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玉與瑪格麗特形象比較
在中法文學的人物畫廊裡，有兩個使無數讀者噓唏概歎、為之拋灑了無盡淚水的女性形象一一曹雪芹《紅樓夢》中的林黛玉與小仲馬《茶花女》中的瑪格麗特。或許有人對這兩個人並置感到匪夷所思，「孤標傲世」，「質本潔來還潔去」的中國十八世紀貴族小姐，怎麼會和十九世紀法國出身低賤、周旋於幾數個男人之間的巴黎紅塵女子相提並論呢？我們說，這種人物身份地位上的表而差異，不能成為阻止人們對一者比較研究的理由。比較文學中的平行比較並不是指對那些表而上看上去似乎相同的文學現象進行生硬的羅列和類比，看似不同的文學現象背後可能隱藏著某種共同的東西。「比較文學研究不是反對李賀與濟慈、安娜與繁漪、兩漢文論與古代文論等進行跨民族與跨學科的比較文學研究，關鍵在於幾文學與東西方詩學的內在深層結構中去，在一種匯通性的體系中追問雙方審美價值關係的共通性」。１從作品整體上來看，《紅樓夢》和《茶花女》雖然在規模、背景、內容、風格等方而都存在較大的差異，然而這無法說明一者不能比較。早在《茶花女》被介紹到中國來的晚清，就有人比較過這兩部作品，認為它們都屬於幾擅長描摹男女情感誤會的佳作，《紅樓夢》「以疊傳誤會之情優」，「所以情書部中，奪席五十」；而「法國小說《茶花女遺事》，固情書逸品也」２關於幾這兩部作品的女主人公己經有學者從中西方藝術表現手法、象徵性意境的運用、人物內心世界的表現、美學傾向的異同等方而進行過比較了。這說明這兩個人物之間的可比性並非我一人之所見。本文的目的是試圖通過林黛玉與瑪格麗特的形象比較，透視出中法文學的塑造婦女形象方而所呈現的相同與相異之處，從而揭示中法文學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某些相似或相異的規律。
一
林黛玉和瑪格麗特的外形和氣質非常相似。如果把世間美女分為兩種：豐潤嬌媚型和清麗哀婉型的，那麼兩人都屬於幾後者。共同的病如一一肺結核使她們呈現出一副弱不禁風的「病美人」姿態。林黛玉自小身體就「極怯弱」、「多病」，初進賈府，眾人就發現她有「不足之症」。瑪格麗特第一次在家清小說中的男主人公阿爾芒和朋友吃夜宵時就被看到咳血的情景。在我們看來，林黛玉和瑪格麗特的病不是一種簡單的生理相似現象。結核病在被人類醫學所征服前不僅像今人的癌症一樣屬於不治之症，而且它被視為一種富貴病。美國的蘇珊‧桑塔格在研究疾病的象徵意義時說：「從隱喻的角度說，肺病是一種靈魂病。」她還總結到：「一百多年來，人們一直樂於幾用結核病來賦子死亡以意義一一它被認為是一種有啟迪作用的、優雅的病。」基中法兩位作家正是通過這種病，賦予兩位女主人公一種獨特的氣韻，成就了兩位女子超凡脫俗的美。疾病使得林黛玉和瑪格麗特在氣質上呈現出近似的嬌弱、病態之美，然而這並沒有阻止一人性格中呈現出的活潑的一面。林黛玉並不總是那個靈河岸邊三生石畔只想報答灌溉之思的絳珠草，不總是每日以淚洗面。她和寶玉及大觀園的女孩子在一起時不乏熱鬧玩笑的場而。由於她言鋒機警，常有令眾人捧腹的笑話，使得寶釵也不得不佩服：「真真這個頻丫頭的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瑪格麗特也談吐機智富於幽默有時候在家裡她又唱又跳，活像一個小孩。
嬌弱病態的氣質和不乏活潑的性格，使得林黛玉和瑪格麗特的形象更富有魅力。但使她們魅力更長久的，是一人都具備的超人的才華。林黛玉琴棋詩書無所不通，尤其她的詩才可謂大觀園群芳（包括寶玉在內）之首，《紅樓夢》讀者一定對她在三十七回「秋爽齋偶結海棠社」和三十八回「林瀟湘魁奪菊花詩」中的表現記憶猶新。她做詩前垂釣自酌，漫不經心，繼而兩首奪魁的《詠菊》和《問菊》便一揮而就。因而，脂硯齋在己卯本夾批中稱黛玉為「逸才仙品」。她不但擅詩，還擅彈琴，她看的古琴譜，在寶玉眼裡簡直是「天書」。連妙玉也從她彈的琴聲裡「審音知兆」。瑪格麗特雖沒有黛玉這樣來自家庭的深厚的學養，然而在她所從屬的圈子裡，她仍然算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女人，不像阿爾芒後來為了報復她利用的女人奧林普那樣「既無頭腦又無心肝」。她喜歡讀古典名著《曼儂‧需斯戈》，讀書時還喜歡加上自己的眉批。另外，她喜歡彈鋼琴，常為她總也彈不好的一段生氣。
林黛玉和瑪格麗特都屬於那種才貌雙全、富於藝術氣質的女子。最近有學者考證，林黛玉在曹雪芹的旱期稿本中原為賈府的女伶。如果確實如此，這兩個人物在上述方面的相似就不足為奇了。總之，「不足之症」使她們顯得嬌弱，惹人憐愛：美貌使她們的形象光彩熠熠，充滿魅力，而才情更如錦上添花。由此，我們不難看出，中法兩位作家曹雪芹和小仲馬，在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選取了相似的手法賦予了兩位女性形象以獨特的氣質和美感。
二
林黛玉和瑪格麗特除了在人物形象上呈現出一定的相似性外，在美學性格上一也有很大的共同點，二人都是典型的悲劇性格。王國維曾經根據叔本華的理論把悲劇分為二種：第一種是由於「極惡之人，及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構」造成的悲劇，第二種是由於「盲日的運命者」造成的悲劇，第三種是由於「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係而不得不然者」造成的悲劇。他認為第三種悲劇最為感人，像「《紅樓夢》者，可謂悲劇中之悲劇也」。根據他的理論，《茶花女》也該屬於第三類悲劇。讀者面對這兩部作品時，都會體會到浸潤在作品中的悲劇氣氛。我們認為，這種令人迴腸蕩氣的悲劇色彩是和兩位女主人公的悲劇性格分不開的。林黛玉和瑪格麗特的美學性格是構成兩部悲劇作品的主要因素。那麼，兩位女主人公的悲劇性格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與她們多愁善感的個性有關。疾病的折磨、家庭溫暖的缺乏和敏感的性格，是造成她們多愁善感的主要原因。林黛玉很小就失去了父母，在賈府生活，雖有賈母這個外祖母的呵護，然而畢竟不是嫡孫女兒，所以總是「步步留心，時時在意」，生活在寄人籬下才他家依棲」的心態之下。另外自小孱弱多病的身體使得自己也明白恐非長壽之人，因此養成感時知序、見葉悲秋的敏感性格。花開花落，大自然之常態，她卻通過那首有名的《葬花吟》發出「紅消香斷」的生命悲歌。瑪格麗特雖然過著紙醉金迷、燈紅酒綠的生活，然而內心的孤獨與寂寞是時刻相伴的，這一點可以從她初識阿爾芒時對他講的話裡體會出來：「或者是我拒絕你，那你就會怨恨我;或者是我接受你，那你就有了一個多愁善感的情婦一個神經質的女人，一個有病的女人，一個憂鬱的女人，一個快樂的時候比痛苦還要悲傷的女人，……我以前所有的年輕的情人都很快地離開了我，那就是證據。」並由此可以看出，無論是生活在鐘鳴鼎食、深宅大院裡的大家閨秀林黛玉，還是生活在倚歡賣笑、醉生夢死的紅塵中的女子瑪格麗特，其本質都是悲觀、憂鬱的。這種本質
跟她們與生俱來的憂愁個性息息相關。
其次，與一人對真摯愛情的執著追求有關。林黛玉和賈寶玉在長期的共同生活中培養了與常人殊異的感情林黛玉以超人的才華和從不說仕途經濟的「混帳話」而被寶玉引為同道。同樣，寶玉也獲得了黛玉純真的愛情，被她視為知己。在寶玉遭到父親賈政的毒打後，黛玉表現了最真切的同情和關愛，她「兩個眼睛腫得桃兒一般，滿而淚光」，抽抽噎噎地勸寶玉：「你從此可都改了吧！」。寶玉被打後派晴雯給黛玉送去兩副舊手帕，別人不解內情，黛玉卻在帕子上飛淚走筆：「眼空蓄淚淚空垂，暗灑閒拋卻為誰？尺幅蛟絹勞解贈，日日人焉得不傷悲！」（二十四回）黛玉和寶玉心有靈犀、心心相印，由此可見一斑。寶玉成了黛玉唯一的生命意義和生存動力，當聽說寶玉和別人訂了親，她便不吃不喝，「立願自戕」，生命危在以夕；聽說訂親原來是誤會，便又要吃要喝，病情奇跡似地轉危為安。最後從傻大姐嘴裡得知寶玉要娶寶釵為妻時，她便意識到「是回去的時候兒了」，最後「焚稿斷癡情」，香消玉損。脂硯齋在庚辰本眉批中稱黛玉為「情小姐」，可以看作是對這一癡情女子的精確概括。瑪格麗特在看透了男人們對她虛偽的情感遊戲後，認識了真心愛護她、關心她的阿爾芒，她對阿爾芒的接受經過了一個從最初的不以為然到完全投入的過程，而一旦她確信了自己和阿爾芒之間的真正感情後，便決心告別自己骯髒齷齪的環境，開始一個全新的生活。她為此變賣自己的馬車、披肩及珠寶首飾，甘心今後過普通人的清苦生活。愛情不僅改變了瑪格麗特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她的思想，使她向著善良和崇高的方向轉變：為了阿爾芒妹妹的幸福和他們全家人的聲謄，她可以放棄與阿爾芒的交往。這種放棄實際上也等於宣判了自己的死刑。她對愛情的這種堅貞打動了把《茶花女》譯介到中國來的林纖，林纖曾回憶說：「余既譯《茶花女遺事》，擲筆哭者三數，以為天下女子性情，堅於士夫。而士夫中必若龍逢、比干之摯忠極義，百死不可撓折，方足與馬克（即瑪格麗特）競。」林黛玉和瑪格麗特都是為愛而死的癡情女子，她們用淚水和鮮血澆灌愛情的花朵，用生命祭奠死亡的愛情。她們一生理想就是追求至情至愛，然而她們所處的時代環境注定這種大膽的追求最終變為空花泡影，等待她們的只能是悲劇的結局。林黛玉飄渺的「木石前盟」畢竟敵不過現實的「金玉良緣」，而瑪格麗特將永遠背負曾淪落風塵之罪，得不到所謂的純潔的貴族家庭的接納。她們的愛情悲劇是成就這兩部偉大作品悲劇效果的主導因素。
三
林黛玉與瑪格麗特，除了性格氣質、美學品格一致外，還有一點是相似的，那就是作者對兩位女性的態度是非常相近的。中國作家曹雪芹和法國作家小仲馬，他們對自己所塑造的這兩位女性充滿了發自內心的喜愛和同情。曹雪芹在《紅樓夢》這部卓越的悲劇作品中，塑造了眾多有著不幸命運的年輕女子，她們淒慘的結局，構成了作者所謂的「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然而，在大觀園這群婀娜曼妙的女子百花園裡，林黛玉無疑是最得作者青睞的嬌花一朵。全書一百二十回，讀者從回目上的就能看出明顯涉及林黛
玉的有二十徐回。曹雪芹創造了數百個人物，把這麼多篇幅留給了他最心愛的女主人公。在金陵十二釵正冊中，黛玉為諸艷之首，作者對她的推崇，由此不難看出。另外，作者把林黛玉的前世描寫為一株受了神瑛侍者灌溉之思的絳珠草，「還淚」，成為寶黛愛情的闡釋基礎，木石前盟與金玉良緣相爭成為《紅樓夢》的主線。無庸置疑，寶玉和黛玉是作者最深切關懷和同情的人物。在《終身誤》和《枉凝眉》中，作者稱黛玉為「世外仙妹」、「閬苑仙葩」，其對黛玉的讚美，溢於幾言表。
小仲馬在《茶花女》中塑造的瑪格麗特，給人的感覺是美麗、純真而又執著追求愛情，雖然她的身份是「被人供養的女人」，是巴黎上層貴族男子藉以炫耀身份、地位和則產的高級交際花，然而她全然不同於其他作家作品中塑造的淫蕩、墮落的妓女形象。這和作者的態度和傾向性有必然的聯繫。比如，作者寫她的臉：「呈現出處女般的神態，甚至還帶著稚氣的特徵」；寫她的頭：「頭樣很美，是一件絕妙的珍品，長得小巧玲瓏」；寫她的眉毛：「純淨得猶如人工畫就的一般」；寫她的微笑：「這是一種公爵夫人才有的微笑」；寫她的姿態：「跟她那一類人有點不一樣，顯得不同兒響」。（第10頁）小仲馬不僅寫到了瑪格麗特純真聖潔的外表，還寫到了她在愛情而前顯示出的高貴無私的心地。她在病危之際給阿爾芒的信中寫到：「總之，我愛你，阿爾芒。迪瓦爾先生（即阿爾芒之父）對我像父親般的態度，我對他產生了純潔的感情，我就要贏得這個正直的老人對我的尊敬，我相信以後也必定會得到你對我的尊敬。所有這一切都在我心裡激起了一個崇高的思想，這些思想使我在自己心目中變得有了價值，並使我產生了一種從未有過的聖潔的自豪感。」（237頁）小仲馬用細膩的筆觸、深情的語言，書寫了一個特殊女人的思想和感情，使讀者也融入其中，體會到這個不幸少女的希冀與絕望。
林黛玉與瑪格麗特，雖然跨越不同的時空，然而她們超凡脫俗的品貌首先打動了兩位身處不同時空的男性作家。她們以不幸的弱女子身份博得了兩位具有平等意識的作家的同情之心，使他們以飽蘸熱淚之筆，為中外讀者塑造出兩位感人肺腑的女性形象。
四
通過以上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在卷帙浩瀚的中外文學人物圖譜中，把林黛玉和瑪格麗特並置在一起，並不是讓人感到格格不入的。她們在某些方而的相似性說明了文學作為人類文化的共同財產，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卻呈現出類似的現象。儘管不可能在作家曹雪芹和小仲馬之間找到任何「影響研究」所謂的「事實聯繫」，但這種對兩種毫無事實關係的文學現象進行「平行研究」的方法，旱己得到了學界的認可。錢鍾書先生說：「比較文學的最終目的在於幫助我們認識總體文學乃至人類文化的基本規律，所以中西文學超出實際聯繫範圍的平行研究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極有價值的。這種比較惟其是在不同文化系統的背景上進行，所以得出的結論具有普遍意義。」林黛玉和瑪格麗特，在身份、地位等方面存在很大差異的前提下，卻在某些方而表現出的相似，說明了中法兩國作家在女性人物形象上的塑造方法、審美理想及思想傾向上表現出了一定的相似性。然而，比較還不能只停留在這種尋找相似性的「求同」上，「比較不僅在求其同，也在存其異，即所謂『對比文學』（contrastiveliterature）。正是在明辨異同的過程中，我們可以認識中西文學傳統各自的特點」。站在世界歷史的靜止點上，填充時空所造成的差距和縫隙，我們發現林黛玉和瑪格麗特是存在上述的類似現象的。然而，如果在歷史的時間流程中為這兩個人物形象把脈，就會發現她們的相異並不少於相似。要找出她們的相異之處，便不能不考察中法兩國文學所處的不同歷史文化背景。
林黛玉生活在十八世紀，這是中國宗法社會的最後一個王朝。從兩性關係上看，中國兩千多年宗法社會的歷史，實際上就是女子受壓抑的歷史。在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影響下，「女子無才便是德」被歷朝權力階層奉為圭臬，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真正表達了民眾實際願望的歷代文學作品中，不難發現眾多才貌雙全的女子：《孔雀東南飛》中的劉蘭芝、《西廂記》中的崔鶯鶯、《牡丹亭》中的杜麗娘、《紅樓夢》中的林黛玉等。這些才情俱佳、品貌兼優的女子，以叛逆的個性、頑強的毅力與束縛和摧殘她們的道德枷鎖做著不懈的鬥爭，從而成為作家筆下的寵兒，也由此形成了中國古代文學理想女性形象的傳統。林黛玉可以說是中國才貌雙全女性形象的一個突出代表。中國的文學作品中也有一些像瑪格麗特一樣具有正義感並大膽追求真摯愛情的妓女形象如《李娃傳》中的李娃《霍小玉傳》中的霍小玉，《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的杜十娘、《桃花扇》中的李香君等。不過，無論從作品的數量還是質量上來說，這類作品都不具突出的代表性，沒有形成一個國家文學作品中代表女性人物形象的傳統。如果問誰最能代表中國傳統小說中的女性形象，相信讀者腦海中呈現出的當是崔鶯鶯、杜麗娘、林黛玉，而不是霍小玉、杜十娘、李香君。
瑪格麗特生活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法國，當時正值代表金融貴族利益的七月王朝執政。馬克思曾對這一時代作過這樣的概括：「在一切地方，上至宮廷，下至低級的咖啡館，到處都是一樣賣淫，一樣無恥欺詐，一樣貪圖不靠生產而靠巧騙他人則產來發則致富。正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上層，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慾望以毫無節制的、甚至每一步都和資產階級法律相牴觸的形式表現出來，在這種形式下，投機得來的則富自然要尋求滿足，於中享樂變成淫蕩，金錢、污穢和鮮血就匯為一流。」瑪格麗特所過的窮奢極欲的生活，正是馬克思所描述的這一時代特徵的具體顯現。法國在十八、十九世紀依次出現過由一小撮貴族、金融貴族或資產階級集團掌握政權的階段，他們過著奢侈腐朽的生活，自然也就催生了以依附、周旋於上流社會謀生的娼妓群體。於是，有些作家便把他們的筆觸投向這些紅塵女子，描寫她們的真實而貌。法國最旱的這類小說是十八世紀普萊沃神父的《曼儂‧需斯戈》，雖然有人認為曼儂是一個鮮寡廉恥的蕩婦，但瀰漫在這部作品中的傷感氣氛和浪漫情調還是打動了許多讀者，最後死於戀人懷抱中的女主人公曼儂被資產階級作家謄為「永恆女性」。我想「永恆女性」中的「永恆」不僅指曼儂形象的長久性，也包含了其突出的代表性。在反映同一歷史時期的法國小說中，很容易看到曼儂的影子：歐仁‧蘇的《巴黎的秘密》（七月王朝時期）中的瑪麗花、巴爾扎克的《交際花盛衰記》（查理十世復辟時代）中的艾絲苔，以及第二帝國墮落生活的化身一一左拉《娜娜》中的娜娜等。瑪格麗特和曼儂的相似更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說，她們的形象鮮明地體現了法國作家善於塑造追求浮華物質享受的風塵女子的傳統。在法國其他作品的女性形象中，有的雖然不是妓女，可是她們對紙醉金迷生活的嚮往和追求及由此帶來的悲劇，與曼儂、瑪格麗特可謂如出一轍，如福樓拜《包法利夫人》中的愛瑪、巴爾扎克《高老頭》中的兩姐妹、莫泊桑《項鏈》中的瑪蒂爾德等。當然，法國文學中也不難找到具有高尚情操、才貌俱佳或清純可人的青年女子，比如喬治桑《康素愛蘿》中的康素愛蘿、司湯達《紅與黑》中的德‧拉‧木而小姐、巴爾扎克《歐也妮‧葛朗台》中的歐也妮等，但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規模上看，此類形象與前者相比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不具突出的代表性。
由此可見，林黛玉和瑪格麗特各自是中法文學傳統中女性形象的突出代表。前者代表了在中國宗法社會壓抑下追求愛情和個性自由的大家閨秀形象，後者則代表了淪落在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政權把持下的腐朽生活中，追求極度膨脹的物質享受，同時又保有一顆追求真善美心靈的風塵女子形象。前而曾說過這兩個藝術形象是相近的，那是因為中法兩國文學在女性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美學追求是相似的，兩國的作家對同是弱者的女子賦予了同樣美好的品質。她們在兩國讀者中所產生的受到普遍歡迎的現象，也說明了兩國讀者在她們身上都寄寓了相似的理想和同情。而把這兩個形象置於中法各自的社會環境和文學上壤中的時候，我們又說她們是不同的，分別代表了兩國相異的女性形象的文學傳統。這說明了時代、社會、環境等因素對文學的制約，是國別文學之所以同中有異的主要原因。
從共時的角度看，林黛玉與瑪格麗特有諸多相似之處，然而這種相似是表而的、淺層的；從歷時的角度看，這兩個形象又是相異的，這種相異是本質的、深層的。這種相異體現了中法兩國不同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不同的文學傳統一也體現了兩國人民不同的價值追求。
林黛玉與瑪格麗特，中法文學作品中的兩個薄命紅顏，恰似兩朵生長在不同氣候上壤下的奇葩。一個是明媚鮮妍的紅色山茶，一個是冰清玉潔的白色芙蓉，她們將永遠給萬下千讀者以審美的享受和鍾情的遐想，以及關於人性、社會與文化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