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玉悲劇的個性
《紅樓夢》是我國文學史上的一部現實主義巨著,它毫不掩飾地描寫了痛苦的人生、破滅的夢和被摧殘的愛情,這顯然是它成為一部永恆偉大作品的因素之一。
用西方文藝理論研究《紅樓夢》的開山鼻祖王國維認為:《紅樓夢》屬於叔本華所說的第三種悲劇——「劇中人物之位置及關係而不得不然者」。它既不需要一種絕大的錯誤或意外的事變(第二種悲劇),也不需要一種險惡透頂的個性(第一種悲劇),而是普通人在通常的境遇下,處於彼此相關的地位,他們的地位迫使他們眼睜睜地給對方造成了最大的損害,其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全然錯的。現代悲劇中的痛苦可以說是人與環境在某種特殊情況下,相互結合,使主人公的美與善轉化成為摧毀他本人的工具的結果。它不僅僅是善惡報應,也不僅僅是作家對罪惡的執法。悲劇主人公在某種意義上應對自己行為的可怕後果負責,但那造成毀滅後果的力量卻是極度難控制的。在自由和強制之間,在個人意志和社會強加給個人的要求之間,在人的高貴精神和某種「敵對的超自然力」之間,存在著紛紜複雜的關係,由此便派生出悲劇的情節。筆者借此觀點分析一下林黛玉悲劇中的個性因素。
《紅樓夢》金陵十二釵的悲劇中,林黛玉的悲劇最感人,這和她高潔的性格和叛逆的精神分不開。要考察這一點,首先讓我們來看看促使她性格形成及發展的情節。
林黛玉出生於一個世襲侯爵中支庶不盛的「書香之族」「清貴之家」,官僚的父親因為「聊解膝下荒涼之歎」,把這個獨生女兒提到男子的待遇撫養,從小便教她讀書識字,愛之如掌上明珠。她有著一段比較嬌慣的不受拘束的童年生活,但是,由於先天的體質纖弱,再加她母親的早喪,她的童年生活中,又迷濛著一層不散的憂鬱。
清貴的官僚家庭,沒來得及對她進行更多的階級教育,也沒有來得及讓她充分感受那一社會給女人所規定的一切,而是只給她終身留一個空洞而溫暖的回憶。為了減輕父親的「內顧之憂」,她來到了正當花柳繁華的榮國府。
她一跨進榮國府的大門,立刻就被封建家庭的「脈脈溫情」包裹住了。賈母把她「摟入懷中,心肝兒肉的叫著哭起來」,王夫人吩咐人拿出緞子來為她裁衣裳,鳳姐也攜著她的手說:「要什麼吃的,什麼玩的,只管告訴我,丫頭老婆不好,也只管告訴我」,並且又立即叫人去為她收拾住房。外祖母家最初對黛玉的接納,不可否認是溫暖親切的,王熙鳳的滔滔不絕的讚美和慇勤的照料,固然帶有當家人的隨機應變,但賈母的摯愛卻是真心的,對於這種愛,黛玉不但承認,而且非常珍視,拳拳在心,生怕喪失。但是,賈母的真心摯愛也好,王夫人按禮行事的和藹也好,鳳姐的假意慇勤也好,都不能使黛玉盡釋疑慮,她始終確定不了自己是否已被接納為這個家庭的一員。因此,書中一再描寫她對南方故鄉的懷念。第八十七回,她引李煜的話「此間日中只以眼淚洗面」表達自己的鄉思,第二十六回寫道,在她內心深處總有個解不開的隱痛,這就是她的依人為活的命運,這種矛盾經常使她煩惱和痛苦。她去敲怡紅院的門,晴雯誤認為是丫頭,便拒絕開門,這個純粹的誤會,想不到竟至這麼嚴重地挫傷了她。如果她在門外「高聲問」,事情也就了結了,但寄人籬下的處境,不容她多想,立刻在她的心裡喚起了這樣的感覺:「雖說是在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樣,到底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棲,若是認真慪氣,也覺沒趣。」第八十七回,「紫鵑怕黛玉嫌不乾淨,自己給她熬粥,她卻道:『我倒不是嫌人家醃月贊,只是病了好些日子,不周不備,都是人家,這會子又湯兒粥兒的調度,未免惹人厭煩。』說著,眼圈兒又紅了。」第八十三回,照管園子的老婆子在黛玉的窗外罵外孫女,「她覺得竟像罵自己」,因此,「肝腸崩裂,哭死過去了」。
由此,我們覺得黛玉似乎是用太多的猜疑和過分的褊狹來折磨自己,但應該看到,形成這一切是有其基礎的,長年的疾病使她特別敏感、過慮,多情的天性得不到正常的發展,又使她變得非常脆弱,而她又生活在一個爭權奪利、勾心鬥角、以強凌弱、「一個個都像烏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環境中,這種純真聰敏的天性也就成為許多痛苦的來源。
林黛玉是在一個比較單純的官僚家庭長大的,對榮國府錯綜複雜的人事關係不善應付,從小失母離父,不僅使她缺少溫暖,也使她缺少靠山,但這種孤獨的處境,更激起她強烈的自尊。沒有受到更多的階級教養,使她的一言一行,都是來自她沒有雕琢過的純真的天性。在榮國府裡,以思想機敏、口舌犀利著稱的,只有她和鳳姐。鳳姐是用自己的口才去逢迎、拉攏、命令,口才是她用來為自己服務的有效武器,而黛玉的口才卻閃爍出源自其熱烈天性的洞悉一切的智慧。她既不戒備,也不妥協。薛寶釵被她不止一次地諷刺過,史湘雲被她惱怒過,惜春被她打趣過……至於誰該得罪,誰不該得罪,她好像根本就不知道世間還存在著這樣的問題,一切都根據她個性的好惡,憑她感情的流轉,毫無顧慮地任意而行,既不加任何修飾,也沒有半點掩飾。她心裡想的,也就是口中說的,而口中說的,又常常是別人所不肯說的生活中的真相。譬如:襲人與寶玉的曖昧關係,太家都心照不宣,但是林黛玉就能當面對襲人說:「你說你是丫頭,我只拿你當嫂子待。」這樣出自天性的智慧,在大觀園裡只能被人稱作「尖酸刻薄」,而這樣的「尖酸刻薄」只能引起別人的警惕甚至嫌忌。
從表面上看,在大觀園的熱鬧生活中,林黛玉是一個最孤獨的少女,然而她卻有一片豐富的內心世界。她有強烈的情感、燃燒的詩情。當劉老老初次走進她的閨房,「只見案上設有筆硯,又見書架上放著滿滿的書,這是一個上等的書屋」。瀟湘館的一切都有一種詩意。黛玉的三首菊花詩,是借菊花來表明對自己的評價和表現內心的激動不安。她與史湘雲耽在凹晶館聯詩一夜,竟忘記了病體的疲弱,當苦心學詩的香菱十分稱讚陸放翁的兩句偏於纖巧的詩「重簾不卷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時,林黛玉對她說道:「斷不可看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淺近的就愛,一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於是她介紹香菱讀王維、杜甫、李白、陶淵明等人的詩。由此可見,她是多麼博學,多麼懂詩的藝術,有一個多麼廣闊的內心世界。這個病弱的少女,當她翱翔在詩的國度裡,就好像誰把她從生活的灰暗、瑣屑、煩擾裡拯救出來,而變得襟懷灑落,鮮活起來。這樣的少女本來應當是充滿青春活力和旺盛的生命力的,可是生命對於她卻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她所具有的那種屬於藝術型的特有的敏感和細膩,主要不是用來感覺生活中的美和詩意,而是用來感覺那一時代的陰冷和潮濕。「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就是那一社會向她所宣示的做人守則。於是才稟在她身上,變成了一種可怕的災難,使她比一般人遭受到更為繁多、更為深刻的社會折磨。正因如此,她才詠歎出那首表現對大觀園生活的獨特感覺的《葬花詞》。
林黛玉這種性格也滲透到她的愛情悲劇中,並催化了她的愛情悲劇。馬克思說:「同一個對像在不同的個人身上會獲得不同的反映。」處於同樣環境的金陵十二釵,雖都以悲劇告終,但誰也不像林黛玉是在戀人的婚禮奏樂聲中含恨而死。她的獨特的具體的悲劇形式是她個性發展的必然。她的出身、她的教養使她不會像尤三姐那樣「忽喜忽嗔」,潑辣剛烈。她的真誠、她的熱情也使她決不會像薛寶釵一樣冷漠圓通,「裝愚守拙,隨分從時」。
黛玉與寶玉的戀愛從頭至尾有著那麼多躊躇難言的問題,遮遮掩掩的表白,煞費苦心的氣惱,不期而然的譏諷和誤解,這不能說與黛玉的性格無關。
在愛情方面,她有自己的追求。她自己的話講得明白,「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果然是個知己」。很顯然,這「互為知己」正是黛玉心目中的原則,而黛玉這裡的「知己」之歎,正是源自寶玉的「知己」之言。他們的愛情是以思想上的叛逆為基礎的,這一點,賈寶玉說得再清楚不過了:「林妹妹從來說過這些混賬話不曾?芽若她也說這些混賬話,我早和她生分了。」寶玉這段話是針對史湘雲勸他「也該常常的會會這些為官做宰的人們,談談講講仕途經濟的學問」而講的,從而我們又看到在黛玉的「互為知己」的原則中,不只包含著相互瞭解和信任,同時也包含著思想、觀點和目標的一致。不過,就全部的愛情生活來看,有了這個基本原則,也畢竟只是提供了一個基礎,因為愛情還有一些獨特的內容。在這方面,黛玉雖然沒有用自己的語言完全講出來,但第五十七回中對紫鵑勸說她的話表示默認,自然可算她的愛情觀。其一是「最難得的是從小兒一處兒長大」及「脾氣性情都彼此知道了」。這裡的「從小兒一處兒長大」及「脾氣性情」相投,不僅是一種理想的愛情,而是造成「知己」並結合成愛情的一個最根本的因素。其二是「公子王孫雖多,那一個不是三房五妾,今兒朝東,明兒朝西?芽要一個天仙來,也不過三夜五夕,也丟在脖子後頭了,甚至於為妾為丫頭反目成仇的」。這裡反映她要求愛情的專一。所以儘管寶玉向她多次披露真情,甚至在夢中也不忘高呼「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芽甚麼『金玉良緣』,我偏說『木石姻緣』」,但她在寶玉面前,還是從不表示相信,一有機會,仍是不斷地測量著愛情。她似乎是永無休止地拷問著寶玉的心。而當她把篤實的賈寶玉「逼得臉上紫漲」,她又暗自感到內疚,感到痛苦。其實,林黛玉又何嘗看不到賈寶玉只對她才存在著真正的愛情,她在心裡曾這樣說過:「你心裡自然有我,雖有金玉相對之說,你豈是重這邪說不重我的?芽」同時,林黛玉又何嘗不瞭解她和賈寶玉的命運原是連結在一起的,她曾經這樣暗自埋怨過:「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為我把自己失了。殊不知你失我也失。」之所以這樣,正是因為她極度看重愛情的忠貞,她是「情重再斟情」的。這樣,她折磨著寶玉,同時更是折磨著自己。
然而,她的「情重再斟情」也是有緣故的,這就是「金玉良緣」之說。她急切地想要瞭解寶玉是不是重視這種「邪說」,並為此深深苦惱,寶玉越是著急否認,她便越是懷疑他心裡有「金玉」的念頭,這不祥之說,為黛玉和寶玉的關係蒙上了一層濃重的陰影,使他們在大觀園裡共同生活的絕大多數時間都處在爭吵笑鬧或沉默使氣之中。真是「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著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化」。
如果說這些還只是給她的愛情帶來一些甜蜜的痛苦,那麼,她自身的封建傳統觀念卻是導致她愛情悲劇的一個關鍵因素。黛玉雖是一個封建社會的叛逆者,「從不說那些混賬話」,但她畢竟生活在封建傳統觀念像空氣一樣地包圍著每一個人的時代。愛情,即使從黛玉的眼中看來,也是一件可怕的、不道德的行為。因此,她經常處於這樣的心理矛盾中:一方面希望寶玉對她傾吐衷腸,但另一方面當寶玉赤裸裸地表白愛情時,她又忽然變得氣憤和悲傷。有好多次,寶玉在她面前這樣表露真情:「我就是那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的貌」「你死了,我做和尚……」當她聽到這些話時,總是氣得說不出話來,或者「早把眼圈兒紅了」,又認為那是「胡說」、「欺負」等。有一次,她聽了賈寶玉的傾訴之後,感到「如雷轟電掣」,細細思之,竟比從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誰知她「怔了半天以後,又是兩眼不覺滾下淚來」。封建禮教像一隻無形的黑手緊緊扼住她心裡升起的愛情,她既敏感地覺到現實的陰冷,但又似乎對賈母等封建家長抱著幻想。她既不敢越雷池一步,又不肯在賈母、王夫人面前獻慇勤、討歡心,只能用渺茫的希望填補空虛的等待。當傻大姐洩露機關,她如遭雷轟電掣地迷了本性,悲痛與憤怒都變成了「笑」。她從那冥冥幻想之中一下跌到現實面前。橫在林黛玉面前的只有一條生路,就是那一社會給婦女們規定的鐵律,不准有愛情,只能遵守封建禮教,服從命運的安排。然而,她的性格中的純真與熱烈使她不能這樣做。她只能毫不猶豫地祈求死。
林黛玉的悲劇固然是因為她沒了父母,沒了家中的財產,因而沒有一個有相當社會權勢的家庭做她的後盾而造成,但也不能忽視她的叛逆思想和不甘趨炎附勢的性格因素。
《紅樓夢》產生在十八世紀的中國。這一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特別停滯和沉悶的時代,整個社會匍匐在禮教與王法的重軛之下,封建統治者正施展著它最後的也是最暴虐的餘威。在這異常沉悶而苦痛的時代裡,一切生動的思想、美好的感情、鮮明的個性,得不到一點迴旋的餘地,年輕的、有生氣的事物,被壓抑在沉重的封建殭屍之下,呻吟著,掙扎著,最後只得毀滅。這可以視作林黛玉的悲劇的外在社會根源,當然也是最本質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