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封建禮教的回歸者——林黛玉性格之我見
對黛玉性格的評論，恐怕是《 紅樓夢》研究中最為複雜的問題之一，至今眾說紛紜，尚未有公正和滿意的結論。較有代表性的說法有「叛逆說」、「正統說」、「中間人物說」等三種。「叛逆說」認為黛玉與寶玉都是封建禮教的叛逆者，這種說法是自五十年代開始迄今這四十多年間林黛玉性格闡釋的主旋律，高校中文系大都採用此說法，其影響面之大是可想而知了。「正統說」和「中間人物說」是近年來出現的說法。前者認為林黛玉是「真誠、自覺」地，「恪守封建倫理綱常」１ ；後者認為林黛玉是介於寶玉和寶釵之間的典型人物２ 。為了理清林黛玉性格發展的整個過程及變化的內在邏輯，準確客觀地闡釋林黛玉的性格，我們將林黛玉性格分為三個階段：童年期、青少年前期和青少年後期３ 。從這三個階段的發展變化中我們可以看出：林黛玉既不是一個徹底的封建禮教的「叛逆者」，也不是一個完全的恪守封建禮教的「正統派」，她曾經感傷而又熱烈，自卑而又執著地追求戀愛自由，在戀愛中表現了自我價值的存在和對命運抗爭的意識，但在青少年後期終於懷著無望的心理回歸於封建禮教。
一 童年期：早熟性格
林黛玉的性格決不是從三生石畔帶來的，而是與其家境有密切關係。關於這一點，作者和脂硯齋都十分重視４ ，但恰恰為目前紅學界所忽視。
作者在第二回中介紹了林家枯衰的家境之後，脂硯齋批云「總為黛玉極力一寫」，說明寫黛玉之家境，是為塑造黛玉性格服務的。那麼，這種枯衰的家境到底對林黛玉產生一種怎樣的心理影響呢？作者在林黛玉進賈府之前作了這樣的敘述：「這林黛玉常聽得母親說過，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 … 因此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肯輕易多說一句話，多行一步路，唯恐被人恥笑了他去」（第三回）。可見，林黛玉母親生前常對她描繪賈家富貴繁華的情景，而且，自己家境是如此的枯衰式微，這給她未進賈府之前，就造成了一種先入為主的心理自卑感。這種自卑感從「他近日所見的這幾個三等僕婦，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況今至其家」（第三回）的敘述中可以看出來。而且，作者在第三回中通過林黛玉的所見所聞客觀地描寫賈府的繁華富貴，實際上是在表現林黛玉主觀的自卑心理。脂硯齋是看到了這一點，他說：「以黛玉之來去候安之便，便將榮寧二府的勢（氣）排（派）描寫盡矣。」如黛玉「進入堂屋中，抬頭迎面先看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匾上寫著斗大的三個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哀翰之寶，… …』 」（第三回）讀者不難體會到，這堂皇威嚴的「氣派」對年幼的黛玉會形成一種何等的威壓心理。再如「黛玉．. . . ．一面打量這些丫鬟們，妝飾衣裙，舉止行動，果亦與別家不同」（第三回）。在黛玉心眼中，三等使碑尚且如此「不凡」，何況其主子！於是，見了迎春三姐妹，「忙起身迎上來見禮」；見了王熙鳳，「忙陪笑見禮」；賈赦派人回話，「忙站起來，一一聽了」… … （第三回）。她終於證實了死去的母親的話，產生了自家不如外祖母家的自卑心理。
其次，由這種自卑感產生了一種自我防衛心理，即所謂「步步留心，時時在意」等云云是也。作者對賈府的描寫不僅流露了黛玉的自卑感，同時也刻畫了她小心謹慎的自我防衛心理。如：「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救造寧國府』五個大字。黛玉想到『這必是外祖之長房了。' 」（第三回）脂硯齋在下面批云「以下寫寧（榮）府第，總借黛玉一雙俊眼傳來。非黛玉之眼，也不得如此細密周祥。」黛玉「細密周祥」的「俊眼」，也就是黛玉小心謹慎之心，所以脂硯齋又說黛玉「心到眼到」。如賈府喝茶的習慣，與林家不同。「今黛玉見了這裡許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隨的，少不得一一改過來，因而接了茶。早見人又捧過漱孟來，黛玉也照樣漱了口。盟手畢，又捧上茶來，這方是吃的茶。」（第三回）脂批云：「今黛玉若不漱此茶，或飲一口，不無（為）榮碑所消乎。觀此則知黛玉平生之心思過人。」所謂「心思過人」即指黛玉的心細敏感的性格和自我防衛的心理。自我防衛是為了達到自尊的目的。脂硯齋在「唯恐被人恥笑了他去」之下批云：「肇肇故（固）自不凡」，便是指黛玉的自尊心。這種自尊心是由自家比不上外祖母家的自卑感而激發起來的氣自家雖然比不上外祖母家，但畢竟是「鐘鼎之家」、「書香之族」，所以還要保持一下侯門閨秀的身份，體現自己應有的品位。比如，作者在描寫賈政、王夫人室內的擺設之後，脂批云：「此不過略敘榮府家常之禮數，特使黛玉一識階級座次耳。」如老她她們讓黛玉炕上坐，炕沿上卻有兩個錦褥對設，「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向東邊椅子上坐了」（第三回）。到了小正房內，「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搭著半舊的彈墨椅袱，黛玉便向椅子上坐了。」（第三回）這確實表現了一個侯門閨秀能識別「階級座次」、懂得「禮數」的品格，因而黛玉也獲得「舉止不俗」的好評。她終於在眾人面前維護了自己的尊嚴和保持了侯門閨秀的身份、品位。由此看來，童年的林黛玉不是以天真活潑的形象出現在我們面前，而是因自幼失估、寄人籬下而產生了既自卑又自尊的早熟的性格。心理學告訴我們，「童年的經驗對決定成年人格特徵具有極大的重要意義」６ 。林黛玉後來的感傷情調、憂鬱心情、思家情結、哀歎無人主婚等，無不與其自卑感有關。也正是這種自卑感激起她的自尊心：一方面，在對天命姻緣的抗爭中表現出個人存在價值和維護個人的尊嚴；另一方面，保持侯門閨秀的品位與尊嚴同她後來回歸封建禮教也是有一定的關係。
二 青少年前期：情人性格
在青少年前期，林黛玉主要是以情人角色出現的。在分析她的情人性格之前，我們有必要闡釋一下林黛玉在這一階段以情人角色出現的原因。
寶黛的愛情是在親情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心理學告訴我們，兒童有安全和愛的需要。兒童得到這些需要的滿足完全依賴於父母７ 。自幼失估、寄人籬下的林黛玉更需要安全與愛的滿足，她懷著小心謹慎的自我防衛心理進賈府證明了這一點。但是，童年的林黛玉與其說得到賈母的溺愛，倒不如說是得到了寶玉的精心呵護。「當初姑娘來了，那不是我陪著玩笑？憑我心愛的，姑娘要，就拿去；我愛吃的，聽見姑娘也愛吃，連忙乾乾淨淨收著等姑娘吃。一桌子吃飯，一床上睡覺。丫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我替丫頭們想到了。」（第二十八回）可以說，黛玉是從寶玉身上得到了父母式的安全需要和愛的需要的滿足。正是寶玉的關照，才使這個多病而感傷的小妹妹長大成人。所以，神瑛侍者用水澆灌絳珠仙草使之成為人的神話故事具有寶玉呵護黛玉的親情之愛並由此發展為愛情的象徵意義。寶玉對黛玉所說的「親不間疏，先不膺後」的一段話（第二十回），也證明了上述的意義。
隨著年齡的增大和身體的發育，黛玉由兒童的安全需要和親子之愛的需要而變為愛情的需要。愛利克· 埃裡克森認為，十二歲到二十歲左右的這個階段，兒童會仔細思考全部積累的兒童時代的生活經驗和社會知識，將自己整合為適合自己成長的某種角色８ 。林黛玉之所以會成為情人角色，是與寶玉的童年生活有關。她所表現的情人性格，是將與寶玉一起生活的童年經驗和她那種兒童早熟性格揉合在一起的。
在愛情觀上，她表現為對感性生活的興趣、戀愛自由的嚮往和對他人個性的接受。她只是為愛情而生活，不把愛情之外的任何人生價值附加在愛情之上。寶玉「極惡讀書」, 「最喜在內煒廝混」，過一種自由自在的感性生活。而黛玉的情性是「無事悶坐，不是愁眉，便是長歎，常常的便自淚道不幹的。」常年如此，「所以沒人理她」（第二十七回）。但是有一個人理她，那就是寶玉。唯有與寶玉在一起時，她才忘記痛苦，感到幸福。第十九回的「意綿綿靜日玉生香」描寫了他們嘻笑遊戲的情景。馬斯洛經過大量的調查，認為愛情不是任務或負擔的理性，一切偉大的高尚的愛情，「常常變成一種遊戲，在這種遊戲中，嬉笑和喘氣一樣平常」, 「它是愉快的、幽默的和嬉戲的」９ 。寶黛的愛情就是在這樣的感性生活中產生的，在這樣的感性生活中，人的本性就像「喘氣一樣平常」地流露出來。對《西廂記）) ，黛玉是「越看越愛看」, 「一目十行」 （第二十三回）。這說明黛玉對崔鶯鶯的婚姻自由是嚮往的。她所作的詩表現了對自己青春的關注和對愛情的追求。而且，寶玉和黛玉還有情感的共鳴點一一對美的失落、消失的感傷和惋惜。如第二十三回寫寶玉的惜花、黛玉的葬花，第二十八回寫寶玉聽了「葬花吟」之後的「心碎腸斷」的情景，雖然他倆所表現的情感的深度與廣度有所不同。在人生的道路上，黛玉從不勸寶玉走「經濟仕途」的道路，但她只是從自己的感性生活出發，並沒有象寶玉那樣與封建士大夫的交往中直接感受到封建士大夫生活的虛偽、荒唐、墮落和無價值。所以在這方面，寶玉是自覺的，黛玉是順應的。馬斯洛認為，愛情是對他人個性的接受，對他人的尊重。黛玉是接受了寶玉拒絕走「經濟仕途」道路的個性；而寶玉則對林黛玉能讓他「充分表達自己獨一無二的人性權利」表示尊重10 ，所以他「深敬黛玉」。可見黛玉的愛情觀是超越了封建社會的人生價值觀和封建倫理道德。
在愛情心理上，表現為既自卑又自尊，既感傷無望又抗爭追求。她看到寶釵有金鎖，就哀歎「我沒有這麼大的福氣，比不得寶姑娘，什麼金什麼玉的，我們不過是草木之人。」（第二十八回）「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為我主張」（第三十二回）… … 流露了愛情上的自卑感和依附性。同樣，正是自卑感激起了她的自尊心。她深知「金玉良姻」不僅是天命注定的，而且被社會意識所確認的，而自己的「草木姻緣」只存在於自己心中而被社會所否認。如寶釵過十五歲生日，連糊塗如賈璉者，也認為「現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例。」然而賈母卻破例自己蠲資為寶釵請戲排宴過生日（第二十二回）。顯然，在賈母的價值天平上，寶釵的份量要比黛玉重得多了。名為侯門閨秀實際上一無所有的她，只好用那比刀子還尖的話來諷刺世俗的偏見，表現自己的存在價值；沒有人來關心她，只好用美麗而感傷的詩歌唱出「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來自我關注。林黛玉不斷地提到「什麼金什麼玉的」、「什麼麒麟」，不僅不會使我們感到厭煩，不會使我們感到她「量窄」、「小性兒」，反而使我們覺得她是在處處提醒著我們有這麼一個「草木之人」的存在。在具有權威的天命論和強大的社會力量面前：這位弱小的女孩，明知自己沒有任何外界力量可以借助，但她仍然以脆弱而又頑強的心與之抗爭；明知自己婚姻無望，即使是得到寶玉的愛情，但她那多病的弱體也不允許有更多的生命時間去享受那份甜蜜的愛情，但她仍然執著地追求著。在這個時期，林黛玉的自尊心壓倒自卑感，抗爭性大於依附性。
在愛情方式上，她總是不斷地猜疑、打趣寶玉，與寶玉鬧口角，在寶玉面前傷心流淚。這種特有的愛情方式，實際上表現了對愛情的專一的內容。寶玉在愛情上最初是慾望的、泛愛的。比如寶玉「視襲人更比別個不同」（第六回）；聽襲人要「回去」，嚇呆了，不管襲人提出什麼「勸告」，他都答應了（第十九回）。顯然，襲人是滿足了寶玉「欲」的要求。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與黛玉在一起，聽說史大姑娘來了，拔腿就跑等等，無不是泛愛的表現。第二十八回中寫寶玉看了寶釵「雪白的一段酥臂」而發呆了老半天，這是真正的「意淫」。其實，寶玉在深層的心理慾望中，想把寶釵和黛玉都佔有。寶玉在幻境中看見一仙女，「其鮮艷嫵媚，有似寶釵；風流裊娜，則又如黛玉」，後來警幻仙子正是讓這個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與寶玉共完雲雨之事，「兼美」者正是寶釵和黛玉之「色」的美。正是黛玉的反覆懷疑、猜忌、打趣、與寶玉口角，「以淚洗石」，才使這塊蒙上紅塵的頑石放射出愛情的光輝。正如歌德在《浮士德》 中寫著「永恆之女神，引導我們前行一樣」，林黛玉是愛情路上一道永恆的靈光，她引導寶玉走上了專一的愛情道路。
在性愛上，黛玉是純情的、審美的。如聽了《牡丹亭》 一段曲詞後那種「如醉如癡」的動芳心（第二十四回）; 「每日家情思睡昏昏」的「星眼微場，香腮帶赤」的「發幽情」（第二十六回）；寫題帕詩之後的「渾身火熱」、「腮上通紅」、「壓倒桃花」的激動（第三十四回）… … 這些都是自然情感的流露。而那些深沉的「葬花吟」等詩，無不是對愛情自由、個體生命關注的熾熱的抒發。可以說，在情感上，她比文學史上任何一個女性都要深沉；而在性慾上，她又比任何一個女性都要敏感。如寶玉用《西廂記》 中的詞句向她求愛，她認為這是用「淫詞艷曲」來「欺負」她，更不容許寶玉「動手動腳」。寶玉只是拉了黛玉的手，而且在《 紅樓夢》 中僅僅只有一次，就被她狠狠地訓了一頓，「誰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的，還這麼涎皮賴臉的，連個道理也不知道。」（第三十回）寶玉要替她擦眼淚，她「向後退了幾步」，說道：「你又要死了！作什麼這麼動手動腳的！」寶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動了手，也就顧不的死活。」（第三十二回）寶玉的「動手動腳」，是由情而欲，是人性的必然，正如作者在第五回中透露了理想的性愛是悅其色一一戀其情一一知情更淫一樣。但林黛玉的性愛是純情的，一旦情感自然成為欲時，她便理性地遏制了。我們不難看出，林黛玉這種「質本潔來還潔去」的純情的性愛，未免帶上了中國傳統女性的性敏感、性貞潔、性壓抑的濃重成分。11 但是，黛玉這種純情的審美性愛才使那些「泥做成骨肉」、天生好色的男人不陷入肉慾的孽海中。
可以看出，這個時期黛玉是「以戀愛為職業」的情人角色出現的。其情人性格是黛玉一生中最動人之處。她追求情趣相同、心靈共鳴的愛情，接受和尊重寶玉的人生價值觀，給寶玉一個人生的「避難所」，使寶玉在這個「無意義」的世界上感受到人生的「意義」。她雖在愛情和婚姻上有自卑感和依附性，但在與命運和社會的抗爭中頑強地維護了自我存在的尊嚴，凸現了自己的個體意識。她以特有的猜忌打趣等方式和純情的性愛，使寶玉走上了專一的愛情道路。
三 青少年後期：社會人性格
曹雪芹在後四十回中，讓黛玉在小說中的主要功能由情人角色變為社會人角色，因而具有社會人的性格。所謂社會人性格，是與情人性格相對而言的。它的含義是社會意識、傳統觀念沖淡了情人性格，從而使社會、世俗的成份佔據了林黛玉性格的主要地位。在婚姻問題上由依附性發展而為無望的心灰意冷，繼而對愛情採取迴避態度。她哀歎「無人主婚」（第三十五回），沒有人作媒，「紗窗也沒有紅娘報，' （第四十回）。由於她不敢象崔鶯鶯那樣勇敢地衝破男女之大防，所以她只好把愛情、婚姻深深地埋在自己心中：「片言誰解訴秋心」, 「醒來幽怨同誰訴」 （第三十八回）。紫鵑勸她「趁早兒老太太還明白硬朗的時節，作了大事要緊」，她反而訓了紫鵑「變了一個人」, 「我不敢要你了」，她「口內雖如此說，心內未嘗不傷感，待紫鵑睡了，便直泣了一夜」（第五十七回）。難怪前人說：「古未有兒女之情日以眼淚洗面者，古未有兒女之情而終身竟不著一字者，古未有兒女之情而知心小碑言不與私者。」12 「死黛玉者黛玉也」13 。她對自己的婚姻感到絕望了，「一聲杜宇春歸盡，寂寞簾攏空月痕」 （第七十回）。最後竟唱出「冷月葬花魂」的淒涼之音，連史湘雲都說「太頹喪了」（第七十六回）。由於婚姻的無望，所以對愛情採取了迴避態度，這從第五十七回中寶黛態度的鮮明的對比描寫中可以看出來。作者先是通過紫鵑來間接寫黛玉對寶玉的態度：「姑娘常常吩咐我們，不叫和你說笑。你近來瞧他遠著你還恐不及呢。」原初，黛玉不是盼望寶玉天天、時時來看她嗎？寶玉只是偶然去寶釵那兒一趟，黛玉就諷刺說：「… … 虧在那裡絆住，不然早就飛來了。」（第二十回）可現在卻像避瘟神一樣地遠避寶玉，這叫寶玉如何不傷神！於是寶玉便發動「進攻」，將愛情在賈母、王夫人等面前公開出來，可是黛玉卻作出事不關己的非愛情反映，「幸喜眾人都知寶玉有些呆氣，自幼是他二人親密，如今紫鵑之戲語亦是常情，寶玉之病亦非罕事，因不疑到別事去。」為了避嫌，她不像史湘雲那樣「天天過來瞧看」寶玉，而只是「不時遣雪雁來探消息」。林黛玉這種對婚姻的無望和對愛情的迴避態度，是對封建社會「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合法性的認同。
在思想意識上，她接受了封建倫理道德和世俗觀念。薛寶釵一段「女子無才便是德」，作為閨閣女子，不能「移了性情」的話，使她氣自中暗伏」，唯有稱「是」 （第四十二回）。最後竟承認「往日竟是我錯了，實在誤到如今，' （第四十五回）。本來，她說話「刻薄」，總是「打趣」別人，現在卻像寶釵那樣不時地「教育」別人。作者對黛玉的「教育」別人是頗有微詞的，他讓書中人物不斷地「打趣」黛玉。如她批評寶玉不該將詩稿傳到外面去，遭到了寶玉的反駁「這怕什麼！古來閨閣中的筆墨不要傳出去，如今也沒有人知道了」（第四十八回）黛玉的作詩是為了表現個性、真情，按照寶釵的觀念，這是「移了性情」。黛玉承認自己過去所作的表現對自己命運和青春關注的詩是錯了，所以決不能把這些「錯」了的東西傳出去。寶玉與史湘雲等在蘆雪庵吃鹿肉的集體亮相，正是人性自由歡樂的一道美麗風景，而林黛玉說：「今日蘆雪庵遭劫，生生被雲丫頭作踐了，我為蘆雪庵一大哭！」史湘雲卻反駁說「假清高，最可厭的」（第四十九回）。冶紅夜宴，寶玉主張打破俗套禮節，自由痛快而飲，連恪守禮教的寶釵，心如枯井的李紈也入伍參加了。倒是黛玉「離遠遠的靠著靠背」，對寶釵、李縱、探春等道：「你們日日說人夜聚飲博，今兒我們自己也如此，以後怎麼說人。」李紈立即反對說：「這又何妨。… … 並無夜夜如此，這倒也不怕。」（第六十三回）封建禮教滲進了起居飲食之間，而被禮教嚴重禁錮的人們，難得在生日期間，而且是關在園內並不過分地放鬆一下自己被束縛的人性，此並不過分，竟遭到了黛玉批評。以上種種事例，可知現在的黛玉又是如何地由表現個性而變為壓抑自己的個性，並且也壓抑別人的個性。本來，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並不懂得應酬人際關係。現在她注意到賈府那些人「未免嫌我太多事」，並且自己也知道「進退」。對寶釵派人送燕窩的婆子，又是請茶又是賞錢（第四十五回）；明知趙姨娘是「順路的人情」，也「忙陪笑讓坐」，忙命倒茶（第五十二回）。本來在愛情上並沒有對寶玉加上任何名利條件，現在，她不但關心探春理家，而且還為賈府經濟上「後手不接」而擔心（第六十二回），倒有與賈府共榮辱的意味。本來喜散不喜聚，可是現在連吃飯也要同寶釵母女一起吃，如此「大家熱鬧些」（第五十九回），因為她和寶釵母女有「共同語言」。寶釵曾對她說過「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話，她接受了並且實踐了。薛姨媽曾對她說過姻緣是「預先注定」的，「憑父母本人都願意了，或是年年在一處的以為是定了的親事，若月下老人不用紅線拴的，再不能到一處」（第五十七回）的鬼話，她相信了，認命了一一「生死由命，富貴在天」，一切都「不是人力可強的」（第四十回）… … 現在的林黛玉變成個「俗中又俗」的人了。
在性格上，由抗爭變得逆來順受。第四十二回，黛玉取笑寶釵把自己的「嫁妝單子」也開上，寶釵擰她的嘴，黛玉忙央告「好姐姐，饒了我罷！顰兒年紀小，只知說，不知道輕重，作姐姐的教導我。姐姐不饒我，還求誰去？」那些「比刀子還尖」的話在此變成乞求哀音，我們覺得林黛玉此時個性消失了，骨頭軟了。作者對此也深有同感：「說得好可憐見，連我們也軟了」（第四十二回）。第七十四回抄檢大觀園，不抄親戚家是一條原則。但其結果是寶釵沒有抄，黛玉被抄了。本來，周瑞家只是順路分宮花，最後來黛玉處，並無輕視黛玉之意，而黛玉卻忿忿不平（第七回），可是現在自己的房子被抄了，竟毫無反應。這是為何？她是這樣對史湘雲說的：「咱們竟有許多不遂心的事」, 「但是不但你我不能稱心，就連老太太、太太以至寶玉探丫頭等人，無論事大事小，有理無理，其各不能各遂其心，同一理也。」（第七十六回）這難道不是隨遇而安，俯首聽命的自我表白嗎？
可見林黛玉後期性格的變化是客觀存在的。在婚姻上，由對父母的依附性而認同了「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封建傳統婚姻的合理性。既然認同此合法性，那麼，她必須對自己的戀愛自由的愛情採取迴避態度，而一旦這個「以戀愛為職業」的人不以戀愛為重時，她就不在戀愛上表現自己的存在價值和個體意識，而向封建倫理道德回歸。
四、林黛玉的「回歸」與作者的「痛苦」
林黛玉性格的回歸有其內在的邏輯聯繫，這從我們上述三個階段的發展變化的闡釋中可以看出來。而且，曹雪芹不管從「虛寫」和「實寫」中，都是將林黛玉作為迷途回歸的形象來塑造的。第五回中寫太虛幻境原是準備接待「絳珠妹子的生魂」即黛玉來進行「再教育」的，但來的是寶玉而不是黛玉，由此可知警幻仙姑已預見到黛玉自會「迷途知返」的，所以不必進行「再教育」。黛玉初進賈府，作者讓黛玉的行動按賈府的方式「一一改過來，' （第三回），青少年後期的林黛玉，也不是認為自己錯了，誤了大半生，最後也不是都「一一改過來」嗎？
作者讓林黛玉回歸，同時又批評林黛玉的回歸，如上述作者借小說中的其他人物來批評林黛玉。這表現了作者的兩難心態。這種心態是一種文化痛苦。「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的苦痛亦愈甚；追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14 按照陳寅烙先生的看法，王國維是由於對舊文化的深刻眷戀而以身殉舊文化的。但這只是一方面，我們認為這是文化人和文化之間的複雜、微妙的關係。凡一種文化衰落之時，正是這種文化的弊端或劣根性出現之日，而能夠對這種文化進行懷疑、批判的，正是「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因為如果沒有對這種文化有深刻瞭解的，就無法覺察到這種文化的弊端或劣根性。他們在批判這種文化的劣根性的同時也覺得這種文化無望，希望它早點「死去」。另一方面，由於他們瞭解、熟悉這種文化，所以深深地眷戀這種文化，又不希望它「死去」。這使文化人陷入了兩難的痛苦之中。如果對此文化感受愈深，則其苦痛愈甚。應該說，王國維是懷著對舊文化的懷疑、批判、覺得該文化無望而又懷著深刻的眷戀之情而無可奈何地為舊文化殉葬的。比王國維更早的曹雪芹，對中國封建文化的感受同樣達到了「極深之度」，他的偉大之處，在於他率先感到封建文化的衰微，並為此深感痛苦。唯有這位先知先覺的文化大師為之灑下「一把辛酸淚」，而芸芸眾生又「誰解其中味」呢？這個「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對這場將過去的美夢情有獨鍾，「一場幽夢同誰近，千古情人獨我癡」。因此，他讓寶玉懷疑、批判舊文化，詛咒它早點「死去」，但又不是讓寶玉義無反顧地與之決裂，而是顧盼徘徊、懷著眷戀的心情撒手紅塵。這從整部《紅樓夢》中瀰漫的感傷濃情中可以體味出來。他讓黛玉與舊文化抗爭，但又是那樣地感傷和無力，由於對新文化的茫然和對舊文化的依戀，他只好懷著無望的心情無可奈何地讓黛玉回歸舊文化。又由於對舊文化的懷疑和失望，他又在黛玉回歸舊文化時不時地對黛玉的回歸進行批評。因此，無論是寶玉「出家」，或是黛玉的「回歸」，都表現了作者無可奈何的痛苦的兩難心態。這大概是《紅樓夢》 的文化真諦和作者的文化痛苦。
註釋：
１ 《 病態美的毀滅》 ，胡伊強，浙江師範大學學報，1991 . 20
２ 《 林黛玉別論》周蕙，文學遺產，1988 . 30
３ 童年期：第一回至第六回。青少年前期：第七回至第四十回。作者在第七回中寫道：「誰知此時黛玉不在自己房中，卻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頑呢」可知黛玉與寶玉不在一起住了。青少年後期：第四十回至第八十回。
４ 脂硯齋在第三回中有關黛玉家境與其性格關係的批語甚多。本文所引評語皆出自陳慶浩編著《 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7 年北京。作者在《 紅樓夢》 中不時提到黛玉家境與性格之關係，如第七十回黛玉作了《 桃花行》 後，作者通過寶玉之口說：「… … 比不得林妹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等等。本文所引《 紅樓夢》 之文，皆出自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年2 月北京第1 版。
５ 「美〕赫根漢著，何謹、馮增俊等譯《 人格心理學導論》 第四章，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12 月。心理學家厄爾弗裡德· 阿德勒認為：一切人在開始生活時都具有自卑感，因為我們所有人的生存都要完全依賴成年人。兒童與那些所依賴的強壯的成年人相比感到極其無能。這種虛弱、無能、自卑的情感激起兒童追求力量的強烈願望，從而克服自卑感。
６ 同上書第十四章。
７ 同上書第五章。
８ 同上書第六章。
９ 10 馬斯洛著，許金聲、劉鋒等譯：《 自我實現的人· 自我實現者的愛情》 ，三聯書店，1987 年10 月，北京第1 版。
11 《 賈寶玉情感論》 ，馬建華，紅樓夢學刊，1991 . 20
12 西園主人：《 紅樓夢論辨· 黛玉論》 ，《 紅樓夢卷》 第一冊。
13 許葉芬：《 紅樓夢辨》 ，《 紅樓夢卷》 第一冊。
14 見王德毅編：《 王國維年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