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黛玉的形象
虛實相生，是中國古典藝術的一個顯著特徵，也是《紅樓夢》不同於《人間喜劇》，黛玉形象不同於歐美現實主義作家筆下的女性典型的差異之所在。安娜可嫁，而黛玉終不可嫁；吉蒂可演，而黛玉不易演甚或不能演。如果說，泣血的杜鵑是中國古代詩人的一個象徵，那麼，黛玉形象正是這樣的象徵。黛玉形象既是寫實的，又是寫意的；既豐富而充實，又虛幻而空靈。一方面，作者將黛玉形象置於錯綜複雜的現實關係之中，在賈府這樣一個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縮影的典型環境中，刻畫了一位真實可信的貴族少女形象。另一方面，黛玉形象又是「靈想之所獨闢，總非人間所有」的。[1]作為讀者，我們通過想像，似乎真能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法國巴黎或外省的某條街巷某座宅子裡找到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中的某個人物，而由絳珠仙草轉世為人報恩還淚的林黛玉，卻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2]使我們只能「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3]
在中國古典小說的藝術群像之中，林黛玉可以說是寫實性與寫意性完美結合的特殊範例，是中國古代普遍的審美原則在現實主義小說創作中的又一次成功實踐。如果說，西方現實主義經典作家強調摹仿和再現，主張按照社會生活發展的客觀邏輯和人物形象性格成長的必然邏輯來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那麼，中國古代以曹雪芹為代表的一些小說家們，首先便是詩人，他們雖然也遵循現實主義和典型創造的一般原則，按照生活與性格發展的必然邏輯來寫人敘事，但同時，他們還以詩的原則和創造意境的方法，遵循情感的邏輯、想像的邏輯，來塑造意境化的典型形象，其創作目的不僅是為了真實地摹仿和再現生活，而且更是為了真誠地抒發和表現作者對社會人生詩意的感受、審美體驗和獨特而強烈的生命情感。
讀《紅樓夢》，就像是在讀一首長詩，這裡不僅有詩的意境，還可以看到詩人的匠意深心和獨特的藝術手法。正像李太白詠貴妃而及於名花，蘇東坡詠西湖而及於西子一樣，《紅樓夢》中寫賈府，便有甄府；有賈寶玉，便有甄寶玉；李紈、妙玉的今天是寶釵、惜春的明天，而寶釵、惜春的今天便是李紈、妙玉的昨天；於晴雯可以看到黛玉的影子，由襲人亦可見寶釵的影子；寶釵與黛玉恰成對照，晴雯與襲人亦相對成趣。真可謂左右映帶，如燈取影，瑩徹玲瓏，妙合無垠。觀黛玉形象，如賞凌波仙子，風中搖曳的花與水中蕩漾的影共同構成美好的整體形象。其花容月貌、其一顰一笑，躍然如在紙上，而其神、其魂、其韻，卻只能得之於言語之表，得之於感悟與想像。
讀《紅樓夢》至第三回《林黛玉拋父進京都》，寫黛玉到賈府依傍外祖母生活，其最初反應是：「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肯輕易多說一句話，多行一步路。」很容易給人一種其自我防衛心理過甚的印象。讀第二十七回《埋香塚飛燕泣殘紅》中黛玉《葬花詞》「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等句，其多愁善感，自傷自憐，也使人大有「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盡，春流到夏」之歎，[4]覺其種種心理與行事，似非人間世上所有。然掩卷而思，覺賈府中大觀園瀟湘館內好像真有黛玉其人，其音容其嗚咽，與瀟瀟竹聲、雨打芭蕉之景，宛若即在耳目之前。總之，黛玉形象，既是典型，又不同於一般的典型。我們驚異於在作者的筆下，歷史與現實，生活與藝術，嚴酷的人生與詩情畫意、藝術情感和審美理想竟然會如此和諧地統一在一起。
《紅樓夢》第一回談到以往才子佳人等書，千部一套，大不近情理，「竟不如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有幾首歪詩熟話，可以噴飯供酒。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表明作者正是遵循現實主義原則創製這部傳世巨著的。
在黛玉形象的塑造中，作者不僅為她精心安排了富於浪漫主義神話色彩的背景與前身，敘寫她為雙親愛如珍寶，卻先後喪母失父，淪為孤女寄人籬下的不幸命運，還細膩深入地描繪了她的內心世界和一波三折的寶黛愛情，更重要的是，作者成功地將這一切置於賈府特定的環境氛圍之中，深刻、含蓄而全方位地描繪了黛玉所處的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和賈府中的世態炎涼。儘管，作者似乎沒有正面揭示黛玉寄人籬下的悲涼處境，沒有一句直接明寫黛玉所感受到的冷漠，但實際上卻入木三分地揭示了賈府中人在禮數上錯不了的表象後面人情的涼薄，寫出了賈府中母子、父子、兄弟、夫婦、妯娌、婆媳等關係中親情之淡漠與矛盾的錯綜，使黛玉上述防衛心理與獨特的心理、行事顯得十分自然、必要和真實可信。關於黛玉的特殊處境，有兩件事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一是黛玉剛進賈府，王夫人、鳳姐等一干人圍著黛玉，噓寒問暖，隨賈母而笑而泣，而悲而喜，其詞意殷殷，讓人幾乎為濃濃的親情所感動了。然而，緊接著作者寫賈母命兩個老嬤嬤帶了黛玉去見兩個母舅，兩個親舅舅都沒有見痛失慈母、窮鳥入懷般的小外甥女。賈赦打發人來回話說：「老爺說了：『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倒傷心，暫且不忍相見。』」還囑咐黛玉倘有委曲之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才是」。有意思的是，通觀全書，好色而霸道，無恥亦無情的賈赦哪裡是個有親情會傷感的人？黛玉來到她二舅賈政處，王夫人淡淡地說：「你舅舅今日齋戒去了，再見罷。」如果我們把第三回所敘與第四回薛家進賈府作一比較，對比就更加鮮明瞭：「過了幾日，忽家人傳報：『姨太太帶了哥兒姐兒，閤家進京，正在門外下車。』喜得王夫人忙帶了女媳人等，接出大廳……忙又引了拜見賈母……忙又治席接風。」「薛蟠已拜見過賈政，賈璉又引著拜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上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輕不知世路，在外住著恐有人生事。咱們東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來間房，白空閒著，打掃了，請姨太太和姐兒哥兒住了甚好。』」在王夫人，其親疏厚薄，自然而然，而賈府中人於人情涼薄之中更顯得勢利，亦自不待言。第二件事是第七十四回《惑奸讒抄檢大觀園》寫鳳姐一干人：
一徑出來，因向王善保家的道：「我有一句話，不知是不是。要抄檢只抄檢咱們家的人，薛大姑娘屋裡，斷乎檢抄不得的。」王善保家的笑道：「這個自然。豈有抄起親戚家來。」鳳姐點頭道：「我也這樣說呢。」一頭說，一頭到了瀟湘館內。黛玉已睡了，忽報這些人來，也不知為甚事。才要起來，只見鳳姐已走進來，忙按住他不許起來，只說：「睡罷，我們就走。」這邊且說些閒話。那個王善保家的帶了眾人到丫環房中，也一一開箱倒籠抄檢了一番。因從紫鵑房中抄出兩副寶玉常換下來的寄名符兒，一副束帶上的披帶，兩個荷包並扇套，套內有扇子。打開看時皆是寶玉往年往日手內曾拿過的。王善保家的自為得了意，遂忙請鳳姐過來驗視。……
自然，薛大姑娘是賈府的親戚，但失去雙親、並無兄弟可依靠的林姑娘難道不是賈府的外親？對於抄檢大觀園，素稱大方溫和的寶釵不動聲色地作出了相應的反應——以照顧母親為由搬出了大觀園。當向李紈辭行時，李紈笑道：「好妹妹，你去只管去，我自打發人去到你那裡去看屋子。你好歹住一兩天還進來，別叫我落不是。」寶釵笑道：「落什麼不是呢，這也是通共常情，你又不曾賣放了賊。」弦外有音地表露了自己的不快。潑辣精明、有氣性的探春更是聲色俱厲地作出了特別激烈的反應：先是率眾丫環開門秉燭而待；繼而只讓搜檢自己的箱籠，不准動丫環們的東西，置對方於非常尷尬的境地；末了還打了王善保家的一個耳光。連丫環晴雯都無言地表示了抗議：「到了晴雯的箱子，（王善保家的）因問：『是誰的，怎不開了讓搜？』襲人等方欲代晴雯開時，只見晴雯挽著頭髮闖進來，豁一聲將箱子掀開，兩手捉著底子，朝天往地下盡情一倒，將所有之物盡都倒出。王善保家的也覺沒趣。」唯有素來被認為小性兒、行動愛惱的心高氣傲、尖刻敏感的林黛玉，在仗勢欺人的王善保家的一干人將寶玉舊物亂翻亂抄時，卻忍氣吞聲，逆來順受，沒有也不能作出任何反應。黛玉的處境便不問可知了。全書類似這樣對黛玉的命運與處境不寫之寫的例子不勝枚舉。
綜觀全書，我們看不到兩個舅舅對孤苦病弱的親外甥女有過什麼親切關懷的表示。兩個舅母，吝嗇冷漠的邢夫人自不必說，至於成日念佛的王夫人，第七十四回當王善保家的進讒言誹毀晴雯時，王夫人問鳳姐道：「上次我們跟了老太太進園逛去，有一個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裡罵小丫頭。我的心裡很看不上那狂樣子……」則黛玉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印象也可想而知。在賈府這個大家族裡，人際關係異常緊張和複雜，正如第七十五回《開夜宴異兆發悲音》中探春所說：「咱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不像烏眼雞，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而黛玉又是多病善感的人，第八十三回中王大夫向紫鵑道：「這病時常應得頭暈，減飲食，多夢，每到五更，必醒個幾次。即日間聽見不干自己的事，必要動氣，且多疑多懼。不知者疑為性情乖誕，其實因肝陰虧損，心氣衰耗，都是這個病在那裡作怪。」
這樣的環境氛圍，這樣的主客觀因素，使我們能夠理解和接受黛玉形象富於個性特徵的行為舉止和甚至看似過激的反應。當看到第七十六回寫中秋佳節賈府閤家團圓觀月賞桂，而黛玉與湘雲、妙玉三位孤女在「凹晶館聯詩悲寂寥」時，當看到第六十七回《見土儀顰卿思故里》時，當看到第五十七回《慈姨媽愛語慰癡顰》中黛玉要認舅家的親戚薛姨媽做娘，極其難得地伏在慈祥的薛姨媽身上撒了一次嬌時，真令人為之鼻酸。從第四十五回《金蘭契互剖金蘭語》寫寶釵一番關心關切的話，便令黛玉大為感激，說了許多推心置腹的話語，從黛玉與寶玉心心相印的一片癡情，從黛玉與丫環紫鵑痛癢相關、親如姐妹的情誼，我們完全有理由說，看似口尖量小的黛玉，其實不僅美麗多情，而且心地善良，是個真誠厚道的人。
總之，作者運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成功地塑造了生活於賈府這個典型環境中真實可信的永恆的黛玉形象。黛玉形象具有迥然不同於西方文學典型的特殊性，其之所以有著光彩照人的藝術魅力，是因為她是作者兼用意境化方法創造出來的詩意的形象，其妙處在似與不似之間，她不僅真實可信，更重要的是，其本身便是一首詩，是詩的象徵。如果說，《紅樓夢》中含蓄著中國文化的豐厚底蘊，那麼，黛玉形象上正蘊涵著中國藝術無盡的審美韻致。
黛玉形象自然是曹雪芹取材於現實人生的天才創造，但這一形象的審美特質和構成要素卻並不只出於作者的親身經歷。正像杜甫《絕句》讓讀者由窗外積雪而「思接千載」，由門前泊船而「視通萬里」，[5]黛玉形象也讓我們聯想到往古的詩人作者和歷史、傳說以及文藝作品中的人物。莊子之樂過於常人，屈子之哀亦過於常人，即就莊子而言，其哀樂皆有過人者，《紅樓夢》中人物，寶玉得其樂，而黛玉則得其哀，觀其一觴一詠，大有李賀、李商隱之遺韻和李清照、朱淑真之遺風；其一顰一蹙，則頗似西子「病心而目賓」之態。[6]想像其形象神貌，彷彿既有趙飛燕的輕盈裊娜（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楊妃戲綵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即以楊貴妃比寶釵，以趙飛燕比黛玉），又有王昭君之美麗淒怨（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寫黛玉抽得芙蓉花簽，上題著「風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舊詩：「莫怨東風當自嗟。」而此句引自宋歐陽修《和王介甫明妃曲》二首之二，上句為「紅顏勝人多薄命」。顯然是以紅顏薄命而幽怨的昭君暗比黛玉）；既有蘇蕙的蘭心蕙性，又有謝道韞的錦心繡口；既有崔鶯鶯的多情，又有杜麗娘的善感。概而言之，黛玉形象兼有多層象徵意蘊。
首先，上文所述「風露清愁」四字，道出了黛玉形象特有的美。作為花季少女的黛玉形象，在作者筆下與讀者心目中卻並非未涉世事、天真爛漫的少女，而是似乎天生就熟諳人生，徹悟世事，早慧而憂鬱的女性形象。對這一形象，我們和賈寶玉一樣有「曾見過」的感覺，或者「雖然未曾見過他，然我看著面善，心裡就算是舊相識，今日只作遠別重逢，亦未為不可」。[7]因為，作者是以千百年來形成的審美理念來塑造這一形象的。
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早慧的民族，早在先秦時代詩人們的吟詠唱歎中，就已體現出令後人驚異的成熟的審美觀。《詩經》中寫四季，有「春日遲遲」[8]「灼灼其華」的美，[9]也有「楊柳依依」「雨雪霏霏」的美，[10]而寫得最好的恐怕是：「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11]這位以秋水長天、蒼茫的蒹葭、清寒的霜露為氛圍、為背景的伊人形象，雖通篇不言其美，卻有著異乎尋常的藝術魅力，其神秘的美超越了深邃的歷史在讀者心中獲得了永恆的生命。在我們的想像中，伊人形象有幾分落寞，有幾分清寒，在清秋薄暮中佇立，曾經滄海卻依然是那樣天然本色，含蘊著超逸絕塵的美。無獨有偶，《楚辭·九歌·湘夫人》中也彷彿有此境界：「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女弱女弱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這裡的帝子形象一如伊人形象，那種不可言說而臻於極致的美，那種「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寂寞與靜穆的美，[12]標誌著先秦的詩人們已爐火純青地把握了美的極致，而伊人、帝子形象從此便作為最美最動人的神秘形象，在詩人們的筆下不斷地重現。從「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彷彿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回雪」；[13]從「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14]從「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15]從「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歸去無人管」，[16]我們常常依稀彷彿可以看到伊人、帝子的影子，而曹雪芹又為伊人、帝子形象系列增添了一個新形象。
黛玉形象的韻致，是「清涼素秋節」的韻致。[17]黛玉形象的秋心既是與其性格命運、特定環境相聯繫的有現實具體內涵的憂愁，又是中國古代詩人對宇宙自然、現實人生詩意的感受和審美體驗的顯現，是中國古代詩史上悲秋詠秋主題旋律的又一次呈示與迴響。總之，黛玉形象的憂愁幽思是以中國古代詩人特有的生命情感、強烈的審美意興和深邃的宇宙意識為背景、為內涵的。黛玉形象是中國古典藝術秋之韻的又一個詩意的象徵。
其次，遠古的江南，大小部落遍佈於淮泗沅湘之間，在楚國從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到兼併「蠻」「苗」諸部落的漫長過程中，楚地的風土人情、民俗習慣和山清水秀的神秘山川，以及原始宗教（巫術）等賦予楚文化以有別於北方中原史官文化的鮮明特徵，作為楚文化的傑出代表，楚辭以其豐富奇特的想像、瑰麗多姿的辭采和美麗神秘的神話境界，與作為現實主義豐碑的《詩經》交相輝映，並深遠地影響了後世文學。
黛玉原籍蘇州，曹雪芹是將她作為一位南國佳人來塑造的。作者傾注了心血與才情賦予這一形象以濃郁的南方楚文化色彩。第一回開頭就向讀者敘述了一個「千古未聞」的神話故事：「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時有赤瑕宮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雨露滋養，遂得脫卻草胎木質，得換人形，僅修成個女體，終日游於離恨天外，饑則食蜜青果為膳，渴則飲灌愁海水為湯。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其五內便鬱結著一段纏綿不盡之意。」恰逢神瑛侍者凡心偶熾，欲下凡造歷幻緣，那絳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的眼淚還他，也償還得過他了。」這一故事顯然受娥皇、女英的神話傳說的啟發，富於楚文化色彩，從一開始便為黛玉形象定下了情韻與格調。第三十七回《秋爽齋偶結海棠社》中，發起成立詩社的探春為黛玉起雅號說：「當日娥皇女英灑淚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叫他作『瀟湘妃子』就完了。」相傳唐堯將二女嫁給虞舜，大舜南巡，崩於蒼梧，娥皇、女英二妃追之不及，淚灑湘竹，而成斑竹，又稱瀟湘竹。這一神話傳說源於楚地瀟湘，典型地體現著楚文化的色彩和韻味。《紅樓夢》便承繼和傳寫了這樣的情韻。第二十六回寫黛玉所居：「蒼苔露冷，花徑風寒」「鳳尾森森，龍吟細細」，室內「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辭采情調，也大有李賀《昌谷北園新筍》（四首其二）中所云「斫取青光寫楚辭」的風味。瀟湘館環境氛圍的渲染對於黛玉形象的成功塑造具有特殊意義。
黛玉的前身是絳珠仙子，而她親如姐妹的知心丫環又叫紫鵑，這裡暗含著一個蜀地淒怨而美麗的神話傳說。傳說古代蜀國國王杜宇，於週末自號望帝。死後其魂魄化為杜鵑鳥，日日夜夜聲聲悲啼，淚盡而繼之以血。從情韻和格調來看，這一神話故事更多地與楚神話相通，與娥皇、女英的神話傳說恰成姐妹篇，同為古代詩人的靈感之源。唐宋詩詞中如「望帝春心托杜鵑」[18]「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19]等皆出於此。由此來看，紫鵑是啼血的杜鵑，而絳珠則正是血之淚。
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20]「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21]觀屈原《九章·抽思》：「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傷余心之憂憂……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愁歎苦神，靈遙思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一唱三歎之中，凝結著人生憂患，其傷感淒艷的情韻格調，奠定了楚文學鮮明的風格基調。曹雪芹在塑造黛玉形象時，用了許多具楚文化色彩的神話典故，可謂獨具匠心，曲折三致意焉。而其曲意深心，和黛玉的淒怨與憂思，正與楚辭作者們的情思相通。
再次，第七十六回《凹晶館聯詩悲寂寞》中，黛玉以「冷月葬花魂」對湘雲的「寒塘渡鶴影」，甲辰本作「冷月葬詩魂」。花魂也好，詩魂也罷，《紅樓夢》中人物，非黛玉莫屬。黛玉形象，是中國古典小說中最富於詩意的形象，她是美的象徵，詩的化身。
中國古代小說、戲曲與詩和史有著深刻的不解之緣，歷史賦予古代小說、戲曲以豐富的題材、主題和深邃的歷史觀、人生觀，根深蒂固的文史不分家的觀念，對中國古典小說、戲曲發展的影響和限制是不可低估的；而詩則賦予古代小說、戲曲以體制、格局、情調和靈魂。中國古典戲曲、小說的詩化特徵是值得我們探討的重要現象。就小說而論，便從最初的引詩（或以詩）為證，對人物或情節加以評述，和以詩穿插點綴於小說情節演進之中，發展到清代以《聊齋誌異》《紅樓夢》等為代表的結構、體制和形象、境界的詩化。如《浮生六記》《聊齋》等作品中許多部分，本身便是絕妙的詩。而黛玉形象就是最成功的詩化形象。黛玉形象彷彿就是為詩而塑造出來的，或者可以說，作者幾乎是將黛玉作為女詩人來塑造來描繪的。說黛玉形象是詩的象徵，首先因為黛玉是大觀園中最有靈氣和才情的詩人。自先秦「詩騷」時代就已形成，並在漢魏南朝詩歌理論與創作實踐中得到確認的春恨秋悲的主題旋律，也迴響和瀰漫於《紅樓夢》中，而在所有傷春悲秋的詩作中，黛玉的詩是最好的。第三十七回《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第三十八回便是《林瀟湘魁奪菊花詩》，被寶玉稱為「雖不善作卻善看，又最公道」的李紈評菊花諸詩說：「各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詠菊》第一，《問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惱不得要推瀟湘妃子為魁了。」而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中，黛玉一首《桃花行》令眾人歎服，因改「海棠社」為「桃花社」，並推黛玉為社主。此外，黛玉的《葬花詞》《秋窗風雨夕》《唐多令》等詩詞篇什在大觀園諸人創製中也屬上乘之作。這些詩作都寄寓著春恨秋悲的深切情感，可以視為黛玉形象塑造中畫龍點睛之筆。第十七至十八回《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寫元妃命寶玉題詠「瀟湘館」等四處，黛玉為寶玉代作《杏簾在望》一首，不僅寶玉自覺「此首比自己所作的三首高過十倍」，而且元妃也「指『杏簾』一首為前三首之冠」。這是化用李清照、趙明誠故事，以李清照比黛玉的。第四十八回《慕雅女雅集苦吟詩》寫香菱潛心學詩，而黛玉則循循善誘，彷彿一對詩癡、詩魔。黛玉形象似乎是為詩而存在的。說黛玉形象是詩的象徵，更是因為曹雪芹不僅將滲透自己強烈生命情感的動人詩篇歸於黛玉名下，而且以詩一般的語言和匠心，按照詩的原則來塑造黛玉形象，從而完美地創造了「這一個」含蘊著秋之韻、楚之風、詩之魂的特殊典型。
如果說，作者對現實主義典型化創作原則的成功運用使黛玉形象具有了永恆的認識價值，那麼，作者對詩的原則和意境化手法的遵循和運用使黛玉形象具有了不可言說的美和無盡的藝術魅力。在世界文學史上，作為具有濃郁民族特色的詩化的典型，黛玉形象將永遠擁有其特殊的審美價值和藝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