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可交換的女人 ——探析黛玉悲劇
引子
偶然想起黛玉來，想起她最後的無能為力抱憾而逝。那個時代的女人有著太多的無奈與不幸。作為一個封建社會中產階級女子，黛玉有其身份的獨特性，而恰恰因其深諳當時性別制度的規範，反深受其累，困苦不堪。
一、女人是水做的骨肉
「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第二回） 即便是沒有讀過《紅樓夢》的人，也都曾經聽說過寶玉的這句經典言論。
表現上看來，作者的觀點是，天生人為萬物之靈，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於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第283頁）而實際上，《紅樓夢》是對社會父權制的陳述，賦予世界以男性特徵，男性是領導者，是一家之主，控制著女性的獨立。這樣，女性的特點不是由生理因素，而是由社會地位和文化背景決定。如果存在男性對女性的同情，那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男性話語。
作者可能注意到了女人的境遇，並試圖通過讓不同階層的女性能暢所欲言的方式來揭示女性體驗，但身為男性作家，他們有意無意地把女性按男性的意識理想化，使之成為被壓抑的自我完美的典型。所有的女性被引導著認同男人的思維方式，其結果卻是對女人的厭惡。[1]作為男性作者，他很難是根據女人本身去解釋女人，而往往把女人說成相對於男人的不能自主的女人。
寶玉的念頭髮自男性的幻覺，不是女性的榮耀。所謂「靈」與「秀」，體現的是男性對女性的要求：「純潔」。它與誠實和貞潔有關，這是男人對女人品質的最重要的規定。「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不好的毛病兒來；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第五十九回） 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帳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第七十七回）為什麼人家養了女孩兒到大了必要出嫁呢?一出了嫁就改換了一個人似的。（第一百六十回）是說的很清楚的少女崇拜、處女崇拜。
女人常被比作水，除了別的理由之外，還因為她是一面鏡子，在男權文化統治的社會裡，女人是男人的鏡子，作為他者，也就是男人本我的一種映像。在和這個歸他所有的他者結合時，他所希望實現的是他自己。在這裡，她成為他們夢想的化身。
二、親屬制度：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
親屬制度是一種社會界定，而不是生物親屬名單。在前國家的社會裡，親屬關係是社會交往的特別語法，組織著經濟、政治慶典以及性的活動。親屬稱謂界定了各種地位以及相應的特徵，每一個新一代必須學習和接受自己在制度中的位置。孩子在知道了家人親戚稱謂中蘊藏的性的規矩時，必須學會接受這個位置。一般來說，親屬制度鼓勵異性戀，壓制同性戀；但是也可能出現特別情況，有些婚姻制度可能對異性戀的具體形式提出要求，同時，親屬制度的複雜性可能會導致體制化的同性戀的特別形式；而在由彩禮決定夫妻身份的親屬制度裡，婚姻和社會性別的簡單先決條件可能被拋棄。
《紅樓夢》中，賈府是父權制結構的一環，這些維繫著家族制度的幾個重要條件，諸如孝悌價值的實踐、家譜輩份、祠堂、族規、族田，十分充分地展現在賈府這個家庭中。賈府嚴格遵照家譜輩分的排法。孝親精神的延續，則發展成嚴格遵守的祭祖的儀式，且看在五十三回的「除夕祭宗祠」，賈府以寧國府為首，按男性長幼之序列，在「賈氏宗祠」內森森然地行禮如儀。在這過程中，以賈敬主祭，賈赦陪祭，而後才由賈母率眾人拈香下拜。（五十三回）賈府孝道倫理的實踐，則相當典型化地展現在賈政身上，卅三回，當他氣極敗壞地管教兒子寶玉時，一旦護孫心切的賈母出現，在孝道倫理的講求下，他唯有奉承聽訓「苦苦叩求認罪」方才了事。即便連行事為人不正的賈赦、賈珍，當他們教訓兒子賈璉、賈蓉時，賈璉、賈蓉亦只能聽命順從在其做兒子的角色上。就悌道而言更是如此，廿三回，當賈政、王夫人在上，寶玉進來時，只見「探春和惜春、賈環站了起來」而當王夫人拉他在身旁坐下時，「他姊弟三人依舊坐下」，又如六十回趙姨娘對賈環說「寶玉是哥哥，不敢衝撞他罷了。」凡此種種都在在表明了在賈府這個家族制度的一環中，對孝悌倫理的充分實踐，[2]充分體現著中國封建家族制度的嚴密。
黛玉母親尚在的時候，就經常向林黛玉說起賈家的排場。作為賈家的外甥女，林黛玉在未入賈家時便對賈家的家族制度有著清楚瞭解。其後，因為母親亡故，外祖母賈母「念其無人依傍教育」，極欲接到自己膝下；其父也考慮到她「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兄弟扶持」，故也勸她「依傍外祖母家及舅氏姊妹」。她寄人籬下，終日看著別人眼色度日，所感歎的是自己身邊沒有一個大人可為自己做主。她自上轎走向賈府，即「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肯輕易多說一句話，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恥笑了她。」第26回，黛玉聽見寶玉被舅舅賈政叫去一日不回來，心中替他憂慮，至晚，聽到寶玉回來了，便往他的院中走去。走到沁芬橋，只因貪看水禽戲水，院門被關。她以手扣關，偏偏丫頭晴雯未聽出她來，就是不開，黛玉少不得敏感起來，疑是寶玉不理她：「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樣，到底是客人，如今父母雙亡，無意無靠，現在他家依棲……」越想越傷感起來，顧不得蒼苔露冷，花徑風寒，竟獨立於牆邊花蔭之下，悲切切地嗚咽起來。（第二十六回）
身為一個弱女子，無力抵抗父權制社會中家族制度的勢力，唯一的辦法就是躲在自我意識的小港灣裡流出痛楚的眼淚，發出無助的呻吟，甚至近乎絕望的哀歎：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強的。雖然始終過的是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在她看來「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天盡頭，何處有香丘。」對於未來的不可知的恐懼使她始終無法擺脫鬱鬱寡歡的狀態。天才如她，又怎可能不明白自己的金絲雀位置，然而她也不可能走出賈府獨自謀生。在婚姻問題上，黛玉哀歎「無人主婚」，沒有人做媒，「紗窗也沒有紅娘報」。甚至於她後來開玩笑說認薛姨媽為乾媽，也不過是希望自己能有一個家的歸屬感。（第五十七回）只可惜，那不過是個幻想，人家的母親豈有胳膊肘往外拐的道理，到頭來也顧不上黛玉的生死存亡了。
三、交換女人：天盡頭，何處有香丘。
蓋爾·盧賓在其文章中分析：原始社會最突出的特點之一，是禮品的贈送、接收和交換在社會交往中的重要程度。「禮品」用於表達、確認或創立交換者之間的社會聯結，是社會話語的織線。婚姻是禮品交換的最基本形式，女人是最珍貴的禮物。以女人為禮物建立起的不只是一次的互動關係，而是一個親屬關係，比其他禮物都更有效。亂倫禁忌則是保證這類交換在家庭與家庭之間進行的一種機制，將外族通婚和聯盟的社會目的強加在性與生殖事件上。「女人的交換」這一概念的意義在於它促使我們從對女人的交易中尋找婦女壓迫的最終場所。女人在婚姻交易（禮品交換）中是關係的導管，而不是交換的夥伴。男人是交換的夥伴，也是組織中的受惠者。父權制下，她是父親的財產，父親根據自己的意願把她嫁出去。後來在附屬於丈夫的家庭時，她不過是丈夫的一份動產，是她新加入的那個氏族的一份動產。
18世紀的中國，正處於封建專制極其嚴厲的「康乾盛世」，封建思想、宗法制度的觀念還無可質疑地統治中國，廣大婦女依然生活在父權、夫權的陰影裡，無絲毫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可言。倘或她不死，也只不過由舅舅做主，嫁給一個公子王孫，做一名只有衣食的貴夫人。
在那樣的時代，女人對於男權社會的意義無非在兩方面，一個是作為親族勢力的籌碼，另一個是繁衍生育的工具。黛玉的父母雙亡，使她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了對於賈府的第一方面意義；而她的體弱多病、性格乖僻，說白了便是斷送了她的後一個價值。封建時代的婚姻，老夫人是封建禮教的維護者。她的理由是：「林丫頭的乖僻，雖也是她的好處，我的心裡不把林丫頭配他，也是為這點子；況且林丫頭這樣虛弱，恐不是有壽的，只有寶丫頭最妥。」老太君一言九鼎，她抓住了林黛玉性格的「乖僻」和身體的虛弱「恐不是有壽」這兩大致命弱點，宣告了「木石前盟」的解體和「金玉良緣」的成功。
在經濟上她沒有靠山和資助。黛玉始終覺得「原是無依無靠投奔來了的」，自己是「一無所有」，「吃穿用度，一紙一草」莫不是人家的。她覺得「他們已經多嫌著我了，如今我還不知進退，何苦叫他們咒我」。她所嫉妒寶釵的是「又有母親，又有哥哥，這裡又有買賣地土，家裡又仍舊有房有地。」「不過是親戚情分，白住了這裡，一應大小事情，又不沾他們一文半個，要走就走了。」（第四十五回）
四、勢:花謝花飛花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
「勢」，英文單詞the phallus，台灣翻譯為「陽具文化」。「勢」不僅僅在於其生物含義，更重要的在於其社會含義，帶有一個男人統治女人的涵義，是家庭內和家庭間交換的象徵物，代表了男性的地位。拉康的閹割情結理論指出，閹割是在象徵意義上的「去了勢」。精神分析理論描述「勢」文化如何馴服女人，並影響著女人，將女性的從屬狀況合理化。
中國自有記載以來的歷史乃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史，男耕女織的性別社會分工使這種農業生活方式帶上了一主一附的意味，在父權制家庭內部，男性在社會生產中所佔據的主導地位以及女性在其中的附屬或輔助角色，也決定了男女兩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漫長的中國古代文明社會，女性的一生都是受家庭規定的，她的家庭地位就是她的實質地位：「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她的社會職能就是她的家庭職能：「夫受命於朝，妻受命於家」，「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家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她的日常活動範圍就是她的家庭範圍：「男子居外，女子居內，男不入，女不出」。男性在自己創造的文化中創造了女性的詞、字，創造了女性的價值、形象和行為規範，因而也創造了有關女性的一切陳述。男性掌握著說話之權與闡釋之權，女性們已經在不自覺中接受了這種男性社會規範，並自覺地用它來約束自己的行為，而對它的性別奴役性質難有認識。[3]
黛玉是優秀而出眾的，不僅僅是因為她「傾國傾城」的貌，「最標緻美貌的一位小姐」，「亭亭玉樹臨風立，曲曲香蓮帶露開」。更是因為她出眾的才華。她不僅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尤其是她獨具的詩人氣質是出類拔萃的。香菱學詩時，在黛玉的諸多詩集中可以看到她理解和賞鑒的紅圈兒。林黛玉只有生活在詩的境界中方能表現得寬厚從容，豁達開朗，並獲得藝術創作的癡迷和精神飢渴的滿足。舉凡談詩對詩作詩，林黛玉便會忘掉一切煩憂。她那別出心裁、新穎獨到的風格更顯得神思飄逸，風流倜儻。全書中林黛玉名下的詩作最多：《葬花吟》、《風雨詞》、《五美吟》；其餘如眾人都作的《大觀園題詩》、《詠海棠》、《詠菊》、《柳絮詞》等也表現了她與眾不同的思想情趣。她不僅是俊才而且是捷才。當大家苦思冥想，竭力經營之時，她或弄梧桐，或和人說笑，然後「提筆一揮而就，擲與眾人」，充分表現了她的出眾才華。但是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年代，這樣的才華所給她的，卻只不過是「願奴脅下生雙翼，隨花飛到天盡頭，天盡頭何處有香丘」的迷茫和感歎。她意識不到女性作為與男人同類而平等存在的性別意識。
在男權控制語言和思維的時代，女性並沒有認識到性別的價值，沒有任何女性的優越感和自豪感。封建禮教與男權文化所造成的自卑心理，致使她們用盡全部精力追隨所愛之人的情感波動，深怕自己摯愛的人的心靈偏向別的女人。「花謝花飛花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是黛玉因自然景物觸發的人生感慨，也是因呼喚理想之愛而得不到的對花自憐，對時光流逝的恐懼及不可名狀的孤苦。女人的自卑情結是對女性旗幟感到慚愧並加以抵制，引起這種情結的是女人的全部處境，父親的家庭地位，男性的普遍優勢，她自己所受的教育，都讓她更加堅信男性是優越的。探春曾經說過，「我但凡是個男子，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業。」即便這樣思想，也是黛玉所沒有的。
結論、悲劇：香魂一縷隨風散，愁緒三更入夢遙。
正如波芙娃在《第二性》裡說的：「女人的戲劇性在於每個主體[自我（ego）]基本抱負都同強制性處境相衝突，因為每個主體都認為自我（self）是主要者，而處境卻讓他成為次要者。」社會性別制度，與經濟政治制度密切相關，同時又有自身運作機制的一種人類社會制度。它是婦女、性生活非常規者，以及個人人格某些方面造成壓迫的場所；是社會將生物的性轉化為人類活動的產品的一整套組織安排，這些轉變的性需求在這套組織安排中得到滿足。
一旦殘酷的現實擺在她們面前，她們便無能為力，抑鬱而死。傻大姐無意間把老太太、太太、二奶奶之間合謀設掉包計的秘密洩露給黛玉，黛玉「顏色雪白，身子晃晃蕩蕩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裡東轉西轉。」恍惚中只有一個念頭，「去找寶玉問個究竟」。此時的寶玉早已迷失本性，只管坐在那裡，對著黛玉傻笑。（第九十六回）之後，黛玉「惟求速死，以完此債。」賈母聽到消息，大驚說：「這還了得!」便趕緊過來探視；但當她明白原委之後卻說:「孩子們從小兒在一處兒頑，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該要分別些，才是做女孩兒的本分，我才心裡疼她。若是他心裡有別的想頭，成了什麼人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隨後又說:「咱們這種人家，別的事自然沒有的，這心病也是斷斷有不得的。林丫頭若不是這個病呢，我憑著花多少錢都使得。若是這個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沒心腸了。」 在賈母看來，黛玉是不符合封建禮儀規範對於女子的要求的。賈母不再喜歡黛玉，她再也沒有來探視，其他有頭臉的人更唯恐避之不及，「連一個問的人都沒有，黛玉睜開眼，只有紫鵑一人。」
當時黛玉氣絕，正是寶玉娶寶釵的時辰，一邊是洞房花燭音樂之聲，一邊卻是「竹梢風動，月影移牆，好不淒涼冷淡！」剩下的人除了大哭一場，也不過了了。（第九十八回）生命原本脆弱而無力，更何況在這樣一個制度下，所給予女人的與從女人身上剝奪的，又是那樣懸殊。
林黛玉的悲劇不僅僅是個體處在男權社會中的悲劇，更重要的是在男權社會中，女人失去自己的聲音，眾多的女性包括賈母、王夫人、王熙鳳等人不自覺的恪守男權文化，並竭盡自己所能地在家庭領域維護著男權文化和制度，成為男權文化壓迫女性的工具。她們無法認識到作為女性獨立存在的價值和主體意義，她們同時在繁衍和傳播著各種各樣的對女性的壓抑和束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