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論林黛玉
一、賈寶玉的同路人，薜寶釵的同歸者
在若干年來的紅樓夢人物研究中，林黛玉一直被視為賈寶玉同志道合的封建叛逆者。然而，經過對前80回作品的反覆審視，我們得到這樣一種與上述觀點不盡相同的看法：這是一個介於賈寶玉和薛寶釵之間、具有獨特審美價值的「第三種人」。如果以第42回為分水嶺，就可以看出，在前半段，她是賈寶玉的同路人，在後半段，則成為薛寶釵的同歸者。
林黛玉的叛逆與賈寶玉的叛逆是有本質不同的。賈寶玉是由自己對整個人生的直覺感悟而走上叛逆之路的。他堅決抗拒家庭和社會為他規定下的那條「仕途經濟」的人生道路，並由這種抗拒而選擇了與林黛玉的自由愛情。在叛逆的過程中，他曾經有過無窮的猶豫彷徨，常常表現出退讓和妥協的態度。但是，他最終還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地在叛逆的道路上不回頭地走了下去，最後在人生幻滅的悲愴迷茫中保持住了自己人格的獨立和意志的剛強。林黛玉則是由個人的放縱天性和自由戀愛而逸出了封建禮教的軌道，她的叛逆是不自覺和無意識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偶然的因素造成的。如雙親的早逝，使她還來不及接受嚴格的封建教育；與賈寶玉青梅竹馬耳鬢廝磨的相處，又使她很早就具有了對自己人格價值的高度自尊。她在童年相當自由地發展起來的天性，以後形成了她頗為獨特的個性。因此，她在進入青年時代之初，才會那樣大膽無忌地投入對寶玉的愛情追求。在與寶釵和湘雲進行愛情的競爭時，她還沒有意識到社會習慣勢力的強大壓力。但當她與寶玉寶釵之間的隔閡和誤會消除之後，封建禮教就成為她愛情唯一的、也是最大的障礙了。她的社會地位、她的由時代所規定的思想局限，都決定了她必須通過家長主持的形式，才能獲得實際的愛情幸福。既然封建禮教對自由愛情的讓步是絕對不可能的，那麼黛玉就必得以自己對封建禮教的歸順來換取社會對她的愛情的承認。而家長和社會對她的愛情的承認，卻必須以她對自己的愛情的不承認、即以她對封建婦德的恪守為前提。因此，封建禮教一旦樹起招降幡，她的歸順就是必然的了。這樣，她的叛逆呈現出的是一種曲折回歸的態勢而有別於賈寶玉。
林黛玉與薛寶釵也不同。作為一個正統的封建淑女，薜寶釵在生活中一起步就自信而樂觀地走在了封建社會為婦女所界定的「正道」上。她始終腳踏實地地關心著現世功利，靈活圓熟地把握著生活的技巧，淑女——賢妻——良母是她生活途程中一條平滑而規整的直線。林黛玉則是頭「迷途」的羔羊，是個尚能「警其癡頑」「規引入正」(第5回)的浪子。所以，薛寶釵僅以冠冕堂皇、磊落坦誠的一番道德說教，就順利地收伏了她。
為什麼一般論者對林黛玉前半生的叛逆都有充分的肯定，高度的評價，以至往往溢美，而對其後半生向封建禮教的歸順卻評論很少，甚至毫無察覺呢?我們認為，對前80回的描寫缺乏全面的藝術考察是造成林黛玉評價中「傾斜」形態和「超重」傾向的第一種原因。寶黛之間的愛情糾葛和釵黛之間的矛盾衝突基本上都是發生在前41回裡的，所以一般論者對林黛玉思想和性格的剖析，大都取自這一部分中的描寫。42回以後，林黛玉深深地隱沒於賈府生活的帷幕之後，其間，曹雪芹雖曾讓她在幾次詩會中顯露頭角，但由於對個性和感情的自我壓抑，林黛玉的性格變得平庸了，她的社會姿態使她日漸潛身於姐妹群中而失去了自己的獨特風采。為此，她在42回以後思想性格的轉化很少為人注意。其二，對賈寶玉封建叛逆者身份的一致公認，往往使人們想當然劜?認為，既然黛玉是他的知己和情侶，那麼他們自然有著共同的思想基礎，共同的精神制高點。這樣，寶黛思想上的重大差異就在無形中被忽略了。其三，曹雪芹本人對林黛玉這一人物顯然是懷著極大的熱誠，因而自然又是極為偏愛的。他把林黛玉塑造成了中國文學史上最淒艷動人的一個女性形象。他為千紅一哭的博大情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對林黛玉所飽含的人情美和女性美的精微表現和深情禮讚而傾洩出來的。林黛玉這一形象所產生的不可抗拒的藝術魅力，使讀者不可抗拒地成為作者本人感情的俘虜。於是，作者對林黛玉的珍愛和偏愛也就成為讀者對林黛玉的珍愛和偏愛。林黛玉思想上的負價值就此而悄悄消溶於人們為之拋灑的滾滾熱淚之中。
二、幾種變化的比較
42回以後，曹雪芹對林黛玉的用筆陡減。不過，仔細看來，林黛玉思想性格發展變化的軌跡還是有蹤可尋、約略可辨的。
1.首先從42回前後林黛玉對寶玉態度的變化來看。42回以前，黛玉尚處於少年的黃昏期和青年的黎明期，她與寶玉那種兩小無猜的充滿童稚天真的友情，正悄悄地蛻變為更深刻的愛情。這時，她極端敏感地關注著寶玉的一言一行，對寶玉是一心求近的。黛玉自小「孤高自許，目無下塵」(等5回)、「本性懶與人共」(22回)，從不見她對寶釵及三春姐妹有過什麼主動的交往，對賈母王夫人等長輩更無趨奉之舉，只有寶玉才是她生活的主要內容，寶玉幾乎佔據了她的全部心靈空間。只要寶玉對她表現出特殊的親密，她就高興。兩人發生口角時，只要寶玉表明他倆的關係絕對勝過他與寶釵的關係，黛玉馬上就會消氣(20回)。即使是在30回的那一場最嚴重的爭吵中，黛玉也是由寶玉說明他倆「比人原親近」而與之重歸於好的。
在這個階段，黛玉對愛情的追求態度非常明朗。她明確表示了對寶玉與寶釵交往的不滿：指責寶玉見了「姐姐」就忘了「妹妹」(28回)。她要獨佔愛情的「專利權」。她還擔心過寶玉同湘雲的關係(32回)。一旦得知寶玉果然是個知己時，她所悲歎的是「無人為我主張」婚姻大事。在群眾場合，她對自己的愛情也表現出一種默認的態度。25回中，王熙鳳當眾問她「怎麼還不給我們家做媳婦」時，她只是嬌羞默默，並不惱怒。此後，寶釵也以此為題笑她時，一向對寶釵抱著很深的成見的黛玉，將此視為一種善意的戲謔，並沒有認真生氣。
黛玉自己對愛情無限忠貞、極端專一，也要求寶玉以同等的愛來回報她。在黛玉看來，既然寶玉是個真正的知己，寶玉就應該特別尊重她。黛玉又認為他們的愛情應該是一種淘盡世俗塵埃的高潔的感情，是不帶任何鄙瑣猥褻成分的、心靈上的富有詩意的交融和契合。為此。她不能容忍寶玉出語輕薄，對她有任何懈怠、唐突之處。正是這種愛的苛求，使她與寶玉之間生出種種「求全之毀，不虞之隙」。
42回以後，黛玉卻表現出對寶玉的有意識的疏遠。她很少與寶玉單獨相處，偶有會面，也總是客客氣氣地待之以禮，從未有過越出兄妹情分的兒女私語。甚至在她視如親姐姐的寶釵面前，也正經八百地稱寶玉為「二爺」(64回)。這種敬而遠之的態度，說明黛玉已非常自覺地以外人的身份出現在寶玉面前。同時，她又在各種場合極力掩飾她與寶玉的愛情關係。57回中寫到，即使在「夜半無人私語時」；她也不敢向赤膽忠心的紫鵑洩露自己的心事。在人前，她就更諱莫如深了。當紫鵑請薛姨媽到賈母前去說合寶黛婚事時，黛玉違心地跟著薛姨媽奚落紫鵑「臊了一鼻子灰」。
不僅是在人前人後，就是在自己心中，黛玉也對她與寶玉的愛情關豹?採取一種掩耳盜鈴式的否認態度。第45回，黛玉無意中說出寶玉象「漁翁」，自己象「漁婆」後，「後悔不迭，羞的臉飛紅，便伏在桌上嗽個不住」。其強作掩飾之情與曩日向寶玉捧上一顆心(「我為的是我的心」)之舉，不可同日而語。她還對寶玉的雨夜來訪表示感謝說：「謝你一天來幾次瞧我，下雨還來。這會子夜深了，我也要歇著，你且請回去，明兒再來。」這一派十分拘謹的客套話，與他們的應該是在熱戀中的情侶的關係顯得多麼不相稱，與以前她在寶玉面前的任性使氣更是判若雲泥。對寶玉體貼入微的關懷，她自然感到十分溫暖，但此時黛玉只肯承認他們之間僅只是「素習和睦」，她考慮得更多的已是對社會輿論的恐懼了。此後，寶玉對她略有愛情的流露，她不是極力迴避(62回)，就是惱寶玉說話造次，不論輕重(64回)。黛玉的這種變態，說明封建禮教已經壓迫得她不敢自由的思想了。
與此相反，寶玉對她則依然一往情深地愛得那麼熱烈，那麼癡迷。紫鵑一句「你妹妹回蘇州家去」的頑話，就驚得他犯了呆病、「傻鬧起來」。他那與黛玉「願同生死」(64回)、「同死同歸」(78回)的心志始終是明確堅定的，這與他在叛逆道路上的堅守初衷正相印證。
2.其次可從42回前後黛玉對寶釵態度的變化來看她思情性格的逆轉。前41回中釵黛的對立是人所共知的。42回以後，黛玉對寶釵的種種猜忌、挑剔、譏諷、嘲弄一變而為傾心的友愛和親密的追隨。如44回，黛玉借評戲旁敲側擊地批評寶玉私祭金釧的一番話，不是對別人，卻是對寶釵說的。這說明她完全把寶釵當作了心腹朋友。第38回螃蟹宴中，黛玉和寶釵都要飲酒，兩人各拿各的杯子，井水不犯河水。到了62回，兩人則同飲一杯新茶，其情恰恰意融融已到了不分彼此的地步。對寶釵的堂妹寶琴，她也愛屋及烏地「親敬異常」，「直是親姊妹一般」(49回)。此後，對薛姨媽的照管又感戴不盡，直以「媽」呼之(54回)。
黛玉的這些變化，從本質上看，是因為她已經在寶釵所代表的社會群體意識的感召下，成為封建婦德的遵從者了。第51回中，她借評論寶琴的懷古詩否認自己看過《西廂》之類的「外傳野史」。這種謊言正表明了她對自己曾有過的越軌之舉的追悔和否定。
原來的黛玉對詩詞一道看得很重，她率真熱烈地在詩詞創作中追求對自己的才華和價值的肯定。為此，每次詩會她都力求出眾。但一從接受了寶釵的教導，她也學著以「作針線教道理」來律己衡人(42回)，作詩從此只成了閨中雅戲：「誰不是頑?難道我們是認真作詩呢!」(48回)對寶釵「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腐論也毫無反感地欣然贊同(64回)。與寶釵一樣，黛玉也以做一個和光同塵、斂才就範的正統閨秀為榮了。在這一方面，她甚至表現得比湘雲還道學。同樣是教香菱作詩，湘雲當作一件正經大事，「沒晝沒夜高談闊論起來」黛玉卻還要打出一塊聖人之訓的招牌來(49、48回)。湘雲女工極精卻只以「名士風流」自許，她輕蔑地嘲笑了黛玉的道學氣：「假清高，最可厭的」(49回)。
對於釵黛的捐棄前嫌，寶玉是由衷地高興的：「寶玉在旁看著，只覺更好」(42回)。其實，在這個問題上寶黛之間有著質的區別。寶玉欣賞和尊重的是寶釵的才華和品格，在思想意識上，他是毫不含糊地持批評和否認態度的：「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的女兒，也學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36回)黛玉對寶釵則是從思想到品德的全面肯定。
3.最後從黛玉本人的性格和思想意向來看，42回前後的變化也是很顯著的。黛玉原本是那樣一個絕假純真的女孩，她任憑天性自由地流露著臊?己的感情，想哭就哭，想鬧就鬧，跟寶玉嘔氣，從來不看場合時間。42回以後，她卻像換了一個人似的，再也不見她與人吵嘴鬥氣了。她甚至用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來談論寶玉和湘雲的淘氣：「他兩個再到不了一處，若到一處，生出多少故事來。」(49回)儼然是一個端莊矜持的標準閨秀了。像寶釵一樣，她變得極善於控制自己的感情。79回，寶玉無意中將芙蓉誄中的詞句改為「茜紗窗下，我本無緣；黃土壟中，卿何薄命」時，黛玉本能地感到這是一句不祥的讖語，頓時「忡然變色……外面卻不肯露出，反連忙含笑點頭稱妙」。封建禮教所要求的那種「以理節情」使天性純真的黛玉也成了這樣一個善於作偽的人了。
本來，「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31回)，除了與寶玉來往，她常常只是守著瀟湘館的那一片翠竹，在孤寂中避開煩囂的俗世，以感傷詩人的情懷尋覓著淒清的詩意，體味著人生的悲涼哀愁。如今，她卻欣然活躍於姐妹叢中，以至人們常常在紅飛翠舞之中得以看到她的身影。從獨處的詩境裡走了出來的黛玉，要在家常生活中尋找世俗的樂趣了，連吃飯也要與寶釵母女在一起：「大家熱鬧些」(59回)。她也似乎找到了樂趣，此間的黛玉，眼淚確乎比過去少得多了。她對世事也看得多了，關心得多了。45回中她向寶釵傾吐心曲說：我「原是無依無靠投奔了來的，他們已經多嫌著我了」。這種洞察，正是她應酬世俗人情的起點。
黛玉原是很不得「下人之心」的，現在她終於懂得收攬人心了。寶釵派婆子雨夜送來燕窩，她禮數周到地請茶賞錢。連對備受眾人鄙夷的趙姨娘也不敢怠慢：「忙陪笑讓坐……又忙命倒茶」(52回)。「晴為黛影，襲乃釵副」之說，在紅壇上頗為流行。其實，此說並不符合42回後的情況。原來，襲人對黛玉在德、工、言幾方面都有過微詞，她對黛玉的心懷怨尤確實表現了二者之間的思想分歧。但隨著黛玉的思想轉變，襲人完全消除了宿見。第63回中寫「襲人往黛玉處問安」，67回中又寫寶玉想著黛玉孤苦，要找的傾訴對像不是與黛玉同樣孤苦的晴雯，而是襲人。他還想讓襲人閒時去勸勸黛玉。如果不是深知襲人與黛玉相處得好，寶玉是不會這樣想的。而晴雯猜測襲人「保不住還到林姑娘那裡」之言，更證實了黛玉與襲人之間是常來常往關係密切的。與各色人等關係的極大改善，正說明了黛玉的回到世俗社會。
與寶玉一樣，黛玉曾也是最不耐煩貴族家庭的繁文縟節的。23回裡就寫到，她明明聽說賈赦欠安，三春姐妹都去請安了，但人家不叫她去，她就只當不知道。到了第79回，她卻把這一類的人情應酬當作「正經事」看了，她要正在「灑淚泣血」地祭弔晴雯的寶玉快去過問與迎春婆家的「拜允」之事。
黛玉對探春理家的熱心讚賞，流露了她對賈府前途的關心，表現出與之共命運的自覺。對探春理家的才幹，她也是肯定的。寶玉卻因此對探春有了微詞(62回)。在寶玉看來，女兒們就應該過一種清高的生活，若是在俗務堆裡「濁鬧」，就「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了。至此，寶黛之間的思想分野已經相當明朗了。這樣，我們便能理解，為什麼即使得到了黛玉的愛情，寶玉的心靈深處還是那麼孤獨寂寞、消沉絕望：「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35回)。「我能夠和姊妹們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71回)。
黛玉不僅對探春理家很感興趣，而且她本人也是有理家之志的。73回中，她婉轉地批評迎春的懦弱無能道：「若使二姐姐是個男人，這一家上下若許人，又如何裁治他們。」言外之意，她對自己的「裁治」能力還是頗有信心的《?對於這一點，曹雪芹巧妙地借王熙鳳之口作了側面的補充。55回鳳姐與平兒議論家政時，一一否定了寶玉等人的理家能力後，指出「林丫頭和寶姑娘他兩個倒好」、認為黛玉的治家才能堪與寶釵比肩。
怡紅夜宴是大觀園中最歡快的一次盛會。詎料第一個出來煞風景的不是正在當政理家的李紈、寶釵和探春，卻是「身在江湖」的黛玉「你們日日說人夜聚飲博，今兒我們自己也如此，以後怎麼說人。」連李紈都不在意的夜宴，黛玉卻心存顧慮，其拘禮之態亦復甚矣!正是這種維護家風的熱忱，使向來敏感多疑的林姑娘變得坦蕩通達起來。檢抄大觀園時，不抄親戚家是一條原則。但鳳姐帶著一幫子人繞過蘅蕪院後直奔瀟湘館，為抄出寶玉的舊東西來，還將紫鵑盤問了一番。想當初，黛玉連一枝花也要懷疑是別人挑剩下來的(7回)，姐妹間玩鬧她也總覺得人家都在欺負她：「你們都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21回)此刻，黛玉卻毫無異議，毫無感想。這只能以她關心家政、支持家風的整頓作解釋。
隨著對個性和個人感情的壓抑，黛玉開始懂得觀顏察色，八方瞻顧了。中秋之夜，在「對景感懷」心中憂傷的時候，她還注意到「今日老太太、太太高興了」(76回)。多愁善感，甚至是自尋煩惱、自苦自虐的黛玉，也講究起隨遇而安、知足常樂的道理來了：「事若求全何所樂」。凹晶館聯詩中，連湘雲都不滿她的衛道氣息之濃：「不犯著替他們頌聖去」!「碾冰為土玉為盆」、「孤標傲世偕誰隱」、曾追求過如此出塵拔俗的高雅詩境的黛玉，現在竟主張詩中「要鋪陳些富麗」、要寫「即景之實事」。她不但「用俗事來難」湘雲，還責備湘云「只管拿些風月來塞責」——殊不道中秋聯詩本來就是在詠風弄月。她「化雅成俗」的詩句恰從一個側面體現出她變雅成俗的思想境界。
這樣，我們便看到42回以後的林黛玉的叛逆色彩確是大大地消褪了。第70回寫到賈政外任將歸，寶玉急於應付功課時，黛玉取積極支持的態度，故意不起詩社，還精心臨了一卷鍾王蠅頭小楷為之救急。這說明黛玉也像過去的襲人一樣，希望寶玉從「只作出個喜讀書的樣子」起，邁出走向仕途的第一步。相形之下，寶玉的叛逆精神就顯得分外光彩奪目了。在生活中，他過去恣意遊蕩在女兒世界裡，現在依然縱情嬉戲在脂粉隊裡。在思想上，他也是我行我素，那樣頑冥不化地流連在自己的感情世界裡，拒不「克己復禮」。對此，黛玉表示了極大的不滿：「我勸你把脾氣改改罷。一年大二年小!」(79回)
的確，隨著歲月的流逝，黛玉對封建禮教的皈依越來越自覺和虔誠了。作為這種歸順的必然結果，她對生活中的變故也有了寶釵般明澈的判斷能力和處理能力。第57回，襲人來瀟湘館報告寶玉「只怕這會子都死了」的消息時，黛玉在極度驚慌中，不是六神無主一籌莫展地放聲大哭，而是很清醒地指示是紫鵑：「你說了什麼話，趁早兒去解說，他只怕就醒過來了。」對於這場由愛情而起的風波，黛玉作出的是一種非愛情的反應。寶玉的如此癡情，僅使她「心中暗歎」，她更注意的是家庭輿論的反應：「幸喜眾人……不疑到別事去。」她沒有象32回中那樣，表現出對寶玉忠貞愛情的欣慰和珍惜，也沒有象寶玉被笞後那樣，首先關心他的心靈創傷，而只是害怕寶玉的呆氣會暴露他倆的特殊感情。為了避嫌，她只「不時遣雪雁來探消息」，而不敢象湘雲那樣「天天過來瞧看」。寶玉病癒來到瀟湘館，在這次理應有一番暢談的會面中，黛玉卻只「些微談了談，便催寶玉去歇息調養」，這一則固然是關心寶玉的健康，二則及?何嘗不是怕觸及到那個最敏感的話題——愛情，又何嘗不是為了避嫌。這與她以前刻刻求寶玉知其情愛情的情況相比，何異天淵。從理想境界回到了現實人間的黛玉，就這樣學會了用排斥感情的方法來處理感情問題。
馬克思指出：「宗教是那些沒有獲得自己或是再度喪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黛玉原來很少宗教迷信觀念。癩頭和尚要化她出家，她認為是「不經之談」(3回)。與寶玉拌嘴，她一無忌諱地「大正月裡，死了活了的」信口亂說。(20回)當宗教迷信成為她愛情的一道障礙時，她由懷疑而產生對立、排斥情緒：「既你我為知己，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哉!」(32回)但一旦成為封建禮教的信徒，喪失了自己，宗教迷信就在她頭腦中佔了上風。寶釵勸她另請高手治病，她卻認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強的」(45回)。匍匐在禮教足下，黛玉對命運由挑戰抗爭轉為順從聽命。薛姨媽那一番「管姻緣的有一位月下老人」的無稽之談，無疑在黛玉心頭布下了一片陰影，因此才有怡紅夜宴中抽花簽時的這一節：「黛玉默默的想道：『不知還有什麼好的被我掣著方好。』」向命運乞求恩典，幻想得到冥冥之中神明的福佑，是黛玉此刻的心態。在《五美吟‧綠珠》一詩中，她認為綠珠之死是「都緣頑福前生造」，儼然是因果輪迴說的虔信者。紫鵑要放拾來的風箏，她怕忌諱，趕快說：「知道是誰放晦氣的，快掉出去罷」(70回)。中秋聯詩時，池中鶴影使她疑神疑鬼。她的警句「冷月葬花魂」固然清奇雋雅，但不免陰氣森森鬼影幢幢。對此，人們不禁要問：當年那個敢於非笑和非議「金玉之論」的林黛玉，而今安在哉?當然，42回以後，黛玉原具的思想光彩和性格特色也偶有閃現，但那已是一種餘光返照了。
三、林黛玉形象獨特性的審美價值
別林斯基指出：「在真正的藝術作品裡，一切形象都是新鮮的，具獨創性的，其中沒有哪一個形象重複著另一個形象，每一個形象都憑它所特有的生命而活著。」(轉引自朱光潛，《西方美學史》第548頁)失去了形象的獨特性，往往也就失去了形象的典型性。作為一個不朽的藝術典型，林黛玉形象的恆久藝術生命大得力於她的獨特性。我們劃清林黛玉與賈寶玉的思想界限，區分出林黛玉與薛寶釵的不同思想歷程，這一形象的獨特性便有了著落。這就是我們進一步探討林黛玉這個人物所獨具的審美價值的基本出發點。
第一，林黛玉形象的獨特性所造成的她在作品中地位的重要性。
根據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林黛玉、賈寶玉、薛寶釵這三個人物走過的是三條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如果說，賈寶玉表現出具有近代因素的人的覺醒，薛寶釵代表著對現存的制度與秩序、固有的道德與倫理體系的維護，那麼，他們都是頑強的。所不同的是，賈寶玉的頑強體現為歷史發展的必然性的頑強顯示，是具有光明前途和無限生命力的新生事物的頑強破土；薛寶釵的頑強則表現為歷史的慣性和惰性的頑強存在，是不甘心退出歷史舞台的舊勢力的頑強掙扎。在賈薛二者之間游移彷徨的林黛玉，既表現出對新世界的迷惘嚮往和朦朧憧憬，又表現出與舊世界之間那種「剪不斷，理還亂」，難割難捨的複雜聯繫，那種在新人與舊人的夾縫中由於「還沒有接受未來」，因而「出自人類的本能，依戀於已知的過去，恐懼未知的將來」(j‧奈比斯特：《大趨勢‧結束語》)的矛盾心態。這是當時進步思想界一種很有代表性的感情心態。這樣，林黛玉作為與不屈的叛逆者和堅定的衛道者賈、薛鼎足而立的第三種人，就是一種有力量的社會存在。她絕不是賈寶玉或薛寶釵在任何一種意義上的復影和附庸，她自應在《紅樓夢》這幅封建社會的全景畫上佔有自己的非常地位。她既沒有因前半生與賈寶玉的如影逐形而為其身影所覆蓋，也沒有因後半生對薛寶釵的歸依追隨而息影於其蔭被。從本質上看，這是因為她所代表的是一種足與賈薛抗衡的自成潮流的社會思想。因此，就林黛玉這一人物在叛逆者和衛道者之間所佔據的廣大的「中間地帶」而言，她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
第二，林黛玉形象的獨特性所包含的審美意蘊的豐富性和深刻性。
與賈寶玉、薛寶釵在不同向度但相對穩定的思想發展過程相比，林黛玉思想上的跳蕩最大。在這種大幅度的變化和大角度的逆轉中，她的獨特性被凸現了出來，這一形象的豐滿性和生動性也由她性格中進步和保守二重因素的同時存在、互相搏擊而造成。這正如劉再復同志所論：「形象和感情如果成為一種確定的模式，形象特徵一目瞭然，一切感情都在意料之中，那麼，這種形象就一定是一種膚淺的、蒼白的形象，這種感情就一定是一種枯死的、最乏味的感情，至多也只是一種『有限』的感情。唯有不確定性，才具有無限性，才給讀者提供審美再創造的廣闊空間，即讀者補充、想像和再創造的無限可能性。」(《文學的反思》，第253-254頁)林黛玉感情的不確定性所創造的審美意蘊是豐富而深沉的。她初期的叛逆雖是無意識和不自覺的，但她在一片天真中所煥發出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卻由其存在的短暫而彌足珍貴，由其最終的被熄滅而愈益光彩照人。因此，林黛玉後期的回歸現實和傳統，不是使人憤慨和鄙棄，而是使人同情和沉思。她的思想逆轉，使人們更深刻地感受到那一歷史時期濃重得令人窒息的封建文化氛圍，從而領悟到造成清代先進的社會思想在其發展過程中那種局限性、曲折性、艱難性歷史的文化因素。這樣，林黛玉這一形象便以其獨特性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辨察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時代的精神生活和社會的歷史走向的獨特視角。從林黛玉個性光彩裡浮現出的，是作者深沉思索歷史、社會和人生奧秘的莊嚴側影。
第三，林黛玉形象的獨特性為賈寶玉的叛逆性所提供的確證性。
林黛玉以她獨特的心靈歷程表現出封建社會傳統的文化心理和倫理道德觀念是怎樣有力地毀滅著人的全部天性和一切自然感情，「使人不成其為人」，從而把全社會變成「庸人世界」和「精神的動物世界」(馬克思：《摘自「德法年鑒」的書信》)。林黛玉曾任憑天真而跟著賈寶玉在叛逆之路上行過一程。但當她一旦認識到自己對社會總體意向的離心傾向時，便以對社會群體的強烈的歸屬感和認同感竭力泯滅自己的童心和真情。當天國的奇葩也不能不屈從人間的規範時，經過神火鍛煉的頑石仍矯矯獨立於塵世的身姿就顯得格外崇高了。賈寶玉作為一個時代的先覺者，他的「自為高過世人」的見識(16回)，使他橫空出世地聳立於世俗社會之上。這種常人無從仰望的思想高度使他陷入了極端孤立困窘的境地。他不僅受到全社會的排斥和打擊，造成「百口嘲謗，萬目睚眥」(5回)的嚴重局面，甚至連他傾心相戀的意中人林黛玉也不能與他保持同步。在林黛玉這樣一個比薛寶釵更有力量的襯托者所造成的思想反差中，人們得以更清晰地認識和肯定賈寶玉這一形象所具有的重大思想意義，也更有理由來肯定賈寶玉精神上那種巨大的孤獨感和寂寞感的積極內涵。這是他「對當代的蔑視與否定，對鬥爭的渴望與困惱，由於感到孤獨、感到軟弱而發生的絕望」(高爾基：《俄國文學史》，第285頁) 。他的軟弱、彷徨、困惑、悲觀，正是在中世紀的黑暗中孕育著的近代黎明的最初的躁動，這是一種腐朽中的生命，灰燼中的火星，絕境中的希望，因此具有最大的局限性和最小的革命性。但誰又能說這不是起於青蘋之末的狂飆的先兆，隱於古蓮之核的胚芽的萌動呢?這正是林黛玉重大價值形象的一種特殊的確定。
第四，林黛玉形象的獨特性所產生的審美影響的普遍性。
相比較而言，在林黛玉、賈寶玉、薛寶釵這三種不同類型的典型形象中，賈寶玉更多地「懸浮」在情感世界和理想境界中，體現出作者對自由的精神生活的嚮往，對人生價值和意義的追求，他是作者對未來世界所作的心靈探索的理想人格的化身。薛寶釵則穩穩地立足於堅實可靠的塵世土壤，她從未有過情感的飛揚和思想的騰躍，表現出作者對現實生活的深刻理解和謹慎尊重，她是曹雪芹現實人格的化身。賈寶玉富於理想性，他對時代的超越之高遠，幾令作者本人也感到暈眩；薛寶釵的過於現實，使她散發出一股極其濃重的庸人氣息，又不免令人心短氣折。林黛玉在其前半生，由一種不自覺的自我發展的要求，主體人格中理想的一面佔了上風；後半生對社會群體的歸屬意識，則使她的理想人格為現實人格所抑制。因此，較之前二者的各趨極端，她既有理想的成份，又有現實的成份，表現出兩種對立的思想意向在作者頭腦中的互相制約互相影響。所以，這一形象更適於傳達作者懷舊與趨新複雜交織的矛盾心態而在作者精神上造成某種「不穩平衡」。在對這一形象的塑造中，作者那在現實與理想兩個世界中游弋往還的思緒得到了抒發和渲洩，他騷動的心境獲得了某種安寧。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總感到林黛玉似乎是曹雪芹最為心愛的一個人物。在社會中，一般人都是在灰濛濛的現實中希冀著理想的奇光異彩，而同時又很難衝破現實的羈絆。這種心理機制使賈寶玉的過於虛幻和薛寶釵的過於平庸都不如林黛玉的半理想、半現實更容易令人產生強烈的親切感。在林黛玉身上，「想像的青春性和理性的成年性結合在一種完美的人性裡」(席勒語)，為此，她的更容易為人們所接受，得到更多的審美關注，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林黛玉形象的這種獨特性所造成的審美優勢早就使許多人把她當作了《紅樓夢》的第一主角：「此書專為靈河岸上之謫仙林顰卿一人而作。」(解庵居士：《石頭臆說》，《紅樓夢卷》第一冊第189頁)「《紅樓夢》作者精神全注黛玉，譬諸黛玉花兒，紫鵑護花幡也，寶玉水也，賈母瓶也，岫煙、寶琴、湘雲、三春、香菱、平兒諸人蜂蝶也。寶釵，襲人淫雨狂風也，鳳姐剪刀也……」(謝鴻申：《東池草堂尺牘》，《紅樓夢卷》第二冊第383頁)這些立論雖失之偏頗，卻也說明了林黛玉這一形象的入人心之深，得人心之甚。
對林黛玉這一人物的塑造，曹雪芹是早就成竹在胸的。第5回中寫到，那一天，太虛幻境中原是準備接待「絳珠妹子的生魂」即黛玉的，後來卻將寶玉引進幻境進行「再教育」，再也不提黛玉了。由此可見警幻仙姑已預見到黛玉自會「迷途知返」。而夜叉海鬼將寶玉拖入「迷津」，作為「釵黛合一」化身的可卿則安然無恙地站在干岸上的情節，又預示著寶黛在思想上最終將分道揚鑣。
對林黛玉形象的充分把握，在很大程度上顯示出作者本人的思想狀況。從林黛玉身上，我們更多地看到了曹雪芹對歷史、社會和人生所進行的八方探索的失敗。但這種失敗正反映著歷史的必然，時代的必然，所以儘管是失敗，這種探索本身還是具有重大的認識價值和啟示意義的。林黛玉這一人物的思想與曹雪芹本人心態的大致吻合，使我們感到我們對林黛玉形象所作的分析是比較接近曹氏本人的主觀命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