樓夢》作者與湖南的關係，他的期許倒並不誇張，可惜，他的考辨無法令人信服與認同，甚至根本談不上「考辨」二字。他立論的依據，主要是靠方言，即從《紅樓夢》中找出一些湖南的方言詞彙，然後就得出了植根於湘土湘音的結論。以為這樣的「考辨」，就能得出石破天驚的結論，未免過於天真也過於輕率了。
想以簡單的方言詞語舉證，來考證作者的籍貫，並不自鄧先生始。大概是五年前吧，有人在《書屋》雜誌上寫了一篇《〈金瓶梅〉作者新考》，用的便是同樣的方法。他舉出了「張致」、「張見」、「發市」、「一歇」、「執古」、「簡慢」、「一總」、「話一聲」、「買辦」、「不是事」等等詞語，斷言這是湖南平江東鄉才有的方言，因此是「作家刻骨銘心的地域文化影響」的「有意無意的流露」，於是判定《金瓶梅》作者的籍貫必是湖南平江無疑。為了這篇「新考」，我曾寫過一篇短文，發表在上海《文匯讀書週報》上，指出他所認定為平江方言的詞彙，其實在許多方言中都存在，「等一歇」、「話一聲」，上海人就這樣說；「張致」也作「張智」、「張志」或「作張作致」，早在北曲如《殺狗記》、《小孫屠》、《竹葉舟》中就在使用；而「執古」、「簡慢」、「買辦」、「不是事」等等，簡直可以看作各地通用的「普通話」詞語了。我在文章的最後說：「研究中國方言的人，都懂得一個淺近的事實。在中國長期大一統的政治環境下，所謂五方言殊，主要是語音上的差異很大，詞彙倒是大致相通的，不然，人們的交際就會受到極大的阻礙。因此，在確定哪些是只有在特定地區使用的詞彙時，便要特別小心，略具形相就出結論，膽子也忒大了些。」胡適之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作為實用主義遭到猛烈批判的，但如果經過了幾十年之後，我們以大膽假設，無需求證或草率求證來替代，結果會是更壞的實用主義。鄧先生考辨《紅樓夢》作者的文章，也採用了《新考》作者同樣的方法，大概也犯了同樣的錯誤。
鄧先生所舉《紅樓夢》中湖南方言，不過十九條。對於一部百萬餘言的文學作品，區區十九條詞語是說明不了什麼問題的。但如果這十九條果真都是地地道道、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湖南土語，倒也確實需要研究其出現的原因。可惜的是，這十九條「內證」，無法支持作者的結論。這十九條詞語是：磁瓦子、娘母子、木屐、樣範、漬濕、益發、好生、偏生、 、 、撮、打尖、解手、打發、棄嫌、討嫌、賭狠、洑上水、村。據鄧先生說，他確定這些詞語為湖南方言是依據一部《長沙方言詞典》。但是，鄧先生如果不那麼急於剝奪曹雪芹的著作權，本可以另找一些別地的方言詞典（特別是曹雪芹家族長期生活過的地方，如北京、南京等地）稍稍比較一下，看看這些詞語是否為他種方言所無。這是做考辨必不可少的工作，不然，怎麼能確定曹氏就不會使用這些詞語呢？
手頭正好有一本徐世榮先生編著的《北京土語詞典》，粗粗翻一下，至少已有「好生」、「掐」——即「 」、「村」、「解手」、「打發」、「討嫌」、「洑上水兒」等赫然在目。徐先生收土語詞條規格甚嚴，凡《現代漢語詞典》已收而又未特別注出為方言或口語的，都視作普通話詞語，不再收取。就這樣，也還有這七條同鄧先生認為的湖南方言所共有。比如鄧先生以為「洑」這個詞「是一個最生動、也最具特色的方言詞彙。《紅樓夢》中專作『巴結』用」。其實，這個詞同樣存在於北京土語中，徐先生解釋其義為：「嘲諷人趨炎附勢，巴結權貴，與『巴高枝兒』意同。」看來，這個詞語並不那樣最具湖南特色，住在北京的曹雪芹一樣會用，不必要一個同湖南深有淵源的人替他起草。這樣，鄧先生的十九條證據就十去三四了。
《現代漢語詞典》是以記錄普通話語彙為主的詞典。普通話是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的。《現代漢語詞典》中收錄的語彙，如果沒有特別註明為方言的詞語，更可以認為已經進入普通話中，成為國人共用的詞語了。查對一下鄧先生所舉的例證，除去七條也存在於北京土語者外，又有「木屐」、「益發」、「 」、「撮」、「打尖」等五條是普通話詞語。《兒女英雄傳》是一部京語小說，作者文康是旗人，同湖南沒有瓜葛，但隨便翻翻就會發現，那裡面「益發」、「打尖」之類詞語隨處可見。孔尚任也不是湖南人，但他在《桃花扇》中一樣用著「掌他的嘴， 他的毛」。至於「木屐」，《後漢書》中就有「京都長者皆著木屐」。後漢的京都，當然不是長沙。如果再涉獵一些方志，那麼，青縣志中有「打尖」，雄縣志中有「掐」，南川縣志有 「 」，至於被鄧先生當作「湘語親屬稱謂中一大特色」和「核心特徵詞彙」的「崽」，南皮縣志、灤州志、獻縣志、黃巖縣志等等，無南無北，都有記錄，「讀如宰」，「崽者子也」又哪裡是湖南特有的方言。這樣一來，鄧先生所據的方言例證就十去六七了。剩下的幾條，如「樣範」，同見於《西遊記》、《金瓶梅》。「偏生」鄧先生居住的上海就掛在口頭。「娘母子」和「漬濕」吳語區今天還用。鄧先生的十九條例證只怕已是十不餘一了。
如果說，鄧文所舉方言詞語是他的硬材料，那麼，他「感覺到的濃郁的湖南方言味」和所謂「地域情結」就更帶有主觀臆測的味道，只能算作更不可靠的軟材料了。比如鳳姐兒說的「平兒風魔了，這蹄子認真要降伏我，仔細你的皮要緊」，鄧先生感覺到了十足的湖南味兒，我也在湖南呆過九年，卻並沒有這種感覺，相反，倒覺得京味十足。比如「風魔」一詞，就讓我想起了大都人（即後來曹雪芹生活的北京）王實甫「風魔了張解元」的句子。瀟湘館的竹子和瀟湘妃子的名號讓鄧先生想到了「唯楚有材」，又想到了作者的湖南地域情結，但給我的聯想卻是舜帝爺不知是南巡還是被流放，弄得他的兩個妃子哭哭啼啼，淚水灑在竹子上，留下了斑斑淚痕，是名斑竹。這名號同小說中還淚的林妹妹是很般配的。至於讀到《紅樓夢》中的「五美吟」，便聯想到長沙鄉間一個很少人知道的地名——「五美山」，更是只有鄧先生才能具有的聯想。如果依靠這樣的聯想，就能考證作者的籍貫，那麼小說《五美緣》、雜劇《瀟湘雨》的作者，必定也是湖南人無疑了。
看來，有作者的地域情結，有讀者的地域情結，鄧先生把自己的地域情結誤當了作者的地域情結，把自己的感覺誤當成有力的證據。但感覺終究只是感覺，考證要靠證據。學術研究不能游談無根。前面說過，中國方言之間的最大區別，是在語音，但文字偏偏不能記錄聲音，而想靠詞彙來區分方言，就必須十分小心。縱向來說，幾次南北大遷徙，使許多北方詞語進入了南方方言，也使許多南方的詞語進入了北方方言；橫向來說，中國社會越向前發展，物資和人員的流動就越頻繁，詞語的相互吸收也越加迅速。在這樣縱橫兩方面的交融中，要找出真正具有標誌性的方言詞語，決非易事，要經過仔細的反覆的比較與遴選。靠一本方言詞典做學問是不可取的。
梁啟超氏談到樸學的學風的特點時，列出了「凡立一義，必憑證據；無證據而臆度者，在所必擯」；「孤證不為定說。其無反證者姑存之，得有續證則漸信之，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最喜羅列事項之同類者，為比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則」等十條。胡適之氏也認為「歷史的考據是用證據來考定過去的事實。史學家用證據考定事實的有無，真偽，是非，與偵探訪案，法官斷獄，責任的嚴重相同，方法的嚴謹也應該相同。」鄧先生（如果我記憶不錯）應當是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就從事文學評論工作的老學者了。對於這些，當是耳熟能詳。以此學風來對照，所謂《紅樓夢》植根湘土湘音，究竟是可以「姑存之」呢，還是「在所必擯」呢？我真希望鄧先生能拿出些過得硬的材料，讓人對他的新說可以「漸信之」，但若不能，我也希望鄧先生從善如流，能夠對自己不牢靠的立論，「在所必擯」。儘管當今之世，信口開河已是世風所趨，連政要們也不免，但學者總還是學者，總不能在學術研究中也推其濤而揚其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