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黛玉的審美趣味
一 這兩個字還是我擬的呢
在論鳳姐的筆記裡，我寫過大意如下的感想：《紅樓夢》塑造人物的方式，彷彿戲曲的表演藝術，直接通過人物的行動，間接把他們活動於其中的環境的特殊點，顯示得彷彿就在觀眾的面前，或者說是讀者已經直接感受過似的。對林黛玉形象的塑造，也常常運用這種由此及彼的方式。
我所指的環境，既指物也是指人。既是指互相之間面對面的在場人物，也是指並不在場只不過在他印象中的別人，或別人給予他的某些印象；既指讀者或觀眾直接見到與人物同在的事物，也指我們只能間接感受得到、呈現在人物心中或目中的其他事物。在這部小說的第二回裡，林黛玉已經以比較抽像的形態，間接出現在賈雨村對冷子興的閒談裡。話雖不多，卻把黛玉那「本自怯弱多病」等特徵作了帶伏筆作用的交代。至於賈雨村的論「清明秀氣」，有關「情癡情種」等議論，讀過《紅樓夢》的讀者可能覺得，不只暗示著寶玉，也暗示著黛玉等人物的性格特徵。有些讀者認為，多情而又高潔的晴雯是黛玉的影子，也不是毫無根據的猜測。曹雪芹對黛玉性格的描繪，與寶釵、湘雲等所謂閨閣中人，互相對比著又互相照應著。薛寶釵初來賈府時給人們造成的印象，是她「年歲雖不大，然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多謂黛玉不及寶釵。而且寶釵行為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下無塵，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這種一擊兩鳴的寫法，使黛玉與寶釵在對比中，得到一種信手拈來卻又給人較深印象的描述。傳統的中國畫論認為：畫的妙處在有筆墨處，也在無筆墨處。無筆墨處皆成妙境。這，也就是詩論所說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而林黛玉這個用語言塑造出來的形象，往往是從她生活於其中的環境的特殊點著力，不都是直接寫黛玉的行動的。
曹雪芹之於黛玉形象的塑造，最著力的是對她言行的直接描寫。單說她在第三回書裡第一次出場，寥寥幾筆，就給讀者一種強烈的印象。「這黛玉嘗聽得母親說，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幾個三等的僕婦，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何況今至其家，都要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肯輕易多說一句話，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恥笑了去。這麼簡略的筆墨，卻也給黛玉畫出了生動的速寫。且不說她與「孽根禍胎」、「混世魔王」寶玉的見面，單說她聽見鳳姐在後院笑說她來遲，「不曾迎接遠客」而引起的「納罕」，可見她的細心和有見識。「這些人個個皆斂聲屏氣如此，這來者是誰，這樣放肆無禮?」這樣，既間接寫出鳳姐的個性特徵，也直接寫出黛玉的敏感。１
黛玉不是作家、畫家、戲劇家。但她卻具備了藝術家所必須具備的主觀條件。而且，她在聽艷曲而警芳心的那一回裡，從自己的藝術愛好出發，發表過值得藝術家重視的審美觀點。她聽了女孩子唱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這兩句戲文，引起她發出了如下的感慨：「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略其中的趣味。」^為黛玉所否定的那種「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略其中的趣味」的狀況，是否只存在於「不會看戲看熱鬧」的觀眾的活動之中，而導演或演員就一定可以屬於例外的呢?是不是人人都可能「看門道」即「能領略其中的趣味」的呢?這可未必。
據說目前出現了一種論點，預言「盡可能地運用現有的物質條件，使傳統戲曲更臻於藝術佳境」。我想，倘若把這種觀點應用到《牡丹亭·驚夢》一場，弄得滿台「奼紫千紅開遍」，不成問題，戲是更臻熱鬧了。不過任何物質條件的運用都不能不看具體條件＊?新的東西不一定就是有用的和美的。倘若它的運用有損於戲文對角色個性、情感、心理的特殊點的刻畫，不利於觀眾想像力的適當發揮，正確意義的「藝術佳境」豈不大成問題?看來林黛玉想的「領略這其中的趣味」，符合觀眾的審美能力和要求。對於怎樣塑造形象以對人們進行美育的藝術家，不是一點借鑒意義都沒有的。
《紅樓夢》寫黛玉的文才，有些環節是用補筆。第七十六回，中秋夜黛玉與湘雲賞月聯句時，才補寫了構成大觀園的局部，凹晶館和凸碧堂。這不只補寫了「試才題對額」那一回書所沒有直接提到過的這兩處景致，也補寫了黛玉的藝術才能。黛玉對湘雲說：「實和你說罷：『這兩個字，還是我擬的呢。因那年試寶玉，寶玉擬了未妥，我們擬寫出來，送給大姐姐瞧了，他又帶出來，命給舅舅瞧過，所以都用了。』」曹雪芹沒有具體寫出賈惜春所畫的大觀園示意圖，這當然不免增加了樂於給大觀園作考證者的困難。但也幸而因為作者沒有「完整」地描畫出那麼一幅圖畫，讀者才有可能在這種留有餘地、帶假定性的描繪之前，有所領略也有所補充，因而才覺得它是「有好文章」的吧?
二 和雲伴月不分明
倘若用一般青少年的審美水平看林黛玉，她對文學、藝術的審美能力未免顯得太早熟了。可是，就曹雪芹心目中那「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這種帶理想化的「當日所有之女子」的形象塑造來說，儘管黛玉在美學觀念等方面顯得早熟，卻也是合理的和可以信服的。
不論讀者的立場、觀點、態度、方法有多麼顯著的差異，對《紅樓夢》基本思想的判斷有過多麼嚴重的分歧，但是大家都沒有忽視她在全書中的重要地位。然而對她那多愁善感的性格特徵的分析，對她那不幸遭遇的社會原因方面的設想，……以至作為婚姻配偶對象的觀感，都存在著認識方面的尖銳對立。看來林黛玉這個人物的個性，不是那麼容易認識的。她的形象躍然紙上，卻又不那麼容易捉摸。倘若只憑表面的感受而下判斷，那就難免對她引起可能使她生氣的誤解，以至產生不應有的褻瀆。譬如說，假定賈寶玉真能如願以償地和她結婚，她那「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的個性，婚後對於本來就有「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的寶玉來說，麻煩還少得了嗎?當然，用這種實用主義態度對待《紅樓夢》，不比考證派或索引派更能讀懂《紅樓夢》。譬如說，假如林黛玉的命運不是以悲劇結束，有情人皆成眷屬地和賈寶玉實現了「木石前盟」，她會不會逐漸變得像王夫人之於賈政那麼安於一個夫人的生活呢?人們習慣於把黛玉看作寶釵爭奪「寶二奶奶寶座」的一種對立著的力量，我卻未能從前八十回讀到她是在怎樣為了實現「寶座」而努力的。誠然，她對婚姻問題「不放心」，但她至少不像紫鵑姑娘替她操心那麼顯得露骨。至於她的多愁善感，雖然與賈府這一社會環境的複雜性相關，但她那「花落人亡兩不知」等悲觀情緒，不單純是賈府那陰暗的社會所造成的。從總的方面來看，儘管賈府也促使她產生了「不知風雨何時休」等痛苦的感受，但包括她與湘雲以至寶釵的關係，雖有不可調和的矛盾方面，也有在賞花吟詩等使她感到愉快的共性。某些亦此亦彼的客觀實際，並不是非此即彼的認識方法所能認識的。黛玉那既孤癖也願意和大家玩樂的行動表明，黛玉個性既單純又不簡單。這一特點很難用一般的鑒定法給予鑒定，一般的鑒定法不見得能夠如實地概括她的個性。
我一再提到形象的多樣性、豐富性，不僅有鑒於某些文藝作品那種不利於文藝的思想性和藝術技?的提高，也就是主觀對客觀的反映的簡單化的文風的必須克服。恩格斯認為，客觀世界自身存在著起支配作用的「客觀辯證法」。而所謂「主觀辯證法即辯證的思維，不過是自然界中到處盛行的對立中的運動的反映而已」。他以認識始祖鳥等動物的特徵為論據而指出形而上學方法那種「『非此即彼』!是愈來愈不夠了」。他否認「無條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學的同時，認為「在適當的地方承認『亦此亦彼』」!主觀思維才是符合客觀實際的（2）。然而，至今對林黛玉或王熙鳳等人物的再創造，也還存在著絕對化的形而上學的方法。因而形象不符合《紅樓夢》人物的個性，也不符合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觸到和理解過的各種人物的個性。
作為特定時代的典型人物，黛玉對她一生中關係重大的愛情和婚姻問題的態度，較之《西廂記》裡的崔鶯鶯、《牡丹亭》裡的杜麗娘都顯得更帶理想性。黛玉形象的理想化，具有超越前人的顯著特徵。她把異性的寶玉當作知己，這一點不同於崔鶯鶯之於張君瑞，杜麗娘之於柳夢梅。她不只追求如意郎君，更不以只做一個「寶二奶奶」為滿足。儘管她在愛情問題方面的態度與鶯鶯等人物同樣具有反封建的性質，但這只是她那反封建的性格的重要的一面。另外，她在「仕途經濟」等方面與寶釵、湘雲在認識上的對立表明，她那反封建的思想內容，遠比崔鶯鶯、杜麗娘的實踐活動所體現的思想內容要廣闊得多。當然，她並沒有脫離那個時代，思想上還存在著受了封建道德的毒害而有苦說不出的封建性的消極因素。甚至可以認為，她雖然萌發了反封建的思想萌芽，但對於如何才能從困厄中解脫自己，如何才能從痛苦中解脫出來，似乎多少有點「和雲伴月不分明」(黛玉《夢菊》)的意味。看來她也苦於自己的不自知。
生活實踐告訴我，明知嚴重的打擊一定不可避免時，恐懼與痛苦的重壓反而會大為削弱。林黛玉不能從痛苦中解脫出來這一點，既反映著她與客觀環境的矛盾性，也反映了她自己在認識方面的非徹悟這一思想狀況。不把這個「好」寫得完美無缺，不是《紅樓夢》的缺點而是它那現實主義特徵之所在。
三 卻只管出神
林黛玉在賈府，較之賈寶玉顯得更孤立。儘管人們把寶玉看成「瘋瘋傻傻」的「憊懶人物，懵懂頑童」，但因為賈母溺愛他，擁護賈母的人們厚待他，他的處境遠比黛玉優越。而黛玉，儘管和寶釵同樣是賈府的親戚，為什麼遠不及寶釵那麼受到上下的器重，看來不只是因為她是寄人籬下的孤女。她不僅不像寶釵那麼有財、有勢而善於籠絡賈府上下，而且因為她的性格近似寶玉那麼「行為偏僻性乖張」，甚至遠比寶玉孤僻得多。不能否認這也是她在賈府顯得孤立的主觀原因。有時以菊花自比和自慰、自得的黛玉，「嘴尖」也就是看不慣庸俗作風和世俗觀念的黛玉，在賈府處於曲高和寡的境地，這是合乎邏輯的。她的孤立既是她說話容易得罪人的結果，也是她不從流俗的做人態度的反映。做人態度的特殊性，基於人們的世界觀的差別。黛玉那「孤高自許，目下無塵」的個性，與寶釵那「行為豁達」或「隨分從時」的個性的對立，不單是什麼脾氣如何的問題。
看來黛玉的叛逆性，不只表現在她那不同於寶釵、湘雲以至襲人的人生目的。她受到不願追求名利的寶玉的器重，也不只器重她對他那不願追求名利的同情。第一次與寶玉相見，黛玉就大吃一驚，心中想到：「好生奇怪，倒像在哪裡見過的，何等眼熟!……」這種一見鍾情的態度，不見得是作者對佳人才子的老套的因襲。這回中寶玉抑?掉通靈寶玉那「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的表現，其實是有故的。作者沒有直接寫出黛玉對此在心理上的反應。但後來，一系列的情節表明，她是把寶玉視為知己的。如果說這「扣了環」的一對，在友情、愛情、癡情各方面是有共性的，是互相照應互相影響著的，那麼，他倆的親密關係，譬如說，黛玉對寶玉心中「便鬱結著一段纏綿不盡之意」的原因，究竟是不是只限於兩人都憎恨「國賊祿蠹」這些表現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志同道合呢?許多情節使我覺得，他倆的叛逆性格，不只表現在是非善惡的標準的一致性，而且還表現在生活情趣和審美觀念方面的一致性。
可以認為，包括黛玉嘲笑劉姥姥是「母蝗蟲」，既表現了她看不起窮人的貴族小姐的思想感情，也反映了她憎惡在她看來是低級趣味的行為的審美觀念。如果說「神遊太虛境」或與薛蟠、馮子英之流也能和平共處的寶玉，還未能排除黛玉所嘲笑的「世俗的取樂」，那麼，包括黛玉的詩論、詩詞、戲謔……，她的審美觀念更不帶那些世俗的低級趣味。^紅玉代表賈府中人，對墜兒說黛玉「嘴裡又愛刻薄人，心裡又細」。這並非紅玉對黛玉的想當然的鑒定，這是符合黛玉不「得下人之心」的言行的。問題在於，她所要刻薄的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她那「心較比干多一竅」的心細，與璉二奶奶那種「心機又極深細」的心細，有沒有個性本質的差別。^相對地說，黛玉不只是不同於寶釵等女性的新女性，較之嚮往婚姻自由的崔鶯鶯、杜麗娘那種追求婚姻自主的女性，也是顯得更新的女性。當然，包括黛玉那較別人高尚的審美觀念在內，她的性格自身也有矛盾性。這，正是不同立場、觀點、態度、方法不同的讀者，對她性格整體引起了各取所需的判斷的原因。但是封建思想的影響並未淹沒她那萌芽狀態的新思想、新感情……新的審美趣味，這就不能否認她那性格方面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王國維論詞，提出了「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分」。這話有道理。不過，對於黛玉性格的刻畫來說，這種劃分未必是確切的。用王國維自己的話來說，「因為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而曹雪芹所塑造的林黛玉，可以認為是「寫境」與「造境」的對立統一。這一形象的塑造，既是理想化的，卻也是寫實的，所以是「合乎自然」的。
藝術的真實感既然是欣賞者對形象的反映，既然它以藝術形象為感受對象，有沒有真實感仍以形象所再現的性格特徵為依據，為前提。曹雪芹在開宗明義的第一章裡，反對「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佳人才子等書。而黛玉不只是一個佳人也是一個才女。不過，黛玉不同於《會真記》裡的鶯鶯小姐，她與寶玉的「妙詞通戲語」，那戲語自身也不是「終不能不涉於淫濫」的。對於《西廂記》中的詞句，她的感受自身也帶矛盾性。一方面，她「但覺詞句驚人，餘香滿口，雖看完了，卻只管出神，心內還默默記誦」；一方面她對寶玉那太不含蓄的戲語引起「欺負我」的反應。這樣的矛盾性是合乎自然的，形象沒有矯揉造作的毛病。
四 不覺心痛神癡
關於林黛玉的叛逆性與她愛讀《西廂記》的關係，所以能引起我興趣的原因，既在於林黛玉對賈寶玉戲語「我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的貌』」的反應所體現的人物心理的矛盾性，又在於黛玉與寶玉和解時嘲弄寶玉膽小所引用的《西廂記》劇詞，顯示著她那出色的記憶力與在特定條件之下加以應用的敏捷才能。
黛玉聽了寶玉的戲語，「不覺帶腮連耳的通紅」，登時帶怒含嗔地指著寶玉說：「好好兒的，把這些淫詞艷曲弄了來，說這些混話，欺負我。我告訴舅舅、舅母去。」黛玉「說到『欺負』兩字，就把眼睛圈兒紅了，轉身就走」。有趣得很：倘若說黛玉完全沒有感到受了「欺負」，她對寶玉的戲語的反應不會這麼認真。她的反應，當然不僅僅是指寶玉對她的「欺負」。聯繫其他情節來讀，覺得她此刻的嗔怒和受了委曲的精神狀態並不簡單，也許包含著「人言可畏」等顧慮。
「寶玉急了，忙向前攔住道：『好妹妹，千萬饒我這一遭兒罷!原是我說錯了。若有心欺負你，明兒我掉在池子裡，叫個癩頭黿吃了去，變個大忘八，等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兒，我往你墳上駝一輩子碑去。』說的黛玉嗤的一聲笑了。」黛玉揉著眼睛，一面熱炒熱賣，襲用了紅娘嘲弄張生的劇詞，笑道：「一般唬的這個調兒，還只管胡說。呸!原來是苗兒不秀，你是個『銀樣蠟槍頭』。」寶玉聽見黛玉借紅娘嘲弄張生的劇詞來嘲弄自己，笑道：「你這個呢?我也告訴去!」黛玉對此的反應，成語用得頗切合此時此景和此情：「你說你會『過目成誦』，難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
在王實甫的《西廂記》裡，鶯鶯從妝台上看到張生讓紅娘帶來的簡帖兒，責怪紅娘：「小賤人，這東西哪裡將來的?我是相國小姐，誰敢將這簡帖來紅弄我?我幾曾慣看這等東西?告過夫人，打下你個小賤人半截來。」當紅娘說要把這簡帖兒拿到崔夫人那裡去「出首」，鶯鶯卻揪住紅娘，說「我逗你耍來」。從形式上看，彷彿黛玉從生氣到和解，是以《西廂記》這一情節為藍本的。從特定情節所表現的心理內容來看，黛玉與鶯鶯這兩個人物的性格特徵大不相同，而且恰好表現了曹雪芹敢於利用傳統文藝而自己作品富於獨創性的藝術素養。^可否認為：鶯鶯小姐的生氣，是喜出望外而又有所顧慮的一種撒嬌，而黛玉的生氣，卻是不願意把她那「鬱結著一段纏綿不盡之意」分明被說破。不能否認，受封建禮教熏陶的林黛玉，在這麼不平常的問題之前也是有所顧慮的。但她所顧慮的不是相國夫人或賈母，而是顧慮以「舅舅、舅母」為代表的人們的反應。看來，除了這種顧慮之外，這麼巧妙的回答，和黛玉作為才女所具有的特定的審美觀念也有一定的聯繫。第四十八回，黛玉對香菱論詩，說香菱詩作「意思都有，只是措詞不雅」。這種反對直率文風而提倡雅(含蓄)的主張，正如她稱讚陶淵明詩句「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裡煙」的藝術美在於「淡而現成」那樣，她對藝術欣賞所流露出來的審美觀念，不能不表現在生活實際的待人處事。^黛玉對《西廂記》的欣賞，是不是僅僅欣賞其中的男女之情?是不是主要在欣賞其中的男女之情?只要聯繫地看同一回書裡的情節，看她聽了梨香院女孩子們在演習戲文時的反應，也就不難明瞭。當她聽到「原來奼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覺得它「十分感慨纏綿，便止住步側耳細聽」。當她又聽到「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而想到藝術與欣賞的矛盾，「又後悔不該胡想，耽誤了聽曲子」。當她聽到「則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不覺心動神搖」，聯想到古人詩句「水流花謝兩無情」，古人詞句「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和《西廂記》中的「花落水流紅，閒愁萬種」等句，「仔細忖度，不覺心痛神癡，眼中落淚」。
黛玉對《牡丹亭·驚夢》曲子所引起的「心動神搖」或「心痛神癡」以至「眼中落淚」，是伴隨著「仔細忖度」這種體驗以至思考引起的。作為一種審美心理來考察，她的感動包含著「光陰荏苒須當驚?」(黛玉《春燈迷·更香》)等複雜的心理內容。至少，不等於她只是對婚姻問題的患得患失。在黛玉心靈中無法解決的不限於婚姻問題，所以作為知己的寶玉也不能使她的痛苦變作自己心靈的和諧的調子。^在這裡，再一次顯示了《紅樓夢》那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和諧一致。
五 現成的好景妙事盡多
七十年代讀《戰爭與和平》，讀到少女納塔莎坐在窗框裡看月亮，她那活潑的飛向空中的幻想，看到她坐在窗框上的那幅插圖，使我再一次想起二十年代私立大學一位也愛看月亮的女同學。不過，據說她常常是一個人看到深夜，臉上有時有淚光，一向不願向人表白她當時有什麼幻想。這位從書香門第出來，會下圍棋、長於古琴的女同學，看月亮時是會胡思亂想的。不過，令她出神的幻想，不大可能像納塔莎那麼神往於自己也說不清的什麼幸福。她那沉默寡言的神氣，使我覺得她頗像有才而又憂鬱的林黛玉。八十年代我回成都還向舊同學們打聽她，據她們說她在還很年輕時就病死了，更不知道她是否也像納塔莎那樣有過安德列王爵般的如意郎君。倘若她能活到現在，當然已到了賈母般的年紀。但她即使有養尊處優的物質條件，未必也能變得像賈母那樣安於混日子。我想，她不會沒有讀過《紅樓夢》。我很難揣測她對林黛玉的性格有什麼觀感，也不知道她是否會像林黛玉對寶釵談到自己那樣談到她自己。不過，林黛玉對薛寶釵的坦率，只限於自己的身世和在賈府的處境，只限於在感激對方對自己的關心而承認自己多心，錯怪過對方「心裡藏奸」，從來沒有涉及關於愛情和婚姻問題的見解。彷彿可能因為她覺得，要談這些問題就有損於婦女規範。她既然不那麼安於現狀而有所追求，倘若說她的靈魂中還帶著一些封建性，這不見得是對她的誣蔑。反過來說，不否認林黛玉還沒有力圖擺脫封建思想影響的自覺，不一定就有損於她作為叛逆性格的新面貌。
曹雪芹寫林黛玉個性自身的矛盾性，方式是多樣化的。我在《論鳳姐》的第三十九章裡，為了論證文藝的社會作用，曾經摘引過作為讀者的黛玉，怎樣參加了作為作者的寶玉的《芙蓉誄》的修改。這裡不妨從不同角度再一次引用它。
本來，《芙蓉誄》裡有這麼四句：「紅綃帳裡，公子情深，黃土壟中，女兒薄命。」黛玉認為：「這一聯意思都好，只是『紅綃帳裡』，未免熟濫些。放著現成的真事，為什麼不用?」什麼現成的真事呢?「咱們如今都系霞影紗糊的窗(3)，何不說『茜紗窗下，公子多情』呢?」寶玉稱讚黛玉「想的出，說的出」，還說「可知天下古今現成的好景妙事盡多，只是愚人蠢子說不出、想不出罷了。但只一件：雖然這一改新妙之極，但居你則可，在我實不敢當。」黛玉說「何妨。我的窗即可為你之窗，何必分晰得如此生疏。……」寶玉說：「論交之道，不在肥馬輕裘，……倒是這唐突閨閣，萬萬使不得的。」正如有人太注意不要把口號叫錯，結果因為精神過分緊張，反而叫反了口號的內容那樣，寶玉唯恐「唐突閨閣」，結果反而引起了唐突黛玉這位閨閣的危險而不自覺。寶玉說：「如今我越性將『公子』、『女兒』改去，竟算是你誄他的倒妙。況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故今寧可棄此一篇大文，萬不可棄此，『茜紗』新句。竟莫若改作『茜紗窗下，小姐多情，黃土壟中，丫環薄命』。如此一改，雖於我無涉，我也是愜懷的。」黛玉笑道：「他又不是我的丫頭，何用此語。況且『小姐』『丫環』亦不典雅。等我的紫鵑死了，我再如此說還不算遲。」寶玉說「這是何苦又咒他。」黛玉說：「是你要劍?的，並不是我說的。」正在這麼說笑，寶玉「自有我在」地把嘴說滑了：「我又有了，這一改可妥當了。莫若說『茜紗窗下，我本無緣；黃土壟中，卿何薄命。』」這樣一來，「直接唐突閨閣」了。
黛玉聽了，忡然變色，心中雖有無限的狐疑亂擬，外面卻不肯露出，反連忙笑著點頭稱「妙」，說「果然改的好，再不必亂改了。快去幹正經事罷……」
恕我不再抄錄下文。其實，黛玉在下文勸寶玉改改脾氣的那「一年大二年小」的理由，與黛玉的「狐疑亂擬」很有關係。脂硯齋「慧心人可為一哭；觀此句便知誄文實不為晴雯而作」等批語，說出了上述情節的雙關性與暗示性。這一情節不只預示著人物命運的未來，也是善於塑造形象的多面性，因而讀起來像面對《悲慘世界》那樣令人震動。黛玉壓抑她那難言的痛苦，我卻越想越覺得黛玉處境的悲慘。有人向我提出，怎樣說明文藝欣賞的共鳴，我看每個讀者都可能有自己的實踐經驗作為論證共鳴現象的依據。
六 半為憐春半惱春
修改《芙蓉誄》的情節的重要性，我看主要不在於它是後來寶玉哀悼黛玉的伏筆，而在於這就多方面地接觸這個人物的靈魂的秘密。也就是作者為了避免這個既帶反抗性而又不可能和封建主義徹底決裂的典型形象的豐富性受到削弱。
如今，在文學作品裡有一種不值得稱讚的狀況。那就是，戀愛場面的氾濫。不管有沒有必要都來這一手，甚至把古代題材現代化。當林黛玉在某些藝術裡被再創造的時候，她也在精神上穿上了時裝。這很難說這是藝術家富於創造性才能的具體表現。也許因為他們對林黛玉太鍾愛了，太愛她反而使她的基本特徵走了樣。她雖不可能再提出什麼「我告訴舅舅、舅母去」的抗議，我看對她「手下留情」豈不更「合乎自然」?
黛玉對寶玉這個「我命中注定的天魔星」的愛情，當然是一種客觀存在，所以不能忽視的。然而，黛玉雖不是演員，她對「天魔星」的態度很有分寸感。這，正是她之於性愛的態度，和現代女性或古代的尤三姐等女性的態度的差別之所在。如果把黛玉之於愛情和性愛寫的缺少黛玉的個性，不只角色賈寶玉會覺得「怪膩的」，作為小說讀者的我也不免會覺得是「怪膩的」。在「意綿綿靜日玉生香」那一回書裡，在床上的黛玉合著眼說：「我不睏，只略歇歇兒。你且別處去鬧會子再來。」寶玉推她，說：「我往那裡去呢，見了別人就怪膩的。」寶玉這句話說來雖是向黛玉耍賴的，卻不妨當作一種審美心理來理解。
在同一回書裡，寫寶玉來到瀟湘館之前，怎樣看戲的感受，表現了他那與眾人相矛盾的一種審美觀念。賈珍這邊唱戲，唱的是《姜子牙斬將封神》等戲文。「滿街之人個個都讚：『好熱鬧戲，別人家斷不能有的。』寶玉見繁華熱鬧到如此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開各處去閒耍。」寶玉這麼不喜歡熱鬧，和第十九回黛玉在梨香院外聽唱《牡丹亭》，聽到唱詞「良辰美景奈何天，嘗心樂事誰家院」而「不覺點頭自歎，心下自思道：『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略其中的趣味』」一樣，是她擁有比較高尚的審美觀念的一種表現。這既是他覺得到了瀟湘館，才免得再感到膩味的近因，也是他和黛玉有共同趣味和情思一致的一種具體表現。也許因為瀟湘館擁有刺激「創作」的特殊條件，他編造了耗子偷芋的故事才是富於靈感的。
黛玉一再用戲謔性的語言嘲笑寶玉與寶釵的關係，編造了寶玉傾慕寶釵那特殊條件的戲謔之言。如果可以當做創作來觀賞，不妨說它也像寶玉那耗子偷芋的故事一樣，是意在言外，因而並非索然寡味的。當寶玉從黛玉袖中聞到「令人醉魂酥骨」的異香，拉住黛玉袖子「要瞧籠著何物」，引起了一段具有考驗演員的審美觀念是否高尚的對話。這段對話對於二人那所謂兩小無猜的關係，寫得非常有趣。因為讀者可以自己找《紅樓夢》閱讀，恕我在這裡只好割愛了。
《紅樓夢》有不少涉及黛玉與寶玉的「不是冤家不聚頭」的糾葛。然而這一切都止於癡情而沒有越過封建禮法的界限。「質本潔來還潔去」的林黛玉，有時「小性兒」得出奇。但是，看來她對寶玉的愛和恨，雖然不為封建輿論所容忍，但他們之間的感情卻是純潔的，可愛的。
「誤剪香囊袋」的情節，與「靜日玉生香」的情節相對比。如果可以說後者更帶喜劇性，前者可以說多少帶了一點悲劇的色彩。寶玉一身的佩物，都「賞」給祝賀他在大觀園獲得藝術創作的成功的小廝們。黛玉聽了襲人那「帶的東西又是那起沒臉的東西解了去了」，於是很生氣。對寶玉說：「我給的那個荷包也給了他們了?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夠了。」賭氣回房，把寶玉煩她做的才做了一半的另一個香袋兒鉸壞。寶玉也生了氣，從穿在裡面的紅襖襟把黛玉做的那個荷包解下來遞給黛玉：「你瞧瞧，這是什麼?我那一回把你的東西給人了?」黛玉見了，「自悔莽撞」，「又愧又氣」。寶玉這回的確有點莽撞，說氣話而氣得黛玉「聲嚥氣堵，又汪汪的滾下淚來」。黛玉的生氣體現著一種「半為憐春半惱春」(黛玉《葬花吟》)的意味。^黛玉要寶玉珍愛她的作品，也就是珍愛她自己對玉寶的感情。寶玉珍愛黛玉珍愛「我」的感情，也就是對於黛玉「她」的感情的珍愛。偶然性的風波引出來的這一場糾葛，不是削弱而是加強地反映著他倆的愛。然而這個荷包或另一個香袋兒，都不等於紅玉贈給賈芸的手帕。它所寄托的，是黛玉對寶玉的一種更熱烈卻也更真摯的癡情。
七 我把你這個爛了嘴的……
讀過《紅樓夢》的讀者，不難聯想到第八回寶釵的冷香丸、金鎖與和尚的來歷，因而不難瞭解黛玉那出眾的戲謔藝術的創造才能。在寶釵看來，黛玉的性格是「說你沒心卻又有心。雖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第四十九回)聯繫上述黛玉對寶釵那間接性的戲謔看來，寶釵對黛玉的評價說對了一半，有一半卻沒有說對。
對寶釵「有些抑鬱不忿之意」的黛玉，這次對寶釵那間接性的戲謔，正如她包括對寶玉的直接性的戲謔(例如第二十八回「……原來是個呆雁」)，都是「有心」的，而且往往對寶釵很「有心」。但在表現形式方面，卻彷彿是「無心」的。從出發點與過程的矛盾看來，黛玉的嘴在形式上並不很直，而是慣於用曲筆的。當然，黛玉的嘴有時很直，第二十回和寶玉賭氣，嘴巴豈不是很直的嗎?但「我作賤壞了身子，我死，與你何干」等語自身，其實蘊藏著複雜的心理內容，直中有不直的因素。當我接觸到某些唯恐讀者不理解人物的心裡內容，不惜令人發膩地用斷語等作註解的文學作品，不能不欣賞曹雪芹這種「有心」而似「無心」的文風和黛玉語言中的潛台詞。
提到第八回，寶玉與寶釵關於「寶玉」與「金鎖」的對話，對寶玉與黛玉那種不同的個性的具體描繪，她與寶玉的關係的生動描繪，多麼富於特殊性。關於寶釵那「一陣涼森森甜絲絲的幽香」的來歷的對話，與「靜日玉生香」那一場的對話相比較，在藝術上更顯示了曹雪芹那故意相犯卻又並不相犯的藝術手法所體現的藝術才能。
寶玉看了金鎖上那「不離不棄」和「芳齡永繼」而笑問：「姐姐，這個字倒真與我的是一對。」不等寶釵回答，鶯兒笑道： 「是個癩頭和尚送的，他說必須鏨在金器上。」寶釵不待(鶯兒)說完，便嗔他不去倒茶。看來寶釵在故意迴避與寶玉接談這「一對」與非「一對」的問題，「一面又問寶玉從那裡來」。我想，如果有人願意對此情節再作創造，希望強調寶釵的敏感與自重等作為所謂大家閨秀的性格特徵，不要再為了「突出主題」或加重「批判性」而把她塑造成一個陰謀奪取「寶二奶奶寶座」的變相的醜旦。
當寶玉的注意點轉移到「幽香」，「遂問：『姐姐熏的是什麼香?我竟從未聞見過這味兒。』寶釵笑道：『我最怕熏香。——好好的衣服，熏的煙燎火氣的。』寶玉又問：『即如此，這是什麼香?」寶釵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是我早起吃了丸藥的香氣。』寶玉笑道：『什麼丸藥這麼好聞?好姐姐，給我一丸嘗嘗。』寶釵笑道：『又混鬧了。一個藥也是混吃的?』」正如寶玉曾對黛玉所作的聲明，寶玉與黛玉、寶釵的關係的親疏，在這兩次不同的聞香中也有所表現，她們的話裡都有值得品味的潛台詞。
如果可以認為寶玉此次對香氣是一種慕化，後來那次對奇香就有點近於佔有慾的流露了。黛玉雖然不拒絕寶玉那樣不曾越軌的佔有，仍然不失其作為小姐和表妹身份的矜恃。而「素日深知黛玉有些小性兒」的寶玉，儘管他以黛玉「命中的天魔星」的身份與關係出現，儘管「靜日玉生香」的情節已經接近性愛的邊沿，他仍然沒有褻瀆了「是水作的骨肉」的林妹妹。黛玉對寶玉那耗子偷香玉的故事的反應，也止於「翻身爬起來，按住寶玉笑道：『我把你爛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騙我呢。』說著便擰的寶玉連忙央告」，而沒有「小性兒」到了疑心寶玉真有竊玉偷香的壞心眼。
本來，我想稍為系統地概括林黛玉的個性特徵，費了這麼多紙張卻仍然停止在對於局部的具體的情節的分析，——可見鑒定之難做。儘管如此，我仍然不忍不涉及《紅樓夢》藝術結構的巧妙而自然，人物性格刻畫在發展著的情節，那層層深入等藝術特徵。寶玉正在向黛玉求饒，還說「我因為聞你香，忽然想起個典故來」。恰好寶釵進來，以寶玉在元妃面前忘了有關芭蕉葉的典故的事戲謔寶玉，使「靜日玉生香」一回書的結尾結得像人們用濫了的贊語——「柳暗花明又一村」。
林黛玉的性格特徵是有多面性的，她與寶玉等人物的關係也是有多面性的。她的個性特徵是從並非固定不變的關係中逐漸顯示出來，所以她的個性不能被人物的肖像性所代替。曹雪芹並非按照固定模式所塑造的這一個新女性的典型，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想化，卻沒有排除還存在於她身上的那些受了舊思想的束縛而形成的具體特徵。因而形象是可信的和可愛的，性格是善的也是美的……。包括她的審美觀念，這個人物的靈魂可能被認為是過時的。但就怎樣揭示這一切的藝術手段來說，不能否認它還沒有喪失其現實的意義。