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黛玉的永恆價值
林黛玉，又是一個說膩了卻又說不完的話題。
知道《紅樓夢》的都知道林黛玉。欣賞《紅樓夢》的大都欣賞林黛玉。但２００多年以來，人們的欣賞卻是多義的流動的。不同時代不同階層不同年紀不同教養甚至不同心態中的讀者，其闡釋各有各的興奮點。姑不論「賈府上的焦大」「北極的愛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以及「健全好社會中人」是「不愛林妹妹」也「不會懂得林黛玉型」〔１〕，即使年代與閱歷十分相近的人們之間，由於人生遭際審美習慣以及性情心緒的差異，也往往說不到一塊去〔２〕。
這是林黛玉性格的豐厚性所致。
然而，在歷代文化人中間，除了共同擁有的憐惜與同情之外，還有同聲同氣的讚美和冷靜客觀的推重。後者，又畢竟是一個多數（這裡說的多數與歷代擇偶問卷中的少數甚至「零票」並不抵牾）。
讚美與推重的著眼點，又不能不受到大文化背景的制約。比如從清代到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以前，大都將林黛玉放到道德文章天平上衡估，有一系列精闢精當精彩的論斷為證（參見一粟的《紅樓夢卷》與郭豫適《紅樓夢研究小史》）。本世紀５０至７０年代，大都將林黛玉放到社會歷史天平上衡估，有一系列震撼讀者啟示後人的論著為證〔３〕。８０年代以後，大開放大包容的氛圍促進了思維習慣與研究方法的變革，衡估天平與批評模式的多元化格局開始形成，一系列以深細妥貼的文化透視為特徵的研究成果相繼出現〔４〕。在多角度多層面地觀照與把握林黛玉性格的浩瀚著述中，以５０年代後期出現的「封建叛逆者」說影響最為深遠，是近４０年間林黛玉闡釋中的主旋律。
早在５０年代後期，在大學專題課的課堂上，筆者就由衷地接受了何其芳先生的「一對叛逆者」說，尤其喜歡「不幸的結局之不可避免，不僅因為他們在戀愛上是叛逆者，而且因為那是一對叛逆者的戀愛」這一結論，即雙重叛逆的雙重悲劇說。後來，自己有幸也登上講台，便把這一擲地有聲的結論連同自己趨於簡單化的理解連同自己對作品的某些細小體驗，熱忱地傳授給了學生，直到７０年代初都不曾猶疑過。
文革中，由於某種特殊因素的激發，重新細讀何其芳《論紅樓夢》一書，猛然發現，這位令人尊敬的學者早在提出叛逆說的同時，就對這一論斷作出了極明確極重要的補充：「至於林黛玉的性格特點，如果只用籠統的叛逆者來說明，那就未免更過於簡單了。」對此，在以往的聽課與讀書中竟然忽略了。以此次發現與自省為契機，越來越覺得「如果只用叛逆者來說明」林黛玉性格，的確很難綱舉目張地揭開這一不朽典型的全部內涵。換言之，試圖以「叛逆者」詮釋林黛玉型，動輒會遇到麻煩。退一步說，即便不追求「封建叛逆者」的歷史性內涵，僅僅把她放到與賈寶玉的比較中考察，也不難發現，在價值取向、人際關係、情戀方式等主要方面，她與她的知己之間也有一個不小的距離。甚至有某種質的差異。
首先是價值取向上的距離。
賈寶玉不論對親權與祖訓多麼敬畏，他畢竟發表過一些有點大逆不道色彩的言論，還有一些諸如不喜讀仕進之書、不搞與仕進有關的社交、不關心家族興衰榮辱、不打算盡輔國安民責任的行為。
林黛玉如何？小說中從未正面展示過她對類似上述問題的見解，在男人或女人價值取向這個大範疇內，作家沒讓林黛玉說過什麼反傳統的或具有逆反心態的話。只有一次，在與賈寶玉的對話中讚賞過探春理家並借題發揮地說：「咱們家裡也太花費了。我雖不管事，心裡每常閒了，替你們一算計，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看來，她對賈府經濟拮据狀況遠比賈寶玉清醒，對賈府的未來命運也遠比賈寶玉關心。只此而已，似不能作為叛逆與否的重要依據。那麼，為什麼賈寶玉在眾多出類拔萃的女兒中偏偏視林黛玉為知己呢？這是因為，林黛玉從不曾勸諫他去走什麼仕途經濟學問之路，對他背離傳統價值的「無事忙」的人生態度不問不聞聽之任之的緣故。和林黛玉在一起，儘管小兒女感情糾葛不斷，但在如何做男人這一點上，沒有壓迫感。她帶給他一種寬鬆空氣。在賈寶玉看來，這十分珍貴。對賈寶玉至親至愛的人們往往是以孟母和樂羊子妻的方式（儘管遠不及她們執著）去關心他的，甚至乾脆施之以斥責加棍棒政策。在這種「關愛」的背景上，賈母那有原則的呵護，林黛玉那無可無不可的態度就顯得特別與眾不同了：
獨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等語，所以深敬黛玉。（第三十六回）
林姑娘從未說過這些混賬話不曾？若他也說過這些混賬話，我早和他生分了！（第三十二回）
以上兩處文字，正是「共同叛逆說」的事實依據。
然而，還有另外一些事實。有必要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和事實的相互聯繫中一併思索。比如第九回，寶玉為與秦鍾親近而重入家塾時曾特意向黛玉道別。黛玉聽寶玉說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定是要蟾宮折桂去了。」從黛玉的口吻看，她的這番話是有不確定性的，既可理解為善意的調侃，也可理解為亦莊亦諧的祝願，因此不必過於認真。但黛玉畢竟把上學讀書與蟾宮折桂掛上了鉤，這不能不啟發我們提出一種假設：假如賈寶玉此去，果真或半真半假地寒窗苦讀起來，果真或遊戲人生似地弄個舉人進士當當，林黛玉就由此與他貌合神離分道揚鑣了嗎？細讀全書與全人，似讀不出這種可能。
再看第三十三回，寶玉挨打後的對話。如果說上面的話是在毫無準備的情境中漫不經心地說出來的，那麼，下面的話卻是在目睹了兩種價值觀的直面較量之後，語重心長地說出來的：「你從此可都改了吧！」話雖簡短，但包孕豐厚，字字傾注了對賈寶玉今生今後如何生存的價值期待。這種期待雖說混合著諸多呵護與諸多無奈，然其文化屬性並不含糊。它明確傳達了林黛玉對賈寶玉現存生活方式的懷疑以及對此次挨打的兩大誘因（罪狀）的認同。她期盼賈寶玉從此換一個活法。「可都改了吧！」即勸導他不要依然故我，即勸導他改弦更張。
賈寶玉對此十分敏感，他斷然駁回了林黛玉的勸導：「你別說這些話。就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寶黛價值觀之差異，可見一斑。
勿須給林黛玉一頂叛逆者或正統派的帽子。老實說，她的價值取向處於不自覺不恆定狀態，有較顯豁的隨意性與可變性。第四十二回中因行酒令引用《西廂記》《牡丹亭》句典而受到寶釵的善意訓戒時，意懺悔「失於檢點」，「差得滿臉飛紅，滿口央告」；對寶釵的一大篇關於如何做男人又如何做女人的善意說教，更是「心下暗伏，只有答應『是』的一字」。可是，一旦薛小妹新編懷古詩中的《蒲東寺》《梅花觀》兩首受到薛寶釵非議時，她又與探春李紈聯手抗爭，並搶先表示：「這寶姐姐也忒膠柱鼓瑟，矯揉造作了。」上述材料，是極好的旁證，它說明林黛玉的價值觀確有可塑性與不確定性。與棒打也不悔改的賈寶玉之間似不宜劃上等號。
其次，寶黛還有等級觀念上的差異。不論賈寶玉在行動上是多麼滯後而且軟弱無能，他畢竟有許多無視門第無視等級無視主僕貴賤之別的彌足珍貴的言談作為。林黛玉則不然。在人際關係中，她自知地守護著世襲侯門（祖輩）與鐘鼎之家（父輩）的少女的尊嚴。作家並不為賢者諱。起初，作家在述說林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性格的同時，就已泛泛交代了一般小丫頭們對她的疏離。接下去，發生了因湘雲無心道出齡官扮相「像林姐姐」而引發的寶黛湘之間關於貴族小姐與平民丫頭之爭的軒然大波。接下去，又強調了小紅墜兒們對林黛玉特有的那種畏遠。接下去，又出現了林黛玉將劉姥姥稱作「母蝗蟲」、把史太君兩宴劉姥姥稱為「攜蝗大嚼圖」的冷酷的幽默……可以見得，林黛玉的「目無下塵」脾性絕不僅僅是對人品檔次的取捨，也包含了對貴族平民之別的超常敏感與熱心。
有趣的是，由於對高貴門第與名媛身份的過於在乎以及由此派生的過分自矜，不僅強化了林黛玉的等級貴賤意識，而且也制約著她在大觀園內，在與眾姐妹交遊中的日常行止。從而，使本來相當自我相當率真的一位世外仙姝般的人物，竟也不時暴露出膠柱鼓瑟、矯揉造作的那一面來。
怡紅夜宴，是大觀園小兒女們一大創造，是一瀟灑酣暢的人文景觀。連少年老成的花襲人也史無前例地投入了那放達忘我之境並做出了「往日老太太、太太帶著眾人頑也不及昨兒這一頑」的歷史結論。人人都很盡興。在其樂融融的夜宴開始之際，卻有過一個不和諧音，那就是林黛玉的惶惑與警鐘：「你們日日說人夜聚飲博，今兒我們自己也如此，以後怎麼說人。」如果脫離規定情景與特定人群，林黛玉的話無疑是很有使命感的，她說出了「修身」方能「齊家」，「正己」方能「正人」的辯證法則；然而，一旦把這話放到具體環境氛圍中去體味，就會直覺地認為，它是很有點煞風景的。讓人不由得聯想起賈寶玉在薛姨媽那裡吃酒吃得正歡的當口，李嬤嬤突髮式地敲起警鐘說「老爺今兒在家，提防問你的書」的那種架式。而且，比李嬤嬤的憂慮更加無的放矢，小題大作。
由此又聯想起蘆雪庵燒吃鹿肉時的集體亮相。那也是一道淳美亮麗的風景。賈寶玉史湘雲自不待言，賈探春、平兒、薛寶琴、鳳姐等都參與得十分歡快執著。薛寶釵雖然不曾投入，但對寶琴的少見多怪及時給予疏導並鼓勵她去同吃同樂。在忘情忘形的野餐中，只有一人冷眼旁觀並俏語評點，那正是林黛玉。她說：「那裡找這一群花子去！罷了，罷了，今日蘆雪庵遭劫，生生被雲丫頭作踐了。我為蘆雪庵一大哭！」或以為這是對林黛玉孤潔與幽默的讚賞，竊以為不然。作家在這裡並沒有表現出對這等孤潔幽默的保護或張揚意向，否則，他不會當即讓史湘雲以「冷笑」面孔與冷言冷語給林黛玉以無情還擊了：「你知道什麼！是真名士自風流！你們都是假清高，最可厭的。我們這會子腥膻大吃大嚼，回來卻是錦心繡口。」
由此又聯想起賈探春為邢岫煙、平兒、寶琴等人做生日時的肆無忌憚，大吃大嚼，「喝三麼四，喊七叫八，紅飛翠舞，玉動金搖」場面。更聯想起這個小姑娘頭上曾經擁有過的不同品種的帽子。愈加感受到《紅樓夢》人物那種難以一語道破的多姿多彩與光怪陸離的魅力。林黛玉在恪守傳統女德風範方面的既有保留又有認同的狀態，也正是這一典型得以鮮活得以永恆的小小支撐點。
最後，還有愛情。林黛玉生命的主要內容與支柱。儘管愛情主題已被琢磨了千百年，但在中國文學中，在同一世紀的世界文壇上，惟有林黛玉的出現，才把那份人人熟悉的感情的天然合理天理純粹天然微妙幾乎盡善盡美地傳達出來並且真正徹底地昇華為一種莫可名狀的高級精神活動。
然而，其表現方式，其傳統負荷，卻又比以往文學中的任何一個重要性格都要保守與沉重。造成如此沉重與保守的外部原因是不言而喻的，那是生於斯長於斯的那個大環境與小環境的過錯。然而，在從親情到愛情再到婚姻的路上，林黛玉的名門閨秀風範，她的「『有教養少女』的第二天性」〔５〕，她從所受教育與習俗中養成的自我控制行為，害苦了她。換句話說，她「並不孜孜以求超越自然與社會的秩序，她不打算擴大可能性的界限，也不想重新調整價值觀，她滿足於拘束在其原有疆界與法律維持不變的世界中來展現她的反叛」〔６〕。無怪乎清人感歎說：「古未有兒女之情日以眼淚洗面者，古亦未有兒女之情而終身竟不著一字者，古未有兒女之情而知心小婢言不與私者。」〔７〕「欲近而反疏，欲親而反戚，胸鬲間物不能掬以示人」，「死黛玉者黛玉也。」〔８〕說到底不外乎是封建制度封建家族封建教育封建習俗的罪過，但林黛玉畢竟被動地吸納承襲了封建傳統文化的負面並主動地自知地（當然並非全盤地）恪守著它並幫著它來折磨自己了。因此，就與封建淑女在某種程度上有了一定的同一性，而與叛逆者本義有了距離感。
順便說一句，在爭取實現相悅成婚的過程中，賈寶玉也是中看不中用的銀樣蠟槍頭，只是在表述心跡方面比林黛玉主動坦蕩透亮些而已。
補說之一：永恆的悲劇美的集大成者
林黛玉最顯性的特徵是淚。
林黛玉的永恆，與永恆的悲劇氣韻緊緊連在一起。她給讀者的最強烈震撼，是迄今為止最大限度的悲劇美的滿足。
何其芳先生論及林黛玉「共名」效應時有一精闢概括：「這是一個中國封建社會的不幸的女子的典型。在她身上集中了許多不幸。」「人們叫那種身體瘦弱，多愁善感，容易流淚的女孩子為林黛玉。」「這是林黛玉這個典型的最突出特點在發生作用。」
正是「集中了許多不幸」的集大成面貌，把林黛玉與以前以後的悲劇性格區別開來，成為中國文學中常見的感傷主義與別具特色的悲劇精神的大薈萃大發揚者。
讓人驚異的是，不知是有意還是巧合，作家在設計這一悲劇性格的大框架時，竟然出現了神話學、民俗學、病理學、心理學（及社會心理學，人格心理學，愛情心理學）、文化學等多學交叉滲透的奇跡。從而使這一悲劇性格的每一側面每一層面上都洋溢出無盡無窮的苦澀。比如：
一、林黛玉的感傷氣質與悲劇命運是與生俱來的。早在她還沒有出場的時候，作家就明白無誤地告訴讀者，這位由絳珠仙草脫胎而來的林姑娘，將以畢生的眼淚送給那位由神瑛侍者脫胎而來的賈寶玉，為的是報答他前世滋潤灌溉之恩。可見，林黛玉還沒有誕生，還沒有品嚐任何人間苦的時候，作家就為她安排了畢生流淚、淚盡而逝的命運與結局。這一設計，為林黛玉的悲劇性格增添了濃濃的天賦色彩。
二、林黛玉的悲劇氣韻因病弱之軀與不治之症而強化。值得注意的是，她的病並不是進入賈府之後才得上的。入賈府之前和剛入賈府的當天，作家先後十一處強調這個小小女孩其實是一個很難療救的病孩。喪母之前，身體便「極怯弱」；喪母之後，因哀痛過傷，「觸犯舊疾，遂連日不曾上學」。「多病」，恰恰是林如海送她依傍外祖母的三條理由之首。初入賈府，眾人便發現她「怯弱不勝」，「有不足之症」；用她自己的話說：「從會吃飯時便吃藥」了，而且「請了多少名醫修方配藥，皆不見效」。於是，「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病如西子勝三分」，便成了賈寶玉對林黛玉的第一印象。
還不止於此。作家還借助林黛玉平和客觀的轉述，一再提醒讀者，在她三歲那年，神秘的癩頭和尚就已經預言，她的病恐怕「一生也不能好的了」，除非永遠不見哭聲。除非永遠不與外姓親友相遇。看來結論只有一個，即林姑娘的夭折已屬不可避免。
三、林黛玉的悲劇氣韻又因「孤高自許」多愁善感而增強。所謂「心較比干多一竅」。一個絕頂聰明而又「懶與人共」的自我封閉型。於是，有了「多心」「愛惱人」「小性子」的議論；有了「求全之毀，不虞之隙」的煩惱；有了緊張焦慮失望驚恐等失衡心態。從某種意義上說，曹雪芹發現並表現了抑鬱質少年共有的心理軌跡。
四、林黛玉的悲劇氣韻又因少失怙恃，客居榮府而增重。對此，２００年間的有關論著有充分深細的闡釋，不贅。下面，想換個角度，談談少失怙恃與釀就悲劇性格之關係。
以往的社會生活與人生經驗已經證明，父母雙亡，往往是釀就某種悲劇性格的重要誘因，但不一定是決定性誘因。寄人籬下，往往是構成悲劇命運的外部條件，但不一定是決定性條件。否則就無法解釋，「襁褓中父母歎雙亡」，無人嬌養的史湘雲，何以「英豪闊大寬宏量」，「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還有那個有父不如無父，有親眷卻體嘗不到親情的邢岫煙，又何以能夠安貧若素，「野鶴閒雲」般地面對人生？由此看來，少失怙恃，不是或不一定是林黛玉悲劇性格的主導誘因；而抑鬱質的稟性，怯弱不勝的身體以及沒有著落的戀情等等，卻在不同程度上發揮著酵母作用，激化著她對不幸身世的感悟，使她對自己喪父喪母后的每一點不幸都極其敏感並極易作出強烈反映。雖然擁有足夠富裕的外祖母的關愛，但畢竟缺少父母之愛的貧困感總在困擾著她。
五、林黛玉的悲劇氣韻又因那一份特深沉特扭曲的情愛而增重。一種痛苦多於甜蜜的愛。前期，其痛苦來自讓人鬧心讓人牽掛讓人愛莫能助的感情糾葛；後期，其痛苦來自「無人作主」的惶惑和「恐不久長」的絕望。在這滿溢著痛苦的過程中，完成了一個以自虐形式表示其自尊，復又以虐人形式表示其癡情的病態性格。這份深沉而又畸形的愛，因為沒有結果，便獲得了生生不滅的悲劇效應。
六、林黛玉的悲劇氣韻又因其詩才橫溢，即借助詩的誇張詩的渲染而深入人心。林黛玉的詩，意境狹小，雖存佳句而少佳篇，但在《紅樓夢》中，卻無愧於首屈一指的個性詩人。其詩作，淒麗清婉，與薛寶釵輪流奪魁；其詩論，主性靈，重神韻，貴創新，與薛寶釵異曲同工；她還是善於教詩的先生；她的名篇名句無不誇張地傳達了她的人格理想和不幸意緒；她對名人名作（如西廂牡丹等）的接受能力比詩人還有詩人氣。凡此，都給幾百年來的讀者以強有力的刺激留下無盡的聯想與再創造空間。
最後，林黛玉的悲劇氣韻還因為她的少年夭亡而實現了無以復加的永恆。「一個悲劇，簡而言之，是一首激起憐憫的詩。」〔９〕林黛玉的不幸夭折，使「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衝突」得以最後完成。儘管林黛玉的悲劇缺少英雄史詩般的崇高美，但卻擁有歷史的渾厚性。這是因為，她的悲劇並不是「由極惡的人極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構」的悲劇，也不是「由於盲目的運命」「意外的變故」所導致的悲劇，而是「由於劇中人物之位置及關係而不得不然」「不得不如是」的悲劇。王國維認為，「此種悲劇，其感人賢於前二者遠甚。何則？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也……又豈有蛇蠍之人物、非常之變故行於其間哉？不過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為之而已。由此觀之，《紅樓夢》者，可謂悲劇中之悲劇也。」〔十〕林黛玉無疑是第二種悲劇中的最尋常可見又最具有典型性的犧牲。
林黛玉從對古已有之的感傷主義和悲劇精神的承傳與深化中獲得了永恆。
補說之二：永恆的任情美及其啟示
林黛玉被喜愛被推重的謎底是：她畢竟還有一份自然人格在，即較多的保存了自我，而較少使用人格面具，有一種不同流俗的風采。
在中國文化人的天平上，任情，率性，是一種美，美在能較多地保持童心；律己，寬和，也是一種美，美在能較多地克服本我。兩種不同格調的美，是良好天賦與良好教養的共同產物，只不過所受稟賦的興奮點有所不同罷了。而這兩種不同格調的美，連同它們的全部可敬與可悲，又似乎統統揉和到林黛玉與薛寶釵性格中去了〔１１〕。
下面只談林黛玉。談談她帶給人們的自然、淡泊、清奇的人格魅力以及她的缺憾美。
林黛玉沒有成就過或參與過什麼大事。她的自然人格與道德人格都是在凡人瑣事中展現的。作家透過平淡無奇浩浩無涯的生活細事，反覆皴染出林黛玉未被雕琢淨盡的特立獨行性格。於是，一個稟性清標、戀情清純、詩魂清奇的女孩，便從一大群流光溢彩的少女少婦中脫穎而出。
林黛玉稟性中確有一股清標之氣。在這一點上，從清代到當代的讀者評家已說得再透徹不過了，其主旨都在於弘揚一種「無曲學以阿世」〔１２〕、「濯清泉以自潔」〔１３〕、「不必矯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動」〔１４〕的人格美。大都有點借題發揮的味道。
林黛玉的戀情中確有一種清純之氣。她對賈寶玉的苦戀不附加任何條件，不帶有任何功利動機〔１５〕。她不在乎所愛男人的升沉榮辱，不企望借助男人的價值實現博取世俗社會的欽敬。她甚至不苛求對方是否完美。她鍾情的是他的本色與現狀，而不著眼於是否擁有輝煌的未來。作為女人，林黛玉無疑是男人們理想的兩種人生伴侶之一。她不是那種鍥而不捨地造就與成全男人的好女人，她是那種不問毀譽成敗無條件地追隨男人的好女人。「惟黛玉不阻其清興，不望其成名，此寶玉所以引為知己也。」〔１６〕很貼近（只是貼近）偉大思想家們所讚賞的「以所愛者的互愛為前提」的「現代意義上的愛情關係」〔１７〕。
林黛玉的詩魂中確有一種清奇之氣。《紅樓夢》才女輩出，但惟有林黛玉是被全方位詩化了的詩人。不僅詩作清奇，詩論清奇，其調教出來的徒弟竟也清奇。脂批的「以蘭為心，以玉為骨，以蓮為舌，以冰為神，真真絕倒天下裙釵」的論斷雖有溢美之嫌，但在強調詩品與人品的幾近渾然一體方面，是全然不錯的。時至今日，林詩中許多名句，仍如淒風殘月，牽動著無數讀者的心。
然而，林黛玉終究不是人格標本。否則，豈不重蹈才子佳人小說「美則無一不美」的覆轍？而且，從一定意義上說，恰恰因為林黛玉是個多有性格弱點的人，才成為中外文學史上最動人的悲劇主人公之一。從亞里士多德到朱光潛大都認為，悲劇主人公雖然往往是非凡人物，但又不應當寫得太好。「理想的悲劇人物是有一點白璧微瑕的好人。」「只有那些在某一方面有所缺欠的東西才能激起真正的憐憫。」「悲劇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對於自己的受難負有責任。」〔１８〕曹雪芹們在設計林黛玉性格的時候，似與東西方的悲劇理論家們有某種默契。
比如，在表現其稟性清標的同時，便寫下了她「氣高」「量褊」「口舌傷人」「不善處世」的種種性格弱點；在表現其戀情清純的同時，便寫出了賈母有關「老冤家」「偏生遇見這麼兩個不省事的小冤家」「不是冤家不聚頭」的牢騷苦悶與憂慮。等等。一張象立體的生活一樣立體一樣生動的面孔。一個特立獨行白璧微瑕的性格。一個不同於蔡姑蔡女也不同於西子文君〔１９〕的平實可信似曾相識的新角色。寫實原則（而不是道德寄托）的巨大勝利。
林黛玉的任情美及其缺憾並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作家審視與表現女人的視角有了大的拓展和質的轉換：女人已不再是男人某種政治行為或傳宗接代的工具（如《三國演義》中的女人）。已不再是男人成功路上的災星與禍水（如《水滸》中的女人）。已不再是男人皮膚濫淫的性對像（如《金瓶梅》中的女人）。已不再是不得志男人鏡花水月般的精神補償（如才子佳人小說與《聊齋誌異》中的女人）。《紅樓夢》的女人們已構成斑斕多彩瑕瑜互見的「人」的世界。
《紅樓夢》觀察女人的視野與範疇也被放大了。已不再局限在婚戀故事或「三從」關係中表現女人，而是在更普泛的人生廣角鏡中，像發現男人一樣去發現女人的真善美才學識以及上述美質在特定情境特定心境中的壓抑扭曲失落與毀滅。
從這種意義上說，《紅樓夢》對女人的觀照也已超越了女性問題圈。它將穿著女裝的人性美人情美及其與生俱來或後天形成的種種缺憾一併揭示給人們看，然後，又將這各具特色各有缺憾的人性美人情美撕毀給人們看。從而，激起一代又一代讀者對諸如性格、命運、主觀意志、客觀法則、自身價值、社會責任及其相互關係等的種種思考。
以上，是林黛玉任情美及其缺憾對我們的一點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