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黛玉的歷史指向
一
《紅樓夢》是中國古典文學之極品, 其思想和藝術之幽渺博大,都是難以窮盡的。其女性觀之超前性, 是其達於這一高峰的重要原因。它從封鎖了兩千年的封建主義的文學牢籠中斷然越獄, 第一次對女性的所有問題進行了一次全面翻案, 從而試圖由此對人史進行一次大顛覆, 顯示了重寫中國人史的歷史大趨勢。
本文不及其餘, 僅以《五美吟》說開去。深入研究《五美吟》, 下列幾個問題是必須先弄清楚的:
(一). 這五首詩吟詠的是五個歷史人物嗎? 答曰: 不是。這一點必須十分明確。所吟五女, 都不是歷史上實有的人物, 也不是民間傳說人物或某個文學作品中的人物, 而是歷史人物、傳說人物和文學人物的復合虛構體。「真作假時假亦真, 無為有處有還無。」是的, 林黛玉說, 她曾在「古史」中看到這些女子的「終身遭際」。但是,林黛玉是誰? 歷史上「實有其人」嗎? 她本身就是曹雪芹虛構的一個文學人物, 她筆下的這五個女子, 實在和《琵琶記》裡的蔡伯喈、《三國演義》中的曹操、《蘇小妹三難新郎》裡的秦少游等文學人物一樣, 只是借用某個歷史人物的姓名或某一事跡的框架作素材。她們的史跡、傳說或文學描述, 則完全由林黛玉取其所需, 使之各盡其能。比如西施, 是歷史人物還是傳說人物?就說傳說中的西施吧,其結局就有喜劇(吳亡後西施重歸范蠡, 飄然而去) 和悲劇(沉於江中) 兩類, 是對立的。紅拂亦復如此, 如果認定林黛玉依據的僅僅是唐傳奇《虯髯客傳》, 那麼, 一些關鍵之處便難以自圓了, 紅拂在這組詩的整體構思中也就無法取得她應有的地位了。
總之, 林黛玉所吟的五美, 均「事出於沉思, 義歸於翰藻」。明乎此, 我們便可以避免許多局限和干擾, 完全將其置於大觀園的少女詩人筆下加以研究。
但是, 藝術虛構並不妨害這組詩的史論意義。因為詩中所吟五女畢竟是史書中有所記述的, 林黛玉也是以史家的眼光、歷史的向度構思這組詩的, 她以歷史的順序為順序, 以先秦(西施) 到楚漢(虞姬) 到西漢(昭君) 到西晉(綠珠) 到隋唐(紅拂) , 從封建社會形成期到封建社會進入鼎盛期的幾個主要王朝都寫到了。由西施發端, 到紅拂進入高峰, 完整地展示了歷史發展的軌跡(下文將予論述)。
( 二). 林黛玉說: 在古代, 她所吟的這類女子「甚多」, 她僅從中「擇出數人」來描寫, 才做好五首, 不想被寶玉看見, 不容分說, 題之為《五美吟》。這就是說,《五美吟》和《紅樓夢》一樣, 也是未完成之作, 已吟的只是隋唐以前的五個女子。其後, 女性的悲劇更加慘重, 北宋道學家提出了「餓死事極小, 失節事極大」; 朱熹隨之在漳州迫使女子裹小腳, 女子小腳遂成一制;「女子無才便是德」也在明代出現了１, 女性從肉體到精神都面臨著最冷酷的摧殘, 正被打入黑暗地獄之底層。同時, 女性的反抗鬥爭、解放要求也隨之產生並日益發展。林黛玉所說的「可欣可羨, 可悲可歎」的女子甚多, 是有其極為深厚的社會歷史依憑的。揣其創作意圖, 也許有十吟二十吟, 是不會止於隋末唐初的。她已吟的五個女子都是悲劇性的, 其共同點是: 被男權中心主義徹底物化、奴化、工具化。西施、昭君都成了帝王們政治鬥爭中的一著棋, 紅拂早期的人生遭際也是很悲慘的: 象潘金蓮一樣被活死屍式的男人(張大戶和武大郎) 所佔有,那是怎樣一種非人的屈辱和折磨! 又像貂蟬一樣連姓名都被取消了, 只以主人家的一件物品作名字２, 其象徵意義之強烈是不言而喻的。不過, 紅拂已不同於她之前的幾個女子, 她已能主動地超越自我、沖決環境的束縛, 積極尋求自身的解放。所以, 我們有理由認為, 在林黛玉的詩思中, 是要寫出更具悲劇意義、更勇於闖向解放、自由之路的女性形象來的。她將「可欣可羨」置於「可悲可歎」之前絕不是無所寄寓的。這種與詩中人物順序相左的安排, 是詩人心靈期盼的坦露。
(三). 這組詩的背景如何? 果然像林黛玉對薛寶釵說的那樣,是「飯後無事」、「胡亂湊」成的嗎?當然不是。小說中有清楚的交待:在展示這五首詩前, 薛寶釵就女子與文學的問題發了一通議論, 她老調重彈, 再次搬弄「女子無才便是德」, 認為寫詩填詞只「不過是閨中的遊戲」, 像她們這樣人家的姑娘, 尤其無需追求文學才華。其核心是宣揚恪守傳統的女性價值觀。這種價值觀, 在明末已經受到了否定。張岱就在《公祭祁夫人文》中對「女子無才便是德」持明確否定態度:「此語殊為未確。」但是, 清儒石成金在《家訓鈔》中又將其搬了出來, 大加吹噓, 奉為「玉言」。薛寶釵則步石成金之後塵, 用以教訓林黛玉。但林黛玉全然反其道而行之, 偏借古代幾位「有才色」的女子吟成組詩, 讚美她們的才華。可見這組詩現實針對性是很強的, 是有感而發的。明乎此, 也就明白, 為什麼賈寶玉看了這五首詩「讚不絕口」了。
(四). 一般地說, 小說中的人物的詩文是不具備獨立的思想和藝術價值的, 它只是故事情節和人物性格的組成元素。但是,《紅樓夢》中的人物詩文是不能一般而論的。《五美吟》便是適例。有文學欣賞能力的人都會注意到,《五美吟》展現了林黛玉性格的一個重要方面, 大大豐富了林黛玉的性格。讀完這組詩, 人們會有一種恍然大悟之感: 林黛玉是一個柔中有剛的少女。但一般讀者往往只注意到她的「滿紙自憐題素箋」「韶華竟白頭」「冷月葬詩魂」這樣的和淚低吟, 他們會毫不遲疑地贊同林黛玉的自評:「到底傷於纖巧些。」３甚至會認為林黛玉開口無不帶病態美。但是, 這是一個完整的林黛玉嗎? 顯然不是。她的確是經常哭得很苦的, 但也頗有笑得極美之時; 她是十分敏銳尖刻的, 但也頗有隨和寬厚之時; 她是十分自尊的, 但也有十分尊人之時; 她是十分孤傲清高的,但也頗有隨俗天真之舉。就詩歌而論, 她對史湘雲的那些瀟灑疏狂的詩句, 不是連聲叫絕, 自愧不如嗎? 在她自己的詩中, 不是也有「願奴脅下生雙翼, 隨花飛到天盡頭」的浪漫之作嗎?最令人信服的就是《五美吟》, 這和她那二十多篇淒婉之作形成了鮮明對比, 相反相成, 對立統一, 使你不能不產生一以當十之感。於是你不能不刮目重看林黛玉, 注意到她那如同照水嬌花、扶風弱柳的軀體裡, 還蘊藏著一股如此不同凡響的脂粉英雄之氣。
二
《五美吟》是可以作為獨立的組詩加以鑒賞的, 其歷史指向、人文精神和審美標準, 都可以和全書的主旨、整個脂粉英雄群像的主導創意相映生輝、相得益彰。舉要而言, 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看: 女性方面和男權方面。
組詩是從女性視角入題的, 女詩人首先是將其目光直接投向女性的慘淡人生的。但她並未到此即止, 她將整個小說所體現、揭示的人生悲劇、歷史方向、人文關懷, 都從女性的悲劇上再次噴發出來。
當我們鳥瞰二十四史的時候, 我們總是強烈地感受到, 這個世界似乎是專為男性統治者提供的歷史舞台, 在這個舞台上, 只見男人, 不見女人, 人類似乎是單性繁殖的。
女詩人考查了這部古史, 她憤怒了, 拍案而起揭露這部歷史的偽劣性, 以撥亂反正、重新審視歷史的恢宏氣魄, 展開了她的詩篇。西施是一位人人稱羨的絕代美人, 然而, 她的人生命運卻極端悲慘。她是中國女性悲劇的象徵。越國的國王和大臣們慘敗於吳王腳下, 但他們卻很快拿出了應急的新式武器——將自己治下的一個民間少女作為克敵制勝的法寶, 施行「美人計」。這幫卑劣的大男子逼著這位少女走上了令人扼腕的人生之途——以色相去腐蝕吳王夫差。對於西施, 這是無可奈何的, 王命不可違, 加上挽救越國的百姓於水火倒懸的愛國使命, 使她無法拒絕以身飼虎; 然而, 作為一個本該有美好人生的少女, 卻要在這場骯髒陰謀中去充當那麼一個角色, 她的內心是多麼矛盾、痛苦! 所以她最終以「沉江」結束了自己鮮花似的生命, 藉以解脫無法解脫的心靈矛盾和痛苦。為了強化這一悲劇, 詩的後二句將西施與東施相比, 東施是醜女, 終身勞作, 也許生存處境十分艱難, 然而她生活中沒有靈與肉的分裂, 沒有煎熬自己的內心痛苦, 她可以平靜地度過自己的一生而無愧於自己和別人。兩相對比, 不是東施應該羨慕西施, 而是應該相反。這就是《西施》所體現的女性價值觀和人生觀。
昭君和西施是有共同性的: 她們都是被最高統治者逼上悲劇人生之路的, 都被物化為政治鬥爭中的一個不光彩籌碼。但昭君又有不同於西施之處: 據說她是「自願」出塞去匈奴「和親」的。什麼「自願」, 什麼「和親」, 純屬政治騙局和歷史欺詐! 難道這個少女具有超前兩千年的民族政策水平? 出塞, 對於她, 顯然是一條無路可走之路, 既然人生道路已絕, 生命蓓蕾將在絕境中枯萎, 何不鋌而走險, 孤注一擲。結合薛寶琴的《青 懷古》, 昭君出塞的悲劇性是十分清楚的, 以一個少女的色相去進行「親善外交」, 算什麼高明國策? 對於身處這一政治交易中的少女來說, 其悲劇性是毋庸贅言的。所以林黛玉在詩的後兩句中, 輕蔑而憤慨地向「君王」發出了斥問和聲討。
女子越是美好, 命運就越不幸。男權中心主義是女性美的扼殺者摧殘者,《明妃》體現了這一主題。
從根本上說, 組詩中的五個女子都是未能趟過男權河的女性,但各人趟的情況又是不同的。西施、昭君是被男權河吞噬的。虞姬是趟了的, 但趟而未過, 最終未能到達彼岸。綠珠則視這條男權構築的人工河為神聖的天塹, 她根本沒有想到過自己可以趟過這條河, 在河水吞沒她的時候, 她沒有掙扎, 似乎自己就是被吞沒的材料。林黛玉發現了這一綠珠現象——女性主體精神的徹底消彌。她哀其不幸, 怨其不爭。這表明林黛玉已經從傳統女性的沉睡中醒來, 她覺悟了。
綠珠的要害是女性奴隸主義, 在男性奴隸主面前甘當馴服的奴隸。詩的前二句主要是對綠珠的啟發、誘導, 也是對歷代男權主義者的逼問和痛斥。瓦礫和明珠乃詩之意象, 象徵女性。綠珠原是個色藝超群的女子, 是一顆明珠, 但石崇卻視之如瓦礫——就像對其他家伎一樣, 勸酒時客不盡飲便殺一美人, 竟有勸一客而殺三美人之事５。這表明, 在這個封建大官僚心目中, 女人的生命是毫無價值的。但綠珠卻在這個奴隸主面前自貶自賤了自己的生命價值和起碼人格。後二句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 怎樣看待綠珠為石崇自盡?女詩人扼腕慨歎: 你綠珠啊, 不但為這個封建頑主而生, 而且為他去死, 你是否知道, 這絕不是殉情, 僅僅是殉主、殉葬。比之於西施、昭君, 你更加可悲, 因為你死於奴隸主們卑劣的窩裡鬥。你, 只不過是他們之間暗鬥的一根小小導火索。如此而已, 豈有他哉? 十足的明珠暗投, 徹底的生命虛擲, 這就是你呀, 綠珠!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文化思想史上一個人性趨向解放的黃金時代, 把綠珠放在這個大文化背景上考察, 綠珠是倒退了, 林黛玉如此為之歎息是有其深沉的歷史內容的。
有倒退也有邁進, 這才是真實的歷史。虞姬和紅拂都是女性史上可欣可羨的邁進者。她們勇闖了男權河, 奮力趟向理想的彼岸。虞姬和紅拂都出身底層人家, 但她們投奔項羽、李靖, 已經不再是梳妝打扮送上門去, 向男人奉獻自己的一切, 按照女性的傳統生活軌跡, 無條件地充當「賢內助」。不, 她們都對傳統文化心理的沉重積澱有所反撥, 看到了自我的人格、人生價值, 主動地積極地進行了人生道路選擇, 與項羽、李靖並駕齊驅, 共創大業。為此, 女詩人為她們高唱了讚歌。
林黛玉寫虞姬, 是為了塑造一個失敗的脂粉英雄形象。林黛玉是選擇最能顯現英雄本色的時刻下筆塑造虞姬的詩意形象的。四面楚歌, 項羽陷入了絕境。這位不可一世的霸王喪志失態了, 先對他的戰馬, 而後對他的愛姬連呼「奈何」, 似乎曾與他並肩創業的女傑虞姬倒成為他的累贅了。可見在林黛玉的心目中項羽並不是歷史學家稱頌的「失敗的英雄」。
是的, 在爭霸時, 他曾有過英雄的歷史和霸氣, 但失敗的時候,他不但沒有顯出英雄本色, 反而喪魂落魄, 唱出了一曲「奈何」曲,成為一個勝驕而敗餒的懦夫俗人。
面對此情此景, 虞姬當作何感? 在複雜的情感中, 詩人突出了她的「幽恨」。就是說, 突出她的臨危不懼, 猶能沉著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選擇中的失誤; 但她並不怨天尤人, 面對色厲內荏的楚霸王, 她只有「幽恨」而已。真英雄當山崩於前而不變色, 虞姬沒有象項羽那樣失態, 而是對人生作了最後一次英雄式的抉擇:「生當作人傑, 死亦為鬼雄」, 她以抽劍自刎, 作為自己人格的最終宣示, 為自己樹立了一座失敗的女傑的雕像。(我們在林黛玉、晴雯、司棋、鴛鴦、尤三姐等人物身上, 不是都隱約見到了虞姬的這種性格的閃光嗎?) 自然, 虞姬的飲劍「楚帳中」或許另有寓意, 它似乎表明虞姬最終並沒有擺脫項羽另尋人生歸宿。就說自刎吧, 不是在烏江邊,不是在沙場上, 而是在「楚帳」中, 這表明她趟男權河的行動並未最後完成。這是虞姬的局限性, 這給紅拂留下了發展的餘地。
《紅拂》在《五美吟》中是具有「卒章顯志」意義的, 它將這組詩的主題推上了頂峰。紅拂是「可欣可羨」的「有才色」的女子之冠。詩的前二句贊紅拂的高瞻遠矚、非凡見識, 表明她的投奔李靖絕非偶然, 也不是懷春少女的浪漫行為, 而是有其深厚的認識和膽略基礎的——她不但具有超乎尋常的政治才幹, 而且具有非凡的政治操作能力(比探春似乎略勝一籌)。後三句是對紅拂果斷行動的高度讚揚。傳奇《虯髯客傳》描寫李靖接納紅拂時心存疑慮, 問:「楊公權重京師, 如何?」紅拂成竹在胸, 斬釘截鐵地答道:「彼屍居餘氣, 不足畏也! 」黛玉採取隱括了這一情節, 其意義至少有二: (1)對貌似強大的楊素的垂死性、對自己和李靖正在崛起的新生活作出了雄辯的評估, 令人不能不刮目相看。(2) 舉事之前, 她有充分準備。《虯髯客傳》寫她投奔李靖後說:「妾侍楊司空久, 聞天下之人多矣, 無如公者。」林黛玉似乎也截取隱括了這三句話。這表明她投奔李靖絕非盲目, 而是經過長期比較、選擇的。她選擇李靖絕不是為了給自己找個「當家的」、「終身依靠」, 而是投奔英雄, 共舉大業,施展才幹, 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人生價值。所以林黛玉讓她和李靖相聚時, 不但表現了人格上的平等, 而且顯示了在才識膽略方面有高於李靖之處, 對李靖有所點撥和鼓勵(就像林黛玉常常對賈寶玉進行批評、教導那樣)。李靖後來的大成功, 自然是與紅拂分不開的。在這一點上, 紅拂比虞姬又邁進了一大步。所以應該說: 紅、李相聚, 是雙雄會, 是一加一大於二的。故而女詩人以「女丈夫」贊之。結句的詰問, 則是從形式上體現「女丈夫」的氣概。
就像《紅樓夢》以女性為主要描寫對像, 但其題旨絕不停留在女性層面上一樣,《五美吟》通過對五位「有才色」女子的吟唱, 女詩人對男權中心主義進行了一次清算。
在整個封建主義的時代, 男權中心主義對女性的角色設計與期待是什麼? 說白了, 不就是面孔與子宮嗎? 封建專制主義權力與封建主義道德相互勾結, 對女性進行了日益全面而嚴酷的征服,《孟子》所引《列子》的「食色, 性也」, 曾是古今許多男人喋喋炫耀的人生哲學警語。其實, 這只是男人為男人而發的高論, 是男人的專利, 女人是被嚴格排除在外的(個別女皇和公主曾試圖分享這一權利, 但她們這種「侵權行為」不是被後人唾罵不已嗎?) 對此, 薛蟠是說得很坦率的: 在女子面前, 男人不是烏龜便是大馬猴。這是薛蟠以自身體驗為依據給男人們畫的一張標準像, 如果要補充一點什麼的話, 大概就是殺人刀(例如武松殺嫂的那種刀) 了。作為女性的征服者、佔有者, 經過兩千年的漫長歲月６, 對女性的輕視、卑視乃至敵視, 就總體而言, 男人世界已被污染為一片污淖, 封建主義的污泥濁水沖擊著殘存的人性, 不但使男人積重難返, 日趨野蠻、粗俗, 女人也被大面積感染, 使一些女子由人變鬼, 進入國賊之列。女詩人從戰國時的吳越開始, 對這段歷史舊帳進行了清算。她以其敢於將當代皇帝稱作「臭男人」的反傳統氣概和悲憤的詩人之筆, 列布了第一批「臭男人」的代表: 越王勾踐是個烏龜型的男人,他在互相殘殺中不能戰勝敵手, 卻以一個民間小女子充當殺手去為自己奪回男人的面子和王位。從此謬種傳播,「美人計」成為歷代陰謀家慣用的無恥伎倆, 不知毀滅了多少美麗女子的心靈和人生。難怪人們說: 男權政治「是一隻骯髒的手」! 女詩人沒有採取吳亡後西施重歸范蠡的大團圓結局, 而取西施被徹底毀滅的大悲劇結局,抒發了她的深沉的歷史感歎。
楚霸王項羽則是一個精神陽萎型的男人, 過去史學家們稱之為「失敗的英雄」, 在林黛玉看來那是恭維錯了。他勝驕敗餒, 根本缺乏英雄氣質。失敗襲來時, 一籌莫展; 與之並肩征戰的忠勇伴侶,地位竟在他的烏騅之下。這怎能不使一代女傑虞姬心寒, 內心深處產生「王郎之恨」! 在虞姬面前, 此時的項羽根本算不上英雄, 只是一隻軟蛋而已, 雖然虞姬尚未進入脂粉英雄的最高境界。相比之下, 黥布和彭越較之項羽更等而下之, 只不過是兩個歷史丑物而已。虞姬為這些男權主義者樹立了做人的榜樣, 使他們無地自容。漢元帝劉 則是一個花花公子型的男人, 他將許多美人拘於後宮, 但他卻不但不給她們起碼的做女人的權利, 而且視若敝帚,自己用不著就扔給別人; 他視少數民族為「夷狄」, 卻無力去制「夷」, 而以後宮的絕代佳人去「和親」, 他和勾踐們實為一丘之貉。他們都是造成西施、昭君悲劇的首犯、主犯。悲劇發生後, 劉 連承擔責任的膽量都沒有, 是十足的「臭男人」, 林黛玉豈能讓他逃避罪責?
石崇則是一隻色狼——凶殘而好色的狼。生時他佔有美女, 死時亦不放手。在他身上連一點殘存的人性都難以看到了。綠珠落入他的手中, 其命運可想而知。
楊素則是殭屍型的男人。殭屍而要霸佔一個「有才色」的少女,可見他已冷酷醜惡到何種程度。所以女詩人創造(是創造) 了一個生命力極為旺盛的女子形象, 與之構成強烈反差; 又創造一個正在崛起的男性英雄李靖的形象, 再次與其形成強烈的對比, 從而給腐朽的男權中心主義以五雷劈頂式的轟擊。
總之, 就像黃宗羲所概括的那樣: 至明清之際, 這些帝王將相都是一些「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淫樂」的「臭男人」７。「食色, 性也」這張男權中心簽發的專利證書除了無條件地奉獻給皇帝皇臣之外, 同時還作為獎券分發給一些文人騷客。受寵若驚的文人們, 紛紛充當起男權中心主義的吹鼓手、衛道者。他們污染了女性, 也污染了文學和歷史, 故而亦在林黛玉的清算之列。對於《五美吟》中的五位女子, 文人們是南腔北調, 各盡其能的, 有褒有貶有捧有打。茲舉要展列如後: 莊子、李白、蘇軾等大文豪, 他們都異口同聲地美過西施而丑過東施, 都有一些流傳廣泛的詩文。但是從女性視角一看, 特別是與林黛玉的人生觀、女性價值觀一比較, 他們都會現出風流文人的輕狂原型, 他們往往把玩弄女性的儇薄行徑當作瀟灑, 他們在女子面前, 往往是只見色而不見人的。王維還為西施「朝為越溪女, 暮為吳宮妃」稱羨不已８, 情不自禁地暴露了自己的祿鬼國賊的隱秘心理。鄭獬則為「美人計」高唱了讚歌:「若論破吳第一功, 黃金只合鑄西施。」９羅隱在《西施》中似乎抒寫了一點歷史見識:「家國興亡自有時, 吳人何苦怨西施! 西施若解傾吳國, 越國亡來又是誰?」但與林黛玉的史識相比, 他幾乎是「史盲」了。對虞姬, 蘇軾在《虞姬墓》中是這樣指斥項羽的:「艱難獨與虞姬共。」他認為, 因為項羽愛美人不愛人才, 至使黥布逃而范增亡, 虞姬是「禍水」! 何溥與蘇軾有所不同, 他在《虞美人》中寫道:「八千子弟同歸漢, 不負君恩是楚腰。」虞姬僅僅是個知「君恩」而圖報答的「楚腰」嗎?與林黛玉相比, 則可以說他的詩是對虞姬英靈的褻瀆。對於綠珠, 七嘴八舌的文人更多。杜牧竟將綠珠與春秋時的所謂「失節苟活」的名女人息媯相比, 把綠珠寫成殉夫的烈婦。在這一點上, 小杜和邢夫人、賈政詭稱鴛鴦是殉主的義僕有多少區別? 何溥步杜牧後塵, 更將綠珠拔高一級, 稱其為「有英雄骨」的奇女子。宋代為綠珠寫傳的樂史說得也很「本質」:「綠珠之墜樓, 侍兒之有節者也。」綠珠大有成了男權制下女性道德標兵之勢。明代的李清可以說是集男權中心主義和宋明理學之大成的詩人, 他在《詠石季倫》中認為: 石崇何必把一個女子看得這麼重呢,「當時縱與綠珠去, 猶有無窮歌舞人」。這位詩人與石崇相比, 是有過而無不及的。
對於這些先後出現在男權河的濁流中的鬚眉俗物, 對於中國男性史上的這種惡性微循環, 曹雪芹怎能不讓林黛玉把他們和劉、石崇們放在一起予以筆伐呢?
憑心而論, 作為「中國十一世紀的大改革家」王安石(列寧語) ,他的《明妃曲》, 與薛寶琴的《青 懷古》的水平是相當的。他不但同情昭君的不幸, 而且從「意態由來畫不成」展開抒發, 委婉地指出了漢元帝的昏庸是昭君悲劇的根源, 見解是高人一籌的。歐陽修的和《明妃曲》二首與王安石相比, 對漢元帝昏庸的批判是有尖銳的一面的:「耳目所及尚如此, 萬里安能制夷狄?」並且直率地寫下了「漢
計誠已拙, 女色難自誇」。但是對王昭君(應讀作「女性」) 的態度, 他卻從王安石後退了。對於劉 , 他要昭君「莫怨東風當自嗟」, 怨自己運氣不佳吧, 不要怨天尤人。於是, 沉重的歷史悲劇被一筆勾銷,女性悲劇的罪魁禍首被開脫了。說到底, 王安石、歐陽修這些地主階級的政治家, 他們的立足點在男權制上, 他們關注的焦點只是君王而不是昭君(女性) 的悲劇。在薛寶釵看來, 他們已是「善翻古人之意」的了, 但是他們終究只在男權的手掌心翻來翻去, 只在「傳統的範圍內反傳統」(馬克思語)。相比之下, 林黛玉才是真有「不襲前人」之處的, 是真正「命意新奇, 別開生面」的。她在詩中不但點了「君王」的名, 而且以讓步句式表明: 她是無論如何不會讓「君王」以任何借口掩蓋歷史真相、逃脫歷史罪責的。
三
從西施那顆被兩個國王摧殘之餘的孤獨靈魂逐浪逝去, 到紅拂沖決男權的羅網與李靖比翼齊飛, 這就是林黛玉以詩筆描繪的中國兩性關係史的進程, 其中隱含的史鑒意義和前景構想, 是怎麼評價都不為太過的。
讀完《紅拂》, 今天的讀者是會義憤填膺的: 在男女兩性關係中, 男人竟惡劣到如此地步——一個行將就木的老臣, 卻憑權勢霸佔一個蓓蕾似的少女, 難道不該詛咒它一千次! 但是, 女詩人的立意絕非止於詛咒一個封建老朽。曹雪芹對於中國歷史上兩性關係的洞察是空前的, 他不但要借黛玉的詩對於這個死亡佔有新生的制度和中國男權的垂死性作出歷史性的評估, 而且, 這一嚴正宣判不是由小說的男主人公賈寶玉完成的, 而是由一個少女來完成的。這對人們尤具啟發意義: 這一宣判不僅在結論上, 而且在方法上都是具有哲學意味的。從結論來看, 她推翻的是一個歷史鐵案: 男尊女卑。即使在極不利於女性才能發揮的古代, 也有許多才色雙全的傑出女子, 曾創造過可欣可羨可悲可歎的不尋常史績, 可見歷史從來就是由男女兩性共同創造的, 女子絕不只是男人的一根肋骨、男人的附屬物而已。曹雪芹在小說的第一回即已闡發了這一思想bl。從方法來看, 讓一個在歷史上往往被忽略不計的少女來推翻這個沉重的歷史大案, 這就等於向人們宣告: 中國的兩性關係史將要重寫, 舊的兩性關係史將被推倒, 新的兩性關係將由男人與女人共同譜寫。以往的歷史只是歷史學家的歷史, 而那些歷史學家都是男權中心主義者, 他們捉筆代刀, 閹割、支解、纂改了歷史, 所以他們所寫的歷史, 不管是正史野史大半是假的bm, 在兩性關係方面尤其如此。試舉一例便可明白真相: 司馬光在編纂《資治通鑒》時, 有關楚漢相爭的歷史幾乎完全照搬《史記》, 但是在垓下之圍這一段中, 這位男性史學家卻掄起板斧, 把虞姬和霸王別姬的有關史實全部砍掉了。用心何在?無非是要告訴後來治國的男性統治者: 女人誤國!「屍居餘氣楊公幕, 豈得羈縻女丈夫」, 這個史詩式的意象, 既是針對正在死亡的兩性關係而言的, 也是對正在孕育的兩性關係而言的。可以說, 紅拂就是林黛玉, 而林黛玉是以她和賈寶玉的關係為基本生活依據創造這一新女性的詩意形象的。
西施、虞姬、昭君、綠珠都被男權河吞噬了, 但紅拂沒有。這是一種歷史預言: 男權河不是不可逾越的, 性溝將被填平, 變為通途。所以, 我們不妨將《五美吟》作為解讀中國男女關係史的一串金鑰匙。
婚姻中愛情的含量是檢驗一個民族進步程度的天然標尺。從這裡, 人們可以洞察兩性關係的歷史真諦。有人說林黛玉在這個問題上「沒有麻木」。這一估計是很不確切的。僅從《五美吟》來看吧,她並沒有在傳統的兩性關係中繼續沉睡, 她的女性生命意識、主體意識和價值意識已經復甦、上升, 她在反思兩性關係史中探索著新的婚戀境界。在自己的愛情生活中, 她愛寶玉, 但她絕不允許寶玉有任何小看她、欺負她、取笑她的言行, 稍有此類言行, 她便會撂下臉來, 雙眉直豎, 尖銳還擊, 而且直到寶玉認錯、賠罪、改正方止。她追求的是互相平等, 互敬互愛。當她聽到寶玉當眾斥責史湘雲的「混帳話」而讚揚她時, 她「不覺又驚又喜又悲又歎」, 喜的是「果然自己眼力不錯, 素日認他是個知己, 果然是個知己。」「知心」「知己」, 這就是她追求的婚戀準則。她絕不做婚姻的奴隸, 絕不為婚姻犧牲自我。有紅學家認為: 寶玉的愛情是她生命的唯一支柱。從本質上說, 這是很片面的, 不確切的。林黛玉的痛苦是思想的痛苦、人生的痛苦, 是整個時代女性的痛苦的某種體現。賈寶玉對於她, 不只是一個可愛的男子, 更重要的, 是一個可信可靠的同心同志者。通過《五美吟》, 她以抒寫女性太多太沉重的歷史教訓為主, 這種歷史自然不能再重複了, 她將自己的希冀凝聚於紅拂的形象中。通過紅拂與李靖的雙雄契合, 否定了男尊女卑式、夫貴妻榮式、才子佳人式、英雄美人式等種種舊式婚姻模式。就女性方面而言, 她提出了女性美的新標準:「有才色。」就是說,「女子無才便是德」以及除了面孔和子宮別的均可忽略不計的女性價值觀必須否定, 因為它必然導致男尊女卑、男主女從的不平等關係。這是一種歷史性的超越, 這是一種歷史的必然。面對林黛玉們展示的這種兩性關係的歷史真相和前景構想, 中國男子應該進行深沉反思, 而不只是「大吃一驚」。如果止於「大吃一驚」, 那麼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兩性關係問題上是無法立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