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反《紅樓夢》的《鹿鼎記》（上)
《鹿鼎記》誠然是金庸最奇特的一部作品。主人公韋小寶的形象不但在金庸著作及所有武俠小說中戛戛獨造，即求諸整個的中國文人小說，也無有其匹。《鹿鼎記》剛在報上刊載的時候，不斷有讀者寫信來問作者《鹿鼎記》是不是別人代寫的。金庸自己也承認這部小說與其以前的武俠小說「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1]但是這個「故意的」行為，是否如作者在後記中接下來解釋的那樣，是因為「一個作者不應當總是重複自己的風格與形式，要盡可能的嘗試一些新的創造」呢？我以為，理解金庸何以要作《鹿鼎記》是理解這部作品題旨的關鍵。
《鹿鼎記》的故事脈絡是延續金庸早期著作《碧血劍》而來。在武俠小說創作界，例有為自己作品作續篇的傳統。金庸自己就有《射鵰》三步曲的宏制。但是《射鵰》三步曲中《倚天屠龍記》已自矯矯不群，更多的屬於政治小說的範疇。從《天龍八部》一著開始，金庸更是進入了「自為」地創作的階段。在寫作《鹿鼎記》的時候，金庸已經成功地塑造了「無為無不為」的俠客令狐沖，從而達到20世紀人類認識自己(人類的個體)的最高境界。金庸自己也表示，在他筆下所有人物形象當中，他最願意做令狐沖。金庸小說主要承繼西方19世紀主流文學的傳統。古典西方文學的根本目的是認識人自己。既然《笑傲江湖》已經完美地完成了這個任務，金庸有什麼必要去嘗試「新的創造」？不錯，《碧血劍》是金庸最不滿意的一部作品。我們可以從「修訂的心力，在這部書上付出最多」[2]一語間接地得出結論。但《鹿鼎記》既非《碧血劍》的續集，只是基於時間的設定，《碧血劍》中的一些人物：九難、何惕守、歸辛樹等又在《鹿鼎記》裡出場罷了。作者決不至於因為早期的一部很不滿意的作品而特為寫一部新作。如果作者存此心願，自當寫一部《碧血劍外傳》(如《飛狐外傳》之於《雪山飛狐》)，卻不是另起爐灶創作可謂驚世駭俗的《鹿鼎記》。金庸明知《鹿鼎記》將會因其與從前的小說截然不同而可能剝奪許多讀者的閱讀興趣卻依然要執行其寫作計劃，實在是因為這部小說基於完全不同的創作理念。即金庸自己所說的：「《鹿鼎記》已經不太像武俠小說，毋寧說是歷史小說。」它被創作出來，其目的不是為了人類的個體，而是為了認識人類的群體，亦即社會。
《鹿鼎記》第36回末尾有一段極為精彩的論述，可以由之而窺見金庸創作該書的動機，卻往往被「金學家」們所輕忽：
中國立國數千年，爭奪帝皇權位、造反斫殺，經驗之豐，舉世無與倫比。韋小寶所知者只是民間流傳的一些皮毛，卻已足以揚威異域，居然助人謀朝篡位，安邦定國。其實此事說來亦不希奇，滿清開國將帥粗鄙無學，行軍打仗的種種謀略，主要從一部《三國演義》小說中得來。當年清太宗使反間計，騙得崇禎皇帝自毀長城，殺了大將袁崇煥，就是抄襲《三國演義》中周瑜使計、令曹操斬了自己水軍都督的故事。實則周瑜騙得曹操殺水軍都督，歷史上並無其事，乃是出於小說家杜撰，不料小說家言，後來竟爾成為事實，關涉到中國數百年氣運，世事之奇，那更勝於小說了。滿人入關後開疆拓土，使中國版圖幾為明朝之三倍，遠勝於漢唐全盛之時，餘蔭直至今日，小說、戲劇、說書之功，亦殊不可沒。
這很容易使人聯想到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的著名論斷，即詩是比歷史更嚴肅、更具有哲學意味的東西。亞里士多德這樣說是因為歷史的發展總是具有偶然性，而詩卻是按照事物發展的可然性與必然性的規律的規律來描寫的。金庸已經不滿足於「描寫人性」[3]，他認為小說不但可以描寫政治、描寫歷史，甚至自身都可以介入歷史，成為歷史發展合力中的一維。
中國傳統小說絕大部分都是在「說故事」，不但描寫人性的作品罕有其睹，即使是描寫世態人情之作亦非夥頤，僅得《金瓶梅》、《紅樓夢》等寥寥數部而已。近百年來，《紅樓夢》作為中國小說發展歷程中的巔峰之作已為世所公認，儘管時有不同的聲音，也盡都被壓制了。金庸既然希望自己的小說能夠介入歷史，能夠深刻描寫社會，便會很自覺地把《紅樓夢》當作他創作所能企及乃至超越的目標。《鹿鼎記》第50回有一段話：「後人考證，《紅樓夢》作者曹雪芹之祖父曹寅，原為御前侍衛，曾為韋小寶的部屬，後被康熙派為蘇州織造，又任江寧織造，命其長駐江南繁華之地，就近尋訪韋小寶雲。」忽然提及曹寅，不為無因。不僅如此，為了說明「小說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的道理，金庸在《鹿鼎記》後記當中列舉了哈姆萊特、羅亭直至阿Q等一系列人物。在所列那麼多的文學形象中，單單以賈寶玉作為與韋小寶相比較的對象：「韋小寶與之發生性關係的女性，並沒有賈寶玉那麼多，至少，韋小寶不像賈寶玉那樣搞同性戀，既有秦鐘，又有蔣玉函。」金庸要把韋小寶當作賈寶玉的對立面來寫。一部《鹿鼎記》，就是一部反《紅樓夢》。考察這兩部小說的主題意旨，其間更存在著驚人的對應。
學界圍繞《紅樓夢》的題旨聚訟多年。正像羅慷烈教授所說的：「封建時代，人們認為《四書》、《五經》比任何典籍都高出幾百倍，所以把其他的書束之高閣，唯此是務。現在《紅樓夢》取代了《四書》、《五經》，紅學專家取代了經師，他們的著述比《皇清經解》、《通志堂經解》只多不少。」[4]無論是索隱派還是考證派，他們對於《紅樓夢》研究的貢獻都是不能抹煞的。但是，這兩派研究的方式都不是文學的研究方式。儘管考證派標榜自己比索隱派更加科學，不去解「笨謎」，然而，不是從藝術直覺出發而是從別的「非文學」的角度出發來看待文學的問題，考證派同索隱派之間並無根本分野。大抵來說，考證派走的是史學的道路，索隱派熱衷於憑空假設體系，可以說是哲學的道路。真正以文學研究方法理解《紅樓夢》的第一部著作是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在這部劃時代的著作當中，王國維憑借他天才的藝術敏感，領略到《紅樓夢》文本下隱藏的深刻悲涼。他認為，《紅樓夢》是宇宙間一大悲劇，是與《浮士德》交映生輝的悲劇雙璧。由於當時文藝美學的術語尚未完成建構，王國維的觀點在今天看來未始沒有可以商榷之處，因為依照嚴格的術語體系，悲劇是與崇高聯繫在一起的概念，而《紅樓夢》是不能夠被稱作悲劇的。李劼的《歷史文化的全息圖像——論〈紅樓夢〉》是自王國維以來這一類研究方式的集大成著作。這種感髮式的研究方式比較容易觸及作品的審美內核，缺點是先驗的成分太多，如果過分相信既定的理論框架——比如王國維之於叔本華，李劼之於尼采、斯賓諾沙，就容易陷入「六經注我」的境遇當中。因此，光是有藝術直覺是不夠的，研究者只有從作品的內在矛盾出發，尋找出作品的隱藏症候，才能最終理解作品的題旨。
或許是因為學科分類太過專門化的緣故，長期以來，以抒情文體研究為主體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基本理論和概念沒有能夠引入到小說研究尤其是《紅樓夢》研究的畛域當中。而小說理論恰恰不太適於《紅樓夢》。「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是人們的習慣說法，其實即使是明清之際，《紅樓夢》也是十分獨特的。這種獨特主要表現在一般的明清小說為著敘事，而《紅樓夢》的目的卻是在抒情；一般的小說是在描寫，而《紅樓夢》卻是在刻畫。沒有比《紅樓夢》更加瑣碎的描摹，——《鏡花緣》瑣碎到不像文學而近於教科書，《紅樓夢》的瑣碎只有在漢大賦當中才能夠見到。《紅樓夢》的瑣碎不是體現在對人物的語言描寫或行為描寫的過程中，而是體現在作者對於纖弱、綺麗的美的描摹上。根源於這種審美旨趣而架設的大觀園是《紅樓夢》藝術世界中的一方淨土，作者對於它描摹得不遺餘力。不僅如此，凡是一切纖弱、綺麗的意象都是作者要花大力氣著墨之所在。沒有一種敘事文體會像《紅樓夢》那樣注重意象的問題，意像是為抒情而服務的，《紅樓夢》的抒情姑無論其是否「善」或「美」，至少是真摯而且深沉的。一般的明清小說其本質是話本，而《紅樓夢》的本質卻是詩。在表達方式上，《紅樓夢》尤其偏愛詩詞創作中慣用的「賦」的形式。而我們知道，「賦」作為主流話語方式，在中國文學史上只在兩個時期曾經出現。文治武功最稱鼎盛的西漢是中國人所經歷的第一個現實的盛世，漢大賦的適時出現充分折射出漢代社會自豪、積極的進取精神。明清之際以吳偉業首倡，影響中國文壇垂三百年之久的梅村體歌行又一次把「賦」當作其主流話語方式。在經歷了晚明的金粉浮華之後，中國的士大夫更親歷「亡天下」(顧炎武語)之慘，剩下的只有對於往昔的無限追懷和對末世的病態依戀。《紅樓夢》正是產生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紅樓夢》就是小說化了的梅村體。《紅樓夢》的基調是女性化的。今天的人們或許會依據當代的眼光，指出《紅樓夢》所具有的男女平權的意識，而此一點初與作者原意無涉。作者對於晚明的文化氣脈抱有相當程度的同情，而晚明的文化氣脈基本上是纖弱的、穠艷的、甚至是頹唐的。一部《紅樓夢》，充斥著對於末世浮華的病態依戀。從明代中後期開始，處在上升階段的市民階層為了實現自身文化的獨立，標出一個「情」字來對抗儒教的「理」。而對於市民階層來說，「情」之一物同「肉慾」又是密不可分的。這種思潮的流亞就是明末書坊間大量生產出來的性愛小說以及以「水磨腔」為表徵的昆曲。依照《禮記·樂記》的標準，昆曲是很典型的「淫聲」。所以說晚明氣脈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淫」。[5]《紅樓夢》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釵，飲仙醪曲演紅樓夢》警幻道：「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那些綠窗風月，繡閣煙霞，皆被淫污紈褲與那些流蕩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飾，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飾非掩丑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戀其情所致也。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此段明為《紅樓夢》一書題旨所在。明清之際多有標榜情慾的小說或擬話本，它們能夠被創作、被流播，其根本原因當在迫切需要文化上獨立的市民階層對於傳統禮教的自發反抗。《紅樓夢》則把這種反抗上升到了終極理想的層面。換言之，《紅樓夢》的作者以士大夫的面目把市民階層的自發的文化革命推進到了自為的階段。《紅樓夢》是一部排滿的小說，但是作者的排滿意識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明代中後期以來的文化儘管具有個性解放的萌芽，但其主要特徵是頹靡的、放縱的。清代前期的文化則還不曾被腐朽的漢文化所完全侵蝕，仍然具有剛健的、積極的世俗精神。這種文化氣脈是自北向南而漸的。《紅樓夢》作者家族久處江南，作者仍及親炙晚明文化，當他不得不面對強大的北方的新文化的時候，他的文化失落感是無比強烈的。作者借寫榮、寧二府的衰敗，表達他對於舊文化衰亡的不盡哀惋。如果說南明時代的《燕子箋》是所謂的「亡國之音」，那麼《紅樓夢》就是「亡天下」之音。自《紅樓夢》以後，明代的文化氣脈徹底消歇。
「遺老遺少，無時無之。」[6]《紅樓夢》就是一個文化遺少在顧影自憐的時候的囈語。我們尊重這些人的文化選擇，同情他們的際遇，但是，文學的發展史表明只有那種「聖之時者」的作品才具有恆久的價值。而《鹿鼎記》就是這樣的一部鴻篇巨著。
滿清入主中原以後，也帶來了北方民族剛勁、質樸的文化。《紅樓夢》是一部「骸骨迷戀」的作品，它的文化精神是陰柔的、女性的、頹靡的、自戀的。《鹿鼎記》卻崇尚一種陽剛的、尚武的、上升的、江湖的精神。《紅樓夢》對於後一種精神極端排斥，像薛蟠這樣的人遭到無情的嘲弄。[7]然而在《鹿鼎記》當中，我們卻看到隱藏在「濁臭的男人」——包括天地會群雄和滿口「他奶奶的」的御前侍衛們——身上的強健的生命力。《紅樓夢》已經虛弱到退守一隅，依靠大觀園的自我封閉來固守即將飄逝的舊文化，《鹿鼎記》中韋小寶出生在南北文化的交匯之處揚州，出於對尚武精神的追求，毅然跟隨茅十八北上，並且在以後的生涯之中北至羅剎國，南至昆明，以飽滿的生命力迎接江湖的洗禮。《紅樓夢》的作者欣賞所謂的「雅趣」，而《鹿鼎記》則將之解構為酸秀才的弔書袋：
查伊璜一揮而就，交給顧炎武，道：「亭林兄你瞧使得嗎？」顧炎武接過，呂留良就著他手中一起看了，都道：「好極，好極。」呂留良笑道：「這句『豈知我太祖高皇帝首稱吳國，竟應三百年後我叔侄之姓氏』，將這個『吳』字可扣得極死，再也推搪不了。」
顧炎武笑道：「這兩句『欲斬白蛇而賦大風，願吾侄納圯下之履；思奮濠上而都應天，期吾侄取誠意之爵。』那是從六奇兄這句『欲圖中平、開平之偉業，非青田先生運籌不為功』之中化出來的了。」查伊璜笑道：「依樣葫蘆，邯鄲學步。」天地會群雄面面相覷，不知他三人說些甚麼，只道是甚麼幫會暗語，江湖切口。
再看韋小寶：
韋小寶心中雖對顧炎武頗為敬重，但這三位名士說話咬文嚼字，每句話都有典故，要聽懂一半也不大容易，和他們多談得一會，便覺週身不自在，聽說要走，真是求之不得，心想：「你們三位老先生賭錢是一定不喜歡的，見了妓院裡的姑娘只怕要嚇得魂不附體。我若是罵一句『他媽的』，你們非瞪眼珠、吹鬍子不可，還是快快的請罷。」
更思忖道：
朝廷裡那些做文官的，個個也都是讀書人，偏是那麼有趣。江蘇省那些大官，好比馬撫台、慕藩台，可也比顧先生、查先生他們好玩。若是交朋友哪，吳之榮這狗頭也勝於這三位老先生了。[8]
《紅樓夢》當中林黛玉為《牡丹亭》的感動是那樣的纖弱和不健康，充滿自戀的情結：
這裡林黛玉見寶玉去了，又聽見眾姊妹也不在房，自己悶悶的。正欲回房，剛走到梨香院牆角上，只聽牆內笛韻悠揚，歌聲婉轉。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個女孩子演習戲文呢。只是林黛玉素習不大喜看戲文，便不留心，只管往前走。偶然兩句吹到耳內，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道是：「原來奼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林黛玉聽了，倒也十分感慨纏綿，便止住步側耳細聽，又聽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聽了這兩句，不覺點頭自歎，心下自思道：「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略這其中的趣味。」想畢，又後悔不該胡想，耽誤了聽曲子。又側耳時，只聽唱道：「則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聽了這兩句，不覺心動神搖。又聽道：「你在幽閨自憐」等句，亦發如醉如癡，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個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再又有詞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兼方纔所見《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閒愁萬種」之句，都一時想起來，湊聚在一處。仔細忖度，不覺心痛神癡，眼中落淚。[9]
林黛玉不過是念了《四書》，[10]就沾惹了酸腐文人的怪習氣，她的這種孤芳自賞、顧影自憐的脾氣其實正是晚明孱弱文人的通病。而崇敬尚武精神的韋小寶則只愛看「打得結棍」的武戲。台上演「遊園驚夢」，兩上旦角啊啊的唱個不休，韋小寶聽得不知所云，也就很不耐煩。對與《牡丹亭》同處在一個系統之下的《思凡》，韋小寶也是毫無興趣。[11]二著文化氣脈之迥異大抵如此。
--------------------------註釋：
[1]《鹿鼎記》後記
[2]《碧血劍》後記
[3]《笑傲江湖》後記：「我寫武俠小說是想寫人性，就像大多數小說一樣。」
[4]羅慷烈1979年8月3日致王季思函，見《玉輪軒曲論新編》85頁。中國戲劇出版社1983年5月第一版
[5]關於昆曲的「淫」的問題，余另有《從昆曲到皮黃》一文申論之。
[6]《兼於閣詩話》「楊雲史」條，14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0月
[7]第28回
[8]第40回
[9]第23回
[10]第3回：「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只剛念了《四書》。』」
[11]第10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