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與百年中國
百年紅學，都有些什麼值得記憶的事情呢？這裡用得上《紅樓夢》第六回作者自敘結構之難的一句話：「按榮府一宅人口合算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雖事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亂麻一般，並無個頭緒可作綱領。」百年紅學的事情，比榮府的家政要複雜得多。只好舉其突出之點，略志梗概。
第一，中國現代學術是以《紅樓夢》研究開其端的。中國是學術大國，傳統學術經歷了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晚清新學等不同的發展階段，至清樸學已經開始有了現代學術的一些萌芽。因為傳統學術和現代學術的分野，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看出來：一是學者是否把學術本身當作了目的；二是學術研究中是不是有了知識論的因素摻入。中國傳統學術是不重知識論的，也可以說有道德傳統，少知性傳統。但到了清中葉，傳統學術的道德傳統有了向知性傳統轉變的跡象。這一轉變的時間約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1898年嚴復發表《論治學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啟超發表《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學》，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現代學術思想和學術規範得到比較集中的體現。其中尤以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最具有學科的代表性，是學術史上文學評論一門第一次引入西方的觀念和方法，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在時間上，《紅樓夢評論》比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早十三年，比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早十七年。如果說王、蔡、胡分別為紅學的小說批評、紅學索隱、紅學考證建立了學派的典範，那末王靜安先生的《紅樓夢評論》不僅為紅學的小說批評建立了典範，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也具有奠基的意義。
第二，回顧百年以來的紅學，我們可以發表一個特異的現象，現代中國思想文化舞台上許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程度不同地捲入紅學。有的是自覺捲入，有的是被迫捲入，有的是不知不覺地誤入。王國維之外，蔡元培、胡適之、陳獨秀、顧頡剛、俞平伯、吳宓等，都寫過研究《紅樓夢》的專著或單篇論文。王、蔡、胡都是當時的學術重鎮，他們出百大談紅學，影響是很大的。俞平伯先生寫於1978年的《索隱與自傳說閒評》一文，其中有一段話頗值得我們注意。他寫道：
紅學為諢名抑含實義，有關於此書之性質。早歲流行，原不過紛紛談論，即偶形諸筆墨固無所謂「學」也。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師儒身份大談其《紅樓夢》，一向視同小道或可觀之小說遂登大雅之堂矣！
在三人影響下，參與或捲入紅學的中國現代人文學者還有很多，連現在已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牟宗三先生，在三十年代也曾發表過專業性很強的研究《紅樓夢》的長篇論文，題目是《紅樓夢悲劇之演成》，連載於1935年至1936年出版的《文哲月刊》。此外，古文字學家容庚、敦煌學家姜亮夫、中西交通史專家方豪、唐史研究專家唐長孺、社會活動家王崑崙先生、文學史家鄭振鐸、阿英、李長之、劉大傑等，都寫過有關《紅樓夢》的專文或專書。
第三，許多知名作家介入紅學，為百年來的紅學研究增添了色彩。沈從文、魯迅、巴金、沈雁冰、冰心、張天翼、吳組緗、周立波等著名小說家，都寫過重要的《紅樓夢》文字。如詩人何其芳寫於五十年代的《論紅樓夢》，更是代表一個時期學術水準的紅學專論。詩人徐遲也著有紅樓夢的專書。林語堂的專著《平心論高鄂》、清宮小說家高陽的《紅樓一家言》，人們非常熟悉。女作家張愛玲出版過《紅樓夢魘》。另外散文、戲劇家，錢鍾書先生的夫人楊絳先生，也寫過重要的紅樓夢論文，題目是《藝術是克服困難》，1963年為紀念曹雪芹逝世200週年而作。
第四，百年來的《紅樓夢》研究表明，紅學的盛衰似乎與社會變端有一定的關係。何時《紅樓夢》研究變得熱門，往往有具體的文化背景。
第五，百年紅學，大故迭起，波詭雲譎，爭吵不休，是學者們打架打得最多的領域。多年來，紅學論爭和紅學公案之多，已成為紅學的學科特點。
第六，近百年來的紅學，所以為人們所關注，保持著學科的生命力，與不斷有新材料的發現有很大關係。胡適起而與索隱派紅學論戰，憑借的就是新發現的《紅樓夢》早期抄本，一個是甲戌本，一個是庚辰本，上面有署名脂硯齋、畸笏叟的許多批語，透漏了一些曹雪芹寫作《紅樓夢》的家世背景和遭遇情況。隨後又有大量清宮檔案出世，對曹雪芹的家世和親戚的情況瞭解得更多了。再就是曹雪芹朋友的材料的發現。對一門學科來說，新材料的發現，是這門學科設立的先期條件。
但隨即發生一個問題，檢討百年來的紅學，研究者對《紅樓夢》本文的研究反而多少忽略了。另一方面，新材料的發現，總是極為偶然的。對已有材料的詮釋，到一定時期也會達到一個極限。其結果研究隊伍如此龐大、不時成為學術熱點的百年紅學，所達成的一致結論並不很多。相反，許多問題形成了死結。
對一門學科來說，研究了一百年，在許多問題上還不能達到比較一致的結論，甚至形成了許多死結，無論如何也不能說這是這門學科興旺的標誌。所謂真理越辯越明，似乎不適合《紅樓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